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分类:

 

父亲的右派档案


--作者:尹俊骅

 

我离开父亲已经56年了,那时我还在读小学。1959年初夏我们八个孩子随母亲搬迁到杭州,从此离开了留在辽宁的父亲。离开沈阳的时候父亲来送我们,谁都不会想到这竟是永别。

 

我的家庭

 

1960年我进入杭大附中读初中。这里的一切对我都是陌生的:陌生的城市,陌生的校园,陌生的师生。从此杭州这座陌生的城市就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我生活在杭州直到今天,其间只有到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离开过四年。到杭州多少年就是我离别父亲多少年,我一直这么计算着。

 

41.jpg

爷爷尹昌衡。

 

来杭州之前,我的家曾经是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

 

小时候我出生在四川成都,童年在东北度过,命运之舟却把我漂浮到了杭州。说起家世,我爷爷尹昌衡是辛亥革命民国元勋,陆军上将、盛威将军,四川推翻满清后首任大都督。民国任命为西征军总司令,带兵平定了英国策动的西藏叛乱,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42.jpg

我的父亲尹绍尧、母亲廖士桂。

 

我的父母都毕业于四川大学。解放后父亲尹绍尧、母亲廖士桂都在沈阳辽宁大学教书,父亲教授经济学,母亲教授法律学。我的母亲大家闺秀,外祖父曾经是川康军司令,国民党的国大代表。解放后由于祖父很早就退隐著书立说,不参与政治,而辛亥元勋的地位共产党也承认,邓小平亲自下令派人把爷爷接到重庆西南军事委员会,参加政协,供给生活费。

 

43.jpg

父亲母亲。

 

我的童年在东北度过,随父母从四川先来到长春“东北财经学院”,后合并到沈阳“辽宁大学”。父母养育着我们八个孩子,我排行第五,哥姐弟妹齐全。我的童年1950年代初,中国一派欣欣向荣景象,那时候一曲《歌唱祖国》唱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人民真的期盼从此国家会走向繁荣昌盛。在辽宁大学我们家庭经常欢歌笑语、其乐融融,父亲吹着口琴,我们一群孩子围着他唱歌;节假日父母经常会带我们到沈阳北陵公园等地方去郊游,姐姐跳牛皮筋,我和哥哥在草坪上狂奔;家里是严母慈父,母亲管教很严格,父亲却从来不骂我们,随便我们胡闹;邻居笑言我们八个孩子是五线谱1.2.3.4.5.6.7.i,兄弟姐妹年龄相差很近,“玩点”很多,经常大闹天空……

 

孩子虽然多,但在母亲的调教下我们非常团结友爱,特别是学习成绩一个比一个优秀,个个都在班里名列前茅。此情此景,至今我都难以忘怀。小时候父母给我们的教育都是热爱新中国、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那个时候新中国知识分子真的以为中国结束了百年战乱,世界结束了二次大战,世界和中国终于迈入和平、稳定、繁荣新纪元。

 

44.jpg

我们的全家福。

 

谁都不会想到,中国会陷进一个又一个运动绞肉机,整人斗争一波高过一波,揪不光的阶级敌人,换不尽的斗争花样。镇反肃反、右派右倾、反修防修、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没完没了,斗争了活人还不够连宋江、孔子都要挖出来批斗……发展到极致,全民癫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回头看,哪一场运动整人整对了? 满足了迫害狂、虐待狂,国民经济到崩溃边缘,人民一贫如洗。

 

祸从天降

 

这个家庭1958年初突然陷入灭顶之灾。那是一个特别严寒的傍晚,我大扫除后回家,漫天大雪纷飞,路上几乎不见人,路过学校食堂时,昏暗的灯光下候忽然一幅很大的大字报标题映入我的眼帘“打倒右派大将尹绍尧!”尽管不知道什么是“右派”,但“打倒”两个字我是认得的,一股不祥之兆涌上心头。回到家,果然看到父亲和母亲避开我们孩子一直在讨论什么,那神态告诉我家里肯定出大事了。

