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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空军地勤考入吉林大学


--作者:雷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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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

 

 

根本想不到将来会有高考

 

插队的情况千差万别,我父母是中南煤炭管理局的干部,当时让干部去农村去建五七干校,他们的干校就在河南叶县。我坚持在城里上完了初中,但是毕业后因为父母都在干校,我们就不能够跟着学校分配,得到农村的干校去。

 

我去的农村里正好还有高中,所以我的高中是在农村上的,叫做五七高中,两年制,基本上没学什么东西。当时觉得学了也没用,尤其是在农村也没有更强的师资。1972年底高中毕业,就正式作为一个插队知青参加劳动了。

 

生产队干什么活,我跟着干什么活。当然我的技术不行,跟着他们学,有的学会了,有的没学会。比如扬场我始终没学会,我也始终没犁过地,但是刨红薯、割麦子、锄草这一类都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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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雷颐

 

对于知青来说,不靠务农生活,家里面可以资助你。如果要知青完全跟农民一样,相当多的人是养活不了自己的。农村的生活非常贫困,下乡之后我才知道什么叫青黄不接。每年的5月份,就是农村最困难的时候:秋天收获的粮食已经吃完了,新的麦子还没成熟。就得省着吃,都是粗粮也得吃稀的,或者弄点野草、树皮吃。农民一天一天盼着麦子快点成熟。

 

我前后在农村生活了四年,虽然前两年是上学,但也是直接和农民生活在一起,比较重要的启示有这么几点。

 

首先是真正了解农村了。从前像我这些城市里的、知识分子的孩子,对农村毫不了解,下乡之后才知道农村这么穷,跟我们从前在电影、小说里看到的不一样。

 

第二,我们接受的教育整体而言是非常正面的,过去觉得人民公社是金桥,以为贫下中农都喜欢人民公社,只有地富反坏右才攻击人民公社。后来下乡,发现好多农民不喜欢人民公社,一开始都很惊讶,就想他是什么出身,是不是报纸上说的地富反坏右?后来发现都是正儿八经的老贫农。

 

第三,是我当时可以理解,但是并不能从理论上说明的现象。割完麦子之后,麦地里剩下的麦穗可以归农民所有。生产队当时叫“放花”,队长下个命令,可以放花了,男女老少人人挎一个小筐,冲锋一样冲进地里去捡麦穗。捡回剩的麦穗,每家每户再磨出来面,实际上没多少,但是人人把这点白面都看得很珍贵。所以收割的时候,有个别农民会故意多留一点麦穗在地里。下乡知青如果根据从小受到的教育来看,就觉得这是农民的小生产意识。但是你仔细想,他们收获的麦穗绝大多数都交了公粮,让城里人去享受,农民一年到头都是吃杂粮为主。所以农民当时最大的理想,能吃饱,再进一步,吃白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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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雷颐

 

到我学了理论制度经济学以后,我就明白了,农民不公开反抗这种制度,但他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就在可能的范围内博弈。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情况,像收秋时,故意把红薯遗漏在田里,或者故意把它刨烂点,不好交了,农民就可以多得点。舟山渔场里,有的渔民故意把好的鱼剁碎,留给自己。这都是在那种体制下,农民一种自然的反应。

 

当时对自己的未来,好像看不到什么前景。虽然政策说知青下乡两年之后就有资格被招工、被推荐上大学,或者去当兵。但上大学的名额太少太少,基本都被走后门的垄断了。

 

下乡以后,陆续有人找了种种关系就走了,等到我下乡满两年,知青中各方面条件都够资格的人就不多了。像我的父亲母亲都是长沙城里的知识分子。我的外祖父是资本家,爷爷是画家。所以我的家庭成分还可以,至少不是黑五类。我当时表现也比较好,所以1974年底就去当兵了。

 

能够去当兵,我已经很满足了,尤其我进的还是技术兵种,当时叫空军地勤,修歼6战斗机。作为一个知青当兵,如果能提干,就成为国家干部,哪怕转业到地方也是国家干部;要是没提干,过三年或者五年复员,回到城里当工人,还能成为吃商品粮的一员。我觉得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外祖父还是资本家,在部队提干的可能性不大。那时根本想不到将来会有高考,但我知道,当兵意味着回城了。

