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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给了我们一次崭新的生命


--作者:吴子牛


 

吴子牛,著名电影电视导演,曾执导电影《火狐》、《晚钟》等,大型历史剧《天下粮仓》、《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等。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78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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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到大生活的环境都是学校。我父母本来就是教师,我的亲戚也都是老师。我对我父亲有一个印象,他是学俄语的,每天早上起来他会练习发音,会吵着我们,直到1957年“反右”之后,这个声音再也没有了。

 

还有学校的高音喇叭,每天早中晚各种广播,各种歌曲,比如说50年代初,我刚出生的时候,反右之前,那时候歌曲都是很阳光的很美的,有很多前苏联的歌曲,那时候中国跟苏联的关系比较好,到后来就是阶级斗争的、严厉的、昂扬的。学校是美国传教士在1917年修的,学校很漂亮,有一座山就是学生的教室和宿舍,能听到读书声、欢声笑语、歌声,那时候觉得校园生活很美,知识很美。到后来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翻了个了,(那些)就成了有罪。

 

反右给很多家庭带来阴影,如果你家里面有(被打倒)的人,我们家就有,孩子们会跟你疏远。比如说特别好的朋友,每次我有好吃的给你留着,你有好吃给我留着,但是突然有一天,自己最好的朋友来家里吃完饼干,喝完东西,走的时候转身骂了你。这对一个孩子心灵的打击是很大的。那天我看到两个骂我的孩子走的时候逆着光,正好是夕阳,他们离开以后,我觉得太阳都是裂开的。

 

男孩子主动去插队

 

我是自己要求去插队的,为什么我要求呢?因为我们家三姊妹吧,我有个姐姐身体不好,还有个妹妹,我是唯一的男孩子。当时也跟我们说,一个家庭出去一个孩子,其他孩子就可以不去了。当时我以为能换来我姐姐或者妹妹不去,结果我姐姐因为是有病没去,我妹妹16岁后立马也去了,当然最后都回城了。起先我被分到山区,我在安谷公社区所在地,当天晚上我们报名的各个学校的学生,和当地政府、老百姓、镇上的知青有一次联欢,让我们渡江来的学生出节目,我跟我一个好朋友就出了一个节目,然后我就被留在公社,留在安谷了,没让我再继续进山了,我就在那么一个地方插队,待了大概两年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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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吴子牛在老霄顶留影

 

我们下来插队第一天就跟人发生冲突了,他们说你们没有劳动过,不懂,给我们的报酬跟妇女一样,全劳动力是10分,我们是4分半到5分。我那时候是大小伙子,就不干了,他们说你能做什么?后来让我们挑粪,在插队前我没有挑过东西,当时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担粪桶,80斤的,新的。我房东对我特别好,跟着我一起去到5里外的大渡河边,挑船收回来的粪,肥料嘛,我就一边走一边倒,最后挑个空桶,回去以后肩膀就肿了几天,越空的桶越磨你。但是一年半以后我能挑160斤,成天的挑,很厉害,这就是农村对我们的磨炼。

 

我们刚刚去的时候,我心情是很不好的,因为不知道前程是什么。走的那天是我一个人走的,比别人晚走了几天。我到去报到那个地方要过三条河,冬天是枯水季,除了一条大河要坐船以外,其他两条河都可以踩着鹅卵石和桥过去。那一天我觉得天空像铅一样,铅灰的,枯藤老树昏鸦那种意象都在,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是什么,以为永远在农村呢。

 

直到1970年代,应该是秋天,突然我们就收到我一个朋友的(消息),他母亲跟当时重庆的鲁大东书记是朋友,可能就从市政府知道有个135号文件,这个135号文件是针对知识青年发的,(知青)在农村锻炼劳动两年,经过贫下中农推荐的可以参军,可以读书,可以当工人。我那时候也小,我插队的时候,我妈跟我说,你实在苦闷得不行可以抽两口烟,千万不能喝酒,你一喝酒就不行。我当时还特别乖,一直不喝酒,就那天晚上我们在红星生产队,从各个单位来的知青,我们有两斤黄豆就带着黄豆,有块腌肉就带腌肉,有两斤米带两斤米,有苞谷玉米酒就带酒去,像个盛大的节日。那天我记得我一口气喝了六杯酒,红苕酒,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喝酒,一两一杯的,6两,半斤多,一口菜没吃。第二天我回到生产队,20多里山路,回来整个膝盖全是血,我不知道怎么爬回去的。房东对我还特别好,跟我清洗干净,给我敷上草药。我们就开始挣表现,比如说每天按时出工,当时也能够拿到8分了,能够像全劳动力一样挑粪,但是很快就(发现)不行了,为什么?那时候还是讲阶级的一个时代嘛,讲出身,我家里出身不太好,祖上可能曾经有资本家,有地主,或者跟国民党沾点边的,就属于有问题的。在当时能够被贫下中农推荐去当工人的,能够参军的,能够去上大学的,应该都是至少三代没有问题,根正苗红的孩子,我肯定是没有资格的。