 

事情来得特别突然,因为那时反右斗争已经接近尾声,父亲带学生到哈尔滨实习,根本就没怎么参加前期反右运动,怎么突然就打成右派了呢?一夜之间,说来就来,父母毫无精神准备。但是,事情就那么残酷,很迟我们才搞清楚,其实是右派名额不达标,临时需要“补充”右派,左挑右选把父亲选中了,父亲是反右运动快要结束时19584月才划定的最后一批右派。

 

45.jpg

 

父亲打成右派后,我们家彻底颠覆了。从此父亲就不断参加各种会议,回到家神情黯然,完全失去了以往的欢快。母亲与他商量着写检讨,悔过,有时我看到父亲拿着笔久久写不下去……批斗会、检讨会接二连三,父亲精疲力竭,回到家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会一场接一场。群众批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吧,经历过后来的运动才知道,那种体制下人民群众多么好愚弄,打倒刘少奇和平反刘少奇的时候,人民群众都一样义愤填膺、奋勇争先。群众沦为整人的利器!

 

父亲是个不过问政治的老实人,平时只顾研究自己的业务,教学水平高,深受学生爱戴,还有我们这么多孩子的大家庭,他根本无暇他顾,小心谨慎地过日子,但是即使这样也未能幸免“阳谋”。在处理材料中我看到了如下父亲“反右斗争中的表现”:

 

46.jpg



四、反右斗争中的表现:

 

反右斗争开始后,尹借口科学研究出外调查,会上沉默不言,企图逃避斗争,几次被人揭发亦不吱声,企图以“不言”、对“揭发”。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浮皮了草检查一下,极不深刻。与臧显、谭宗尧、刘俊杰的关系未作任何交代,更未揭发他们的问题,揭发的也只是别人已经揭发过的问题,根据群众最近揭发尹的情绪不安,思想有波动,常与老右派分子张正宇在一起鬼鬼祟祟。

 

父亲,一个一心一意搞科学研究的人,一个善良到对别人诬陷自己都不反击的人,一个老实绝不肯无端整人的人,一个正直不乱揭发检举朋友同事的人,却成为了反右斗争“表现不好”并把他打成右派的罪行。

 

其实,被打成右派的多数人都是父亲这样老实、善良、正义感、有学识而不懂阴谋论的学者。

 

“右派”这个名词是个发明创造,毛说“一万年后还有左中右”,按照此话右派就永远存在。刚解放划成分,地主、富农、反革命,属于敌对阶级,专政对象。理论上他们占有土地或者生产资料,属于剥削者。而1957年的“右派”为什么是敌对阶级?既不剥削也不压迫,毛说了叫做你们“言者有罪”。多少年来我一直想知道父亲到底言了什么?什么言犯了如此重罪?必欲置其死而后快。

 

右派档案

 

父亲被打成右派全过程,直到47年后的2006年,我从凌源县监狱管理局拿到342页父亲的档案,才了解到事实真相。一些解密的反右文件也道出了,反右运动原来是先定指标,需要揪出多少个右派,由“中共沈阳市高教整风领导小组”分配给各个高校,辽宁大学根据指标再确定目标,发动群众来检举、揭发、批斗。

 

47.jpg

 

这个运动的流程荒唐至极,谁都不知道自己是否下一个被整肃的人,谁都有可能随时被卷入绞肉机。前朝“文字狱”是先有文字再以文定罪,现代“文字狱”是先定罪人再收集文字!这点从父亲的档案中最清楚不过了。

 

48.jpg

 

绝大部分右派的档案,后来都销毁了。这部档案之所以得以保存是因为父亲最后死在劳改队,是当作“劳动教养犯”才没有销毁,保存在监狱局。

 

这是一部触目惊心的档案。从内容上分为四大部分:

 

一是审查干部材料,个人历史任何阶段统统查了个一清二楚;

 

二是群众检举揭发材料,大量的是互相揭发;

 

三是批判、斗争、处理材料,包括各种批判会记录;

 

四是个人检查、交待、认罪、思想汇报等自虐材料。

 

49.jpg

 

在档案面前,每个人都是赤裸裸的!谈不上任何隐私。你以往走过的每一步路都要有人证明,你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调查清楚,每个人都必须有“自我交待”,把自己的肠肠肚肚都挖出来给组织看。这种档案制度就是一部血淋淋的枷锁,利用国家机器使用现代化手段对每一个公民进行控制,与人类文明社会相去何止千里!

