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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垂泪的春天:昔日中国乒坛三杰之死


--作者:枫叶君  

 

只为一句话,他从香港回到内地。先做运动员,后任教练员,率领中国男子乒乓球队,1961年,1963年,1965年,连续三届蝉联世乒赛男团冠军,被认为是对中国乒乓球运动做出重大贡献的功臣。他,就是傅其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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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其芳

 

他出生在香港,是威震香江的乒乓高手。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他回来了。他是第一个全国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也是第一个战胜世界冠军的中国乒乓球选手。他,就是姜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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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永宁

 

人生能有几回搏!这是他的名言,曾激励无数热血青年,努力拼搏,为国奉献。他是新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在担任教练员期间,曾率中国女乒首夺世锦赛女团冠军。他,就是容国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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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国团

 

他们是中国乒乓王国的“开国元勋”,被誉为乒坛三杰。不幸的是,三位功勋卓著的乒坛名将,似三颗耀眼的星,陨落在1968年的春天里。在两个月零四天的时间里,傅其芳、姜永宁和容国团先后在北京自缢身亡。

 

1923年,傅其芳出生于浙江鄞县五乡镇傅家村,从小学即开始练习乒乓球,曾多次获得地方比赛冠军,很快就小有名气。因家境贫寒,1949年前往香港打球谋生。起初在球馆当陪练,后来球艺提高很快,遂“反陪为主”,成为乒乓球高手。

 

1952年,傅其芳代表香港,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和队友合作获得男子双打冠军。当时,在祝贺香港队的胜利时,一位当地的年迈华侨女教师说了一句:“祝贺你们获得冠军!如果你们能代表新中国,那就更好了!”简短一句话,深深触动了傅其芳的心。1953年,即中国国家乒乓球队成立的第二年,傅其芳回到北京。

 

傅其芳的加入令中国队实力大增。1954年,在布达佩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傅其芳获得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1957年,在斯德哥尔摩第24届世乒赛上,他作为主力队员在团体分组赛中获得全胜,为中国男队获得团体第三名立下汗马功劳。担任教练员后,他提出著名的“前三板”打法,主张发挥中国运动员身体素质优势,以快速进攻在前三板制约对手。这一理论后来被沿用下来,成为日后中国乒乓球的一大特色。1959年,在联邦德国多特蒙德第25届世乒赛上,傅其芳指导容国团战胜多国强手,一举夺得男子单打冠军。这是新中国获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在傅其芳率领下,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乒赛上,中国队获得男子团体冠军,首捧斯韦斯林杯。接着又在第27届和28届世乒赛上,蝉联男团冠军。按照傅其芳摸索出的近台快攻打法,中国乒乓球技术突飞猛进,培养出了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张燮林等一批世界级水平的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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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傅其芳(前排中)与第26届世乒赛中国男团运动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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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其芳(左四)与夺冠后的中国男团队员合影。左三为容国团,右一为姜永宁

 

为表彰傅其芳对中国乒乓球运动的突出贡献,国家体委在1961年、1963年,两次授予他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然而,由于傅其芳曾经在香港打过四年球,在他入党申请问题上,有人不断进行阻挠,说他历史情况复杂。后来,在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的亲自过问下,傅其芳才得以于1965年入党。

 

1966516日,以“五一六通知”出台为标志,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因为香港归来的背景,

傅其芳被诬蔑为国民党“三青团”特务、奸细,遭到严厉批斗、游街和毒打,被关进北京体育馆接受隔离审查。绝望之中,1968416日,傅其芳走进体育馆一间小屋,将房门反锁,在悬挂窗帘的铜杆上自缢身亡,时年45岁。

 

谁也不曾想到,就在傅其芳死去一个月后,另一个从香港归来的乒乓名将,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姜永宁也遭遇同样厄运。

 

