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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60


--作者:金雁

 

(上)

 

关于1960年,历史学家已有大量的权威性论著,但我想每个个体都有自己不同的体验。“我的1960年”就是从一个6岁的城里儿童的视角折射出当时时代的背景,其实对1960年的很多记忆我都已经模糊,但好在父亲的日记比较完整,可以帮助我“复原”那段已经淡忘的岁月。

 

失败的“生产自救”

 

1960年我6岁,刚刚上小学一年级,我们上的是“保小(保育院+小学)”,是那种全托的住校生。按说这种干部子弟学校已经算有特殊待遇的,比平民的条件好多了。可是那个年月也不过如此:我只记得学校的伙食十分糟糕,经常早上是一小碗杂豆稀饭,中午是一碗烂糊面,晚上有半块被热过了几次泡的稀囊囊的玉米发糕,虽然极端难吃但尚能果腹,我们都指望星期日回家能改善一下。

 

那时候我父母在中共中央第二中级党校(后来叫西北局党校)工作,当时一般的双职工家庭除了礼拜日平时都在食堂吃饭,大食堂的饭菜和我们学校小食堂的饭菜没什么两样,都是“瓜菜代”,一碗面条里我数出来最多的是11条,最少的时候只有4条,(父亲把这两个数字记在了日记,还说“金雁是个有心人”,这个儿时记忆于是保存了下来)所以星期日自己动手的“家庭餐”往往是最令人期待的“大事”。母亲终归会想出一些办法来,以满足我们永远填不满的胃,比如三月吃榆钱饭、五月份吃槐花饭、六月份吃麦粒饭、或者南瓜饭、“双蒸饭”什么的。

 

经常是星期一刚过,我就开始“回家倒计时”了。我也曾帮助大人采购食品,拿着购物本和票证到处排队,那时候是“短缺经济”,所有的食品都是定量凭票供应。小寨食品店对我们是最有诱惑力的地方,后来商店里也出现了一些不凭本凭票的“高价食品”,价格高得令人匝舌。我翻看父亲的日记知道,江米条是7元一斤、水果糖是8元一斤,糕点是9元一斤,而那时的人均收入还不到10/月,橱窗里令人垂涎欲滴的食品对我们而言也就是望梅止渴罢了,弟弟还敢嗦啦着手指都嚷嚷两句,我连想都不想,知道这种“高价”食品是拿来看的不是拿来吃的,即便嚷嚷着要,也只能遭到大人的一顿训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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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插图

 

那时党校为了解决饥荒问题,允许职工在房前屋后空闲地开荒种菜,饲养家禽,大家都热火朝天的投入生产自救。虽然按大人平均也就是一二分地,面积有限,但是为了讨论种什么,我们家里还专门进行过一番“论证”,那时候我们还小,实际上是大人说了算。父亲的论据很充分,第一,我们都缺少油水,应该种一点油料作物,芝麻最合适;第二,块茎作物的产量高,吃了又很容易产生“饱腹感”,可以种土豆。农活不等人,全家立即行动起来。

 

每个礼拜天的休息日我们都要到那一小块“自留地”里劳作,辛勤的汗水让从小小的秧苗里我们似乎看见了热腾腾的蒸土豆粘白糖,焦黄的芝麻烙饼。忙和了好几个月,到了收获季节,不知是大人疏于管理,还是书生坐而论道不懂农活,没有考虑到土壤、气候以及作物的适应性,反正我们家种的庄稼明显地比别人差,看着别人又是筐又是麻袋地忙碌在收获的喜悦中,有人家的南瓜大到两个小孩都抬不起来。后勤处专门在办公院的空地上放了一个大台秤,让大家过磅,并记录下来。我们兄妹三人拿着面口袋去挖土豆,结果挖出的土豆大都只有扣子大小,收成的比例和种子大约是11吧,总共收获了大约一碗土豆,芝麻的收成稍微强一些,也好不到哪去,有大半簸箕。回家的路上因为不好意思,也羞于过秤,怕别人问起收成怎样,我们捡了几块石头装在口袋里以充分量。后来很多年以后,这一次“生产自救”的经历成了我们时常提起的笑料。

 

