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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应荣:一九五七年的“失踪者”


--作者:陆键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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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一直都有着无数的失踪者。正是这些代际间层出不穷的失踪的人和事,不断为人类的文明堆积着无限忧伤的内容,它从另一方面阐释着文明的艰难历程,人类对文明的理解与认识,总伴随着血泪与痛苦。

 

所谓失踪,一些学科或一些杰出的人物突然遭外部强力骤然中落,从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播路径--源流、师承、延续、保种等独特的方式看,某一代人的链断,则意味着某种学科的衰落、乃至消失,它同样还意味着一种人文精神的消散。

 

1957年,同样出现了许多关乎文明的失踪的人和事。说具体的,它充分展现了现实的无情与阶级时代镇压与被镇压关系的残酷。说悠远的,它是中国几千年专制暴戾在二十世纪某一阶段的高调“回潮”,只不过是披上了一层华丽的外衣,它明显与整个人类文明趋向不合,也与已经“觉醒了的中国人民”的民族新生大势不合。对于一个仍在进行中的时代,它影响深远,它遗留下的东西今人仍要消化,昔日骇人的余威今天仍能感受得出。

 

许多时候,历史的选择一样充满了无情。在1957年的失踪者之中,有一个人,带着半世的才华与伤感,在虎啸龙吟的风雷中作了一次横空出世的出击。他的“身世”很特别,既有历代士子向所钦羡的天纵之才,又具现代知识分子无尚光荣的留学资历;同时,他又是现代中国政治学、国际法学、国际关系学等新兴学科承继老辈衣钵的青年栋梁之一。1952年“院系调整”后,法律、政治诸科在绝大部分的高校被取消,1957年后,原法律学、政治学仍见出旺盛生命力的学者,也是大部分遭灭顶之灾。与他的那些师长相比,他尚未成为大树,他的遭遇没有什么人知道,他的著述或因不合时宜正变为陈纸,或因新作正在撰写而不为世所知。一句话,在他身上凝聚了这些学科往日的意气风发与当下的凋零,更因其未来的故事而连起了二十世纪法政领域整整两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痛史。从士的气节与恪守道德信仰上看,他也是将这些学科开山师辈的精神演绎到最后一口气。

 

他,就是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罗应荣,一个时年39岁、即将迈入壮年的知识分子。他是述说这段历史十分有代表性的人选。

 

当然,以上所说,也只有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才看得清。只是到了这一刻,他和他的师长,其躯体与业绩,早巳风流云散。套用一句古语,一抔黄土,形魂俱泯!

 

“吾道去矣”!许多年后,徜徉在这片历史的废墟,似仍能听到这不绝如缕的呜咽。

 

一、1957的纵身一跃

 

对于数百万中国知识分子来说,1957年无疑是他们一生中刻骨铭心的年月。只需列出一点,即可明瞭。在长达五十年迈向现代国家的历史中,首次出现统治集团全面向知识阶级“问政”的情形--在前,共产党恭敬为“尊重”;在后,称之为“整风”。而在知识分子的眼中,现代中国翻覆不已的历史,说白了就是由以下几句话贯穿:“是否要民主,是否要人权,是否要科学。”这是他们问政的理念,更是他们争了五十年的话语权。在1957年,这个两、三代人念兹在兹的美好愿景,似乎一下子降临。

 

对于处在这一新兴力量中的一分子的罗应荣来说,1957年同样是他的重要关头,此时他的人生仍在低点徘徊:因着性格以及历史原因,1955年“肃反运动”带给他的创伤仍在渗着血,他对自己留美三年的陈述,中山大学校、系两级机构一直未置可否,对这种无形的内控歧视,任是谁都可感觉得出。更为关键的是,一位才华横溢、勤奋刻苦、学术积累己达相当程度的慷慨之士,己被投闲置散五、六年,即使借着1956年新开了一门选修课,可惜生源、教学要求诸多方面的不如意,都使教学效果与授课心情大打折扣……。这一切,终于使这位集感怀身世、家国情怀于一身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风雨如晦的季节,合着“风声雨声,声声入耳”的时潮,如凤凰涅槃一般,奋力一纵,跃上了炽热的火山口。

 

就在悲剧即将上演的前夕,有一插曲构成了整个悲情故事另有抱恨长天之痛的组成部分,很值得首先揭出。1957519日,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亲临中山大学主持第一次教授座谈会,陶代表省委真诚向众教授发出鸣放邀请。罗应荣赴会前跃跃欲试,未料新婚妻子钱蕴若坚决反对,再三叮咛丈夫不能发言。罗的激情被强压了下去。但会后回到家的罗应荣显然甚感后悔,他告诉妻子,你错了,根本不像你说的那样,共产党很好,中文系董每戡教授说有些党员有两副面孔,一是屠夫脸孔,一是寡妇脸孔,话说得很难听,但一样没事,陶书记还当场说讲得好(此据罗氏女儿罗嘉转述其母钱蕴若回忆。罗夫人年事已高,今仍宁静度日)。

 

悲剧就这样决定了。

 

195768日下午,中大党委召开全校第二次教授、副教授座谈会,陶铸再次与会聆听。错过了第一次机会的罗副教授,己决心孤身一搏,他将临行前爱妻“不要发言”的再次嘱咐抛诸脑后,他违背了对身边人的承诺。他最不应该是无视了妻子已有孕在身。在会上,罗应荣作了全场震憾、极为激动的发言。七天之后,中大校报全文刊载了这篇经过作者润色的发言稿,剔除了一些极端化的口语。即便如此,这篇稿子仍真实地还原了罗应荣68日的鸣放观点,从而在1957年的历史中留下了一个既是历史学学者、也是政治学、法学学者对现实的罕见评点。内中的观点,五十年后读来仍让人心灵颤抖。限于篇幅,现仅以摘录句子的方式,引述罗氏的发言要点如下:

 

“不放”“不鸣”可能引起很大的社会恶果。党的政策不能贯彻,人民重大疾苦不能倾听,将是社会变乱的朕兆。

 

经过整风运动后就必须把人民不满处及造成不满处的根源(制度及思想上的根源)一起解决了,否则将产生政治危机。从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例来看,每个国家每一个社会改革都是由于人民有迫切的需要所产生的。政府在人民要求下要进行改革,如改革不彻底,照例要产生政治危机的。

 

肃反是一件好事,把敌人消灭,巩固我们的政权,大有助我们民主生活的发扬。不过1955年肃反运动起了副作用,社会效果不良,肃反运动中所谓的思想批判比1952年的要凶暴得多,不人道得多。按道理说,肃反运动应该有条件搞得好的。1955年巳没有朝鲜战争了,国际和平相对的稳定下来,国内的反动阶级巳肃清了。党有了“三反”的经验,掌握了干部的基本材料,原可从容进行肃反运动,事实恰恰相反。 没有法律保障,“放”与“呜”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的社会制度,组织对我们的关系,比父母对儿孙的关系还要重要。组织负责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的一切,我们衷心拥护组织,爱组织。事实上,我们非爱组织不可。

 

没有组织的支持,我们做乞丐都有困难,因为没有粮票。现在组织要我们向组织、领导者或党员提意见,大家实在有思想顾虑,怕报复,饭碗打破了。解放后不少教授被错误地解聘或入狱是平常而不惊人的事件。

 

