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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军和郎郎——101中学传奇


作者: 张郎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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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北京101中学的高中入学通知,对我说来是件大事。

 

确实,101中当时在北京是个很了不起的学校,对许多孩子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这个中学与我刚刚离开的育才学校属一个宗系,由延安坐着“马背摇篮”而来。

 

101中学是梦中理想的一种现实模拟,那时候我们压根儿就生活在梦中,生活在精神至上的理想国里。譬如:小学时看的电影“短剑”,深深震撼了我们内心的深层结构。

 

我们要热爱祖国,热爱广大民众,要伸张正义,劫富济贫…。那痕迹至今还没消失。那会儿电影很少,我们能绘声绘色仔细复述每部片子的重要镜头。

 

这部电影原小说的作者雷巴阔夫先生是个天才的梦想者,也是个成功的造梦者。前不久他去世了,留下一本很有意思的书《阿尔巴特街的孩子们》。他写的那些孩子,和育才或101中的孩子十分相似。雷巴阔夫去世了,最后一个苏式的理想主义者消失了。

 

我们是那个消失了的时代遗留下来的孩子。

 

我们这些梦中的孩子,充实、乐观、坚定,我们的人生定位非常清楚:我们是站在世界上正义的一方,和好人在一拨儿。而好人第一集团是苏联老大哥,他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离共产主义大门比我们近多了。无论从经济到文化,从政治到军事都是世界第一,都是我们的榜样和楷模。我们无条件地崇拜苏联,唱苏联歌曲,看苏联文学、诗。脑子里有清楚明确的道德框架: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要把全世界变成自己当家作主的天堂。

 

另一个造梦者阿维林在《船长与大尉》中说过:“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我们这些梦中成长的孩子,几乎都以这句话为自己的座右铭。没有雄心壮志,还侈谈什么人生。考上101中,就是这个大梦的一部分,是梦想成真的第一步。

 

所以,你可想而知,当我打好背包、整理好行囊,准备出发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如何爽朗,我的动作是如何流畅。在自己脑子里出现的画面:我和所有电影中的苏联青年一样,走在康庄大道上的表情一样。我长大了。我将第一次自己背着行李、坐公共汽车去学校报到。

 

我真的长大了。虽然我从幼儿园开始就住校,可是每次开学总会有人送,有时是小汽车、吉普车,最不济也得叫个三轮车。如今我自己坐公共汽车去报到。

 

我站在公共汽车站,回头看见妈妈站在阳台上,微笑着向我挥手。当时我没注意到她的表情是否复杂,现在我想:那时她一定百感交集,那时我是家里的长子。

 

我觉得我长大了,我觉着自己应该有些责任了。

 

所以今天太阳显得格外的明亮,树叶格外的绿;一切象水洗过一样闪闪发光。

 

公共汽车一点不挤,我站在最前边。马路轻快地扑面而来。

 

我一下车,一男一女迎面走过来。他们身穿着101中校服,那时全北京只有101中和师大女附中有校服。

 

“同学,你好。你是101中的新生吧?”那个女同学微笑着说。

 

“是呀…”我一时不知所措。那会儿我见着女生就心慌。

 

101中欢迎你!”她大方的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不知是激动还是难为情“唰”地一股热流从胸中涌起。那男孩子不分由说,趁我手忙脚乱之际顺手一把夺过了我的背包。

 

我连忙说:“我自己来吧。”话音未落,我的网兜已经被那女孩子麻利地抢走了。他们大步往前走,我在后边小步紧蹈。

 

“别不好意思。”那女孩回头笑着说:“我们都是志愿者,专门来接你们。明年你也会这样的,101人都是志愿者,从现在起你就是101人了。”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任何客气话现在都俗不可耐。她的热情与坦诚,是我多年习惯的理想模式。我仿佛进入理想的更高层次,似乎进入了一种更强的磁场。他们俩轻快地走在前面,我两手空空跟在后面,却还急赤白脸。他们的步伐如此矫健、神态轻松举重若轻。是不是101中能把所有的人都训练成这样?我也将变成这样的体力、脑力、智力皆优的革命青年吗?

 

从车站到校门口,距离着实不近。至少得有一两里地。要是没人接,真得够我走的。

 

校门口彩旗飞扬,大幅迎新标语下面,七八张桌子一字排开,雪白的桌布上摆着盆盆鲜花。新生们都在这儿放下行李。那个女孩问我:“你是哪个班的?”