 

1990年代我拿到了自己档案,已经简单多了,好在现在中国已经取消了这种藐视人权的档案制度。可以说,那种户籍制度和档案制度是反人类的两个罪恶制度。

 

50.jpg

 

从档案还可看出,整人的过程是,先让“右派”陷入“群众斗争”,孤立你,隔离你,让你彻底失去自信。群众的检举揭发没有可信度,有口难辨。一旦交给“群众”就可以随意侮辱你,等于宣布你“不受法律保护”。

 

然后,就要你无穷尽的自虐:悔不完的过、写不完的检讨、揭发不完的他人,周而复始从肉体加灵魂上对你蹂躏。“自虐”也是发明创造,一定要被整的人自虐,包括刘少奇、彭德怀明知自己没错,也要写检讨、认罪,自虐是摧毁人精神最残酷的办法,让检讨人彻底没有坚持真理的英雄主义可言。

 

51.jpg

 

据说唯一不写检讨的,党外只有林昭,党内只有林彪。这种整人术延续到后来一系列运动。

 

右派言论

 

既然以言定罪,那么到底父亲说了些什么?翻开档案中有“中共东北财经学院委员会整风领导小组”最终作出的“对右派分子尹绍尧处理材料”。这些材料挖空心思从各种揭发检举汇集搜寻出认为“罪不可赦”的“言”来。

 

52.jpg

 

定罪依据一共四条言论,真是颠倒黑白、荒诞不羁,这里拿出两张放进档案的错误言论证据:

 

其一、父亲1957515日在学校“鸣放会议”上的发言报道——“他批评我院的官僚主义说:我院机关化是形成官僚主义的主要原因,学校机构重叠而工作效率和解决的问题很低,科、处权大,而系、组却差……许多科学研究问题,只是通过文件指示而领导不深入掌握……评工薪的标准是‘才和德’但有人得出结论‘党员’与德是同义语……”

 

53.jpg

 

多么中肯的意见,批评学校机关化不对吗?什么造成了“钱学森之问”?而批评把党员等同于“德”错了吗?几十年过去了,无德党员还不够多吗?这等于告诉人民,党的组织机构是不能批评的,党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确的。甚至党员也是不能批评的,党员与德同义,做的任何事情也都是正确的。这种标准下,要不成为“右派”看来真的很难!

 

其二、195768日在民革支部座谈人民内部矛盾会议上发言--尹绍尧指出:

 

(一)有些领导一听到知识分子谈工资问题,总觉得他们个人主义太浓厚,但是三个坏主义都是从工资评定中暴露出来,如果院领导把党团员和老师工资增加的百分比公布出来,就可以知道我院的宗派主义的严重。

 

(二)过去学术界曾对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进行过批判,但是这种方法却在我院肃反工作中发生了极坏的影响,应该很好地检查一下,并把搞错的同志交待清楚。

 

(三)我院系主任领导教学和研究工作已经有七八年了,但是有些系主任的业务水平提高很慢,赶不上形势发展和要求,希望他们,刻苦专研,扭转这种情况。

 

这就是所谓的右派言论,就是向党猖狂进攻,就是定人于死罪的依据!居然堂而皇之的放进档案里保存。有句话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反右运动则是欲加之罪,你就有罪。好在留下了千古奇冤的无耻证据。

 

右派改正

 

54.jpg

 

19792月,我们收到了中共辽宁大学委员会发来的“改正决定”,原文如下:“尹绍尧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份子一案,经复查认为,属于错划。中共辽宁大学委员会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日会议讨论批准,予以改正。恢复原教学职称,恢复原工资级别。”

 

此时,父亲早已经饿死凌源,成为孤魂野鬼,改正了,但到哪里去找恢复职称和工资级别的人?