种地的实验失败以后,懊丧了没几天,父亲从山东老家回来用鸟笼子给我们带回来十只小花鸡,使我们欢呼雀跃地立马忘掉了种地试验的沮丧,我们的兴趣马上转移到这几个滚来滚去的小圆球上,即便自己吃不饱,也要省出一点来喂小鸡。有一次母亲还没有吃饭,弟弟就刮了锅底去喂鸡,父亲让我们评理:是妈妈重要还是鸡重要?我说当然是妈妈重要。哥哥要显示他的与众不同,正话歪说地表示,“鸡重要”。弟弟环顾左右两边都不得罪,说妈妈和鸡都重要。

 

这些小生命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生活,牵动着我们的喜怒哀乐,但是没几天半数以上的小鸡都相继惨遭厄运,第一只惨死在爸爸的脚后跟,因为小鸡有跟脚的习性,只要有人走动小家伙们就会跟成一串,有一只小鸡跟得太紧,爸爸没注意倒退了半步,踩死了一只;还有风吹门闭时夹死了一只;妈妈洗脚的时候跳到盆里淹死了一只;有一只小鸡死得最惨,是被我们邻居的两位“厌死狗”的秃瓢小子抓去解剖了当烧烤吃了,为此哥哥去和他们打架,我和弟弟伤心地还哭了一鼻子。最后长大的只有四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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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插图

 

先过“三关”

 

1960年冬天母亲到临潼县零口公社搞整社整风,寒假期间不上学,怕我们兄妹三人在家里打架,父亲一人照顾不过来,决定在我们三人中带一个人去乡下。我们都觉得能到一个新鲜的环境里定会其乐无穷,都拼命地讲述自己的优点,好向母亲证明自己是最合适的人选。哥哥和弟弟都做了一大堆的保证,一幅痛改前非的样子,表现的极为诚恳,却没有得到两位大人的首肯。

 

我突然想起母亲曾向父亲说过,那里的食堂没有主食,经常吃不饱,浮肿现象很普遍。就讲了一个在哥哥弟弟看来简直毫无说服力的理由,“我吃的最少,饿了也不会要吃的”。没想到就这一句话,立刻“通过审核”,我胜出成为最佳人选。去之前母亲唯恐我把农村想得过于浪漫,不停地给我打预防针,说那里有多艰苦多困难,环境有多么糟糕,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冲水的厕所,所有这些都没有能够降低我对将要换一个环境的渴望和新鲜感,我装了一本书、拿了一身换洗的内衣穿着我的小棉猴满怀喜悦地随妈妈下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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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插图

 

到了零口公社第三生产队(所有这些具体时间地点我都是在父亲的日记中查到的)母亲所在的驻队房东家,农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几乎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院子里有两排破烂的土坯房,房东一家住北屋,我和妈妈住在小一点的南屋,一进门有一张桌子,我事后才知道这是为了方便妈妈写字从生产队搬来的,靠右手有一盘土炕,炕上有两个手画的炕柜,有一个小炕桌,左边地上堆着麦草和一些农具,就是全部了。初见底层的惊愕让我感到很大的不适应。

 

到了农村要过的第一关,是学会上厕所。猪圈和厕所是一体的,第一次上厕所的时候妈妈拿了一根棍子,我觉得很好奇,进去以后才知道这根棍子是用来赶猪用的,否则人一蹲下来,猪就来拱屁股,等着吃屎。最麻烦的是,猪的嘴上糊的都是屎的时候,再来拱人,会把人弄得污浊不堪,而且因为可能是冬天猪更愿意吃热的,所以格外的急不可耐。每一次上厕所都是一次人猪大战,有时候我被猪撵得提着裤子到处转,这才体会到坐在抽水马桶上看着小人书的排便是多么惬意。以后白天我就尽可能地跑到野地里去“方便”,以避免那“欺生”的猪老来拱我。

 