 

考上艺术学习班

 

后来我两次参军,一次是武汉空军,一次北京军区,来招兵的团长都对我特别好,特别喜欢我,我们公社书记也觉得我应该去当军人,还带着我去参加体检,但是两次我政审不合格,还是刷回来了,我参军的梦想没有实现。当时的知青,能够去参军简直是比什么都好。我招工一直没招上,我们生产队都走光了,六个知青就剩我一个,临村还有一个知青,他爹原来是国民党警察局长,也走不了,就剩我们两个,当时挺绝望的,觉得前途无望,心情特别压抑。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天我正在劳动,站在田里插秧,公社的一个秘书骑自行车到生产队来找我,说你爸爸病了,打电话来让你回去。我一听说我父亲病了,在田头拔腿就跑,根本再没回到屋里去,闷了一锅饭,都没管,就跑,跑过三道河,当时没钱嘛,我会撑船,上去很自然地就帮着撑船,帮着推,帮着摇撸,这样就免费回城了。回去以后发现我爸爸好好的,一个知识分子,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从来不撒谎的。我说你怎么说你病了呢?他说我要不说我病了你就不会回来,他其实很内向一个人,他又不多说,他说晚上这个地方有一个艺术学校形式的学习班要招学员,我看你有一点文艺方面的细胞,你要不要去试试?我插队那一年,我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我爸爸在底下,他跟我妈悄悄送我,没惊动我,第二天就走了,我都不知道。我插队几年他没来看过我。实际上他千方百计地在找渠道,哪怕是根稻草,也要去抓住它,能让我离开农村,能做一些正经事。我去了之后,招生已经到尾声了,当天晚上很多人围着来看我。招生老师说你会什么?我就拉了一个二胡,当时拉的是《赛马》,唱了一支歌,跳了一段忠字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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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吴子牛()与他的朋友

 

后来我就录取了,同意我去试用4个月,在学习班培训了4个月,然后正式决定留下来。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就是我的命运转变了,我就可以把我户口迁回来了,我去进行三年的培养就可以回城了,就因为这一点我就同意了。回去办手续又有一个小插曲,我们公社书记换人了,办公室整套(人马)换了,来的人不认识我,而且官僚主义非常厉害,我去办手续理都没理我,当时我又绝望了。我好不容易这样,(最后)还是离不开的话该怎么办啊?结果第五天给我办了,这样我才回城去,从此以后就跟文艺打上交道了。

 

在成都考中戏

 

读书是我们一直梦寐以求的。我们对读书是很崇敬的,对文化是非常尊重的。在学习班的时候就爱上了艺术,这里头有几个好朋友,有搞音乐的有搞写作的,有搞表演的,有搞编导的,就开始想接受更好的教育。等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来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复习,开始准备了。我拍过《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面就描述过恢复高考的场景,跟这个片子里所有知青一样,到处找教材。我就到西南交大我一个朋友的父亲那儿,他去给我补习数学。我在那儿住了一个月,每天睡两个小时,他第一天从小学五年级给我讲,第二天是从初一讲,一个月以后我做到西南交大数学系一年级的题。苦苦准备了两个多月,已经基本上觉得胜券在握了,高考也报名了,结果很不幸,就是在高考前几天,有一天几个人就喝酒,朋友之间嘛,喝大了就动手,但是还是处分了,我们几个都受处分了,都不许参加高考了,所以我77年就没赶上,罚我下去做社会教育。我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我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明年还要考。社会教育工作组里头有一个人数学特别好,白天去工作,他们工作组的组长走这条路,我们两个走这儿,一低头蹲到麦田里,他们看不见,我们转身就回去,他教我做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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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很好,有学就考,考了中戏再考北影