没有法律保障,人民不敢鸣的。我们的党就是很忽视法制的。肃反运动暴露出人民政府本身是违反宪法的规定。政府逮捕了教授和一般干部,经过法院审判手续的有几个人?领导干部经常说他照政策办事。这种提法是错误的。应该说他照法律和政策办事,没有法律规定性,才适用政策。

 

我们的各种法典应完备起来,苏联建国四十年在这方面却十分落后,我们应吸取它的失败经验,我们建国巳七年有条件大力的建立完备的法制。

 

罗氏将近五千言的发言,有如久蓄之河水,一决而千里。爱之弥深,恨之弥切,极之震憾。罗氏留美时很关注美国高等法院的审判案例,故此这篇发言又类极雄辩的“司法陈词”。

 

但是,195768日的这一天,《人民日报》正式吹起了“反击右派进攻”的第一声号角,即使前一、二日,合围的战鼓巳经沉沉地擂起,绝非书呆子的罗应荣仍坚决地纵身一跃,那一刻,他当感受到了向所追慕的众多前贤的精神召唤;而在他自己,无论新生或继续沉沦,人生也到了无法回避的抉择时刻。历史上的先知,固然以献出血肉之躯的悲壮生动阐发了其思想的光辉,从而使他们的精神历千万世而感人不巳。但也是一种无法摆脱的遗传,他们的人格感召,会令后世的追慕者一代代重复着他们悲惨的命运。

 

罗应荣三天后遭到公开点名示众,其速度之快,十分罕见;其待遇之异,也令人瞠目(即使作为反面教员,名姓能否上报刊,在极“左”年代也很讲究身份)。罗氏有关“肃反违反宪法”的观点首先遭迎头痛击。

 

今天巳无法知道在这一百个小时内的突变,给罗应荣、钱蕴若这对新婚夫妇带来了怎样的冲击。能知道的是这样的背景:钱蕴若1921年生于无锡的名门大户钱氏家族,其父是上海一间纺织厂的董事长。钱氏1947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经济系,1950年后先后在中国保险公司、西南地质局等单位任职,1956年放弃原职与罗结婚,以家属身份临时挂靠在中大任资料员,正等学校安排转为正职。钱蕴若晚年对其唯一的女儿回忆57年阻止丈夫“开声”的原因时说,经历1949年后家族的变迁,对□□□早就看透了,只有他没有看透(大意)!

 

1957611日,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二版头条刊出《罗应荣认为肃反政策违反宪法/怀疑是斯大林做法在中国贯彻》的报道,开启了罗氏悲惨余生的序幕。

 

1957613日,《南方日报》刊出中大西语系一教授根据11日报道内容而写出的批判文章《肃反政策是违反宪法吗》。从找人写稿,到成文刊出,字数近两千,仅相膈一天时间,以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条件,可以推测,从报社到中大、再从学校到挑选撰稿人选,这三者之间在短短的二、三十个小时内,曾进行了何等高速的运作。

 

1957614日,广州市委机关报《广州日报》以《抨击所谓“肃反违反宪法”的论调》为题目,报道了13日中大召开教授座谈会的情况,罗氏言论首次遭到同类的集中批判。

 

616日,《南方日报》以“大批读者来信”的形式,表达了社会各界对罗应荣的愤怒。

 

罗氏开始被聚焦在滚烫的批斗场上。与省内那些头面右派相似,罗氏问题在社会上形成一种“焦灼效应”,人们像追看一出连本戏一样,急等剧情的发展。

 

618日晚,中山大学政治课与历史系学习工作组就罗氏言论联合举办讨论会,会上多位教授驳斥了罗氏的谬论。62021日,《广州日报》与《南方日报》分别报道了这次批判。

 

624日,中大工会召开了一次空前的座谈会,与会师生员工总数达四百余人,“群起批驳罗应荣”,现场激愤之声不绝于耳。批判会时长八个小时,从下午2点起一直开到晚上10点半。正是在是日,罗应荣与现实关系的性质发生质变,他在会上的检讨被随后写出新闻报道的几种报纸斥为“态度极不老实”、“引起到会者的极大不满(愤慨)”,“要求停止罗应荣发言的条子像雪片似的递给”主持会议的工会主席。对抗,已经成势。而设定一种对抗,正是6月下旬中国局势所急切需要的。62526日,《广州日报》、《南方日报》又各以两千字与一千字的篇幅刊发了这个批判会的消息。

 

至此,遭“群起而攻之”的罗应荣被紧紧缚住。也是仅仅二十余天时间,一个向自视为国家俊才的中青年副教授,竟然急促完成了由一个学术娇子到“大毒草”的坠落。也是这短短的二十余天,罗氏断送了自己的一生。

 

在这些日子的揭批中,牢牢压迫着罗氏直到其死去的六大罪状基本成形:一、攻击肃反政策,认为“它本身是错误的,是违反宪法的”;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认为“必须把人民不满处及造成不满处的根源一起解决了,否则将产生政治危机”;三、污蔑人民相信共产党和毛主席是“政治迷信”;四、攻击苏联“建国四十年在建立法制方面十分落后”,“就他(斯大林)的晚年作风而论,与沙皇无二样,是尼古拉皇的作风”;五、历次政治运动都站在反动立场上,攻击土改“依靠二流子和流氓,不按土改法办事”;六、攻击五反运动是政府把资产阶级的财富“转到自己手中”;还说“反胡风斗争是‘文字狱’”。

 

单单只看以上所述,在1949年后的三十年间,任是其中一条都足以激起“全民共诛之”的狂呼。然在五十年后的今天追寻,罗氏的言论实隐含着二十世纪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路程上,支撑着现代国家形与神的宪政与法制两大支柱一路满身伤痕、跌跌撞撞走来的痛史。正是这两者,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教育与思想启蒙上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当后人回过头来掀开页页千疮百孔的历史残片时,可以看出一个苦难的人物,是怎样折射出一群人的兴衰。

 

二、连系两代人的历史

 

1918年,罗应荣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一个“工商业家庭”(据罗氏自填“教师登记表”),其父在省城广州开有商行店铺,在兴宁籍的社会圈子中是个知名商人。罗父显然对这个儿子抱有很大的期望,1934年,16岁的罗应荣入读省城名校广雅中学,罗氏作为读书种子的天赋开始显现。他考试常常能得第一,某次失手,罗氏回家大哭,事后其父作为笑谈告知他人(据中大李坚老师回忆)。193810月,20岁的罗应荣考入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读本科。时抗战烽烟直卷西南,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共同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栖身于云南昆明,家仇国恨,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阶级救亡保国的“己任”推到极至。罗应荣在这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获得了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高等教育。时“西南联大”法政学科汇集了中国一流的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等领域的学者为学生上课,尤以张奚若、钱端升、陈序经等为著名。1942年罗应荣本科毕业,直接考上清华大学研究院法科研究生。从1938年至1946年,整整八年罗应荣是连贯地在这所中国最好的大学接受学术与人文精神的训练。罗应荣与同门师兄弟端木正等人,无疑是张奚若、钱端升、陈序经等名师的得意学生。当然他们也是这些现代中国第一、二代政治学、法学精英寄寓了希望的后继者。

 