 

“我是高一二班的。”入学通知上早就写好了。

 

她叫我在这儿等着,就跑过去查我的名字。原来宿舍的铺位也早就订好了。这就是101中的风格,一切都有规有矩。有安排,有程序。我当时是有点奇怪,她怎么没问我叫什么名字,就去帮我安排,除非她有特异功能。

 

101中真是神奇,不断让你惊喜,不断让你出其不意。

 

那个女孩查来查去,然后,转过头来诧异地问我:“你是高一二的吗?”

 

“不会错吧…”我慌了,连忙想找入学通知书。

 

“别找了,高一二根本没有姓耿的。”斩钉截铁。

 

我笑了:“我多咱说过我姓耿?”

 

“你不姓耿?”她瞪圆了双眼,似乎我姓错了。真是笑话。那个男生眼睛瞪得更大:“你真不姓耿?那你姓什么?”怎么101人一下子又变得这么奇怪。

 

“我姓张,张郎郎。”

 

“啊!”他们相视一笑,再看名单,一秒钟他们就查出来了:“你在五排三号11铺。”人堆里有人应声跑出来,喊道:“我是五排三号的,我送他去。”那两个接我的同学,一边道歉一边道别。

 

我笑着说:“认错人的事儿,常有。没事儿。”他们俩笑着走了。

 

跑来接我的人,猛地扑过来一把搂住我,101中的人也热情过分了。

 

张郎郎,张邦昌,二郎山,大灰狼!”这是我在育才的外号大全,是甘露林写的唯一的一首诗。现在念诗的人一定是育才的人。把我搂得快背过气了,我轻轻推开他,一看原来是三年不见的老同学延岭。

 

“什么时候添了这毛病,见人就拥抱?”

 

“见了老同学必须亲密无间。”他边说边笑提起我的行李,一起往前走。

 

这会儿新老同学很容易分清;我们都穿便服,他们都穿校服。101中的校服和苏联军装差不离。不过人家用呢子,咱们用棉布。

 

我们边走边说,延岭象导游一样,给我介绍101的校园风光。迎面走过来几个老学生,他们和延岭打招呼,又问:“耿军的弟弟吧?”

 

“不是,人家姓张…”

 

“延岭,你又弄错了吧,他绝对姓耿。”

 

“这还能弄错,我和他小学同学六年。他一直姓张。”

 

“这就怪了…”他们将信将疑地和我们擦肩而过,还狠狠盯我一眼;还咕哝着:“…居然姓张。”

 

延岭说:“这些人有病。”我说:“刚才已经有人犯了这毛病。”话音未落又有人在喊:“这是小耿军吧?”

 

我和延岭都懒得回答了,笑笑接着走。延岭转头仔细看看我:“是有点像。”“废话,像我的人多了。”

 

延岭把我送到宿舍,让我慢慢收拾,然后去报到。他又忙着去迎新了。

 

我三下五除二把东西收拾完毕,拿好手续三步并两步地转眼跑到了校务办公室门口。一个和蔼的中年妇女突然伸手拉住我:“同学,你认识我吗?”

 

“老师,对不起,我不认识您。”这101中怎么快成惊险小说了。

 

“没关系,你是新来的。我是你们的教导主任,姓王。”我一听是主任,就连忙要敬礼。

 

我们育才的白主任可比她厉害多了,我更得给她敬个礼。可她还没撒手:“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些人。”

 

她拉我走了几步,打一扇开门,把我轻轻推进去。里边坐着十几个老师,好家伙,这是教员办公室吧?顿时吓得我魂飞魄散。

 

“你们看谁来了?”

 

“耿军的弟弟。”

 

“耿军的弟弟来了。”他们异口同声。

 

这和蔼可亲的王主任,把我弄个大红脸。我顾不上解释,赶紧挣脱,转身跑了出去,身后留下一片笑声。

 

回到宿舍。见延岭也回来休息了,他叫我一块去游泳。

 

当时北京的中学里有游泳池的只有三十一中和101中,那时我们都酷爱游泳。

 

全北京大多数孩子只能去什刹海或陶然亭游泳池。颐和园太远了,玉渊潭太险了。

 

暑假期间我们去游泳,那儿比去庙会还挤。游泳池那水要么冻死活人不偿命,要么成了拉粘儿的酱汤。就这样,我们还不依不饶地在烈日下苦苦排队,还不一定能买得着下一场票。

 

101游泳简直是奢侈,更衣室没几个人,游泳池里也就十几个人。我在清澈见底的游泳池里狂游了几个来回,爬到岸边躺下,闭着眼睛静静地晒太阳。听见旁边有人问延岭:“他是耿军的弟弟吗?”“不是,他姓张,好些人都说他们长得像。”

 