 

23年过去,右派终于改正了、平反了。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中国共产党也在进步。1977年胡耀邦主持的拨乱反正,对反右运动打成的右派分子给予了全面改正,牵涉到数以千万计的右派分子本人和家属、亲眷才得以解脱重压,恢复了做人的尊严。

 

尽管权威人士还是坚持说,反右斗争大方向没有错,只是“扩大化”;尽管人人都知道,99.99%的右派都整错了,运动本身还有什么正确性可言?但是,还是留了这个尾巴,正义碰到了政治,屈服于政治。可以理解那些剩余不多的老右派们,七老八十了还一直在苦苦坚持抗争割掉这个尾巴,为右派彻彻底底平反昭雪。

 

这场运动最大恶果,不仅仅是整了右派,而是知识分子从此噤声,万马齐喑。随之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马上让全国人民吃尽苦头。饿死千万人后党内提出不同意见,就开始搞“反右倾”,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此党内噤声。反右反右倾,彻底断绝了党外党内不同声音。“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就来了,全国只剩下了“最高指示”。

 

严酷处罚

 

55.jpg

 

当年,最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对于右派的处罚会那么严酷。正常人会想,不就是提了几条意见或者说错几句话吗?但事实却与我们意料完全相反,对右派处罚之严厉、株连之广泛、手段之卑劣前所未有。

 

右派定性为敌我矛盾,以前的几次运动后还会有个“甄别平反”,唯独反右,毛钦定了“一律不搞甄别平反”,他心知肚明,都是人为制造的冤案怎么能搞甄别?

 

右派被划分成五类,父亲打成二类右派,错误级别比较高,从处罚决定上看是:“撤销原有职务,送农村监督劳动”,但实际上是开除公职、停发工资,每月只给30多元生活补助费。

 

家里八个孩子嗷嗷待哺,最大的15岁最小的5岁,这点钱怎么抚养子女?那个时代,一旦划为阶级敌人,对于你的家庭能否生存,八个孩子如何养活?所谓人性化压根没听说过。在一个视人权如粪土的时代,对于认定的阶级敌人处罚唯恐不狠,发展到文革叫做“打翻在地,再踩上一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阶级仇恨也是越培养越深,人人都变得咬牙切齿的。

 

我们家只能靠母亲的微薄工资度日。而母亲也受到株连,工资和职称都降低,每月只有73元的收入,一个十口之家立即就陷入极端贫困境地。

 

你们不是无法生活吗?他们决定要把我们全家搬迁到农村去,指定好农村地点,要我们限期搬迁,母亲知道在农村一个没有男劳动力的家庭,她带着八个幼小孩子是无法生存的,坚决顶住不去,个别领导看到孩子小也实在可怜才没有采取强制措施。

 

我们明白了,是要把我们打入社会最底层,是要你“右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全中国百万右派,株连到上千万家属何尝不跟我们有相似的经历!

 

1959年,辽宁省灾荒已经开始,一天比一天糟糕。右派父亲最初被安排在沈阳郊区由农民监督劳动,开始还允许母亲也陪着去一起劳改,在沈阳西北面叫“大洼”的农村。

 

有一次,我跟邻居也是右派的孩子张钵钵去找父母,我们两个小学生不知道怎么打听到如何去那里,居然坐公交车又坐长途车,然后雪地里走了十多里夜路,晚上十点多才到。把母亲吓死,抱着我就哭了,原来路上田间经常有野狼出没,前些天还有狼伤孩子的事情发生,看到母亲的样子我也吓呆了。我们两个孩子运气算好,没有喂狼。

 

右派集中营

 

59.jpg56.jpg

 

不久,更恶劣的消息传来,郊区农村劳改还不够处罚力度,为了表现出对阶级敌人毫不手软,极左的辽宁省领导1959815日忽然决定,把右派全部集中到凌源县劳改。凌源距离沈阳400多公里,是辽宁省与内蒙古、河北交界的贫困山区,三面环山只有一个出口,是历代关押流放政治犯的地方。