在这里,明显可以看出一条历史承接之链。时张奚若五十岁左右,钱端升四十岁出头,陈序经要年轻些,四十未到。张奚若对现代中国政治学的影响难以估量,他对风靡世界上百年的法国大革命的产物《人权宣言》的独到钻研,奠定了他在民国年间社会科学领域的崇高地位。最难得的是,张奚若是现当代一个知行合一、品德高尚的贞节之士,他一生信仰《人权宣言》所反映出来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代表了近代文明发展到新高点的理念,他是以半生追求光明、抨击腐败的现实,绝不向封建残暴的统治者屈服的“干政”,重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当。而他一生磊落光明,人格伟大,身体力行还原了他所倾倒的“自由、独立、博爱”的精神。尤其这后一点,惠泽深远,使张奚若对现代中国学术的贡献,远远超越了他的本专业。1920年,张奚若写下成名作《社约论考》。1925年,张出版《主权论》小册子。1931年,张奚若发表其一生的代表作《法国人权宣言的来源问题》。现摘录张氏影响整整两代人的一些观点如下:

 

社约论在历史上发生之原因虽多,就其大者著者言之,可曰为抵抗专制扶持人权而生。社约论之最大价值,即在以民意代天意,谓政权基础,不在天不在王而在平民。此种论调,在今日巳成老生常谈。然自人类政治生活发展史上视上,则为古今文明一大转机,为近代平民政治之张本。

 

政权虽操于治者,而运用此政权之目的及方法,则须得被治者之同意。不然,若治者时时违反被治者之意志,积怨达于极点,被治者必起而驱逐旧治者而另置新治者,以求合乎其同意。

 

以人民同意作政权根据,证之历史,绳之论理,揆之道德,均为不易之理。……一言道德,则个人尊严之人格与权利,不应自暴自弃,任操政权者剥夺以去也。吾尝谓中国今日政府横恶不法,实一道德问题,其意以此。(《社约论考》)

 

十八世纪在一切思想上是一个惊人的、神奇的、荣耀的世纪。(中略)这个伟大的世纪有它的中心,这个光荣的时代有它的的领神。它的中心是法国,它的领袖是Les Philosophes。(《十八世纪法国自由思想》)宣言的目的(指《人权宣言》),简单的说,是在限制国家的权力,是因恐怕国家滥用它的权威,妨害人民的安宁和幸福,所以拿几种根本原则叫作自然权利(或人权)的来限制国家的行为。

 

《人权宣言》的内容有两种来源:一是事实的来源,一是理论的来源。

 

事实的来源是当时人民的真实疾苦,理论的来源是全体十八世纪的政治哲学。若是没有当时人民的真实疾苦,那样惊天动地的革命根本就不会发生。

 

反而言之,若是没有十八世纪的政治哲学,革命即成功,恐怕也不会有《人权宣言》那样有系统的理论出现。

 

真所谓“吾人读此句,简直如聆神响”(借用张氏感慨卢梭之启蒙有如天音之语)。行文激情满溢,喟叹之声弥篇,极具现代法政领域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天下风云入襟,愤国事而壮怀长啸。毫无疑问,从历史气质与精神引领上说,1957年的罗应荣是在国事演进至千钧一发的关头,将师尊以及法政知识分子最经典的灵魂作了一次展示。有一些人类可贵的情操,是要以生命作代价光扬的。

 

从具体的专业与人生选择而言,四十年代的钱端升给予罗应荣的引导或更直接。钱端升生于1900年,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后先后在清华学校、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等院校任教。1938年,钱以北大教授身份任教于西南联大。早在1927年,留法博士王世杰即开创性地写成《比较宪法》一书,到1936年,该书在增补了有关内容后以王世杰、钱端升的署名作新版发行。自此该书的影响增大。在整个四十年代国民党集团日益显出以一党私欲凌驾于苍生利益之上时,王、钱所著《比较宪法》中的一些内容,对现实中国的刺激读来惊心动魄,从中也可看出十多年后罗应荣言论之所本。现摘引王、钱合著本有关宪法中“绪论”与“个人的基本权利及义务”的一些说法如下:

 

宪法为人民权利书,立宪国家必须是承认人民享有若干参政权的国家;一个国家,如果绝对不允许他的人民参加政权的行使,便不能说是一个具有宪法的国家,或立宪的国家。

 

第一,根本法(按:即“成文宪法”)的权力高于普通法律,即议会亦不能侵犯;第二,因根本法为建造国家的公约,且因根本法的权威,必须在议会所制定的普通法律之上,因此,根本法的成立,须经由人民表决。第三,因根本法为限制议会权力及其他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其内容乃有明白详尽地规定的必要。

 

极权主义者,否认人民有基本权利之说,在“极权国家”中,人民的权利,根据于法律,而统治者又有无限制的立法权;故人民只有无限制的义务,而无基本的权利可言。即令关于权利义务的规定,仍存在于宪法之中,其效力也等于零。

 

以上所摘,挂一漏万,不过巳能见出王、钱之著的锋芒与良知。王世杰最大的贡献是在国内宪法学研究中首标“个人的基本权利及义务”为第一要义,在该编章中,随处可见“国家必须承认个人自由”、国家权力对各种个人自由“负有不加侵犯与防止侵犯的义务”诸如此类的论述。对在传统中国向无先例的“人民基本权利”作了淋漓尽致的言说。无可否认,第一代法政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不仅在思想启蒙史上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贡献大焉,而且在行内标立了学术只服从真理的学统。1957年罗应荣有关“肃反与宪法”的言论,实际是将他所承继的前辈思想财富,对他所面对的社会重新作了一次启蒙。罗氏最为杰出的是,当亿万人沉湎于对新权力无限迷信,对新宪法只知歌颂,但其实对“宪法的实质”懵然不知或全然忘记时,他却保持着清晰的头脑。所以,他只能给现实带来震惊与愤怒,千夫所指,就势在必然了。

 

1946年,罗应荣在清华研究院毕业,同年9月返归广州受聘为岭南大学历史政治学系讲师。19481月,罗氏实现赴美留学的宿愿,他先入读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研究院,半年后转入加州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院政治学系(见前引“教师登记表”)。这时候有两件事绝非闲笔。其一,194710月,罗氏尊敬的师长钱瑞升巳抵达美国哈佛大学任客座教授,钱氏在哈佛期间用英文写下晚年最后的一部重要著作《中国政府与政治》,该书1950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四十年后该书才被抽取第二十五章“一个民享与民治政府的展望”翻译成中文,世人由此得以管中窥豹。从仅仅一章的文字看,该书应是钱瑞升一生宪政批判、宪法学研究的结晶,语势凌厉,气度不凡,吻合一个年至精壮的学者正处在治学颠峰状态时的情形;也能见出1948年前后中国政治正经历为世界惊讶的大转折的特点。现摘录一些能体现这些特点的语句如下:

 

一切有思想的中国人,不排除在政府任职的人们,巳经对行政机关的缺陷和无能感到震惊。

 

中央集权制和与之相对的分权制是较难解决的问题。仅仅以好的领导代替坏的领导,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既然人民无力为民主而斗争,而又确实地要求民主,这就存在了一种矛盾。这种矛盾不能消除,除非人民具备了为民主而斗争的能力。显而易见,这种能力绝不可能由那些巳经垄断了权力的人恩赐给予他们。只有他们的经济状况和教育状况得到明显的改善之后,才能获得这种能力。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政治上强有力的政党必须与军事力量有联系,在这样的国家中也不存在有影响的组织,例如:基督教会和商会,没有人能够有效地抵抗背后有军事力量的独裁者。除了独裁者自身外,仅次于他的最有权力的集团通常是独裁者的工具。