我闭着眼继续享受阳光。懒得搭理。

 

“我从来没有见过亲兄弟长得这么像的,这就是几何学上相似形的最好例证。”那人真会说话。游完泳,延岭带我去小卖部买基本文具。一路上贫嘴聒舌。进了小卖部,一边挑选一边接着贫。其他学生被我们逗得嘻嘻哈哈。那个老售货员笑着说:“你哥哥刚走了,你就来这儿接着耍活宝。”

 

“我知道您以为我是耿军的弟弟,这回您走眼了--我姓张。”

 

“不对吧?”他疑惑地说。延岭他们边连忙解释;“他真的姓张。我们都能给他证明”这会儿他们觉得别人老认错人,是个挺有趣的游戏。于是,我们接着贫,那老售货员却一声不响,直直地接着瞧着我们。“小伙子,听着”那老头突然严肃起来了:“你好好想想,在战争年代中你有没有一个失散的兄弟?”

 

“大爷,您电影看多了…”延岭笑着说。

 

“凭我几十年的经验这次我没走眼,他们不光长得像,声音也一样,连手势动作都是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不信,咱们可以打赌。”

 

延岭他们哄堂大笑,可我小脸儿就白了,一言不发。

 

等我们走到外面,我才对延岭说:“真的,我有个哥哥,在战争中失散了。”

 

“啊!”延岭他们惊呼,问道:“他叫什么?多大了?”

 

“我只知道我的哥哥也叫郎郎,别的一概不知。”

 

“这礼拜天你回家好好问问,有了线索我们帮你找。”

 

“我们家找了这么多年杳无音信,不知他到底在哪儿?”

 

虽然他们接着兴奋的研究侦察计划,觉着这比误会游戏还有意思。然而,我却不抱多大希望;一来,我们家十八年来费尽心思,托遍了门子,一点头绪都没有。

 

要是他在北京,早就找着了。二来,战争中失散的孩子,下落不明的多的是,连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龙,至今还找不着呢。

 

过去我们家叫我“小郎郎”,经常议论的是:“大郎郎”什么时候能回家?后来,人们慢慢不再议论这个了,似乎成了不言而喻的心病,不提也罢。

 

延岭他们一片热心,我却淡然处之。即便开学后更多的人说我像耿军,甚至干脆叫我“小耿军”。我还是淡然处之。

 

当了小耿军之后,有不少好处。在育才我是名人,多少年的住校中,我造出多少故事。我是育才的讲故事冠军,出洋相冠军。还写诗,还和一帮“诗人”为了和凡夫俗子截然不同,全剃成光头,是育才第一大怪。还是育才的交头卷冠军,每次考试非抢头卷不可…。

 

可在101我是新生,何德何能一夜之间成为全校名人?这是在耿军的光环笼罩之下发生了这样的现象。

 

原来耿军是101中的旗手。101中的一切规矩都是苏联军校的翻版,旗手就是“全校第一人”的意思。在学校的一切仪式中,旗手高举校旗走在最前面。他年年三好生,功课全5分;还是学生会文体部部长;美术组组长、壁画队队长;得过话剧剧本创作奖,并在学校排演的话剧中多次担任导演及主演;他是管乐队首席小号手,还担任过队长和指挥;由于多年坚持冬泳,登过北京晚报和新观察杂志;还是女子体操队的教练。他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标兵,他是榜样,他是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于是,在学校里我受到莫名其妙的优待,例如,我走到哪儿,都有同学主动和我打招呼,主动和我聊天。我去借书,我去踢球,我去买东西…无论我做什么,都是一路绿灯,一片热情。我都快被惯坏了。

 

101中广播站站长跑来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广播。于是我立马就成了广播员。

 

101中话剧团招考新人,我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玩一把。当时话剧团的团长是蔡楚生先生的儿子蔡元元;他小时候演过电影《鸡毛信》里的海娃,那时他就是大明星了。负责考试的是王伯英老师,考朗诵、考表演、考小品。我朗诵还行,表演一般,小品一蹋糊涂。我想没什么希望。

 

过两天学校宣布:我不但被当选,成了演员,还当选为副团长。一个人运气来了,你挡也挡不住。那段黄金日子,我天天处于亢奋状态。同时被话剧团吸收的男生,小品比我做得好,名字叫白克明。当时,我们都很高兴。现在他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可见,小时候的积累还挺有用。

 

星期五晚上,下了晚自习,我们在宿舍唱歌。我教他们唱育才的“流行歌曲”,例如:意大利的“好朋友”,俄罗斯的“萨特阔”、“白灵花”,还有“西班牙骑士”等等。这些歌在这儿算是新歌。正唱得来劲的时候停电了。我们只好都钻进蚊帐里,躺着接着吼。延岭摸着黑跑到我床前,说:“郎郎,你看看这个。”他掀开蚊帐的一角递给我一张照片,还打开手电帮我照着。

 

在黑暗中耿军的形像突然浮现在我眼前,我一下被震愣了。

 

“像不像你?”