这第二关也是最重要的一关,就是忍受饥饿。原来我想农村的饭菜再差,最差也差不过我们小学去,那么难吃的饭菜我都咽下去了。结果远远不是我想象的那样,“饭”倒不难吃,就是量不够,所谓“饭”只有一种,就是玉米糊糊。当时农村还在吃食堂,家家都不起火在食堂打饭吃,一人一碗玉米糊糊,桌子上放着一碟盐,拿筷子蘸一点往碗里搅一搅喝下去就是一餐饭。可以在食堂吃,也可以端回家里吃,有不少人家拿个瓦罐提馏回去再掺合点野菜什么的,可以多抵挡一阵子。我们因为自己不起火,只能吃队里的食堂的那点东西。一般来讲,妈妈早上起来去忙那些大人的事,会给我端回来半碗糊糊留在炕桌上,她也从不叫我醒,可能想着,多睡觉就可以少饿肚子。

 

那半碗“吃食”就显得格外快得不留痕迹地“穿肚而过”。刚开始时,玉米糊糊还稠些,喝了还能顶一阵子,后来天气越冷糊糊越稀,正应了那句“饥屁、冷尿、热瞌睡,”的俗语,那半碗糊糊到肚里,两个屁一泡尿就什么也没有了。我记着自己向父母的许诺,“饿了也不要吃的”,估计就是我要妈妈也没处找吃的,因为我看见,妈妈的两条腿肿得铮明瓦亮,一按一个坑,这可能就是大人说的“浮肿”吧。我饿的像冬天无处觅食的小兔子,往往是早饭刚过,自己溜下炕在荒野的地里到处乱转,指望能找到什么填肚子的东西,被虫子吃了一半干瘪的酸枣、枯树枝上的野果子、野草根根、被人扒过几遍冻土里剩下的萝卜头,我都往肚子里填。

 

这第三关是适应农村的气候。按理说临潼和西安都属于关中平原,两者间相隔不过几十里远,气候应该没有明显的变化,但不知怎么的,我感到乡下的冬天格外的冷,也许是农村除了火炕没有其他的取暖方式,也许是空旷处显得格外风寒,我穿着毛衣、毛裤、棉鞋,外面还套着一个戴帽子的棉猴,仍然冻得缩手缩脚。我是属于末梢神经不好的人,即使大夏天也手脚冰凉,在这样的天气里手脚就更像一个冰坨子。屋里的窗纸上破了一个小洞,就感觉北风呼呼地往里灌,妈妈说,这就叫“针尖大的眼,斗大的风”。我们睡的火炕只能说不冰凉而已,晚上脱了衣服进被窝的时候需要咬咬牙才能钻进去,早上起来的时候也需要鼓足勇气才能从被窝里爬出来。

 

就这三关已经让我后悔不迭了,与我所期盼的新鲜浪漫一点也不一样,想想在家里和哥哥弟弟抢小人书打架也是一种甜蜜的感觉,要不这会儿都听到“小喇叭”熟悉的“嗒滴嗒,答答”的广播,听到孙敬修爷爷讲故事了,但是显然后悔也没用了,一时半会儿是无法回去的,谁让我自报奋勇地要来呢?

 

(下)

 

认识“改改”

 

有时候晚上妈妈很晚也不回来,我一个人在小小的油灯下拿着那翻烂了的课本,无聊之极,又冷又饿又害怕。就会跑到北屋房东家里去,对房东大人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但对房东家的小姑娘记忆深刻。

 

房东家里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名叫“改改”--后来我知道关中女孩以“改”为名的很多,由于重男轻女,寓意为下次“改”生男孩,和华东一带女孩多叫“招弟”、“来弟”类似。柳青写的小说《创业史》中女一号就叫改霞,我女儿小时请的保姆叫改香,她们的小名应该都是“改改”。

 

改改还没有上学。我记得她梳着歪歪两个羊角辫,光身板穿着一个烂棉袄,腰里系根绳子,下面是条单裤子,没有穿袜子,黝黑的光脚趿拉着一双她娘的旧单鞋。但她并不像我一样整天把手插在袖筒里,而是忙里忙外地要管猪,管烧炕,还要管弟弟。对了,改改有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弟弟,叫“噗(不知道究竟是哪个字)”。这么多年之所以还能记住小男孩的名字,那是因为我一叫“噗”的名字,就把油灯给吹灭了,改改只好摸黑到灶火里引火,以后我屡试屡灵,坐在炕上任何一处,只要大叫一声“噗”,油灯准灭,所以我说,“噗”应当改名叫“灭灯”。