 

部队管理严只有复员才能考大学

 

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首批被废除的就是全国性的高考考试制度,改成了推荐制。推荐制的弊端重重,后来可以说是天怒人怨。但是当时掌权的人认为,文革是不容否定的,而文革又是由一个个具体的所谓“新生事物”组成的,你攻击推荐制就是攻击文革,攻击文革就是反革命。

 

推荐制弊端很严重,周恩来1972年曾经想做某种程度的改变,但没有实现。中美关系解冻以后,一些华裔科学家回国。他们提出,推荐制选上来的学生岁数都比较大,很多人文化程度很低,甚至有的只有小学文化。工农兵大学只有三年,靠这三年再补,知识水平提升有限。培养不出人才,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有损害。

 

所以周恩来提出,不反对推荐制,但对推荐上来的知青、农民、解放军战士可以适当考试。这就比较振奋人心,因为毕竟要考试,哪怕考分仅作为参考,也意味着要重视一下文化课。但是当时有个考生叫张铁生,他考了零分,说我忙生产没时间复习,这正好适应了上面反对“资产阶级回潮”的需要,所以马上把在推荐制基础上加试文化考核也否定了。之后,推荐制就被视作了根本不可否认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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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地勤雷颐

 

197610月,粉碎“四人帮”,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化。一些被禁的、文革前的红歌突然可以唱了,像铁道游击队、洪湖赤卫队,这些在文革中被视作大毒草的歌都可以唱了。军队在文革中提出,不能用军事冲击政治,所以军事训练的时间压得很低,大家天天要坐在房间读报纸、学毛著。那是非常荒诞的年代,每个国家都想让自己的军人拼命训练,而在文革时军队训练反而要受批判。

 

粉碎“四人帮”以后,就提出要理直气壮地抓军事训练,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我们明显感觉到,空军部队飞行训练的时间大幅度增加,政治学习的时间大幅度减少。大家都摩拳擦掌,想参加军事训练。我们师有三个飞行团,一个独立机务大队。三个飞行团的飞机都是半雷达,飞行员只能飞白天,飞不了夜航。实际上,如果军事训练到位,夜间一般气象,半雷达也是可以飞的,但是在文革期间就没有训练。粉碎“四人帮”后,大家提出来,我们也要飞夜航,那是很辛苦的,风险也很高。

 

虽然社会在一步一步往前走,但是谁也没想到,推荐制这个文革标志性的符号,会被废除掉,恢复到文革前的考试制。那时候虽然没有网络,但是各种小道消息传播极快,1977年的夏秋,家里人给我来信说:听说要恢复高考了。部队里马上也有了这种反应:听说要恢复高考了。我所在的空军机务部队相对文化程度比较高,更关注这方面的事。

 

当时多数人不敢相信要恢复高考,因为那时并没有否定文革,也没有否定“两个凡是”,还是说“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因此大家都有点半信半疑。当然大家对文革的推荐制非常不满,也觉得如果恢复高考就太好了。后来报纸正式登出恢复高考的消息,大家觉得这真是特别得人心,当时的提法叫,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所做的大得人心之举。

 

最直接的动力是,我从小就喜欢读书。父母也不限制我,尽可能地给我们找各种各样的书来读。我小学时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同学们有的说想当工人、有的说想当运动员,女孩子想当演员的多,但多数同学还是想当工程师、科学家。我始终没变的理想就是当科学家,最想当天文学家,去探讨星空的秘密。

 

我从小就想上大学,但1977年,我没能参加考试,因为部队管理很严,不允许战士自由报考大学,得有名额。这个名额很少,我几乎不可能得到,所以我觉得只有复员才有可能考大学。空军部队的技术兵,一般都要当兵五年左右才会复员。因为技术兵培养时间长,到第三年、第四年技术才成熟,当兵三年要复员的人很少。

 

