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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照片和一个时代的故事


--作者:毕洪

 

 

1996年的时候,德国著名时尚杂志《MADAME》的两个记者来上海找到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油画教授刘大鸿,请刘大鸿照着六十多年前的一张照片,重新作一次完整的再现,用在他们正在编辑的上海专辑里。刘大鸿考虑再三,婉言谢绝了这个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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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第十七届西画系毕业班的教师、学生与裸体模特儿合影。

 

德国人希望刘大鸿作一次重新再现的那张照片,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第十七届西画系的师生与模特儿的合影(图①)。时间虽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照片所传递的信息,仍然给人以巨大的冲击力。刘大鸿之所以拒绝重现这样一张照片,是有原因的。差不多在德国人来找他的前一年,刘大鸿在上课的时候,将长筒丝袜和一组静物摆放在一起,让学生临摹。没想到,刘大鸿的这一作法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说他把课堂搞得极不严肃。时隔仅一年,德国人又找上门来要再现这样一张照片,谨慎的刘大鸿只好婉拒了。

 

再现虽然没能弄成,但这张照片却从此成了刘大鸿的一桩心事,他开始注意搜集与这张照片有关的一切东西。

 

这张照片所传达的历史信息是如此丰富,但它同时也就像一个谜团,躲藏在历史的深处,等待人们去破解。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也对这张照片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听说了刘大鸿的事儿以后,决定和他一起来追寻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寻找的第一步,是要弄明白这张照片是如何诞生的?

 

首先想到的是上海美专。上海美专虽早已不复存在,但如果能够找到这所学校的早年档案,或许就能发现一些线索。在上海市档案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刘大鸿找到了上海美专的档案。在翻阅这些案卷时,他意外地看到美专第十七届毕业班有专门的纪念刊,刘大鸿喜出望外。接着,更大的惊喜出现了:当刘大鸿翻到这本纪念刊第45页时,这张照片赫然出现在眼前。时间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照片依然相当清晰。照片的左边写着“西画系”三个字,左上角写的是“课中留影”,这说明,照片是在上课间隙拍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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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 刘海粟校长当年与师生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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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 上海美专第十七届毕业班纪念刊编委们的照片

 

在这张照片旁边一页上,是上海美专的教职员工和第十七届毕业同学的合影(图②)。刘大鸿认出,照片中间戴眼镜翘腿而坐的人,是上海美专的校长刘海粟。纪念刊的后半部分,是十七届同学个人的照片、赠言,以及各自的代表作品。编辑方式很像今天的同学录。从纪念刊前面编委会成员的照片上(图③),我们可以知道上海美专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多彩而富于个性。

 

上海美专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这所学校的师生为什么会拍下这样一张照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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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④ 刘海粟任上海美专校长时的照片

 

作为我国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到20世纪初,上海已经发展成为亚洲和远东最繁华的城市。1912年,一个名叫刘海粟(图④)的17岁少年从常州来到上海,和几个志同道合者一起,创办了上海图画美术院。与刘海粟合作创办图画院、并担任第一任校长的是张聿光;任图画院第一任教务长的丁悚是漫画家丁聪的父亲。1920年,图画美术院改名为上海美术学校,并设立了中国画、西洋画、工艺图案、音乐以及雕塑、高等师范和初级师范等多门课程。19217月,上海美术学校正式定名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图⑤)。2030年代,上海美专全盛时,学生人数达到八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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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⑤ 上海美专校门

 

这张上海美专第十七届西画系毕业班的“课中留影”,让我们想起从1917年到1926年近十年的时间里,在上海美专发生的两件引起整个社会轰动,同时又影响深远的事。第一件便是那场著名的“模特儿风波”。

 

中国传统的绘画中,历来不讲究人体写生训练。因此中国的人物画,多数都是头跟身子不成比例。从清代那幅有名的八仙图轴里,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人物,只是一件衣服架子,完全没有人体的感觉。

 

在中国,第一个画人体模特儿的人,是李叔同先生(图⑥)。令人遗憾的是,李叔同先生后来出家当了和尚,画人体模特儿的事,也就偃旗息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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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⑥ 李叔同(前坐者)是中国最早从事人体写生的人,而此时的他已出家做了和尚。