 

很快我就跟改改混熟了,早上一醒来,喝完糊糊,我麻溜地下地跑到改改家里的炕上去。改改家的炕烧得比我们的热。坐上去不再有那么刺骨的寒冷,而且我有了伴感觉不再孤独了。因为我的棉猴上有帽子,改改笑我穿得像个“鳖盖虫”,说她从来没有穿过毛衣、没有穿过袜子,但是一点都不冷。她指着弟弟说,他还没有穿过衣服呢,噗坐在炕上,圆咕隆咚光身子光屁股用一个小被子围起来,两个被角用一块砖头压住,那个小被子我一看就知道,是我上幼儿园时用过的,一定是妈妈拿给她们的。

 

改改很能干,显得像比我大好多岁,凡是我认为为难的事情改改都能帮我解决。我说我不敢上厕所,因为怕那头老拱人屁股的猪。改改说,我领你去,她也不拿棍子,到了厕所里对着那头猪用陕西话大喊一声:“蹴着,不许动”,猪就像能听懂她的话似的,果真老老实实地卧在那里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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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改训猪  金飞/插图

 

我说我们睡的炕太冷,改改进屋摸了一下,从屋外墙角处拿了一个推扒,从炕眼往里捣鼓了几下,过一阵子炕的温度就比原来好多了。我说吃不饱肚子饿,改改迟疑了一下,就在灶头处翻了翻摸出半截红薯干,用菜刀切下多半递给我,剩下小半,说还要留一点用来哄弟弟的,噗已经长牙了,会抓住什么乱啃了。她说,她们从食堂里打来的玉米糊糊,先分出一点不掺野菜的留给弟弟,剩下的再倒到大锅里合上萝卜、蔓茎、土豆、野菜之类的再煮一下,就会经饿一点。看着改改充满诚意的大眼睛,我有点不好意思地收下了红薯干。

 

认识改改以后我觉得日子快活多了,不像刚来时那么想家、那么想回西安了。我不再像孤魂野鬼一样到野地里瞎转悠,妈妈回不回来问题也不大了,好像天气也没有那么冷了。有什么不懂难办的事情,只要问改改就都能解决了。我们俩、如果再加上噗就是我们仨坐在暖和的炕上笑着,玩着。我教改改写字,很快她就能用烧火棍在屋里的地下写下一个大大的“改”字。我问她快过年了,有啥想要的东西不?她说想要有自己的鞋,这样就可以和我踢毽子跳绳了,然后迟疑的说,如果再要有从地上到炕沿那么高的一口袋粮食就好了。我说,你咋不上学呢?改改低头小声说,那噗谁管?猪谁管?她反问我,你想要啥?我说,想回西安,想吃小寨商场的那种点心。为此还比划形容了好半天啥叫“点心”,有多么好吃。

 

她教我玩一些以前在城里从没有玩过的游戏,比如抓羊拐、抓石子等等。最好玩的是抓羊拐,羊拐就是羊的骨关节上的一块小骨头,它分四个不同的面:花生、窝窝、直板和背面,先把四五个羊拐撒开,往上扔一个石子,赶快把不同的面调整一致,再一把抓起来,谁抓得多谁就赢。我不管怎么用心努力,就是玩不过改改,改改说是因为我的手太小,所以抓不过来。她答应等到过年的时候,生产队杀羊,一定想法帮我弄一副更小一点的羊拐,然后再涂上红颜色,一定很好看的。

 

偷吃点心

 

有一天早上醒来,我怕冷地赖在被窝里不愿起床,眼睛望着顶棚在发呆,突然看见顶棚上吊着一个不大的篮子,我纳闷道,怎么以前就没发现呢?那里面装的是什么呢?我穿戴整齐以后,翘着脚怎么够也够不着,站在炕桌上还是够不到,把妈妈和我的被子摞在炕桌上我再爬上去,手就能够摸到篮子的底部,但是仍然手伸不进篮子里面。我四处张望,好像只有炕柜可以利用,我费劲巴力地把炕柜移到中间,把炕桌摆在炕柜的旁边,再把被子垫在炕桌的旁边,这样就形成了三个阶梯。

 