 

1957年的中国大陆,尚少有人能看到这样的言论,四十年后终于可以通过比较得知,罗应荣195768日的发言,其批判气质甚类钱端升这篇谈论现实中国何去何从的宏文。略有区别的是,钱氏是以“学术话语”影射大势已去的国民党,罗氏则是以怒其不争的挚诚抨击现实。在一个“宪法精神”阙如的传统社会里,罗氏以犀利的天赋人权的思想体系直接切入传统社会的肌体,其赤裸裸迅即被看作是直接挑战,罗氏必将为他的超前与信念付出无可挽回的代价。

 

194811月,钱瑞升舍弃在美的优越条件,匆匆回到北平,按他的说法,“巳经看见新中国的曙光,决心回国”(见钱氏《我的自述》)。师长的选择,再次影响学生(这是后话)。

 

其二,已转到加州大学研究院政治学系的罗应荣,投身于此时在美国法学界大名鼎鼎的汉斯·凯尔森门下。翻开凯尔森的历史,大有意味。他于1881年出生于奥匈帝国布拉格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01年考入维也纳大学读法律,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从此专意于公法研究并以此扬名于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凯尔森任职于帝国的陆军部、司法部。1918年“一战”结束,帝国解体,凯尔森受奥地利新政府所托着手起草新宪法。这是中年凯尔森极为重要的一次契机,他将平生倡导的“纯粹法理论”植入宪法的框架中,留下了凯氏理论的鲜明印记。该宪法于1920 年生效,自此被喻为“经八十余年风云变幻而屹立不倒,至今依旧有效”(有关凯尔森学术生平,笔者参考了张书友氏所译《纯粹法理论》一书)。从1930年起,凯尔森先后在德国、瑞士几所大学或研究所任职。1933年,他出版最重要的著作《纯粹法理论》。1940年,为避纳粹毒氛,凯尔森举家移居美国。1945年,凯尔森终谋得加州大学政治学系全职教授一职。也就是,当罗应荣投拜于凯尔森帐下时,凯氏已为美国人承认并取得安身立命之所。在这里最可注意的背景是,凯尔森原就是响誉欧洲的宪法学大家,一个对宪法学长年怀有兴趣的中国青年学人,因机遇而有缘叩其门扉,值此乱世,亲历种种苦困,投射到学术灵魂中,无论教或学,想必在追求学术境界时都获得了不同寻常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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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森

 

这段异国师生情缘,必有远未发覆者。罗氏一生忠纯,其父四十开外方生此子,罗氏极爱父亲,57年时这却成为罗氏一大罪状。罗氏相遇凯尔森,时凯氏年已67岁,无论年龄或感召力,于罗而言近似父慈,故此罗氏归国后言谈屡以凯氏为尊崇,不意57年批罗,连带捎上凯尔森一齐清算(时译作凯尔逊或克尔逊),批判者直斥凯氏“反动透顶”,“反共、反苏、反马克思主义尤为凶狠”(见李永锡《批判罗应荣在法制问题上的几个谬论》)。凯氏向与中国无交集,遭此恶评,全因罗氏这个“得意弟子”(批判语)平生感念之故。今日回顾,这段只有两年半时间的师生交往,于人于史都留下了无限的遗憾。据同时期也在美国留学的何炳棣在五十年后回忆:“可喜的是他(罗应荣)研究国际公法极邀导师(维也纳学派奠基人Hans  Kelsen老教授)青睐,两篇研究班文章皆获A++殊荣,博士学位半年至十个月可望完成”(《读史阅世六十年》)。也即此时在加州大学的罗应荣如鱼得水,学术精进,离成功只有数步之遥。可惜,195011月,中国军队入朝参战的事实为世界所知,12月,罗应荣就出人意料地急匆匆返归中国。这是几十年后仍让人叹息不巳的突转。罗氏急急归国,自有他在美国的一些原因,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但最大的一个因素是罗氏热爱祖国,他怕此时不走,日后就走不了。五十年后,据罗氏亲侄女向笔者回忆,开放改革之初罗家曾接获来自美国有关机构负责人的一封信,信中称许罗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罗为人的高贵品质令人感动;并谓在美国的朋友都很难理解罗在中国的不幸,不相信罗是一个右派,相反,罗是个值得尊敬的左派云(大意)。同样是五十年后,笔者查找到1957年罗氏“右派”定案的部分材料,列出罗氏在美国的一段历史没有搞清楚:“(他)与美国留学生顾问关系密切,曾向他反映中国留学生的情况;并替该顾问向中国留学生传达美国国务院为拉拢中国留学生而设的ECA救济金”(按:指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资助)。该顾问显然就是个美国人。人世何其无情,身与名俱灭,才以如此不可思议的方式,对上了昔年茫茫不可对的人生线索,而前后评价却是如此的让人不堪!

 

1952年,学术大师凯尔森在加州大学荣休,年进71岁。凯氏一生培养了不少饮誉国际学界的弟子,但这样优秀的一个中国年轻学人,最终在即将登堂入室之时却与他“擦肩而过”。

 

三、运气奇差的爱国者

 

这是一个运气极差的爱国者。

 

19511月归国后,这块土地所发生的一连串翻天覆地的巨变,都给这位自视极高的人刻下了心灵的伤痕。当千万人随风云而倒伏的时候,运气兼性格,都使罗应荣如陷于沼泽的跋涉者,步步维艰。1949年后成百上千的归国高级人才,大部分人(尤其是自然科学类)都能在偃仰之间而存身,罗应荣则以其不祥的遭遇,揭示了在“革命时代”那些杰出的思想者与人文精英分子的必然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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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

 

罗应荣归国很大的一个动力,是在北京的师友向他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国家很需要他这样的人才,他在新政权会有更好的发挥。19515月,他进入位于北京西郊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在北京的半年间,他重新续上与一众师长的情谊。时张奚若、钱瑞升等法政名流正受新政权优渥礼遇,国家在与联合国军队作战、又要在西方国家中争取同情者的重重压力下,不时垂顾民国年间巳成名的一些国际关系大佬,咨询国事。但也仅此而巳。世界两大敌对阵营的格局,中国大陆只是其中的一颗棋子,任何个人更等而下之。自认为谂熟中、俄、蒙历史关系兼对美国有不浅的了解,又掌握英、法两种语言的罗应荣,雄心勃勃欲通过师长的引荐进入外交部工作。可惜现实给了他当头棒喝。此中原委数十年后才从个别老辈口中透露出来。而据一直在美国的何炳棣暮年回忆,罗在归国初期曾给他寄过一封信,何氏引述罗氏自谓投报无门的原因:终因缺乏“斗争经验”,不能进入外交部--(何氏云此信写于51年春,或有误,应在52年之后)。真相在几十年后浮出水面,今天知道这个“斗争经验”实是指是否经受了是自己人的考验。据近年逐渐披露的史料,建国初期中共首批外派使馆外交官,全由久经沙场考验的战将转行充任,此足以见出在这一领域的用人之道。

 