 

然而,仅仅几年之后,刘海粟却在上海美专把人体写生训练正式引进了课堂,并历尽艰难坚持了下来。

 

刘海粟正是痛感“绘画里最要紧的就是人体”,因此便坚决在课堂教学上使用人体模特儿。囿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人们很难接受赤身裸体供人作画的事实。因而刘海粟聘请模特儿的过程,也就经历了先小孩再成年男人,再外国女人,最后终于请到中国女人的曲折历程。就在教学刚走上正轨的时候,社会上掀起反对的声浪。这个声浪愈来愈大,到后来上海闸北的议员姜怀素、上海县知事危道丰也加入声讨禁止的行列。但刘海粟没有被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所吓倒,他和上海美专的老师和学生们,一直都坚持在画人体模特儿。

 

19265月初,这场因模特儿而起的风波,达到了它的顶点。这时,刘海粟正带领美专的一部分老师和学生在杭州写生,他们沉醉在西湖美丽的景色中。忽然,从上海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513日,《申报》登载了上海县知事危道丰严令禁止美专   裸体画的报道。刘海粟看到这个报道后,决定立即返回上海,与危道丰等人抗争。危道丰的禁令使刘海粟痛切地感到,面对社会上这几年来的讨伐声浪,有必要做一次全面的回击。他决定绕开危道丰,把问题直接摊开在孙传芳的面前。51718两日,《申报》全文刊载了刘海粟的文章。刘海粟在文章中,强调了美术学校设置人体练习课的必要性,驳斥了危道丰所发禁令的荒谬。由于刘海粟的文章是以给孙传芳公开信的形式发表的,因而也促使孙传芳不得不对此事表态。号称“苏、浙、闽、赣、皖”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是割据一方的最高当权者。63日,孙传芳写了一封信给刘海粟(图⑦),大致的意思是说:模特儿只是西洋画中一个很小的部分,就是去掉它,也没人会说你们学校就不好了。孙传芳婉言相劝刘海粟停止使用模特儿,然而刘海粟却并不买账。610日,刘海粟在《申报》上再次公开发表致孙传芳信,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孙传芳的要求。孙传芳恼羞成怒,下令上海县公署,查禁美专人体模特儿。715日,《申报》发表了刘海粟致孙传芳的第三封信,称“遵命将所有敝校西洋画系所置生人模型,于裸体部分,即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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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⑦ 孙传芳致函刘海粟,劝其放弃人体写生。

 

刘海粟是不是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真的停止使用人体模特儿了呢?对此,后人有不同的说法。据上世纪50年代一度曾准备做刘海粟秘书、对那场“模特儿风波”很有研究的丁涛说,上海美专的人体写生课,实际上从未停止。

 

丁涛回忆说:“我查了上海美专的教案,那个时候的教案已经制好了。其中对油画专业三学年的课程安排有这么一个说法:第一学年画木炭画、铅笔画。第二学年用水彩画画人体写生。第三学年用油画画人体写生。教材上明明都写在那儿,就说明他根本没听孙传芳的。”

 

上海美专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公开招收女生入校。1918年出版的上海美专《美术》杂志的封底上,有一个招收女生的广告。上面那句“不论男女均可入学”和那幅线条简洁优美的裸女图,现在看来极为普通。但在当时,却是足以在社会上激起轩然大波的离经叛道之举。

 

上海美专不仅在上海率先实行男女同校,更在后来聘请潘玉良为教师(潘玉良也是美专第一批入学女生中的一个)。潘玉良早年曾有过做妓女的经历,她的入校,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上海美专办学环境的宽松。

 

 

第十七届西画系毕业班的这张合影,是迄今保存下来的上海美专最著名的照片。然而,正像这张照片的最初来源无人知晓一样,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也是个谜。

 

根据照片上人们的穿着和画面左上角那根直直的烟筒,我们可以知道拍摄的时候,正是冬天。但我们无法知道是哪一年冬天。十七届毕业班纪念刊中对照片的说明只有“课中留影”四个字,照片究竟拍摄于什么时候?是在他们毕业之前呢,还是在他们大一或大二上课的间隙呢?