但是我觉得,我主动提出复员,只要态度坚决就有可能被批准,因为这减轻了部队复员工作的难度。我跟部队提要复员,部队领导没想到,觉得我当兵才三年,技术正在成熟,表现又不错,还选上了团支部的宣传委员。机务中队的指导员就找我谈话,劝我不要复员。我就去找机务大队教导员,说我想复员考大学。教导员比较理解我,他说那行吧,我同意了。

 

我决定考文科,要准备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我没正经学过数理化,但是文革中我始终没有放弃读书,不论是文学、哲学或者一些政治性的书籍,我读过很多,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同时代的人,所以考文科是没问题的。

 

那个年代书很难得,除非你自己特别喜欢读书。而且读书要冒一定风险,除了几本指定的书以外,读其他的书至少会被说成思想不健康,严重的话书会被没收,还要写检查。但我还是冒着风险去读书,在部队,我是41团,听说40团的谁最近有本什么书,甚至会从我们团走到他们团去借书。

 

我们没有系统学过这些课程。尤其是地理,我找了些中学地理书去背,还背了些历史年代。由于我从前爱哲学、文学,所以语文和政治就没怎么复习,我知道自己肯定没问题,要把精力用在最薄弱的环节,这样才容易有大的提高。尤其是数学,几乎不怎么会,所以我专门请了一个中学的数学老师给我辅导。还有一个也要考大学的老高三的学生,他数学特别好,我就请他帮我辅导一下数学的某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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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雷颐

 

因为我始终记得,复员前,机务大队教导员跟我谈话。那时我是电器员,教导员跟我一起推电瓶车,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支持我复员。那时他就拿起粉笔,在电瓶车上写了几个因式分解一类的公式,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就笑了,说那你回去得抓紧好好复习。

 

那时候我已经复员当工人了,就通过朋友、熟人各种关系找复习资料,最珍贵的是文革前的教科书。比如我这段时间用了数学课本,我用完了马上给你,你复习之后再给他,大家串着看各种复习资料,而且当时有些中学就开始有油印的复习资料了。

 

其他要考大学的人一般都会请假复习,而我们厂里不准假。这也是一个制度的博弈。1977年,厂里支持工人参加高考,只要你参加考试,就可以放假复习。所以很多不真考的人也去报名,花五毛钱的高考报名费,就不上班了。所以到了1978年,厂里采取的措施是,无论你考试不考试,都不放假。

 

当时我在平顶山高压开关厂当车工,工作很辛苦,我的师傅又是劳模,他每天要提前半小时上班,晚半小时下班。我得比他再提前半小时上班,而且一天假都没有请,所以厂里对我有多次表扬。

 

那时我年轻,身体好,还有就是利用午休的时间。比如中午吃完饭,车间里其他的人都在打牌,我要不就复习,要不就躺在车间的长条木凳上呼呼大睡,因为有时确实太累了。有次我睡着时,被我们车间主任推醒了,我一看别人都已经开始工作好久了,整个车间里车床轰鸣,都没给我吵醒。虽然那天中午我睡过时间了,但是我的师傅却没有推醒我,他大概也知道我太累了,就自己干了很多活。

 

当时都是复习到半夜才睡,那时候是夏天,需要点蚊香熏蚊子,有次我的毛巾被掉到地上,被蚊香点着了,我都不知道,满屋子的烟给我呛醒了,挺危险的,我赶紧起来把火扑灭了。

 

19771978级是明确不考外语的。如果考外语,绝大多数人没法上大学。因为文革十年中,有的中学教外语,有的中学不教,大家也不好好学。当时有一句流行语: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语,不学ABC,照样干革命。大学的工农兵学院,除了外语专业,其他专业都不学外语。所以当时中央领导也知道这个状况,觉得这十年不学外语,不是年轻人的过错,是国家政策的错误,不能由他们来承担国家政策的后果。

 

