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分类:

 

“红机子”与“大参考”:那些性命攸关的神秘媒体


--作者:王天定

 

145.jpg

《重考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 林蕴晖著,中文大学出版社。

 

19553月初的一天,因牵涉高岗案,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被撤职后,正在家听候发落。突然,他桌子上的“红机子”电话响了。

 

这本是中央机关39局(电话局)试打各户“红机子”,但“红机子”一声铃响,让因前途未卜的饶漱石产生错觉,以为这是他逢凶化吉的信号。著名党史专家林蕴晖在《重考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一书中写道:

 

他以为他问题可能很快解决了将恢复工作或分配工作,因而情绪激动,向其妻子和陈麒章(饶的秘书,负责对饶管教)发牢骚,说:中央还是相信他的,他没有反党,是陈毅有意挑起要报复他。饶还指责陈麒章“充当陈毅的打手。”……

 

陈麒章当时负有“每周写个‘饶漱石情况简报’送交中央办公厅”的任务,于是陈随即将饶的这一情况详细向中央报告。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饶妻也写了内容相似的报告交给杨尚昆。全国党代表会议期间,二人的书面汇报被作为会议资料散发给与会代表。刚听过毛泽东讲“阶级斗争形势严峻”的代表们立即把饶漱石“闹翻案”同“以特反特”的问题联系起来,认定饶的活动已超过内部矛盾范围,属于敌我矛盾,于是对饶的处理陡然“升级”。

 

全国党代表会议最后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饶漱石的党籍。

 

就这样,一个政治家的命运,被一声电话铃响改变了。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当时已经讨论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饶漱石是可以保留党籍的。只因那红机子一声铃响,让一生严谨克制的饶漱石激动到不能自已,当着受命监管自己的秘书与妻子面,发了不该发的牢骚,给自己招来大祸。

 

146.jpg

红机子看上去很不起眼

 

可能很多年轻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一声电话铃响,竟让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如此进退失据。这需要从“红机子”象征的信息特权说起。

 

红机子,也就是所谓红机网电话,据称在中国专指副省级以上的党政领导专用的保密电话。整个系统经过加密。拥有红色电话,是工作的需要,更是地位的一种象征。据一些外媒称,能拥有红色电话的圈子大约是300人。

 

从现有资料看,饶漱石完全是在毫无预兆地情况下卷入高岗事件,那是中共建政后第一次党内斗争,饶漱石内心煎熬,恐已近乎崩溃。当他以待罪之身在家,桌上那依然保留的“红机子”,于他当然是暗夜中唯一一丝亮光,“红机子”一声铃响,让他产生无限遐想,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说到特权,我们普通人容易想到物质方面去,奢宴珍馐,豪车大宅。其实,物质特权,在特权序列中,属基础性的,真正的特权,在精神方面,包括信息特权。专门为一个人看的大字线装书,专门为一个人看的电视节目,自不待言。在那个国门紧闭,“偷听敌台”要获罪入刑的年代,位居高层的领导干部,每天会收到专供领导干部阅读的《参考资料》,为了和普通人也看可看到的小报《参考消息》相区别,这个被内部称为“大参考”。《大参考》由新华社提供,主要内容是外国主要新闻机构报道的编译,后来,似乎也加了新华社驻外记者写的内参稿件。形式上看像一本书,每天出两次,上午出一本,下午出一本。因为考虑到领导许多年事已高,视力不佳,参考消息正文选择用大号字体印刷,以方便上了他们阅读。所以,“大参考”看上去厚厚一本。

 

147.jpg147.jpg

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俗称“大参考”。

 

现在,这种“大参考”旧书摊中可以淘到,用时下眼光看,当然卑之无甚高论,但对于那个封闭的年代,看这已经是极少数人才拥有的一种特权。能看到“大参考”,也是政治上获得信任的证明。从建政之初到文革年代的高级干部,大都在战争年代颠沛流离,吃过千辛万苦,在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中,对于物质待遇或可将就,但一旦像看“大参考”信息特权被剥夺,那对他们的打击或可致命。