 

刘大鸿从纪念册中发现,第十七届西画系有位叫凌琳如的女同学,在一首题名为《偶尔》的诗的下面,留下了一个日期--1935126日。一位叫叶飘生的男同学留下的一段毕业赠言,落款的日期是19351211日。而其他同学的毕业赠言上,落款日期也都是1935年冬,或民国二十四年的十一月、十二月。而第十七届同学的毕业时间,是在他们写下毕业留言后的第二个月。这也就是说,十七届同学的毕业时间,是19361月。上海美专的学生,学制为三年,如果是1936年毕业的,第十七届西画系学生的在校时间就应该是19331936年。因此这张照片可能拍摄于19331935年间的某一个冬日。拍摄这张照片时,距离那场因使用人体模特儿而起的风波,已快十年了。透过这张照片,我们似乎可以感到,上海美专的老师和学生好像是在传递这样一种信息:即那场风波虽然已少有人提起,社会的环境也有了一些变化,但他们仍然在向世俗和传统挑战,并以这张照片向世人宣告自己的胜利。

 

然而让我们更为关切的,是照片中这些人的命运,尤其是那位全身赤裸的女子,她需要具备怎样的勇气,才能做出如此惊世骇俗之举?她是谁?为什么会同意拍摄这样一张照片?后来的命运如何?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刘大鸿发现,抗战开始后,美专的教学一度中断,虽然后来又重新在上海开学,但其间已经过了很多变化,好多老师和同学都失去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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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⑧ 年轻时谢海燕

 

上个世纪50年代,上海美专和另外两所艺术学校合并,迁往南京,成立了南京艺术学院。刘大鸿获悉,当年美专的许多学生和教务长谢海燕(图⑧)都生活在那里。到了南京,刘大鸿才得知,谢海燕已经去世了,但他的夫人张嘉言还健在。而张嘉言本人就是上海美专第十六届毕业生。十六届和十七届的学生应该有两年时间同时在校,找到张嘉言,就很有可能找到照片上的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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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⑨ 上海美专的人体写生课

 

85岁的张嘉言虽然已是满头白发,身体依然很好,对六十多年前的事,她仍然记得很清楚。张嘉言首先认出来的,是三位老师。照片第一排的这位老师叫张弦,曾经留学巴黎,回国后在上海美专任油画教授。第二排中间的那位男子,叫王远勃,也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他是上海美专西洋画系的主任。第三排坐在裸体模特儿身边的,是上海美专最年轻的教授,他的名字叫刘抗。刘抗十几岁时就到巴黎学画,26岁就在上海美专做教授。

 

照片上的女同学中,有好几个张嘉言都认识。第一排紧挨着张弦的女同学,叫史人宇,江苏吴县人,毕业的时候是23岁。第三排左起第二位的女同学,叫陈菊芬,别名馨远,浙江上虞人,毕业的时候20岁。第三排左起第四位的女同学,叫潘再黎,浙江宁波人,毕业时21岁。

 

刘大鸿特意问张嘉言,对照片上这个模特儿是不是熟悉,有没有画过这个模特儿?张嘉言说肯定没有画过,对这个模特儿也没什么印象。这时张嘉言想起来,南京艺术学院1978级的同学,1998年曾搞了一个20年再聚首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中,有人将它和其他照片一起做成了纪念册。当时还健在的原上海美专教务长谢海燕,对这张照片进行过辨认。

 

谢海燕的辨认,提供了两个有价值的信息。

 

第一,谢海燕亲笔写出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是1935年。谢海燕是当年美专的教务主任,很显然,他知道这张照片的拍摄情况。他的说法,使我们终于弄清了照片拍摄的准确时间,是在第十七届同学临毕业之前的1935年冬天。

 

第二,谢海燕认出照片里不仅有西洋画系的同学,也有艺术教育系的同学,只是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了。这就证实了这张照片的确只是一次兴之所至的“课中留影”,大家很偶然很随意地拍摄了这么一张照片。

 

这次访谈中,张嘉言想起照片中有一位叫凌琳如的女同学,是她同事凌环如的姐姐。张嘉言说凌琳如就在照片的第二排。但却弄不清楚到底是第二排左起第一个抱着胳膊的短发女生,还是张弦身后那位戴围巾的女同学。即便如此,对于刘大鸿和摄制组来说,都足以令人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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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⑩ 上海美专的人体写生课