 

可怜那些文弱书生、高级知识分子、甚至多少个全国著名学者、从海外归来参加祖国建设的爱国人士被编成五个大队,赶出沈阳。解放前能够读得起书,上得了大学或者留学国外的,多半都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子弟,所谓“官僚地主富农”出生,从小娇生惯养,哪里参加过什么重体力劳动?哪里能承受那么恶劣的环境?等待他们的,无疑是极其悲惨的命运。

 

当时的情况,后来我访问过几个右派幸存者。他们是:陈家盛,资深教授,当年给美军飞虎队当过翻译;巫丙安教授,北师大首届研究生毕业,蒙古族,夫妻双双打成右派,同去劳改;陈醒亚,天津大学毕业,当年辽大最年轻的讲师,打成右派的时候还不到30岁。

 

57.jpg

 

他们回忆说,这批右派坐铁路闷罐子车走走停停,开了三天才到达,出来后发现,到了一个荒漠般贫苦地方,建立起“右派集中营”,从此开始了右派的死亡之旅。

 

父亲离开我们去凌源县的时候,辽宁省大饥荒已经慢慢袭来。我清楚记得,开始还有粗粮加细粮供应,后来没了细粮全是粗粮,再后来粗粮变成了天天顿顿只吃苞米馇子。

 

据说为了高产,省委书记决定让全省都种植玉米。这个随心所欲的决策害苦了全省人民,党的决策,是不能说半个“不”字的,反右之后任何人都不敢再提半点意见。苞米馇子是把玉米粒晒干后打成小颗粒,比玉米粉还难吃,一点油水都没有,吃后人大便硬结、肠干肚燥,就盼吃顿白米饭。

 

母亲感觉这个地方再呆下去,八个孩子很难养得活了,通过在杭州的舅舅商调杭州。我们不得不离开父亲,离开了度过幸福童年时代而又遭受巨大灾难的辽宁大学。

 

饿死凌源

 

离开父亲到杭州后,一直有书信来往。共和国十年大庆的时候,父亲还寄来了他的劳改获奖奖状,用花花绿绿极其粗糙纸印的。我们也鼓励他早日“摘帽”(这个时候发明了一个对改造好的右派可以采取“摘掉右派帽子”政策,后来证明都是骗人的鬼话,摘帽不摘帽没什么两样)。

 

但是,第二年1960年起书信就渐渐减少,越来越少,8月份后就再也得不到父亲的信件,一连几个月音信杳无。母亲急了,让我以孩子名义给“凌源新生矿山公司”(劳改局)的领导写信问,依然石沉大海。我一连写了五封信,都没有任何回音,我们不停写信,一封又一封……这时有种不祥之兆,感觉父亲出了什么事情。

 

我曾经和哥哥商量准备去一趟凌源,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只是两个初中学生,更何况哪来钱买火车票和吃住,那么遥远的路程,那时候的条件我们怎么去?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单位不给我们回音?监狱的犯人家属也有知情权啊。

 

几乎整整一年里,我们就是不知道父亲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母亲跟辽宁大学的同事打听,都说自从去了劳教队就没有联系了。这时候才体会到什么叫“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永远不会忘记,196112月的一天放学回家,怎么母亲和兄弟姐妹哭声一片,原来接到凌源新生矿山公司发来的一纸“死亡通知书”,信是写给我的,因为家里一直要我代表全家给他们写信,这份通知简短得令人窒息:

 

尹俊骅同志:

来信收到。你的父亲尹绍尧已于19601215日病故,他的所有衣物都已处理。现他的存款尚有1345分,如何处理,请来信联系。

辽宁省凌源新生矿山公司筑路工程一大队

1961125

 

天啦,人死亡一年后才通知我们!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啊。怎么死的?得什么病?一概没说,就那么一页纸几个字。而且从此再去信问,又石沉大海。

 

我当时只觉晴天霹雳,五雷轰顶,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这么快就失去了父亲,离别沈阳时刻他还好好地来送别我们,他的音容笑貌还清楚在我眼前。父亲没有病,身体从来很健康,怎么就忽然永远离开人世、离开他挚爱的妻子、离开他疼爱的我们八个子女……

 

多少年,我一直不相信父亲就这样离开了我们,一直以为那是假的,一直想象他会忽然回到家。但时间最终告诉我,那是真的。一条人命,如此轻率!