 

后来特别巧,我当时有一个好朋友叫阿里,有一天突然给我来了封信,说他哥哥是贵州省话剧团的导演,给他寄了一张北京电影学院的报名表,让他弟弟去念导演系。他弟弟跟我关系好,寄给我了,他说我不能离开我父亲,不能离开成都。很快中央戏剧学院也开始发(报名)表了,我当时是舞台演员,中戏我也报了。当时中戏表演系的学生年龄限定22岁,电影学院导演系可以报到26岁。我在街上用10块钱买的褪色胶卷,一涂,钢笔字就没有了,我就把自己出生年纪就改成了22岁,最后一天去报名。在成都考中戏,到三试全部过关。当时我们有六个人在成都考被录取,当天就要政审。中戏跟电影学院不一样,电影学院是回北京再寄政审表给你。

 

看到录取通知书时,一头扎到江里

 

当时我没回去,直接到西安去了,直奔电影学院去了。当时在成都考得太紧张了,带着重感冒到了西安,而且我就带了一个准考证,那时候也没有工作证,不能住宾馆,只能住浴池,早上5点半就要出去,晚上9点半以后进去,就是这么宽的竹子躺椅,在上面睡,很便宜。

 

后来发榜,我参加复试,三试以后跟我一起来的四川籍的考生基本上就没有人了。他们对我还是挺好的,说你到陕西省文化局招待所来住吧,因为他们都是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就给我留了间房子,我在那个地方参加了电影学院最后的考试,包括文化考试,体检都完了以后,我当时所有钱都花光了。电影学院我记得特别了不起就是,因为生活里还有很多文革的后遗症,它就要求考生你一定看到你们单位对你的鉴定,大家对你的民主评议,怕他们(单位)害你,你自己一定要看。中央戏剧学院就没有,鉴定就没有让我看,就寄走了。我们单位对我很好,一直到73号下午,我是一点爬煤炭车回去的,浑身是黑的。到团部去看政审资料。我记得好像只有一个缺点,因为我当时是一个比较孤僻的人,就是说要注意群众关系,跟大家搞好团结,我想这不是缺点,我就签了字,然后他们就到邮局(寄信),以当天73号的邮戳为准,74号就没效了,投进了以后,我才松了一口气下来。我就觉得自己的命运可能要出现转机了,但是我也坚信一点,我今年考不上,我明年还要考,我必须要上大学。

 

后来就等。我一个朋友考到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我考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我们两个一个宿舍。他就把吊灯涂成绿色的,我们两个没事就在家坐着等,“开绿灯”嘛,结果他在我前一个礼拜收到录取通知书了,很高兴,我一直没有。一个礼拜以后,有一天我心情很沉重地回到了单位,突然一个同事给我一封信,一直在那儿等我,我一看北京电影学院,很薄的一个信封,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子,我说这个肯定完蛋了,因为当时如果没有录取你,也给你一封信说“很遗憾地告诉你,再接再厉。”我就拿着信封,没有拆,过马路那边去江边坐着,坐到天黑了,黑灯瞎火了,抽了一地的烟头,我说我还是得看一眼吧,我当时觉得可能已经没戏了,打开是录取通知书。当时就傻了。然后我把它搁在地上,也没有压石头,穿着衣服一下子跳到河里去了,到江里让自己冷静下来。但是很快又爬起来,找通知书看,结果看到后面有一行字是,随后的一些报名学习的材料,需要填的表,以包裹形式给你寄过来。就在那个瞬间,我觉得命运就改变了。

 