 

刘大鸿决定立即去找到这位凌琳如,他首先来到了张嘉言的同事凌环如的家。凌环如是南京艺术学院雕刻系的老师,她的爱人苏天赐,也是有名的画家。毕竟是亲姐妹,凌环如一眼就认出了她的姐姐。

 

这下弄清楚了,凌环如的姐姐凌琳如,就是第二排左首第一位的短发女同学。凌环如告诉刘大鸿,她姐姐在湖南,但因病去世已十几年了。照片上的其他人,凌环如都不认识,对那个模特儿的情况,更是一无所知。刘大鸿觉得很失望,从上海到南京,找到的照片上的第一个人,就是凌琳如,然而她却已经死去了。刚出现的一点希望,转瞬即逝。不过凌琳如的命运,也同样引起了刘大鸿的兴趣。凌环如说,她和姐姐所出生的凌家,是湖南平江的一个大家族。在凌琳如和她的哥哥姐姐们很小的时候,他们的父亲就带领全家迁到了苏州。凌家的几个孩子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大姐凌琴如学的是声乐,后来去了美国;二哥凌碧如学文学,后来在台湾大学做教授。在女孩中排行老二的凌琳如先在苏州美专读了三年,然后又读上海美专。凌琳如毕业的时候,是24岁。三妹凌如学表演,后来在上海人艺做演员和导演,凌家最小的凌环如考上了杭州国立艺专,后来在南京艺术学院雕塑系做教授。照片上的凌琳如,风采嫣然,然而她后来的生活,却一直不尽人意。首先是很快就不画画了,后来和她先生一起回到了湖南,在长沙裕湘纱厂做宣传工作。由于身体不好,很快工作也不干了。后来又到所在的街道上干了一段宣传和扫盲工作,然而没多久,还是回到家里,一直到去世。

 

凌琳如后来为什么不画画了,又为什么会回到长沙?这些问题,凌环如也不很清楚。不过,凌环如告诉刘大鸿不用着急,凌琳如的丈夫和女儿都还健在,居住在长沙,从他们那里能知道凌琳如更多的情况,或许还能知道一点那个模特儿的情况。抱着这样的想法,摄制组又来到了长沙。

 

凌琳如女儿张小莉的家,住在长沙郊区一个建筑施工单位的宿舍楼里。凌琳如的丈夫张继正,由于年老多病,和张小莉一家住在一起。

 

刘大鸿拿出照片,已经85岁的张继正患有哮喘病,身体很差,但仍然一眼就认出了凌琳如。

 

刘大鸿问:“你太太有没有讲起过照片上这个模特儿的事?”

 

凌琳如女儿张小莉插话说:“我问过。我妈妈说,她们画了画以后,这个模特儿在这里,就一起照了相。”

 

刘大鸿在张小莉家里,也看到一本上海美专第十七届毕业班的纪念刊,这是凌琳如留下来的,同时留下来的还有凌琳如上海美专的毕业证书。凌琳如从上海美专毕业后,在上海、苏州教了一段时间的书,就到南京她二哥那里去了。1937年底,南京沦陷,凌琳如跟着二哥又去了重庆。经上海美专一位同班同学的介绍,她到了当时交通部在重庆的汽车牌照管理所工作。这样的工作,与她所学的美术自然是毫无关系。上班没多久,凌琳如认识了也在这里工作的张继正,两人很快确立了恋人关系,不久就结婚了。

 

1945年,凌琳如生下张小莉后,得了哮喘病,工作也没了。1947年,凌琳如的大姐和二哥都去了台湾,凌琳如也去了台湾。由于适应不了那里的气候,又决定回大陆。这时张继正在福州找到一个工作,来台湾接回凌琳如母女。

 

凌琳如一家到福州后,很快接到母亲希望她回湖南老家的来信,便举家迁回长沙了。1983年,凌琳如死于肺癌。死时近70岁。在长沙的几十年里,凌琳如经常去南京、上海与她的几个姐妹团聚。

 

 