 

“不太像…,可是,像我爸年轻的时候。”

 

近来,我不太关注这件事,因为我想我们只是长得像,找哥哥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大可能。别瞎耽误功夫了。看了这张照片后,直觉:他准是我们家人。

 

我家兄弟姐妹,一共5个,现在在家的这4个,我们互相看着,觉得长得都不太像;外人一看就说:绝对是一家人。耿军的长像和我爸爸年轻时的照片一模一样。他比我们所有的人,更像我们家人。从这一刻起,找哥哥的强烈欲望之火开始熊熊燃烧。

 

周未回到家,我开始小心向妈妈了解这件事的原委。一贯粗心大意的我,现在动了点儿心眼--我不愿意拿八字没一撇的事,来伤妈妈的心。妈妈做饭的时候,我跑到厨房去和她七聊八扯,假装帮她解闷。一会儿说101中的老师和4中的怎么不一样,一会说101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多么不同。

 

话锋一转,我说:“现在我大了,想自已帮家里做点什么。可是好象也没什么事可做的,你们没什么需要我帮忙。唉,对了,我记得姐姐过去常对我说:‘将来咱们长大了,带一条狗,咱们走遍全国,也要把大郎郎找回来。’过去我从来没有打听到过有关大郎郎的消息,现在101的同学哪的都有,我可以慢慢查访,万一找到了该多好。可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这回,您得把整个的故事告诉我。”

 

妈妈一开始不愿意接我话茬儿,后来在我软磨硬泡下慢慢地讲出以下的故事。

 

1940年的一个冬夜,我哥降生在延安中央医院。其实所谓中央医院不过是一排窑洞。出生那天的夜晚,狂风怒号。半夜妈妈醒来发现门被风吹开了,她大声叫护士,护士没来,倒叫进来一个大狗似的动物。

 

“狼!”我妈妈知道,在狼面前不能慌神,否则它就会扑过来。它站在门口和妈妈四目对视,双方一动不动。时间仿佛停滞…。

 

一个护士来查房,一推房门她尖叫起来,那头狼箭一般地从她身边窜了出去。

 

妈妈的衬衣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人们跑来议论纷纷:那到底是狼还是野狗?是冲大人还是冲孩子来的…。

 

因此,这孩子--我哥哥就起名叫郎郎了。

 

我父母带着我姐姐和哥哥,住在延安乔儿沟的鲁迅艺术学院。那些师生都觉得哥哥很可爱,又白又胖,当时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正在上演俄国果戈里的名剧《钦差大臣》,里面有句台词是笑话一个胖子,说:“吧啦咂,吧啦咂,煎鸡蛋。”于是这就成了哥哥的外号,简称“煎鸡蛋”。

 

姐姐又黑又瘦。作家肖军和爸爸是老乡,在爸爸画的鲁迅先生画像前,给一家四口照了一张全家福。肖军的太太看到照片时,说:“活脱一群叫化子。”因为我爸留的长发四面乱竖,在延安他成了四大怪之一。

 

后来周恩来在重庆,不知动了哪根筋,把我爸调到重庆去。我爸爸又和上海的老朋友在一起了,他又穿起了白色的西装;看那时候他的照片,真够帅的了。他俨然又成了浪迹洋场的玩主。我妈妈带着两个孩子,接着在延安喝着小米粥,接着当叫化子。

 

1941年爆发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长项英血洒疆场。国共两党怒目互视,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延安当局马上进入枕戈待旦状况,准备辙离延安。上级发布许多规定,其中一条是:一个人最多带一个孩子,否则无法行军。带着年幼的孩子,最恐怖的是无法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孩子不懂事,一出声响,一哭,就全暴露了。曾经有过不止一次的惨痛教训,过封锁线时,捂着孩子的嘴,封锁线过了,孩子也被捂死了。所以,必须把多余的孩子送给老乡,或者交给组织。由组织安排,今后不准找后帐。

 

我妈妈知道,在当时重男轻女的社会,女孩子送给别人会吃亏的,所以决定送男孩子。战火将起,爸爸又杳无音讯。妈妈一咬牙,把当时的唯一的儿子交给了组织。

 

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形势更加严峻。周恩来决定分头撤离,比如:让一些左派文人例如剧作家阳翰生、夏衍、吴祖光,漫画家丁聪等和我爸爸去香港。但是,我爸爸坚持要回延安。我们家其他人还在那儿呢!