但当时我相信了一个假消息,是我们车间一起考试的同事告诉我的。他说,凡是不加试外语的考生就没有资格上重点大学了,只要加试外语,哪怕考零分,也有资格上重点大学。我一听,为了有资格上重点大学,哪怕是零分我也得加试啊。加试外语和不加试的考场不在一起,所以报名的时候,就要说明。我不会外语,本来报了不加试的。听说这消息后被吓得赶紧到招生办,说我要改成加试外语。后来上了大学,才知道这消息是假的。其实是大学里要学外语,但学生程度参差不齐,为方便授课,就提出高考可以加试外语。加试不记入高考总分,只是入学之后分班的依据。所以好多同学都没加试外语,也上了重点大学。

 

加试放在最后一门考,因为它不作为考试总成绩,老师不监考,只管发卷子,收卷子。我不会外语,但我觉得考试一定会有政治性的东西。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紧跟华主席,进行新长征。考英语前一天晚上,我找到在中学当外语老师的邻居,我让他把这口号翻译成英语,我背下来。他说,你记不住这么多,就在卷子上找Chairman华,只要有Chairman华,你就翻译成华主席,表示你会点外语。第二天,英语卷子发下来,我反复地找,根本没有发现Chairman华,也没有政治性的东西,我就傻眼了。

 

这是我是第一次见到标准化考卷,选择、填空都是ABCD四个选项。我想,瞎填也有可能蒙对,一开始,就按照“点兵点将”的方法随便填了几个,后来我发现,选项都是四个,怎么点都一样。干脆选一个,蒙对的概率还高一些,所以我就都选了同一个答案,最后加试的英语得了1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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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通知

 

还记得我没怎么复习政治,但政治分最高,考了98分。父母也没有给我具体的帮助,只是在报志愿的时候提了点建议。分数出来后,我知道我在分数线上了,我父亲很高兴,但他是理工科出身、学建筑的,那代人是理工至上,认为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科学技术才是真本事。父亲说,你都没怎么学过数学,但一用功,今年就考了个还不错的分数,我希望你今年别上大学,再拿一年时间好好复习数理化,明年报考理工科,当科学家、工程师,或者技术员也可以。

 

但我知道,我不可能学理工科,除了这方面基础不够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个人的兴趣已经完全转到文科了。我报志愿比较犹豫,主要是在当作家和搞哲学之间非常难选择。最后还是当作家的愿望稍微强一点。我们从小受高尔基的《在人间》、《我的大学》的影响,觉得当作家还上大学干嘛?只要在社会上闯荡,有足够的社会经验,自己读书就可以创作、写小说。但我又很想上大学,所以我觉得最好的专业是考古,在外面到处跑,别人搞考古研究,我就搞创作,所以我就报了考古。那时候考古是历史系下面的二级学科,分数比历史系还高。我差了几分,就被调剂到历史系了。

 

恢复高考纠正了轻视知识的现象

 

那时候的吉林大学没有现在的新校区,它和城市融为一体,基本上没有围墙,大门也是敞开的,可以随便进,里面有花园、公园,就像附近的市民公园一样。

 

我知道像这种老大学,很多都是这样的。但我没想到的是,大学老师不用坐班,原来还有一种职业不用天天坐班,我觉得这是最符合我理想的职业。

 

大学最怀念的就是,我可以拼命地读书。现在的人理解不了,因为文革中什么书都没有,一到大学图书馆,就发现好多书都是从前听说过,但没有读过的。比如我们从前读小说,多是俄罗斯的,到大学里才读到法国、英国的小说;从前读过几本内部发行、批判用的哲学书,在大学里还读到了伏尔泰、卢梭、黑格尔的书。

 

所以我在大学三年级以前,都是五点半前就起床。起床之后,直奔图书馆或者教室读书。

 

等到七点多钟,再赶紧跑回寝室叠被子、洗漱。因为我们14个人住一个寝室,五点半起床时,别人还在睡觉,我不能叠被子,总是自己悄悄地走。吃完早饭,感兴趣的课我就去上,不感兴趣的就旷课,到图书馆借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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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大学时期的笔记本

 

所以我既是很好的学生,也是很不好的学生。好学生就在于,我几乎没有干其他的事,只有读书,不好就在于,很多课我不感兴趣就不上了,去读其他我更感兴趣的哲学、文学。但是有门课我一堂不落,并且我把大量的课外时间用在那儿,就是学英语。