凌琳如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照片中人的命运。然而我们还得继续寻找照片中的其他人,尤其是那个模特儿的下落。可是刘大鸿发现,到凌琳如丈夫和女儿这里,追踪的线索就已经断了。正在这时,张嘉言打来电话,告诉刘大鸿,曾担任过中国美协党组书记的王琦,也是上海美专的学生。他知道很多情况。山重水复之际,张嘉言的电话带来了新的希望。

 

王琦,重庆人,85岁,在北京几十年仍然一口乡音未改。王琦是1934年进上海美专的,离开学校后,一直跟很多同学保持联系。1949年以后,王琦长期担任国内美术界的领导工作,因此很多上海美专同学的消息他都知道。

 

照片上的张弦老师毕业于法国巴黎美专。据王琦介绍,张弦的素描功底相当深厚。在当时的巴黎,他的素描水平仅次于毕加索、马蒂斯等大师。但令人遗憾的是,1936年暑假回家的时候,张弦在一次游泳中,不慎溺水而死。王远勃毕业于法国马赛美术专科学校,1949年以后去了天津,周恩来总理曾一度亲自安排过他的工作,后来也去世了。三位老师中,刘抗还在。和张弦一样,刘抗也毕业于法国巴黎美术专科学校。由于他在三位老师中年纪最轻,因此他授课时的教学气氛,也最为轻松活跃。照片上的同学,王琦也认识不少。这个蹲坐在张弦右边,一脸活泼的同学,叫张接华,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人。王琦说:张接华性格活跃,是美专篮球队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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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上海美专的学生在上人体写生课。

 

照片最后一排左手第二位的这位同学,叫徐子诚。上海本地人,毕业的时候,是20岁。徐子诚左边的这位女同学,叫朱秀峰。别名松岩,山东临沂人,毕业时23岁。二排右首第二位是宋绍武,别名昔非,广西融县人。毕业时25岁。王琦还认出了宁波来的女同学潘再黎。王琦说,1949年以后,他在香港碰到过潘再黎。那时的潘再黎,已经是一个阔太太了。

 

令刘大鸿大喜过望的是,王琦竟然认出了照片中的女模特儿。

 

王琦说,这个模特儿他画过,同学们都叫她“小模特儿”,因为她最小。王琦说,当时学校有三个模特儿,“小模特儿”是最受欢迎的。因为她的身材瘦小,而开始画模特儿的时候,要画比较瘦的,太胖的不好画。再加上这个“小模特儿”为人很有修养,所以不单是同学们喜欢她,就连张弦也很喜欢她,有时候张弦还亲自给这个“小模特儿”摆姿势。

 

刘大鸿问王琦,“小模特儿”为什么会愿意拍这样一张照片?王琦说:“她当然愿意,因为她和老师同学的关系都搞得很好。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模特儿就光着身子坐在旁边和大家一起烤火、聊天,气氛很融洽。天天都处在一起,就不觉得有什么了。”

 

刘大鸿问:“她平时是不是还读些书什么的?”

 

“读些书啊。”王琦说:“要不然她后来为什么考学校去了?”

 

刘大鸿问:“她一般看些什么书呢?”

 

王琦说:“那不知道。反正大家觉得,这个模特儿不简单,不是一般当模特儿的。”

 

刘大鸿问:“那她是读什么学校去了呢?”

 

王琦说:“是读上海的中华职业学校去了,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是比我高一班的过长寿,这张照片上没这个人。过长寿告诉我,他说这个模特儿我们老早就知道她不是个简单人物!”刘大鸿问:“她是讲上海话吗?”

 

王琦说:“讲上海话。”

 

“是上海本地人吗?”

 

“上海本地人。”

 

刘大鸿进一步问:“你还记不记得她住在上海哪里?比如上海人都讲上只角、下只角,她住在哪个区?”

 

王琦说:“哎呀,那就不晓得了。”

 

刘大鸿说:“她叫什么名字还记得吗?”

 

王琦说:“不知道,大家就叫她‘小模特儿’。”

 

刘大鸿说:“她年龄有多大呢?十四五岁?”