罗应荣首遭顿挫,然报国激情仍炽。1951年下半年,朝鲜战场上各方都释放愿意停战谈判的信号,北京在特定的圈子内急揽懂国际关系及外语的人才。据罗氏后人回忆,罗落难后曾告知亲友他归国之初曾有希望进入赴朝谈判机构。但阶级烙印使人的一切努力显得很可怜。

 

在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早在年头就与刚回国的罗应荣有口头聘约。陈序经是何等有远见的教育家,从518月份起,他分别以校方或自己的名义几次致函广东省文教厅以及中央教育部,恳请北京能将时在“华革大”学习的瑞木正(留法)与罗应荣两人分配到岭大历史政治学系工作。时中央规定“华革大”的毕业学员统一由中央有关部门分配工作。

 

195112月,此前一腔热血的罗应荣与瑞木正南下返归他熟悉的岭南大学,在历史政治学系任副教授。19521月,罗应荣向校方填出一份《教师登记表》,在“特长”一栏中罗氏填上“有关国际法及国际政治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在“可能担任的课程”一项中,罗氏连贯写出“国际法,国际政治,社会主义国家法律,中国近代外交史”等科目。五十年后在这些娟秀的字迹上面摩挲,似能强烈触摸到填表人那颗极不甘心、奔突不巳的心房。岭南大学此时并不需要这些前卫的课程--一无传统,二是开什么课巳经要由政治决定,这种情况罗氏并非不知,可他仍执着写出,可以看出这是他在遭到挫折后的一次激烈长啸。想来那一刻他有千里马思遇伯乐之泣。

 

自此,那个冥冥中令无数人饮恨不巳的“运数”,在不知不觉中令罗应荣不断走着下坡路。

 

1952年,广东的土改进行得如火如荼,罗应荣的父亲被定为“恶霸地主兼资本家”,先被收监,后遭处决。罗应荣极爱父亲,曾想尽办法为父“赎罪”,终失败。

 

1952年秋,“院系调整”开始,岭南大学被撤销,原岭大部分员工合并入新的中山大学,罗应荣顺应成为中大政法学系副教授。未料半年不到,全国绝大部分高校取消政法专业,中大政法学系消失,罗氏听从陈序经安排,转入中大历史学系。

 

即使如此简单铺陈,己可以看出,一个国际法与国际政治的专才,其安身立命的空间巳狭窄到几无立锥之地。

 

1955年,罗应荣又一次重上京华,到北京大学法律学系进修。北大该系是全国少数几个于54年被允许复办的法律系,它拥有王铁崖、陈体强等国际法名家,王、陈同是清华政治学系的毕业生。5月,“胡风案”发,举国搜捕胡风分子。在广州,一个兴宁籍的胡风分子被捕,有人诬告该人与罗应荣有联系。信息马上报到北大,罗应荣当即遭到置留问话……。罗氏在北大受到怎样的审查,广州方面知之甚少。只是在两年后的批判中,中大方抛出罗氏在北大“擅自逃跑”,“要自杀”,扬言“士可杀而不可侮”等罪状。而在5768日的发言中,罗氏慷慨云“政府逮捕了教授和一般干部,经过法院审判手续的有几个人?共产党人不习惯法制概念”。罗应荣所言,当是亲身所历,切身之感。

 

罗氏“迹太高”了,他拥有法政专业知识分子最大的一个特点:以闻道精神顶礼膜拜民主、自由、权利;以激情热血欲开垦一片民治的沃土。很可惜,他生不逢时,1957年前后,他的一众恩师巳迈入老年,大部分人巳知“言应止于所当止”。尽管如此,他们仍遭“滑铁卢”。即便这样,鉴于他们大部分是“好人”(毛泽东评价张奚若语),执政当局对他们仍作了“小惩大戒”的惩罚。很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批现代法政的老辈,绝大部分所谈的乃是国家大政,绝少诉诸个人欲求。而年轻的罗氏侪辈,面对很难安身的生存环境,迷惘的前途,向社会倾泻出的是含满着泪水的亲身所感。在1957年,绝大部分倾吐“亲身所感”者都无一幸免!

 

罗氏同样没有学到师长们在中国生存的精髓。据说在张奚若主持政治学系的西南联大时期,政治学系的同学不用写毕业论文,因为“以免惹起不测之灾”。

 

但同是张氏,二十年在清华教书育人,高山仰止,风骨永存。“他是一位热烈的民主主义者,他对卢梭的推崇和对黑格尔的批评是明显的,他在讲述卢梭的政治思想时,简直眉飞色舞,热情洋溢,大段大段地朗读卢梭著作中的警句“(见杜汝楫《怀念尊敬的张奚若老师》)”。“(他)开设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是从上古到近代为止。他对重要政治思想家都说明他的身世和时代背景。他不仅分析政治思想家的思想,而且指出他们所受的影响和他们对于后代的影响”(见王铁崖《怀念张先生》)。“在每讲一位大思想家开始,先介绍其人生平。例如,他讲孟德斯鸠垂危时,亲友环侍,见他并未找神甫来做临终忏悔,便议论纷纷,有的好心人主张还是要找神甫来,不管孟德斯鸠本人如何不愿悔改他平生离经叛道的主张,还是要替他找个神甫,因为进天堂的门的护照需要神甫签证才行,否则就堕入地狱了。另一派亲友坚持按孟德斯鸠生平素志,不能要神甫来,否则一世英名付诸流水。在争论不休时,孟德斯鸠死了,到底没有找神甫来。张老师还引了曾子易箦的故事,说明死生之际的大义所在。他讲到卢梭的主张相继发表,大受旧势力的围攻,著作被禁,东躲西藏,但是不顾精神迫害,始终不改,坚持真理。受到这样熏陶的学生是耻于成为‘风派’的”(摘自端木正《忆张奚若教授》文)。

以张奚若的理想,现代中国政治学的人才,最好就是做一个政治改革家,次之则是教书育人,做研究做启蒙,最不应该的是去做官。张奚若根本没有料到,1949年后遑论改革、遑论启蒙,即使做做研究,也没有可能!

 

四、世人皆欲杀,天意不怜才

 

19576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按照毛泽东在五月下旬的部署,是次人大会议主要的任务是彻底反击右派的进攻。从620日起,全国人大俨然是一个巨大的展示台,所有在京的头面右派分子都受到了当堂质问与批判。北京,又一次将中国数千年来帝都的种种功用作了最浓缩的一次释放,“天子之诏”如水银四泻,权威的《人民日报》二十四小时之内即可将“展示台”上的最新信息传达九州。天下由是闻风而动。

 

在广州中山大学,从7月份起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升级,罗应荣成为该校三大右派之一,在很短的时间内遭到密集的批判。72日、4日、5日的三场开放性批判(允许学生上台发言),使罗应荣第一个成为全校的“蹂躏对象”。这是罗氏命运的一个关键点。和其他右派分子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使被定性为右派,罗应荣时刻仍以一个受宪法保护的公民自居,这既表达了他对强加之罪与不由分说要接受批判的极大不满,同时他固执地认为他仍然享有言论的自由。在那一刻,他似乎充满了近世欧洲人文主义者勇战落后势力迫害的豪情。以至在无可躲避、要彻底认罪的逼迫下,说出了一些自感大义凛然的“法律语言”作抵御。他公开说:“你们搞得越大,我就越顽固”;“我可以检讨,我可以像马克思那样在特种法庭上辩护,像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那样辩护”(见1957年中大“反右”运动材料)。这些回嘴一经贴上大字报,马上激起全校的无比愤慨,校方的运动简报直以“丑恶面貌”、“满脸横肉”、“污黑心肠”对罗发泄仇恨,对他要学马氏季氏的言论,讥讽为“牛头不对马嘴”,污蔑了全体师生。罗氏的确流淌着欧洲文明的血液,这是两套完全不相容的话语系统,而自以为代表了正义的嘲笑出自一所向以传播新知与革命精神而名的高等学府,亦堪叹息。