 

58.jpg

 

1977年,虽然父亲是辽宁大学第一批平反的右派,父亲到底怎么死亡?我们还是一无所知,问过辽宁大学也说不知道。直到2006年我在凌源县监狱局拿到了父亲完整的档案,才看到分明是饿死的证明,是的,父亲就是饿死的!

 

父亲,要是知道你后来那么苦难我们死都不会离开你啊!

 

后来知道,饿死凌源的何止我父亲。19601961年间,辽宁省很多右派都饿死在那里。到底多少人没有看到具体统计数字,但我身边的人就有我同学张钵钵的父亲,以及我们的邻居等。

 

巫丙安教授告诉我,当时给他们看病的医生名字叫做王安爵,一个很有良知的医生,每次饿死的人让他签字,他说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但又不能说饿死,就发明了一个词“消耗殆尽”,每签下一个人他都热泪长流……

 

1962年下半年眼看右派大批死亡,辽宁省委害怕了,无异于谋杀,日后谁敢承担这个责任?才决定把凌源集中劳改的右派迁回了沈阳,那些幸存右派才结束噩梦,劫后余生。(后来几个极左的决策者文化革命中都是“走资派”被打倒,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报应!)

 

“右派集中营”全国何止一处,北京把右派发配北大荒等地开了个极坏的先例,各省纷纷效尤。后来陆续揭露出来的包括甘肃的夹边沟、天津盐碱地、贵州、云南等地都有。南方几个省相对比较平和,多半右派送到农村或者山区劳改,没有搞“右派集中营”。

 

人民大学我的老师王铁生教授,当年被发配到北大荒饿死过去,被拉去埋,挖个坑扔下去的时候,发现还有口气,再抬回来。他写了篇文章《复活》记述此事。

 

无法无天

 

把右派集中劳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我查阅父亲的档案发现,父亲其实后来被加重了处罚,1960829日被正式批准“劳动教养”,1960810日才“开除公职”,所以父亲不是死在右派劳改大队,而是死在了正式劳改队。奇怪的是这次居然办理了正式法律手续:批准劳动教养通知书、开除公职决定。

 

59.jpg

 

那么,原来的“右派劳改大队”是什么性质呢?他们告诉我,那属于没有法律手续的劳改犯,也就是说省委决定关押就可以随便关押,连表面的法律手续都不办,就可以把全省上千人右派编排成了劳改大队,装上闷罐子车送到边远的凌源县来劳改。而“右派劳改大队”与法律判刑的劳改犯完全同等对待--失去自由、关押劳动、随意处罚。

 

我就此访问过监狱管理人员,他们说,当年监狱专门成立一个管理右派大队的部门,与其他劳改人员区别开。真是世界罕见!二十世纪的中国蔑视法制和人权到如此地步!甚至没有起码的法制概念。原来,世界上最基本的两法《刑法》和《民法》在中国大陆早就废止了。

 

母亲是教授法律的老师,她说1958年后全国多数高校就取消了法律系,包括她任教的辽宁大学,国家只保留了国际法和婚姻法还要这个专业干什么?浙江的所有高校就没有一所有法律系。母亲自己也失业改去教国文了,母亲的好友同事、后来的上海社科院院长卢莹辉阿姨,无奈到中学当会计。

 

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才想起了法制,才逐渐恢复了法律专业。那个时代用毛的话叫做“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悲剧啊悲剧!