 

王琦说:“不,有十七八岁了。”

 

 

从上海、南京、长沙再到北京,摄制组终于从王琦这里,知道这个模特儿有一个名字了。虽然“小模特儿”还不能算是一个正式的名字。更让刘大鸿高兴的是,还知道小模特儿去中华职业学校念书去了,小模特儿去读书的中华职业学校,是我国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创办的。黄炎培先生创办这所学校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具有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1918年学校建成后,相继开设了机械、商业,以及土木工程等科。上海陆家浜路上的一所商业会计学校的前身,就是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校园操场旁边的一幢建筑,就是中华职业学校当年留下的房子。小模特儿会不会是到这里来读书了呢?很难说。因为机械、土木工程包括商科等课程,要求高,技术性强,小模特儿恐怕适应不了。小模特儿去读的,很有可能是中华职业学校开办的补习学校。小模特儿去读书的那个时期,补习学校开设的课程主要有:中英文、会计、速记、打字、收发电报等。招收的对象,也是针对店员、在职工人等需要一技之长的人。速记、打字、收发电报这样的工作,非常适合女性,学起来也相对比较容易。因此小模特儿很有可能是选择了这里。中华职业学校特别重视对职业妇女的培训,号召妇女不做花瓶,不做生育机器,要承担起妇女的社会责任。这一切,对小模特儿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是,由于谁都不知道小模特儿到底叫什么名字,所以在中华职业学校的学生名单里,无法找到她。

 

到哪里才能找到她呢?从王琦和张嘉言那里,我们知道坐在小模特儿身边的这位叫刘抗的老师还活着。应该去找找刘抗,他虽然已经92岁,又远在新加坡。但他是刘大鸿到目前为止知道的,照片中惟一还活着的人!抱着极大的希望,刘大鸿拨通了刘抗新加坡家中的电话。

 

已经92岁的刘抗,记忆力依然非常好。他在电话里对刘大鸿说:“那是下课的时候,大家觉得拍张照片做纪念好好玩儿,有意思,就聚在一起拍了这张照片。”

 

刘大鸿问:“是在哪个老师的教室拍的,是在您的教室还是张弦的教室?”

 

刘抗说:“是在我的教室拍的。”

 

刘大鸿说:“那张弦和王远勃他们是怎么知道要拍照的,他们怎么过来的呢?”

 

刘抗说:“我约他们来的呀。”

 

刘大鸿赶紧问:“当时那个模特儿是谁说服她,她怎么会同意拍这么一张照片呢?是您跟她说的吗?”

 

刘抗说:“啊,是啊。”

 

“就是您跟她说的?”

 

“对,因为在我的教室里面哪。”

 

刘大鸿说:“当时您是怎么跟她说的?”

 

刘抗说:“我说,来,终有一天要离开了,我们大家拍张照片做纪念哪!”

 

刘大鸿问:“她怎么说呢?”

 

刘抗说:“她就答应啦。”

 

“您还记得她的名字吗?”刘大鸿接着问。

 

“不大记得了。”

 

“她在您的教室做模特儿有多久了?”

 

“做了一年左右。”

 

“她有多大呢?”

 

“大概20岁左右。”

 

“她是上海什么地方的人?”刘大鸿最后问。

 

“哎呀,乡下人哪。”

 

“什么地方不太清楚是吧?”

 

“不晓得。”

 

随着刘抗的这句“不晓得”,有关这个小模特儿的线索,就全部中断了。摄制组在辗转上千公里,仍然成果甚微的情况下,决定登报向社会求助。

 

2002830日,上海《文汇报》以《照片中的人们你们都还好吗》为题,登载了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在寻找这些人的消息。消息一出,立即就有《成都商报》、南京《现代快报》等几家报纸也登载了类似的启事。几家报纸的寻人热线一经开通,就接到社会上无数热心人打来的电话,但有价值的信息几乎没有。转眼半个多月过去了,就在摄制组近乎绝望的时候,突然从成都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915日,《成都商报》打来电话说,照片中的一名成都籍男同学已被他们找到。摄制组成员不由得一阵狂喜,他们立即收拾行装,赶赴成都。

 

照片最后一排中间披着大衣的学生,就是那位成都籍的同学,他叫钟德福,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钟德福22岁。67年过去了,钟德福已是89岁的高龄老人,他的身体怎样,当年的事情,他还记得吗?