 

这是一段雨骤风狂的日子。在罗应荣身上折射出1957年中国社会的种种悲哀。限于篇幅,只能选取其突出者作简要的追述。在6月中下旬的中国,“反右”的主力军除了领导阶级之外,基本上就依靠统一战线中的积极分子。但在中山大学的罗应荣问题上,却极早出现了一支可怕的生力军--学生参与到批判中,他们以“顽猴泼皮”的方式起到其他阶级起不到的作用。624日的第一场批罗大会,已有学生登台批判,6月底,中大知名的中区民主墙报栏,出现了由中文系学生用漫画绘制的罗氏“家族丑恶史”的大字报,极尽丑化之能事,康乐园为之哄动。它开了恶例。时罗氏是堂堂的副教授,人所尽知的“留美派”,于学生而言是不折不扣的师长,中文系学生的薄幸,提前捅破了最后一张“道德底线”的薄纸。罗应荣闻讯勃然大怒,气急之下冲口表示要撕毁这“违反人权”的大字报。就因这一愤怒,即时又添新罪证,罗氏遭到众教工的反复指责,臭名更远播。这些同为师尊者料想不到,在十个月后的“红透专深”运动中,他们亲身品尝到了这种耻辱。这是1949年后学生第一次以正义的名义公然侮辱师长。这一与传统良俗格格不入的劣行,只因矛头要对准万恶的右派而未受到处罚。革命从一开始即显示了它对法律秩序与道德公序的“破坏”!

 

这也是罗应荣命途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有很强的隐喻性。他半生爱学生,可最终也是学生断送他的一生。这间学校不是他的福地。1952年底罗氏转为中大教师,但直到1956学年,罗氏才正式在历史系开设一门“现代国际外交史”的选修课。笔者经年走访过多位历史系的老人,从而得知“院系调整”后因中大是由几所高校合并为一校,故系中教师倍增,学生却不多,不少教师上不了讲台。故此“反右”时历史系痛斥罗应荣忘恩负义,谓罗从北大进修回来后系里还专门安排了他开课。悲剧的是,罗应荣完全照搬了美国教育的“那一套”,在这门与整个教育话语系统不吻合的课程上,罗应荣一再强调要通读外文原著,多看第一手材料,一定要有过得硬的外语。五十五年后一位当年的学生这样回忆:“罗老师的要求太高了,我们是有愧的,达不到他的要求”(摘自笔者采访记录)。这是人生暮年的追忆。而在1957年,从学生口中表达的是这样的不屑:“罗的口才不好,讲课没有系统,听不明白”(见1957年批判罗应荣材料)。这是罗应荣作为一名教师留在中山大学的形象。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罗氏思维缜密、眼光高远,所关注的问题横涉国际法、国际政治、东西方历史等领域,所论证过程旁征博引,理论素养深厚,以五十年代大陆学生的知识结构,是很难领略这位绝非以迁就生员见称的老师的思想,更无从了解一种学术由发源到汪洋四肆所呈现的几无涯岸的壮伟气象。这种情形甚类本系的大教授陈寅恪,他授课一学年,竟然被学生讥为“东一句西一句,听不懂,只是史料堆砌”(见1958年“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材料)。极幸岭南大学的一份史料,无意中为一个老师留下了真实的面目:1948310日,远在美国西雅图的罗应荣为他放心不下的岭南大学宪法班的众生,写了一封感情充沛的信,起首即谓“亲爱的同学们:我没有一刻会忘记我和岭大同学的友谊,在小小的教室中,互相切磋,空气那么和谐,窗外的鸟雀虫鸣都可细听到,从你们的脸孔不断的表露你们孜孜不倦向学的精神。下课的时候,时时询问,实在教人依恋”。罗应荣随后就国事、青年的使命、在美国的感想、对岭大同学的期望等等话题作了抒发,有意思的是如下几段:“关于英美宪法最近发展的趋势将来可供我们参考的,我正在研究中。我手不释卷的读E·S·Corwin(按:即美国著名宪法学家考尔文)的宪法新书。我本来是专攻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的,但由于二年教学的经验,受着你们共同求知欲的引诱和鼓励,就舍不得宪法和行政法的钻研了”;“我最佩服美国人不分男女老幼的工作勤劳,他们大学生的功课负担,至少要比岭南大学繁重三倍,这点极可注意。我过去听见有少数同学埋怨我所授的课程是繁难的,当时我很不高兴,现在我另有感觉而惭愧了。我看见他们读书那么用功,我过去督促同学读那么少的参考书,我实在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该自省”(见罗氏致岭大同学信)!即使仅从师生关系这一点看,罗氏信中体现着一种兄长一般的厚爱。即使这只是一个个案,也可以看到一个曾经满怀热血的为人师表者,在十年不到的时间里,现实是怎样对他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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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应荣给岭大同学的信

 

19579月,新学年又开始,中大却全部停课集中十天时间向校内的右派分子发起了第二轮总攻击,其声势之大,火力之猛,不仅将所有落难者烧得体无完肤,而且将1956年才刚刚回魂的些许大学精神也烧成灰烬。

 

早在78月份,在批判罗应荣上历史系找到了很好的办法,罗应荣言论的每一个观点都专门有人批驳,革命群众分了工,每人负责分给自己的任务,罗氏要应对的是众人专攻。现在可知,1958年批判资产阶级学者时曾受到称赞的方法--“我们实际上是用人海战术的办法,百以当一,一个读一本书,一百人就一百本,这就赛过一个读过八十本的人”(见195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120日在召集人会议上康生、定一、周扬同志的讲话》),其创意很有可能源自1957年的“反右”运动。罗应荣被批得哑口无言。

 

至此,已可以清晰地还原在极“左”年代一个曾有着不俗光环的知识分子,是怎样在旬月间遭到万人唾弃:每一个批判者昨日还是同事、朋友,甚至是老同学,今天则在大揭“老底”的批判中将昔日的情谊一笔勾销,所批字字见血。无论当面对质引发的性恶冲动,或在高热的言说中真心相信被批者确实反动,落难者都难逃“世人皆曰杀”的抛弃。

 

9月以后,已很少看到罗氏“疯狂反扑”之类的公开报道,今天推测之,罗氏此时碰上了人生另一件大事,他的爱妻快要分娩了。据现在能够查证到的材料,罗夫人是一直希望丈夫低头认错以便能过关的。学校给了这位临时资料员身份的柔弱女性足够的压力。罗应荣要当父亲了。1029日,在父母人生的凄风苦雨中小女婴出生。此时,罗氏在西南联大的挚友杨振宁,与李政道一起荣获本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罗极感高兴,为女儿取名“嘉”,以替好友志庆。罗氏一家之喜,在整个肃杀的大环境中却突出了异样的凄凉,没有人公开来道喜(这与原岭南大学“岭大一家亲”的氛围大异),罗氏以“待罪之身”而使母与婴从一开始就有了形单影只的凄苦之感。此点几十年后仍深深留在一二人性未泯的过来人的记忆中。