 

正好此时,诗人艾青、作家罗峰等正在要求八路军办事处安排他们去延安。周恩来交给我父亲一笔钱,要他设法带这些人通过封锁线去延安。

 

于是,他们化装成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带着他的副官、随从、秘书、警卫员等,人人都有角色。到底是一群文人、艺术家、他们的化妆、表演都可以乱真。终于千难万险从重庆穿过三条封锁线,行程以千里计,和国民党官员、警察、军队多次从容打交道,居然没有露出破绽,最后顺利到达延安。

 

徐刚先生在《艾青传》中对这段故事作了精彩描述。唯一的疑点是:在参与者的回忆中,都是自己扮演那个高级军官而别人都是装扮自己的跟班。

 

据说他们一到了延安,爸爸立刻扑到黄土地上,拥抱大地、亲吻泥土。爸爸那时实在有点疯。爸爸回到家里才知道大郎郎已经送人了,他又难过、又愤怒、又无可奈何。四处打听,没有丝毫线索。直到听说是送给了一个陕北老红军,才稍微放心了。

 

“咱们知道的只有这些情况吗?”我问道。

 

妈妈想了想说:“后来还听说过一次关于他的情况。”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文学艺术家们纷纷下乡到民间去采风。女作家丁玲下乡后回到延安,兴奋地跑来对妈妈说:“我在山西兴县看见郎郎了。”

 

她接着说:我们路过一个老乡家,看见郎郎就在老乡家的门口玩,我们都围过去逗他玩,他还是象原来一样笑口常开。这时候一位脖子有些残疾的妇女冲出来了,抱起孩子就跑了。我们向邻居打听,他们说:这家是军人,只有这一个孩子,是抱来的。因为她不会生养。

 

我忙问:“丁玲阿姨问没问那家人的姓名。”

 

妈妈说:“只知道他们家姓耿,女的姓李,名字记不清了。”

 

听到这句话我差点没蹦起来,可是我控制住自己。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之前,我不能虚报军情,让妈妈空欢喜一场。

 

回到学校,我立刻找到延岭,说:“我回家问了,有如下这些线索:第一我哥送的那家正好姓耿。第二,他们家曾经住在山西兴县。第三,他妈妈脖子有残疾,不能生养,只有这一个儿子。第四,他长的和我爸爸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延岭说:“这些线索非常重要,我立刻去侦察。”

 

不到一个小时,延岭没精打采地回来了。不好意思地说:“郎郎,别难过。耿军不是你哥哥,我问了一些同学。第一,有人看过他的全家福,他妈妈脖子没毛病。第二,他还有个妹妹。别灰心,咱们再接再厉,继续侦察。”

 

“没事儿,本来就是有枣没枣打三杆。”我早有精神准备,可心里还是有点空空荡荡的。

 

耿军是刚刚毕业离开了101中。

 

有天下课,我正往宿舍走。前面路边一群人站着,议论着说像不像之类的话。

 

我对这种事已经见怪不怪了。

 

他们中间有个同学客气地叫我:“郎郎,你过来一下。”我不大情愿地朝他们走过去。这时才注意到中间站着一位很有军人气质的人。等我走近,他很自然地伸出手来,说:“他们都说咱们俩长得像,我看不大像,那也不妨碍咱们交个朋友。”哦,这就是耿军!我和他握手时,夕阳从侧面给他镀上一条金边。我也觉得我们不大像。可是在某个角度他和姐姐真像。他们接着向前走了,我还站在那儿,不甘心地想:我真觉得他还是我们家人。

 

星期六午饭时间正好轮到我广播。我刚刚播完,跑来一个低年级的女孩子,交给我一个纸条,转身就跑了。我连忙打开纸条看,上面写着:

 

张郎郎同学:

午饭后请你到学校大操场后边的 小树林来一趟,我有事和你谈谈。请不要告诉其他人。  

耿军

 

我三扒两扒就吞完了午饭,连蹦带跳向目的地进发,路上同学和我打招呼问我去哪,我都假装没听见。我呼哧带喘地跑到小树林里,果然,他在那里等我。

 

于是,我们慢慢地沿着小河开始散步,半晌他才开口:“听说,你有个在战争中失散的哥哥,把这故事说一说。”

 

我立刻就激动地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最后问:“你说这有可能吗?”