姜永宁,祖籍广东番禺,1927年出生于香港,直拍两面削球打法,比赛中斗志顽强,素有“拼命三郎”美誉。1952年获得香港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同年10月应邀代表广东参加全国乒乓球冠军赛,在决赛中战胜傅其芳,夺得男子单打冠军,这是我国乒乓球史上第一个全国冠军。

 

比赛结束后,有人转告他,贺老总和国家体委希望他留下来为国效力,并许诺给予他在香港的一切待遇。报国心切的姜永宁答应了,加入了刚刚组建的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留下后,他发现别的教练工资并不高,便执意要把从香港保留下来的工资降下来。后来,在国家体委领导再三劝导下,他才同意了每月135元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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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永宁与妻子孙梅英、女儿姜小英合影

 

1953年,在布加勒斯特第20届世乒赛男团比赛中,姜永宁战胜第16届世乒赛男单冠军,英国著名运动员利奇,这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在世界大赛中,第一次战胜世界冠军。

 

六十年代初,姜永宁退役,出任中国国家乒乓球队女队教练。姜永宁工作负责,人品也非常优秀。在进驻先农坛体育场后,不管是日常训练还是后勤工作,他都做得特别认真。有时训练结束后,虽然浑身疲惫,但当他看到个别队员还有技术问题未解决时,就顾不上休息,给存在问题的队员进行单独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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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永宁在给女队员讲解技术要领

 

性格上,姜永宁属于少言寡语的人,但内心却燃烧着火。业余乒乓球爱好者来信询问打球的技术,他有信必复。有一次,边防战士来信,希望搞到好球拍。他花钱买来球拍,放在钉好的小木箱里,按照地址亲自寄出。

 

在傅其芳遭审查后,姜永宁等从香港归来的运动员人心惶惶,不知道这场风暴什么时候会波及到自己。

在傅其芳出事后,这种不祥之感就更加强烈。没过几天,一张大字报在先农坛体育场贴出,标题是“揪出日本大汉奸姜永宁”。突如其来的罪名让姜永宁惊呆了,他反复问自己:是不是平时说了什么错话?自己的言行是不是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地方?

 

59日早晨,姜永宁出门上班前,对妻子孙梅英说,有些四旧的东西要清理掉。出门不久又折返回来,说:“你把我给小英买的那个存钱罐处理了吧,那可能是四旧。”孙梅英在家把姜永宁过去的一些书信烧掉,可是因为烟太呛,就开门通风,结果被邻居汇报给上边,结果,一条“销赃灭迹”的罪名又强加到头上。

 

510日,北京体委专案组七八个人闯进姜家,对孙梅英宣布,姜永宁已被“专政”。孙梅英说,中央“六六通令”不让抄家。专案组人员大怒,喊道:

“不抄革命群众的家,就是要抄反革命的家!”接着把家里东西乱翻一起,拿走了一大包照片。不料,专案组的人在翻查时,从那包东西中找到一张姜永宁少年时的照片,衣服上有个小小的太阳旗,他们就此逼迫姜永宁承认是“日本特务”。姜永宁解释说,那时候的衣服上都有太阳旗,自己和日本人没有任何关系。专案组的人听了火冒三丈,有人抄起木棍对姜永宁劈头就打。身材瘦削的姜永宁当场被打倒在地,痛得下意识往床底下钻……

 

自己怎么会是“日本特务”?姜永宁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姜永宁的童年很苦,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遗弃了母亲,他跟着改嫁的母亲到了继父家。继父是个送水工,收入微薄,养家着实困难。姜永宁理解家中的难处,就和哥哥背上筐子到码头去捡煤渣。每捡完一筐,瘦小的身体便像刚从煤堆里拉出来,浑身上下黑乎乎一片。等再大一点,他就开始做零工,给富人倒夜壶,给日本人擦皮鞋。这就是汉奸?除此之外,他想不出自己和日本人有什么联系。

 