 

195823月,全国进入清算右派分子的最后阶段,所有右派必须经“革命群众、基层单位、上级主管领导部门”三、四重关隘层层量罪审判,其反复煎熬,演尽人世间多少恩义断绝事,也打开了卑鄙无耻的魔鬼盒子。4月,中山大学全部右派接受宣判,罗应荣按“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第三类规定处理--“撤消教授职务,留用察看,降低生活待遇”(摘自1958年有关右派定案材料)。这里还有一内幕:在3月份中大提交给省委的对罗氏处理意见上,点明罗氏“一贯顽抗抵赖,态度极为恶劣”,建议将罗“作坏分子处理,开除公职,送管制劳动教养”(出处同上)。广东省委整风领导小组最后折中为“留用察看”。即便如此,罗氏依然还是羊在虎口,从日后校方对罗氏的监管程度看,罗氏实际等同“坏分子”,学校以毋庸置疑的现管权力行使着自己的意志。

 

五、他慢慢消失于历史的注视之中

 

一个人就这样跌入到万劫不复的境地。

 

1958年,留给历史记忆的,是一连串的重大事件: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但这些只是一阵风。该年留给历史咀嚼的,有远远未尽者。它实际是1957年的延续,历史的大转折其实是很难以刻板的年份划定,19581957出现的某些历史兴会膨胀到荒诞的年月。就社会潮流言,1958出现了一系列带有倾覆性的政治运动,它借助“对立面”资产阶级思想必须被批判的飓风,将整个社会的情绪调拨到最高;从社会心理看去,这股由1957搅动的大潮,先出现稍抑(不理解)、后扬,复风翻云卷,终成巨流,咆哮奔啸,荡尽天下。表现在1958年的政治人心,已是毫无疑滞,或信或服或从或被裹挟,“千人一面”的特殊形态在1958年已见出雏形。

 

所有的落伍者(右派分子)已经被社会抛弃。绝大部分中年以上的右派分子,其“社会生命”实际已经消失,只余躯壳苟活草间。在这一前所未有的历史时段,强大的社会控制与专政制度,牢牢扼杀了一个被抛弃者的所有自由(那怕是心灵自由)的空间。

 

19584月后,罗应荣随部分右派分子被遣送到高明农场(按:另有回忆者谓是三水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从这一刻起,命运开始肆意虐待这一位渐失所有的倒霉者。罗氏“流放”,撇下娇妻弱女,每月仅领20元生活费。夫人钱蕴若从小娇生惯养,生活能力很低(罗嘉语),钱、罗结合,罗自愿承担全部家务--(罗嘉谓这一记忆钱氏念及终身)。夫婿一去,大树飘零,夫人不仅顿失主心骨,且此前中大答应让钱氏转为正式工的承诺取消。孤儿弱母,举目无亲,茕茕孑立。约在5859年间,无以安身的钱蕴若带着一岁的女儿前往上海暂投父母。钱氏是带着无限的怨恨离开这块伤心地的。她没有估到,此一别,会是夫妻永诀。59年夏秋间,罗应荣回到历史系,被放到资料室任资料管理员(按:有证据表明,副校长陈序经对罗一直怜惜),然一切已是物是人非。

 

四十岁以后的罗应荣就这样慢慢消失于历史的注视之中。他被逼向沉沦。他甚至比一般的极右分子也不如,是另册中的另册,动辄被呼喝叱责,横眉冷对如刀霜,所谓“直欲恨其死”。“他没有什么朋友,这除了他是个右派外,也与他的性格有关。他很梗直,很‘硬颈’”(据中大历史系资料室曾祥彬老人回忆)。“他很清高,看不起许多人,这让人很恼火,这是他在历史系被死整的一个原因”(据罗的侄女罗素嫦回忆。罗女士57年至61年在中大读本科)。清高的罗应荣就这样被活生生剥夺了一个留洋高级知识分子的尊严与使命,彻底沦落为除了蔑视、最后仍是蔑视的“垃圾堆”。二十年前,罗氏已开始接受中国最好的政治学、国际法学的教育。清华大学规章制度的严谨是有口皆碑的,以张奚若为旗帜之一的政治学系,最大的目标是为中国迈向现代型国家培养和储备人才。故此该系的研究生必须要通读“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公法(宪法、国际公法)、国际关系”等专业课程(此据端木正回忆及清华大学史料)。从这些课程的内容看,三、四十年代的清华政治学学科,早就与世界政治“接轨”了。而且一个优秀的毕业生,必定是法政诸科的通才。罗应荣以其短暂的学术历程,生动说明了一个清华政治学系毕业生,在其时的中国社会科学界所达到的高度。罗氏的毕业论文是论述“中蒙边界问题”,1947年,罗公开发表《外蒙古的国际地位》、《中俄蒙的接触与清代的理藩政策》、《外蒙古第一次独立始末(19051917)》等三文。现以《外蒙古第一次独立始末(19051917)》一文作分析,该文连带注释文长三万字,这是一篇足以体现罗应荣学术水准的长篇论文。从史材方面说,罗氏旁征博引,从清末民初的外交档案,时人的有关著述,到西方诸国历年刊布的有关史料,林林总总,蔚然可观。从切入历史的角度言,罗应荣具有创造性的贡献,他娴熟地运用国际关系法,将自清中叶以还中、俄、日、蒙三国四方的角逐,置于国际政治的背景下论述,全文具有高屋建瓴的特征。历来从历史渊源谈论领土争端问题的论文已不多,从国际法角度证明中国中央皇朝一直对周边地区行使着主权的学术论证,则更稀,而早在二十世纪中叶,罗应荣就已经这样看待中国历史上的“国际关系”了。正因这样,论文始终贯穿的俄、日两国藉着上世纪初世界势力范围再次由列强瓜分的时机,以不断签定的密约共谋在外蒙与内蒙利益的观点,十分具有说服力。俄、日诸国以武力强权、利益交换而置一个主权国不顾,故意挑起边界事端,进而乘势欲私下瓜分中国领土,罗应荣论文展现的是这样的国际政治长卷,其思考又有超出一时一地者。这是一篇真正具有世界视野的有关中国历史的优秀论文。国际政治与国际公法作为近代中国转型时期新兴与拔尖的学科,不仅承载了中国的独立梦想与主权利益,而且在中国进入世界潮流中它同样担承了能否体现中华民族生存智慧的重任。作为第二、三代国际政治与国际法学的传人,罗氏论文表明,新起的一代人在四十年代已经成长。

 