 

出现在摄制组成员面前的钟德福,已经是个坐在轮椅上的干瘪老人。1987年,钟德福因中风瘫痪在床,从此丧失了说话能力。不过,摄制组的到来让老人非常兴奋。摄制组的成员一拿出那张照片,钟德福就指着照片上的自己直乐。一会儿,钟德福突然发出几个含糊的,听着像是“模特儿”的音。摄制组成员立即让他再发那几个音。在弄清他确实说的是模特儿之后,赶紧问他:“你知道这个模特儿姓什么吗?”(据钟德福的家人说,老人有时可以发一两个简单的音)钟的回答,听着像迟到的“迟”,也有点像死亡的“死”。摄制组成员继续问钟德福:“是迟到的‘迟’吗?那她的名字叫什么呢?”钟德福又努力发音,这次,听着像“瑶”,也像“了”。摄制组成员把写有“迟瑶”两个字的纸片拿给钟德福看,问他模特儿是不是叫这个名字。钟德福看了直点头,看来是叫这个名字。

 

“小模特儿”的名字叫迟瑶,怎么此前谁都不知道呢?钟德福已经丧失了说话能力,这是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吗?在钟德福保存的十七届毕业班纪念刊上,我们看到了钟德福毕业时的单人照。我们怎么也不能将照片上的时髦青年,和眼前的这位老人联系起来。纪念刊编辑人员名单的最后,列有钟德福的名字。在了解他的生活之前,我们还是再问一下那个模特儿的事。因为他现在发的这个音,听着像迟瑶,但也有可能是另外的意思。

 

摄制组成员在钟德福家人的帮助下,再问了一次同样的问题,钟德福这次发的音要清楚一些,听着也更像是“死了。”摄制组成员紧追着问:“是死了吗?是已经去世了?您怎么知道她去世了呢?”钟德福再发同样的音,这回听得很明确,钟德福说的不是迟瑶,而是“死了”。但到底是不是呢?还是难以肯定。钟德福离开上海美专以后,干过很多不同的工作,也跑了不少地方。当过记者,做过生意。1950年以后,钟德福在成都华新铁工厂,也就是现在的成都畜牧机械厂工作。做过宣传干事,后来当模具工,直到退休。

 

在这几十年里,钟德福和他的老伴儿,生养了八个子女。人丁是很兴旺的。钟德福瘫痪以后几年,老伴儿也去世了,现在钟德福跟保姆一起住在成都乡下。但他后来基本不画画了。放弃自己的专业,也许有时代的原因,但他自己是不是也有原因呢?

 

钟德福的一生,使我们看到了照片中人又一个值得嘘唏的人生故事。第二天,摄制组一行再次找到钟德福,请他再说一说模特儿的下落。这次摄制组决定不再让钟德福发音,他们准备了一张上面写着女模特儿,下面分左右两端写着“死了”,“没死”字样的字条,让钟德福在上面画勾。只见钟德福拿着笔,很快地在“死了”两个字下面,画了一道勾。

 

摄制组成员问:“你怎么知道她死了?”钟德福指指自己的咽喉。钟德福的女儿说:“他说不出来怎么知道。”

 

 

从钟德福画下这道勾,我们可以肯定小模特儿是死了。钟德福怎么知道小模特儿是死了呢?

 

只有一个解释--他极有可能知道小模特儿后来的下落和命运。但他讲不出来了。

 

对这张照片的调查,从上海档案馆开始,辗转南京、长沙、北京,最后在成都结束。历时三个多月。虽然还有很多遗憾,但我们的追踪,到这里似乎也应该画上一个句号了。

 

这张照片从拍摄到现在,已经过去了67年。67年后的今天,当一位学者在了解到我们这次调查的结果之后,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如果我们碰巧了解了这张照片的背景,我们就会想起发生在1926年那场关于裸体模特儿的大辩论。毫无疑问,这张照片的拍摄,已经证明了谁是这场辩论的胜利者。我们庆幸,以封建礼教为代表的旧文化,终于没能阻止一种更开放、更文明也更宽容的新文明进入中国的步伐。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第十七届西画系的老师、学生,和那个至今我们仍然不知其姓名的女模特儿,用他们坦然的微笑,共同完成了一次历史的跨越和文化的超越……

 

 

转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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