516日清晨,同事王锡添见他脸上有瘀伤,就悄悄问是不是挨打了。姜永宁胆小怕事,不敢告诉好友,只是摇摇头。在队员们出操后,姜永宁把厕所打扫干净,独自一人走到四楼的一个房间……人们发现姜永宁不见后,就四处寻找。在四楼,王锡添惊讶地发现姜永宁站在窗口,以为他要跳楼,含泪大喊:“姜永宁,你不要想不开,不要做糊涂事!”可是,姜永宁纹丝不动。大家急了,打破玻璃跳进屋子,这才发现,姜永宁吊在窗口,已经没了气息。有人猛地想起他们曾私下说过,傅其芳自缢时把绳子勒在耳朵后面,那样死了就不会吐舌头,样子不难看。这话一定是被姜永宁无意间听到了,那根上吊绳就勒在他的耳后,舌头没有吐出,一点也不难看,他看上去很安详,像睡着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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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永宁生前与女儿小英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

 

仅仅一个月,傅其芳和姜永宁先后自杀,这在同是从香港归来的容国团心中,产生了极大震动。他无法理解,事情怎么会成了这样?

 

容国团原籍广东中山,1937810日出生于香港,住在筲箕湾山木屋区,家境贫困。他自幼喜好打乒乓球,几年之后成为远近闻名的“街头球王”。因家里负担不起学费,念了几年书容国团就被迫中途辍学。1952年,15岁的容国团到鱼行做工,每天起早贪黑捡鱼虾。不过,因为父亲是工会会员,容国团得以有机会到工联俱乐部打球。他刻苦钻研球技,加上天资聪颖,很快成为闻名香港的乒乓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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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容国团

 

1952年,容国团代表香港工联乒乓球队,开始参加各种比赛。1954年,容国团在香港乒乓球赛中获得冠军。不久,日本国家乒乓球队访港,容国团在比赛中战胜日本名将,23届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荻村伊智郎,一战成名。

 

容国团父亲容勉之具有进步思想,早年曾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容国团深受父亲影响,尽管香港和日本有些俱乐部力邀他加入,但是,他的心始终向往祖国。1956年,他向广东省体委递交了一封申请书,请求回来报效祖国。那一年,容国团刚满19岁。1957111日,容国团回到祖国怀抱。当天,他在日记中这样记下自己的心情:“这是我走向新生活的第一天。当我踏入广州体育学院所在地时,早已相识的乒乓球运动员纷纷向我握手问好,表示热烈的欢迎。这时候,我心里充满了幸福感。很久以前,我就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现在终于如愿以偿。”

 

当时,中国体育运动水平还很低,与世界强国相比差距很大。在这种低迷的环境中,容国团表现出令人钦佩的豪情,在乒乓球队一次会议上,他立下“三年内夺取世界冠军”的豪言,一时引起轰动。容国团不是喊空话的人,1958年,他入选广东省乒乓球队,同年参加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一举夺得男子单打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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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国团在比赛中的英姿

 

不久,容国团入选国家乒乓球队。19594月,机会终于来到,容国团作为中国队主力之一,参加在联邦德国多特蒙德举行的第25届世乒赛。但是,在男单比赛中,到了八进四阶段,中国队员纷纷被淘汰,容国团成为仅剩的一名中国运动员。他咬紧牙关,每场必拼,终于闯入决赛。在决赛中,容国团对阵世界名将、匈牙利运动员悉多,他充分发挥动作灵活、速度快的特点,以三比一击败悉多,获得男子单打冠军。这是中国人获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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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誉归来的容国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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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国团(后排左四)与中国代表团成员回到北京

 

当容国团赞誉归来时,国家体委主任贺龙亲自到机场迎接、献花。周恩来非常兴奋,他认为1959年有两件大事,一是容国团夺冠,二是十年国庆,于是将中国首次生产的乒乓球命名为“红双喜”,从此,乒乓球热迅速在全国兴起。