等我把篮子拿下来,发现里面有一个熟悉而整齐的食品包,上面盖着小寨商场的印标。我小心翼翼地解开纸绳,看见了这种小寨食品店橱窗里的高价点心,就是我曾经认为只能看不能吃的那种高级点心,一共八块,每一种都不同,有酥皮的、有像月饼一样硬皮的、有鸡蛋糕、萨其马,还有裹着一层白糖的叫不上名字的好吃东西,散发着一股诱人的甜香味,馋得我直咽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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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吃点心的小女孩儿  金雁/插图

 

我摸摸点心,舔舔手指头,确定这不是我应该吃的,就把它原样捆绑起来,但是实在心里痒痒难忍,就在脑子不清整稀里糊涂的状态下又打开点心包,掰了一小块鸡蛋糕后飞快地把它放回原处,我像做贼似的跑到野地里三两口吃完了鸡蛋糕,心里惴惴不安的四下张望,生怕被人发现了。

 

自从我知道屋顶上吊着一筐点心的那一天起,整个人都是恍惚的,和改改玩的时候也显得心不在焉了。心里就像有两个我在打架,一个在说,也许妈妈有别的用途呢,假装它不存在,假装那点心从来就没有过;一个在说,吃一点点,妈妈看不出来的,只要再吃一次以后就再也不吃。第二天妈妈一走,我就赶快像前一天一样登爬上高地拿下来点心,掰下来一块后原样包好挂起来。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听到妈妈自言自语地说,“好像谁动了这炕柜?”我转过脸去假装睡着了。

 

以后每天我都会动作熟练地来这么一个回合,逃到野地把点心吃完再回来。我也曾想,要不要掰一点给改改和噗吃,让他们知道“点心”是什么滋味,改改还给过我红薯干呢,但始终没有行动。只是有一次等我掰了一小块点心,准备出门的时候,听到北屋里噗在哭,我进门一看,改改不在屋里,噗挣脱了裹身子的被子,光屁股爬到了炕沿,我把噗抱回炕中央,给他的小被子边重新压好砖头,他仍然咧着小嘴哭个不停,我从手指上沾了一点点心馅,搁在噗的嘴里,他立即停止了哭泣,攥着我的一个手指,使劲地吮吸着,他刚长出的四个小牙啃得我的手指好痒痒。但我怕叫改改撞见,看见我手里的东西,就赶快逃走了。

 

我觉得没吃几回,等到一天早上起来再解开点心包的时候,发现八块点心已经全让我一小块一小块地掰完了,我才感觉犯了错误,我并没有想把它们全部吃光,是应该给妈妈留一点的。后来我明白这就和猪八戒吃西瓜的心态一样,不吃完是不会结束的。

 

没有了点心,我就又没有心理负担地恢复了往日和改改的游戏。直到有一天天气特别冷,妈妈因为工作耽误了晚饭,她回到屋里说,要让我看一样好东西,等她伸手去拿那个筐的时候,我就知道大事不好了,我吓得闭上眼睛不敢看那个纸包打开的结果。我低着头向妈妈承认,点心是我偷吃了,我已经不记得那一夜是怎么过去的。多少年后,我问起妈妈当时对我偷吃点心生不生气的时候,她竟然说,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了。

 

我后来知道,那几年大饥荒中陕西是全国各省(直辖市除外)中情况“最好”的,饿死人最少。后来我们家下放到甘肃,那里当年就惨了,不但饿殍盈野,而且有大量妇女逃到陕西与人同居求活,饥荒后其中不少人又跑回来,遗留严重社会问题。以至于“走过陕西的”妇女成为当地人人皆知的社会现象。不过这也说明当时陕西确是中国的“福地”。而临潼所在的西安附近关中平原又是陕西“最好”的地方。而且,1960年冬的“整风整社”本身就是中央处理大饥荒惨剧的开始,导致饥荒的“五风”(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成为“整风”的对象,荒情开始好转。所以我看到的情况已经是当时中国农村的“幸福生活”了。

 

春节前夕,妈妈叫一个返回西安的叔叔把我带回家去。后来我在父亲的日记中看到当天只有一句话:“金雁从临潼回来了,满身都是虱子。”

 

我的1960年就这样过去了。

 

转自《秦川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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