 

“你是问我是不是你哥哥吧?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他说话非常清楚,还滴水不漏,比我们成熟得多。他接着说:“其实,我在兴县的时候就知道我的亲生父母在延安。”

 

一股热血从我丹田直冲天灵盖,我头发竖起来了,眼睛也圆了。

 

可是他是视而不见,继续平静地说:“小时候,有回我淘气,妈妈要打我,我急了就喊:‘我去延安找妈妈!’妈妈一听到这话,就一把抱着我,哭了。问我:‘谁跟你瞎说的?’我知道她伤心了,从此不敢再这么说了。有一次,我在屋里睡觉,妈妈和邻居在院里纳鞋底。邻居问:‘你不是不能生养吗,怎么有了个胖小子?’妈妈说:‘是挂喂的。’这是句陕北土话,意思是:我是领养的。

 

“前年,一位在延安与我父母共过事的叔叔来北京看我,他拉着我的手说:‘上有天,下有地,孩子,你如实告我:你的爸爸妈妈对你好不好?和别人家的父母一样不一样?’我告诉他:他们对我非常好,我觉得比别人家的父母更好。他如释重负地说:‘那就好,那就好!你可不能忘记你的爹妈。他们把全部希望都放在你的身上,你一定要记住和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我听出这话里有话。”

 

他说到这儿,停了停,我们默默地走着,各自平静自己的心潮。

 

“我妈妈听说,收养大郎郎的妈妈脖子有点毛病,可是见过你家照片的同学说,你妈妈很正常。你还有个妹妹。是吗?”

 

“照像可以选择角度,我妈妈脖子是有点残疾。我妹妹也是从舅舅家过继来的。唉,你父亲在哪儿工作?”

 

“爸爸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授兼院长。”

 

“啊呀,真有意思!我毕业前刚带着101美术组的同学参观了中央工艺美院。

 

要不是服从组织,报考留苏,我肯定要报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张仃。”

 

“是画家张仃呀!嗨!我早就知道他了,因为我特别喜欢他的漫画,从小就爱临摹他的画。”

 

我们就这样一问一答,在小树林里踱步,不知疲倦地走了一下午。我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他依然理智平静。最后他说:“看来,我真有可能是你的哥哥。这当然很好,可是,我妈妈是个传统的农村妇女,把全部感情都倾注在我身上,如果知道我找到了你们,她的精神会崩溃的。她很难相信我不会离开这个家,不会不孝敬她。他们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把我抚养大,我决不能让这两位善良的老人伤心。”

 

我从狂喜中恢复了平静。

 

他接着说:“所以,咱们约定,这件事一定要保密,尤其要嘱咐同学们,别把这个消息传到我山西的家里去。”

 

“我不和任何人说,你放心。”

 

“好,咱们一言为定:就说咱们成了好朋友。”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耿军作为国家的优秀学生,高中毕业时,组织上安排他报考北京外语学院留苏预备部,突击强化俄语,准备一年后送到苏联去留学。按说我们已经“失之交臂”。可是老天是成心想安排我们见面:由于外语学院的新生宿舍被刚刚归国的留苏学生占用着,所以耿军去报到时被告知:新生报到推迟一周,能在北京找到住处的新生,请自行解决住宿问题。耿军的父亲两年前已调到山西省当公安厅长,北京没有家,自然就回到母校101中学来暂住。

 

这是他毕业后又回到101中学的第一天,也时时处处遇到和我一样的怪事,他告诉我,他从校门口到教学楼,一路上遇到的同学、老师都不约而同地向他说着同样的话:“嗨,耿军,是不是你弟弟考上咱们学校了?”“高一的一个新生象你象得没治,奇怪的是他姓张。”“耿军,你是回来看你弟弟的吧?”“……”

 

在教学楼前碰上教导处王主任,一见面王主任就说:“嗨耿军,你可回来了,你弟弟把全校都弄糊涂了。他说他姓张,查档案也没错,可是他怎么能不是你弟弟呢?是不是你们家把你弟弟送人了呢?”

 

他往宿舍走的路上,几个体操队的女生擦肩而过,听见她们在叽叽咕咕:“嘿,我差点又把这小子当成耿军了!”“我也是,瞧他走路的姿势都象。”耿军哭笑不得地回头喊住她们:“怎么,我刚走没几天,就不认识了?”几位女生这才恍然大悟,这回是真耿军!