 

1961年,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乒赛上,以容国团担当主力的中国乒乓球男队,以五比三战胜日本队,首次获得男团世界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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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团夺冠阵容,自左向右:庄则栋、王传耀、容国团、李富荣、徐寅生

 

1964年,容国团出任中国乒乓球队女队教练。仅仅一年以后,在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第28届世乒赛上,

中国女队在决赛中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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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国团与夺冠后的中国女乒队员合影

 

由于贡献突出,容国团并于1959年、1961年,先后两次获得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文革开始后,容国团被指为贺龙的人,遭到“体委红旗”等造反派的揪斗、侮辱和毒打。因为以前经常和姜永宁等香港老乡一起吃饭,造反派就说他们是“反革命特务小集团”。他为了证明自己是热爱祖国的,

写请战书要求参加第30届世乒赛,结果被批为“修正主义”。甚至连他的业余爱好,比如欣赏外国古典音乐,也被贴上“迷恋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标签。妻子黄秀珍后来回忆说,容国团在香港生活了十几年,从来没有经历过政治斗争,当运动来临时,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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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国团夫人黄秀珍

 

在被隔离审查期间,容国团被关押在厕所里写交代材料,里面安装了一个大喇叭,而麦克风设在专案组的屋子里。造反派们隔一会,就对着麦克风狂喊一气,喝令他“老老实实交代”,从早到晚,对容国团进行精神折磨,和心理上的威慑。有时候,专案组的人还把他拉去审讯,甚至拳脚相加。这种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令容国团的承受能力达到极限。1968620日晚,黄秀珍参加完体委批斗大会后回到家里,发现容国团还没回来。她出去寻找,却没有发现丈夫的影子。第二天,有人在龙潭湖附近一个养鸭场,找到了容国团,他吊在一棵树上,身体已经僵硬,树周边的地上满是烟头……人们在他的衣兜里发现一张字条,上写:“我不是特务,不要怀疑我。我爱我的荣誉,胜过我的生命。”容国团死后没有举行葬礼,火化费由其家人和他的一部分工资负担。

 

曾经令国人无比自豪的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就这样凄惨地落下人生帷幕,年仅31岁。而离容国团自缢身亡地点几里地之外,就是他的家,崇文区幸福大街9号楼。

 

1978623日,国家体委召开落实干部政策大会,为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宁平反,恢复名誉。1985年,由乒坛元老王锡添提议,经国家体委批准,中国开始举办“三英杯”乒乓球邀请赛,以纪念傅其芳、姜永宁和容国团,缅怀他们为中国乒乓球事业做出的开拓性贡献。

 

历史云烟散去,人间思念永恒。

 

多年以后,姜小英仍能记得那天早晨父亲出门的情形,他不放心那个小小的存钱罐。她说:“当时父亲所说的这句话,并没有引起我和母亲的重视。至今,父亲离开家又折返的一幕,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无数次地回放,永远挥之不去。”

 

容国团儿时玩伴、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回忆说:“离港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阿团。后来朋友来信说他去了大陆……十年后,我从芝加哥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驾车到温哥华一行,遇到了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乒乓球员,就很自然地向他问及容国团的情况。他回答说,他在去年(1968年)死了,是自杀的。晴天霹雳,我泪如雨下。”

 

傅其芳离世那年,女儿傅美菊才15岁。她至今还珍藏着父亲送给她的一个红双喜球拍,那是父亲留给她的惟一礼物。在《怀念爸爸傅其芳》一文中,她写下这样一段话:“在我们的努力下,父亲的骨灰从八宝山迁移到杭州凤凰山烈士陵园,每年的清明和忌日,我们兄弟姐妹都可以去扫墓了。站在父亲墓前,我拿着心爱的球拍,想到英年早逝的父亲,悄然泪下。我对爸爸说,爸爸,我是多么想念你……”

 

 

转自《高会民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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