后来拍《历史转折中邓小平》的时候,片尾曲里有一句“我的人生和山河一起改变”,真的,我老说这就是唱了我心里的话。1977年高考恢复之后,大量中国青年接受高等教育,一直到现在还活跃在中国的各行各业。我觉得真要感谢那个时代,我们的人生跟山河一起改变的。我经常想,如果我那年没考出来,我还在四川,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现在肯定是爷爷,我最多当个科长,也可能是爱好文学当个作家而已,但是我绝对不会做一个电影导演。这就是命运,我们当时准备高考也不是为了图什么,就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身边有几个好朋友,他们主要是搞音乐的,我们是这么一批志同道合的人,而且当时比较清高,先后都考上了,我们的庆祝方式是很奇特。我们就是到了峨嵋山下,或者到寺庙,我们到那儿去庆祝。但因为喝酒曾经影响过我一次高考,我就不敢喝酒了,很冷静,我躲起来了,就冥想,当突然之间上帝给你指了一条路,你要去面对一个崭新的未来,离开你生活了20来年的环境,到北京去读整整四年的书,选择另外一个不同的专业,我怎么办?我要怎么学习?我怎么处理我的未来?我有没有方向?我进行了很多思考。

 

凝望杨树的眼睛

 

之后我就提前到了北京。我在西安考试的时候,很多人帮助我,我就在西安换车,要准备到西安去谢谢他们,这时就遇到北京的一个画家,叫张红年。我们一见如故,他和中央戏剧学院美术系一个老师一起来采风,准备坐火车回北京,他就退了票跟我一起坐到北京,我在他们家住了三天。他妈妈是一个小学退休老师,他母亲每天早上给我煮两个鸡蛋,两个芝麻饼,一杯香片茶。我在北京醒来的第一天早上,就觉得北京跟我们是那么不一样。我就开始背着书包跑北京的名胜古迹,这三天我一个人跑遍了。后来我在北京读四年,我没出去玩过,长城是陪朋友去过一次,连故宫都没去过,后来拍戏才去的。就那三天,坐公共汽车围着北京转,我记得是到18号,到北京站去报到。学校的校车接到朱辛庄,那样才见到了同学,进学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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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与山河一起转变的时期

 

在北京站北京电影学院新生接待处,各个系的老师和教育处的就在那儿接。导演系就一个牌子,我不知道谁跟我是同学,好奇,去了以后才知道,除了北京同学没来以外,都是外地的,在北京站就认识了。第一个感觉就是,年龄相差太大,后来才知道我们学校最大的像张艺谋和最小的之间相差14岁,我们班同学之间相差的可能有11岁,就是我们可能跟一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孩子在一起做同班同学,后来一想也正常,大概中国也就是77届、78届有这么个情况,79届已经好很多,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悬殊了。

 

我们的学校在昌平,在北京农业大学的校园里头,当时江青搞的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把电影学院,戏剧学院,音乐学院,美术学院所有文艺类的大学全部并成了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把农学院赶走了,(校址)在那儿,周围都是农田。后来我们30年聚首的时候出了一本册子,每人要写一段话,我记得我当时写的是:30年前,我从大西南来到电影学院的时候,我们学校门口是笔直的路,有2公里长,(校车)走到那儿,我没跟校车走,我想自己走这条路,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笔直的路,两边高大的钻天杨,杨树上都长眼睛,我一边走一边跟杨树上的眼睛相互凝视,注目。我们很少见到这么高大的钻天杨,觉得行道树上的眼睛一直在看我,我也在看它,那时候我是一张电影的白纸,我说你们凝视着我,30年后回来再凝视你们的时候,我觉我们可能再一起共同见证一个奇迹,意思是我们还要努力。当时北京就给我这个印象。

 

我们学校美术系的学生,凡是南方来的,前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写生画的画全是眼睛,全是杨树皮。我在四川没见过雪,那一年11月份,雪来得很早,很大的雪,下雪的一天应该是周六。我在雪地里待了一天,穿着个军大衣,躺着,盖大字,翻滚,拍照,那时候是黑白照片,把自己扮成雪人的样子,就跟疯子一样。第一次看到雪,那么兴奋。我还学会了滑冰,三天就学会了,穿上冰刀可以在上面跑,当时体育比较好。高考之后,我们进入大学以后的生活跟我原来的生活完全不同。

 