 

在宿舍的三岔路口耿军碰见了比他低几届的刘京,他们解放初期在重庆,由邓小平的夫人卓琳任校长的西南军政委员会直属人民小学里就是校友。他问起刘京究竟是怎么回事,正说着,正好我就走过来了。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第一次同学们把我们拉到一起的见面。

 

谈了一下午后,我们去吃晚饭。饭后,刘京、苏晓明等几个同学来看他,大家一起聊天、散步。最后坐在大操场旁边,望着万里星空,拿出乐器,随意地轻轻弹奏,似乎不愿破坏了月夜的宁静。我半卧在草地上,胸中的幸福之感一阵阵向外膨胀;幸福得有些疼痛…。

 

哥哥轻轻地举起带弱音器的小号,吹出悠扬的俄罗斯旋律。这乐曲和这月色,沉睡的大地,天边树丛的剪影,和谐地融在一起。有人小声唱了起来,我也跟着唱着;

 

唱吧,朋友们,

明天要航行,

航行在那夜雾中…

 

我们玩到很晚才散,分手时,他对我说:“明天一大早,你起得来吗?”

 

“没问题。”

 

“好,明天早上六点到这儿集合,换好游泳裤,咱们晨泳。”然后小声地说:“游完泳咱们回家。”

 

他都走了,我还愣在那儿,还没醒过闷儿来,他挥挥手远去了。

 

我慢慢往回走,心里只有一句话,反复地响:“明天咱们回家。咱们回家。回家。”

 

今夜我有法儿安睡么?比爱上个姑娘还激动百倍,也许那个时候还没真正爱过。今天我崇拜他、尊敬他、爱他,过去我不知道手足之情会如此强烈。我翻来复去,不知折腾了多久,还是睡不着。我穿起衣服蹑手蹑脚,跑到他宿舍,悄悄地坐在他床前。哥哥睡得很熟,平静地呼吸着。

 

这是我哥哥,这是我哥哥!只有这么自信的人才会如此安睡。我想就这样看着他,直到起床。又一想,这会儿谁醒来,都得吓一大跳。于是,我又象猫一样溜回了宿舍。

 

这回,头一沾枕头我就睡着了。

 

我的生物钟比闹钟还灵。五点半我噌地一下就坐了起来,几秒钟穿好游泳裤,迅速跑向他们宿舍。远远地就看见,他们已经在那儿做热身运动了,见我来了就一起跑向游泳池,在池边继续做完准备活动,他们就一一跳入池中。我在池边撩了点水在胸口,打了个寒战。他已经泳了一圈儿回来了,说:“直接跳进来,一游泳就不冷了。”我一闭眼跳了下去,游了20米才浮出水面。真的倒不觉得冷了。我们划破平静的水面,水面上晨雾缭绕。

 

我们擦干身上的水珠,皮肤变得象熟螃蟹那么红,居然也冒热气。

 

我们两个换好衣服跑步到北京大学的西门,上了公共汽车才六点半。这时候我们不像兄弟也得像。当时他18岁我15岁,个子差不多一样高。都剃了平头,都穿着101的校服。猛的一看我们俩就像一对双胞胎。

 

从海淀到朝阳,我们俩的话茬儿就没断过;我恨不得把他18年的经历全弄明白,他恨不得把全家每个人都打听清楚。

 

到了家门口,我们俩都有些紧张。哥哥说:“咱们说好了,让事情自然发展,不要引导。如果确实是,那当然皆大欢喜;如果不是,也不足为怪,咱们也交一个朋友。”我说:“好吧,你放心。”

 

我刚要敲门,哥哥说:“你等一等。”

 

他指着门框上面有个小木牌,上面写着:“张耿孚”三个字。“这是什么意思?”

 

我回答:“可能是以前住户的名字吧。”

 

哥哥说:“这简直神了。你看,孚字,是一个爪字下面一个子字。张耿孚就是张家和耿家抓儿子。”我愕然了。

 

我敲门以后,等了半天妈妈才来开门。妈妈很奇怪,平常我回家之前总会先打个电话。妈妈小声说: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没吃早饭吧?先到厨房里坐。

 

我对妈妈说:“这是我们的同学。”妈妈点点头。她可能更奇怪了,我们很少带同学回家,没事也犯不着这么早。我和哥哥约定,回家慢慢地、自然地说,别猛一宣布让他们感觉太突然。

 

妈妈给我们做早饭,我们俩坐在那儿接着聊。她听我们老说:“我们班谁谁怎么样”等等,就问:“你们俩还不是一个班的?礼拜天怎么不回家?”

 

“他们家在太原。”

 

我们吃饭的时候,妈妈和我们聊了几句。妈妈听说他姓耿以后,问:“我们有个姓耿的朋友,也是陕北人,不知你认不认识?”