 

文革初起,有“党内英才”之称的邓拓自杀以证清白。就是祸起大参考。多年之后,邓拓夫人丁一岚有如下回忆:

 

虽然邓拓没有工作,但新华社编的内部‘大参考’还是按时送到我们家里,当时每个市领导都有一份。4月的一天,市委机关忽然来了几个人到我们家,没有跟邓拓做任何解释,就把我们家的‘大参考’全部都收走了,还说以后不再送‘大参考’给邓拓了。邓拓问为什么,他们说这是上级的指示,具体什么指示也没说。邓拓有点激动,希望今后还能看到‘大参考’,来人也不理会他,拎着那些‘大参考’就走。邓拓跟在他们身后还在说:能不能继续把‘大参考’给我一份。那些人走了以后,邓拓一直坐在书房里,一句话也不说。

 

一本“大参考”,在许多人眼里它不过是党的高级干部的一种待遇,但处在全国上下批判“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声浪中,邓拓把这本“大参考”当成是一种象征,一种党仍然信任他、认可他的象征。他在极度的孤独和痛苦中抓住这根救命的稻草挣扎着、希冀着。现在这个象征不复存在,而它透示着某种更为严酷的信息。虽然邓拓没有向任何人吐露他此时的心迹,但我们可以想象,一直在家中等待转机的邓拓接受这个事实的痛苦与绝望。在承受了许多这样的打击之后,他正一步一步向绝望的深处走去,最后,他选择了死。

 

148.jpg

邓拓与夫人丁一岚

 

以上,是邓拓夫人接受一位叫任捷的女士访谈时披露的,最早发表在1999625日《南方周末》上。

 

邓拓1949后任人民日报社长,1958年被调离。 1988年我在该报做实习生,赶上人民日报40周年大庆,主席台上,包括时任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内,大人物云集,年近七旬的丁一岚女士作为嘉宾,坐主席台最后一排。当时的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介绍说,今天到会的,还有我们老社长邓拓夫人丁一岚女士时,她从最后一排站起来,我坐在会场中间,看不清她的脸,但当时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让我非常感慨,邓拓在该报深孚众望,可见一斑。

 

邓拓是书生气质的革命家,长期追随毛泽东,1945年主持编印史上第一部《毛选 》,他在人民日报的工作不能让毛满意,被骂成“书生办报”、“死人办报”,他后来因被剥夺看“大参考”的权利而万念俱灰,或许也是书生气的缘故。邓拓是书生,饶漱石位高权重,但在中共早期高干中,也是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读过上海大学,英文流利。想起俩人的命运,令人唏嘘。

 

“红机子”与“大参考”,都是信息媒介,但是,它们都是一种特殊的媒介,它们本身就是信息,对外宣示着一种特权;对内,则像一个自身安全的睛雨表,有些高干即使对国际问题素无兴趣,但也会很在意“大参考”之类是否按时送达。红机子或许很久不会使用一次,但存在与否,却至关重要。特殊时期,甚至性命攸关。

 

说到“大参考”,类似的媒介,还有《内参附页》、《内参清样》、《内参选编》等,都是内部刊物,只是密级有所不同。与“大参考”不同,这些主要针对国内事件与高层领导讲话等。另外,人民日报也有供各级领导阅读的内参,各省党报也有供本省领导干部阅读的内参。

 

在一个信息受到高度管控的社会,不同密级内参的存在,既与内部文件一起,形成组织传播的重要媒介,也是各级领导了解社情民意的一扇窗口。所以,几代中共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内参,甚至有“内参治国”一说。

 

不过,内参如此花样繁多,但最高层领导都为得不到真相而苦恼,自己要想很多办法,因为真实有价值的信息,都是开放、自由、流动的环境中形成的,信息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品,它不像鸡鸭鱼肉,电器衣料,“特权”能提供的满足是非常有限的,在一个信息失去自由流动的渠道的社会里,任何时候,不要高估最高领导人获取信息、判断局势的能力。

 

 

转自《浮山笔记》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