就是如饥似渴地学习,每个人不一样,比如我每天起来就是看书,当时专业课有很多辅导教材,这是必须要看的。我说了我是一张白纸。当时我们教学条件不好,北京电影学院是莫斯科电影大学的建制,是五年制的大学,在文革前他们就改成四年了,我读书的那段时间,78年到82年这四年,我们教学条件是很古老的,很落后的,看的东西是我觉得今天要淘汰的,教学设备也很差。我进电影学院几个月以后很失望,不想读了,我觉得在四川的时候,那种环境我觉得超过电影学院了,我就不满足。我觉得来以前,把电影学院想象得太好了,去了以后觉得不行,教育条件比较差,教的东西都比较老,当时我们已经是20好几的人了,快25了,我们的世界观、文艺观或者思想已经很成形了,很成熟了,大部分时间是自己在补。后来我给我爸爸写了一封信,就谈到我这个困惑,说太失望了,如果电影学院是这样的,我说我没什么兴趣。我觉得关键时刻他给我指了一条路,他给我回了一封信,说:“什么是大学?大学是你人生中最宝贵的一个整段时间,很多人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像你一样有没有任何干扰的整块的时间给你去学习,你要珍惜这个机会。”还有就是我的班主任,他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他很坦率的一个人,他说现在是百废待兴的时候,电影学院也需要奋起和革新。现在就是凭着学习的自觉,关键是悟性,他们把他们所有的感受、经验教给我们。我觉得电影学院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自己思考的时间,比如说除了自己的专业课,我们看了大量的电影,凡是经过北京的各国电影,我们叫“过路片”,都组织学生看,学校晚上借过来放,当天晚上送走。学校每个礼拜六放学,还有放学片两部。

 

第二你可以看到大量的书籍,这些书一般我们是看不到的。电影学院四年,我就基础(上课)两年,后两年基本上就是实习了。这基础的两年呢,我基本上体育课就不去了,我当时是属于那种比较内向一点的人,不是很张扬,所以体育课上课一点名,点完了,我往回就跑了,就去图书馆了。特别是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时候,我看了很多美国电影,欧洲电影,它们都和《圣经》有关系,后来我一定要去抄一抄《圣经》。我们这儿就一本《旧约》,借不走,只能在那儿学习,就抄啊,想看看《旧约》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诞生这么多电影,特别是在西方?我后来就把注意力就集中到这些方面去。

 

我们导演系的教科书,基础的书都是一个乌拉圭导演写的,不是中国导演写的,还有一些前苏联的,像普多夫金他们的书。老师是苏式建制过来的,所以讲的都是苏式的,但是我觉得中国的进步非常快,我们在电影学院后两年,我们看了大量的美国电影和欧洲电影,很多看不到的我们都能看到,所以后来我觉得我爸跟我说那些话是真理,我这一辈子,这四年对我的影响真的太大了。你在学习上付出了多大努力,你就有多大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高考之后我的人生跟过去完全是天翻地覆的,不能想象的。

 

成为第五代导演

 

我们当时还是国家统一分配的,我们班有11个北京籍同学,还有17个外地的。这时候不可能每个人都会留在北京的,但是北京人就特别想留在北京,但也不可能都留在北京,所以就要去外地。当时我们的系主任到了四年级毕业那一年,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留校?留校可以留在北京,可以留在电影学院。我说我是学导演的,我肯定要去做导演,我不能留校,留校当不了导演。我毕业实习是在湖南潇湘厂,潇湘厂对我也很好。我们毕业分配的时候,当时全国各厂都派代表就住在电影学院的周围,来挖人。潇湘厂希望我能够去湖南,我说好。我就要求去湖南了,结果系里找我谈话说,你没必要去那么小的厂。我说我不,我去湖南,要扎到最底层,而且那个地方虽然条件不好,但它机会多。我是这么分析的,当时我已经30岁了,自己也有一种紧迫感,我就去了湖南,学生分配去了18个,有5个没去,我们去了13个。

 

当时好不容易考出来,学了四年电影,自以为对电影有一些感觉的时候,就急于想把自己的这种感受付诸到工作中,实践中,当导演的愿望很强烈,所以就一定要到小厂去。当时我们厂的一个副厂长是一个导演,让我去给他做副导演,我拒绝了。当时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也是一个导演,她当时要拍韩少功的《风吹唢呐声》电影,也希望我去给她当副导演,副导演一去就是一年。我说我算了,我还是想努力的去做导演,做不了再说,不想再去打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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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代导演吴子牛拍电影《候补队员》时

 