 

父亲从“右派劳改队”打成正式“劳动教养”的过程,同样触目惊心。从档案上看,每一个劳改大队必须抓个别典型,加重处罚,杀鸡吓猴。就让右派之间开始互相斗争、互相撕咬、互相揭发,生存竞争把人的兽性恶性彻底挤压出来,弱者拔刀向着更弱者,几个人联合告父亲偷吃了窝窝头,形成“盗窃罪”,然后组织批判,上报,批准。

 

所有“盗窃罪”的材料,就是“盗窃”了几个窝窝头、一支钢笔,省公安厅劳动教养处居然根据这个材料批准正式劳动教养,黑到如此地步,我只能用暗无天日来形容!父亲从地狱中更下了一层地狱,转到正式劳动教养队不到4个月的时间,就死在凌源!

 

千里寻父

 

凌源与杭州远隔千里,父亲的尸骨何存?我一直想找到。20061031日凌源县委宋秘书长陪我到监狱局拿到父亲的档案后,根据犯人埋葬地图知道了埋葬地点,那是离凌源县城还走35公里的哈叭气村,两面荒山,一条河从荒原上流过,当年劳改犯来这里修建跨河“哈叭气大桥”,冬天沿河边搭起40多顶帐篷。

 

当地人告诉我,当年零下20度住在没有烟火的帐篷里面,粮食供应越来越少,到后来几乎断粮,出工时走着走着就有人倒在地上,他们挖桥墩使用最原始工具铁锹、土框、绳子拉,一次塌方24个人被埋在桥墩里面……

 

为了搞清楚当时的状况我走访了哈叭气村的一些老村民,才知道饿死的村民也不比右派少,村里的树皮都被剥来吃光……大饥荒,大饥荒,谁为那些饿殍伸冤招魂?

 

拿到父亲埋葬地点的地图,在村民帮助下找到了那座山丘,宋秘书长很负责,事先用军事地图确认了父亲的埋葬地点,说范围就在那20平米内。


60.jpg

 

我站在土丘上,看到周边一个个土坑,没有墓碑,也没有任何标记。按照图标仅一个山坡就埋葬了260人,那一片山埋了几千人。父亲算外地来的右派还抬上山埋葬,地图上做个标记。更多的饿殍根本就随地掩埋,哪里找得到尸骨!

 

同去的县里村里的人问我,是否要挖开土坑取样做DMA鉴定。但动手一挖全是白骨,我说不用挖了,我已经找到父亲了。

 

2006111日,我又一次来到埋葬父亲的地点,奉上鲜花。站在冰冷的河床边,荒山前,阳光下群山低沉、河水依然奔流,大桥已经是危桥封锁了。我在想,饿死在凌源的右派今天全部都平反了,死者长已矣,而那些飘荡在旷野的冤魂,他们的后人……那旷古奇冤以及和平时期饿死千万人的悲剧,要不要认真总结教训?为了子孙后代永远不再重演这一幕。

 

 

回到杭州后,马上告诉兄弟姐妹们我找到了父亲,我哥哥尹俊龙得知后,写下了如下文字:

 

骅从长城之外的蛮荒之地,历代流放、关押政治犯的地方回来,带回了父亲300多页,记载着历史罪恶的档案。我甚至不敢翻阅这部令人窒息的档案。再有勇气的人,也只有把感情降到冰点以下才能去读它。我摒住呼吸听弟弟叙述寻找父亲信息的经过。这次多亏政府和朋友们大力相助,才调出了档案,找到了父亲的埋葬地。

 

父亲因“莫须有”的言论(应该说全是正确的言论)而遭迫害,那时仅38岁。更可恶的是社会把人变成了野兽。使那些本身也受迫害的政冶犯变成了一条条狼,对善良到毫无自卫能力的父亲撕咬,致使父亲于196012151016分,刚满40岁不久,就被活活整死。抛尸荒野,荒野上埋葬着2000多迫害致死的人。

 

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被活活整死后,竞不给他们留下一点点标志。对人性、对生命的漠视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在乱葬坟中,弟弟想找到父亲的墓穴,挖地半尺,遍地白骨。惨、惨、惨!