 

哥哥说:“姓耿的本来就少,又是陕北人,认识的可能性很大。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妈妈:“男的名字忘了,女的名字好象叫李玉华,她的脖子有点毛病。”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哥哥看着妈妈的紧张样子,不忍再装下去了。

 

哥哥:“你说的人我认识。脖子有点毛病的女人叫李蓉芳,她就是我的母亲。”

 

哥哥强作镇静地好不容易把话说完,他的血涌上了天灵盖。

 

妈妈的脸一下子煞白,定在那里,突然转身上了阳台。

 

哥哥平静的、坚定的话语,声音不大,在我们家这就是晴天霹雳。

 

妈妈这种习惯问话,18年来不知问了多少遍,从来没有人给过她肯定的回答。她站在阳台上,望着远方。

 

我们三人都静默无言,时间仿佛凝固了。哥哥碰了碰我,小声说:“你去看看。”

 

我慢慢走到妈身旁,见她眼中泪光莹莹。妈妈问我:“你不会弄错吧?”

 

“我们已经仔细谈过、核对过,真的,他就是大郎郎。”

 

“你们先坐一会儿,我去叫爸爸。”

 

平常爸爸起得很早,可是昨晚上爸爸去参加建国十年大庆游行彩排的观礼。爸爸从开国大典起就是这些重大活动的总设计师。早上五点才回来。这时应该好梦正酣。

 

妈妈推醒爸爸:“快起来,快起来,出了大事 。”

 

“郎郎又病了?”

 

“不是,是好事。”

 

我们坐在客厅里,爸爸进门时还在嘟囔:“大清早的什么事啊?”

 

当他一撩起蓝印花布的门帘,看见我俩并排坐在那里时,把手一扬,说:“什么也别说了,这是大郎郎回来了。”

 

妈妈说:“你别急啊,咱们应该冷静下来,把一些事情核对核对,别弄错了。”

 

爸爸说:“错不了,我是画家的眼睛,绝对错不了!”顿时,他的眼圈就红了。爸爸沉了沉,说:“你们讲讲吧。”

 

我们俩一唱一和,绘声绘色、从古到今地讲这个找哥哥故事的全过程。只是不像通常电视片的场面,并没有全家抱头痛哭、扑作一团。

 

爸爸对哥哥说;“你在兴县时,曾经有人去看过你,你知道吗?”

 

妈妈说:“就是丁玲。”

 

哥哥在兴县时才34岁,他仔细从记忆里搜索在兴县时见过的陌生人,脑子里清晰地出现了一位女八路。他象过电影一样地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蓝天白云阳光明媚,我在住家附近的一个磨盘边玩,旁边是一条大路。突然我发现一个女八路,沿着大路,直冲我走来,我对她笑,她也对我笑。走到我跟前停住了,她弯下腰很亲切地问我:‘小家伙,你姓什么?’

 

我答:‘姓耿。’

 

‘叫什么名字?’

 

‘叫小毛。’

 

我们愉快地聊了一会儿。她有事要走了,认真地对我说:‘我很喜欢你。我想送你一件礼物,你要什么?’

 

‘我要一支铅笔和一些白纸。’

 

她有些疑惑不解。从挎包里一边拿纸和笔,一边问:‘你要铅笔和纸干什么?’

 

我答:‘画画。’

 

她瞪大了眼睛:‘你也喜欢画画?画一张画送我好不好?’

 

我当然很高兴,就拿磨盘下面的平石板当桌子,画了一位全副武装的八路军战士。她高兴地把画装进她的挎包刚要走,我忙说那张画有个地方要改改。我一边改一边对她说:‘你看,军装的皮带我忘了画眼了,这还行?’……”

 

哥哥把记忆中的这一段故事刚讲完,爸妈惊呼:“太对了!丁玲从兴县回到延安后也给我们讲了同样的故事!还把那张画给了我们,可惜后来行军中不知丢到哪里了。”

 

大家在情绪极度紧张和兴奋中,忘了沙发上还睡着我们6岁的弟弟寥寥。这时寥寥醒了,迷迷糊糊地要坐起来,妈妈走过去摇摇他说:“寥寥,你看是谁来了?”

 

寥寥睁开眼睛看看耿军,不以为然地说:“大哥哥呗!”大家对他无师自通的回答,大为惊讶。

 

我们家这时只有话语不断、笑声朗朗。

 

正在此时,有人敲门,原来是每年从沈阳来一次的叔叔。我们只有这一个亲叔叔。

 

他一进门,爸爸就说:“德成,你看这是谁?”

 

“大郎郎。”他一秒钟都没犹豫。

 

……

 

101中学给我们家立了大功。


转自《手机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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