 

当时英语没有统一的大学课本,都是各个大学自己编的油印教材,还保留着文革的痕迹。教材里还是“毛主席万岁”,或者是“我每天早上起来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教室有明亮的灯光”这一类的句子。我还记得,学完26个字母后,老师让我们这一行的人站起来每个人背一遍。我站起来背,背了两遍,都落了一个字母。我说,落掉了什么字母呢?老师说,你落掉了一个I

 

我有个亲戚,是四十年代清华外语系毕业的,他给我寄了一套他们当年用过的英国的教材,叫做《基础英语》。我收到教材,就在图书馆拼命地学,查字典、背单词、读课文,遇到理解不了的语法,我就记下来,第二天上课问英语老师。英语老师特别好,他岁数比我们大不了多少,是个工农兵学员,姓曹。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就把他堵住问问题。他一个个详细解释,一解释就用掉整个课间。我们同学开玩笑说,曹老师一到下课就被你包了。后来,我读了更复杂的课本,提的问题曹老师有时候也解决不了了。他就说,解决不了的我记下来,请我们教研室其他老师解决。第二天的课间,他就把前一天的问题解答出来。这样,我的英语进步很快。毕业以后,我1985年分到社科院近代史所,19861987年我就开始翻译书了,198919901991连续出了好几本翻译的著作。

 

我特别怀念吉林大学的第二点,就是它当时自由的氛围。我经常旷课,但一点事也没有,我觉得大学就应该自由。我们19771978级的学生本身就很特别,尤其文科的学生,大多数是岁数大的人,我们班最大的学生32岁。我们这一级同学中,有人当过工厂宣传部副部长,有人当过公社副书记,有人当过县宣传部干事,也有人都当上连指导员了,也来读大学。所以他们写的文章、出的壁报,都很有水平。

 

喜欢独立思考、喜欢读书的学生,自然而然就会彼此发现。有时候在吃饭闲聊中都能知道,谁对什么问题感兴趣。像当时学校的食堂很简陋,没有椅子,打完了饭,大家都端着碗随便站着吃,食堂里各个系的学生都有,大家随便聊,有点像西方举行的鸡尾酒会。回到宿舍里,在熄灯前后,大家也会边洗漱边谈论,讨论的问题很尖锐。因为当时国家的政策几乎天天都在变化,每一个变化都引起剧烈的争论。比如说农村包产到户对不对;遇罗锦离婚是道德还是不道德的,还有对文革的评价、对“四人帮”的看法等等。在不同的专业里,就有不同角度的讨论。

 

在综合性大学的好处是,你甚至不用专门去学,只在吃饭时和其他专业的学生谈论一些问题,就能获得很多你自己专业以外的知识。比如说,我在饭桌上接受了一个观念,叫做“无罪推定”,意思是:一个人在没有正式判罪之前,应该认为他是无罪的。当时知道这个观念的人极少,是法律系一个同学跟我讲起的,他说1957年,很多法学家因为主张“无罪推定”被打成了右派,这个观念后来对我影响很大。

 

一个经济系的同学,他和我们关注的焦点不一样。当时同学们都是谈宏观的、政治性的问题,而那个同学一直在钻研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他说,中国改革最重要的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中最重要的是价格的改革。从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价格改革是个难点,改不好会引起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过不了这一关,社会就会倒退,又回到计划经济。这就让我知道了,实际上改革有些操作是非常技术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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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夏,大学毕业时的雷颐

 

很多人以为,文科生只要把书读够了,不需要上大学,或者是把大学课本拿来,自己在家里一本一本念完,就算上了大学了。但我觉得上大学最重要的是熏陶,大学有个环境,让不同观点、不同思想的同学聚在一起交流,这是上了大学我才明白的。

 

比如中文系,爱写诗的同学组成诗社,他们很优秀。现在只要一谈起朦胧诗,都绕不过去,像吉林大学的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我跟他们在一层楼住,抬头不见低头见,都认识。我想了解诗歌,就跟他们打招呼,聊聊最近朦胧诗怎么回事。有的同学参加诗会回来,也会组织个小座谈,谈北戴河诗会、诗刊社最新的观念等等,我们都会去听。