后来也有机会,当时湖南电视台有一个写待业青年的单本剧,所谓单本剧就是上下两集的,通过文学部找到我们,听说电影学院来了一批的年轻学生吧。文学部又来找我,说你愿不愿意去给湖南电视台拍一个电视剧。我说我们学电影的拍电视剧干吗?不去。他说没事,你们去练练手吧。好,我就把我们的同学(找来了),一起去拍了这个电视剧。当时这是湖南电视台有史以来(首部)在中央台播的电视剧,两集的,写了北京一帮待业在家的青年,如何接受命运的挑战,如何开创自己的生活的小戏。

 

两集戏我们拍了20多天,我们不会拍电视剧,我们拍电影的,就按电影拍的,条件也差,我记得后来录动效,就是配声音,我们都自己动手,五天五夜在录音棚,弄完了,看完了以后,一大觉就睡过去了,冬天全感冒了,重感冒。那个戏后来就播了以后引起厂里的重视,后来找我,说我们让你们练手,培养你们,你们拍部电影。这个电影用了国产机器,用的保定产的代代红胶片,和厂里存的过期的日本富士胶片。这个戏就是拍个儿童电影。我们同学里头张军钊和张艺谋他们几个在广西,我、张黎在湖南。张艺谋当时一直和我们保持通信,我们就把这边的进展告诉广西。我拍的这个电影叫《候补队员》,写了一个北京的单亲家庭的孩子,就是一个巨大的中国首都和一个孤独的儿童的对撞,他怎么成长?他怎么找到希望和友谊?他们那边是写抗日战争期间一帮土匪,在日寇侵略中国的情况下抗争和反抗的过程,出来以后这个片子没有通过修改,我的片子得了金鸡奖,所以第五代(导演)就是在两种不同的面都起来了,起来的很猛,很快。文革之后,中国电影也是青黄不接,我们这一百多个人出来以后,确实是给中国电影界注入了一股新生力量。

 

直到现在我还怀念那个创作的时代。这近20年,我很少拿到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去拍,都是别人有现成的东西带着钱来找我去拍。但那个时候不是,我记得所有新生代的小说家,当时来往的也好,都认识,都是同代人,他们写的作品会寄给我们,希望我们把它变成电影。我们不断地在文学刊物中去发现好的东西,然后就给厂里写报告,那厂里通过,就请他来,或者请编剧来改。完了以后,生产命令下来,拨多少钱,算成本,拍。就拍我们自己愿意拍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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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子牛在《南京大屠杀》拍摄期间

 

我第一部戏得奖了,第二部戏也是厂里找的,就是赚钱的,当时也是影响很大的一部电影。后来厂里就说,你给我们也得奖了,也赚钱了,第三部戏你就自己拍你喜欢的东西吧,好。我就选一部越战吧,一个写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小说,我把它改成一个电影叫《鸽子树》,这部电影给枪毙了,到现在还没有公演。但那是一部很好的电影,它跟现实是冲撞的,因为当时战争还没有结束,所以那个电影就搁浅了,当时在电影界是被批判的。电影生涯就是这么开始的,有顺利的,有喜悦的,也有痛苦的,这么跌跌撞撞地过来的。

 

我觉得高考应该是给了我们一次崭新的生命,给了我另外一个人生,就是把你改变了。你就试想一个人,比如说我,如果我没有高考,没有上大学,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这是命运。恢复高考造就了这么多人,我觉得也是这个国家的幸福,这个决策是非常英明的。在我的记忆里,从1971年开始,文化革命已经进入尾声了,人们对文革已经厌倦了,但是这时候还没有新的政策出来。中国民间已经在开始学会学音乐,学创作,稍微有条件的人都让孩子学小提琴,学手风琴,学绘画,都是悄悄的。我们看到大量的书都是那个时候私下传的,最好的朋友来看你,不是给你带一条烟或者是一包茶,是带一本书,一本《红与黑》,一本《大卫·科波菲尔》,一本《父与子》,一本《安娜·卡列尼娜》,看完以后你再给他。这些文学青年对艺术,对文学的渴求是时代造就的,今天的人不渴,因为他们获取的东西太多了。现在进入这么一个自媒体时代,不像我们那时候那么单纯,但正是那种单纯和封闭,造就了一批负责执着的人,那几年时间是不可小觑的。中国有这么一代人是这个国家的幸福,也是这帮人的幸福。

 

 

转自《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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