 

真可谓:古来白骨无人收,天阴雨湿声啾啾……

 

档案的第一页是“平反通知书”。仅一句“尹绍尧错划为右派,予以改正,恢复名誉,职称……”这怎能挽救回一条生命,还我父亲!

 

我见父亲最后一面是在1959年上半年,在沈阳五中的操场上。父亲、母亲一起给我们送棉被来。从此阴阳两茫茫。虽然后来接到过“死亡通知书”,但我一直不敢相信。我多少次期盼爸爸会奇迹般推门进来,爸爸回来了,爸爸回家了,无论您是人、是鬼,我都要拥入您的怀里,您永远是我最亲爱的爸爸,我最亲的人。

 

47年的期盼,47年的挂念,今天我终于知道了亲爱的爸爸您回不来了,您回不来了!我亲爱的爸爸,生我养我的爸爸啊!昨天您的重孙刚刚第一次开口叫爸爸。“爸爸”是个多么神圣的词啊,骨肉相连,血脉相承的爸爸啊!我的爸爸再也不回来了。

 

人们写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谁来写惨无人道的右派集中营?我要认真整理那300多页揭示人类罪恶的档案,不能让人类无端地失去他们的至亲--爸爸,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爸爸

昨天,

我的孙孙

第一次发出“爸爸”的音。

呼唤爸爸

是人的本能,

呼唤着至亲的爱

至深的情。

我热拥着

我的小孙孙

听他“爸爸,爸爸”地唤

听他“爸爸爸爸”地哼。

寄托着

我对爸爸

深深的情,

不忘的恩!

 

2006.11.7凌晨456

 

人间正义

 

寻找父亲的过程虽然漫长,也感受到人间的温情和社会正义。我自己也曾经是体制内的人,大学毕业分配在浙江省政府要害部门工作了十多年,也算个处级官。我的同学朋友多数已经是共产党的中级甚至高级官员。对那个时代错误的认识无论党内党外都比较一致,有良知的党员干部是大多数。改革开放春风化雨,中国的面目变了,人权越来越得到尊重,法制观念越来越强。

 

2005年,我的好朋友新华社浙江分社社长费强,调到辽宁分社当社长。送别的时候他问我,有没有什么事情要他帮助?我说有一件大事,把寻找父亲的事告诉了他。

 

他记在心上,过了一年多,200610月他打来电话,说事情已经有了进展。朝阳市(管辖包括凌源等八个县)市长张铁民说一定帮助。于是我在30日赶到沈阳,费社长第二天亲自陪我到了朝阳市,见到张市长后他说:“这是当年造的孽,我一定帮你找到父亲。”指示凌源县委帮忙。

 

朝阳市委秘书长王如江第二天亲自陪我到凌源,县委宋书记马上布置请宋安庆秘书长操办。在市、县两位秘书长的带领下,我终于找到了父亲的档案,找到了埋葬父亲的地方。

 

还有我的好友,多次获得国际大奖的纪录影片制作人胡杰,反复多次去沈阳、凌源,采访了多位幸存下来当年到凌源劳改的右派,以及多个凌源县哈叭气村村民,拍摄了纪录片《记忆辽西》,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得以留存于世。

 

反右运动注定要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丑恶的一笔,如此大规模的、有预谋的迫害知识分子,达到舆论一律,埋葬言论自由,且其阴险、黑暗、残酷程度古今中外难出其右。

 

找到父亲后,我们兄弟姐妹七人,第二年清明来到凌源县为父亲扫墓,捧起埋葬父亲土地的一抔黄土,带回杭州南山墓园,与母亲放在一起。我们的家又团圆了。

 

张铁民市长与我们全体会面。费社长和两位秘书长又全程陪同我们去扫墓。感谢他们!

 

在人类历史上,疯狂与野蛮总是一瞬。世间真情尚在,正义长存!历史总是在进步,我们的国家人民定然前途辉煌!

 

61.jpg

2007年清明祭奠父亲。

 

写于2015621日父亲节

 

 

转自《新三届》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