 

我们历史系,当时有几个朋友对80年代波兰团结工会、瓦文萨感兴趣,我就和一个同学一起搜集资料,做些关于团结工会的演讲。当时我们还在一个教室里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有没有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是怎么说的,文革与亚细亚生产方式有没有关系……这只是个非正式的讨论,各个专业的人,愿意来就来,但大学里,很多人都对这个感兴趣,大家讨论这些问题,特别想弄明白。

 

我还特别怀念历史系的周老师,她的经历挺复杂,是地下党,后来被打成右派,后来阴差阳错到了历史系。她的俄语特别好,在历史系讲俄国史和俄国文学,中文系也有很多人去听她的课,觉得她讲得好。她又愿意让学生们去她家,老师的家跟我们宿舍离得很近,吃完饭有时候我没事了,不去图书馆,会先到她家去坐一会儿,没准就碰到了同学,自然而然就围绕她形成了一个小圈子,有两三个是中文系同学,一两个是哲学系同学,历史系的学生就是我。我们总是在一起讨论问题,我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很多本专业以外的知识,别人也从我这里获得了他们专业以外的知识。

 

我特别怀念本科那段时间精神上自由的氛围。我觉得大学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老师和学生之间要有像我们那时候相当平等、自由的师生关系。现在高校发展了,很多学校都在很远的地方建了新校区,本科生住新校区,但老师住在城里。老师们都是坐着班车去讲课,讲完之后又得坐班车回来。这种环境下,本科生和老师之间很难建立这种关系,不是因为老师或学生不愿意,而是物理空间的距离把师生给隔断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损失。

 

那十年,没有考试制度,大家觉得,上大学这么神圣而重要的事情,都是凭关系、走后门得来的。而且,没有考试的筛选,社会演变为完全凭权力办事,谁有权力就什么事都能办得到,这是第一。第二,恢复高考实际上是纠正了前几十年把知识摆在很不重要的位置,而把政治摆在极重要的位置的现象。所谓的“政治”首先是指家庭出身,另外就是所谓的政治表现。恢复高考以后,就由考分说了算。

 

77级录取的时候,政治因素还是有影响。有的考生考分比较高,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被录取,后来他们就写信反映情况。有人写信说,我爷爷是特务还是反革命,怎么就影响了我?现在文革都结束了,我还不能上重点大学吗?中央并不正式下文件来制止,只是把这些信在《人民日报》上登出来,这就释放出一个信号:今后录取,家庭出身不是重要的原因。当时胡风集团还没有平反,而他的儿子张晓山上大学了。报纸专门发了一个通讯,通过这个方式告诉全社会:家庭出身不是最重要的,你自己的考分才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巨大的解放。

 

后来我们做研究,看档案资料的披露才知道,恢复高考的决策做得很不容易。虽然推荐制极不得人心,但它是毛主席定下来的。1977年夏秋,召开教育工作会议,邓小平明确指示要恢复高考考试制度,实际上就把文革的推荐制给废除掉了。当时教育口的负责人说,同意恢复高考,但是今年来不及了,可以明年恢复。因为要组织考试、出题,再考试、录取、入学。但邓小平说,这件事刻不容缓,耽误一年就耽误了一大批人,哪怕推迟考试,推迟入学,也要在1977年恢复考试。当时实行计划经济,恢复全国高考,没有计划这一项的纸张。只有邓小平当时敢下这个决心,停止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把这个纸拿来印考卷。

 

当时也来不及全国统一出题,所以1977年是各省出各省的题。1978年才第一次全国统考。并且,77级的入学时间在19783月,而78级入学是在1978年的9月,前后相隔半年。当时文革刚结束,很多大学的校舍还被占用,有的老师还没回来,因为政策没落实。学校的师资、校舍、寝室,一切都很紧张,所以19771978级有很多课是在一起上的。今天回顾这一段历史,也感到中国社会进步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转自《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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