至于“功夫在诗外”的意义就更让人叹息。罗文不只判断精准,逻辑鲜明,文章才华四射,尤可感者全文有很强的历史感,其他暂且不论,单仅从人文意义上说,这种历史感就包含了罗氏强烈的爱国情愫。这是民国年间法政学科先驱者们的“家法”,人文精神之传,可谓纯粹、清晰、感人!19576月,在大鸣大放接近尾声时,北大国际法教授陈体强、王铁崖两人匆忙赶上“右派末班车”,分别作了危机感甚强的痛说:“国际法过去在中国一向是很薄弱的,因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只要‘叩头法’。解放后有种看法,认为学国际法的人学的是资产阶级国际法,而被否定”;“国际法科学在中国中断了七年,这门科学的现状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实际需要是不相称的”(引文为摘录,见1957年《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今天再读陈、王两人痛惜于这门学科“快要绝种”(王铁崖语)的话语,方知背后有着更深的含义:从事国际法学、国际关系研究的人都是抱负超群、才华卓绝者;学科的消失,尚不只是一群人失业,被不断批判,过往的教育被彻底否定,才是“绝代”的国家之殇!1950年后,罗氏多篇关于“中俄蒙问题”的论文因犯“一边倒”之大忌,就此沉埋。

 

19511957,一个于国际法、国际关系深有研究的学者,就这样在人生的不合时宜与时代的不合时宜的双重重压下,其学术之路已失去心灵的召唤,在东闪西躲中时浮时沉。1956学年,罗应荣为选修“现代国际外交史”一课的同学开出一纸作业题目,据一位亲历者向笔者所述,题目有十数条之多,供同学选择。今可查知的部分题目有如下两条:“北美独立战争时期的国际关系”、“17881844英国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态度”。一望而知选题不出世界史的基础学习范围,只有“国际关系”、“态度”两个关键词,才于平常之中突见奇崛。回忆者毫不掩饰早年的幼稚:“罗老师要求太高,光是要读外文原著,就很难做得到。他还为此传授了学外语的方法,拿着词典一个个词死记。但那时的风气,要这样做是不太可能的”(见前注采访记录)。1956学年,正是举国“向科学进军”、高校中成千上万个“科研小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美好年代(实已初现“大跃进”的影子),罗氏能开课或正得益于此。然无论从气质到教学套路,即使在这个知识分子被捧为上宾的年头,罗氏已显出与时流的格格不入。

 

换言之,时代并不需要这些东西。

 

1957年后,就更加不需要了。

 

19577月,罗应荣正经受着“反右”的猛烈摇撼,据此时上门看望舅舅的罗氏一外甥追述:“他一边写检查,另一边在写一本关于西藏的书。他告诉我这本书是从西藏的历史论述西藏从来都是属于中国的。我看见那书稿已完成了许多”(此据刘柏钦回忆。刘氏尚云,他对舅氏书桌上一边摊开的是检讨,另一边是西藏书稿这一情景记忆独深)。这是迄今所知1957年后罗应荣仍在著述的铁证。这也是可信可征的回忆。早在十年前罗氏论述“外蒙演变”时已顺带说及外敌环伺下的西藏问题,与“外蒙问题”有相似之处,所得判断貌似顺手拈来,实可看出作者积累之深。但这很可能是罗氏最后一次还能全神贯注的著述。58年“右派”定案后罗氏即被遣送到农村劳动改造,重返学校后虽被派到资料室工作,实际“从头到尾是按劳动力使唤”(罗素嫦语)。如前所述,中大校、系两级权力一直是很想将罗氏“开除”的。无时无刻不在的监督,动辄得咎的棒喝,如狗一般的践踏,俱扼杀了一个学人心灵的自由之思。罗氏这部关于西藏历史地位的书稿,自此不知所踪。

 

 

六、最后的结局

 

(一)

 

或许是天意,在人生最后一段历程上,这位时值英年的奇才者展现了多个不同的人生侧面,从而让历史完成了对一个知识分子感人形象最后几笔的传神描绘。也因此,宿命这一残忍的推手,将悲剧反复抛掷至极。隔世回眸,仍教人热泪长洒。

 

“反右”后高校学生中也划右派,除少数人特别处理外,中央规定大部分的右派学生仍应留校继续学业,区别在他们一般不能参加普通学生的政治活动而按右派分子管理。在中大,这些右派学生反而多出了空闲时间,有一二向学者遂向罗应荣学英语。罗氏英语好在中大早有传诵,在当时只是作为谈资让人羡慕,何曾想这个技能将一个已一无所有的潦倒者的最后价值榨出。到后来,找罗氏学英语的人多了,有本校的师生,也有校外的人员,这些人中亦有一二“左派”以势求学,但罗氏似乎并不在意“被无情利用”,罗氏为人热情、诲人不倦的本色竟然是在他处在被侮辱地位时显出。罗的博识让从学者暗服,罗的善良让感受者记忆深刻。有人发现,罗氏待人其实很有趣、幽默,一眼见心底(据曾祥彬以及历史系林悟殊老师等人回忆)。这或是天道对一位赤诚者的最终补偿。罗氏生命本色的最后呈现,犹如画龙点睛,峰回路转,将一个已被涂抹成凶恶小丑的坦荡生命还原。“罗应荣教人英语”,成为罗氏一生留给康乐园的惟一口碑。

 

中山大学图书馆一直订有美国《纽约时报》,“反右”后罗氏因资料员的身份反更为便利阅读该报。罗氏曾感慨对子侄辈云,“这些报纸基本无人读,只有我读,因为他们都不懂”。在已被“全面封锁”的大陆,《纽约时报》这扇窗口却给了一个国际关系学的学者不断的信息,洵为奇迹。据笔者长年钩稽,大体可窥知罗氏对五、六十年代的国内外大事有着惊人的分析与预言,从美国总统的选举到国内重大事件的发生,罗氏都作出过自己的判断。

 

也因这一份《纽约时报》,罗氏的学术生涯是以悲剧告终。罗氏发现西方报纸的大陆报道,许多中国专有名词的翻译生搬硬套,就萌生要编纂一部偏重时事政治、国际关系的“英汉词典”(据罗氏众子侄回忆)。罗氏认为该词典于国家对外宣传、于西方了解中国都有用处,最关键是编词典不涉忌讳,不招嫉恨。就这样,罗氏在六十年代前期对右派的改造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投入了精力编这部词典。他挑选了一个原是中文系右派学生的杨姓青年作助手,后者主要负责抄录等工作(据罗素嫦回忆)。罗氏多次对子侄们说,“政治文章不准我写,就只有编词典了。我有专长,不贡献给国家就可惜了”。据说“文革”爆发前该词典已经编好,为能出版罗氏想过种种办法。

 

但命运决定了他只能抱恨而终。

 

196311月,国家教育部向全国高校发出调查49年后从西方国家归国的留学生情况的要求,广东省统计出全省高校共有52名这类留学生,罗应荣名列其中。但很耻辱的是,统计注明“右派分子”仅罗氏一人;“所学专业”一项51人都有列出,惟是罗氏名下空白(见1963年《解放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在高校工作的名单》)。这决非广东省相关机构的疏忽,极有可能就是中山大学刻意把罗氏的有关信息屏蔽掉(中大榜上有名者共15人)。也就是校方独独不欲让罗氏有引起外界注意的机会。整整五年过去,一间自称有深厚历史的名校,对一个身份只标明是“资料员(12级)”、处在最底层的教师的仇恨,竟然从未消去,并透过这个空白处泄露出来。

 

196465年间,广东省鼓励华侨归国投资的宣传升温,不少侨属借此出境,这给了罗氏家族一个希望。罗应荣有一个堂兄是菲律宾富商,罗氏家族设想回广东投资,让广东放罗应荣走。罗应荣同意这个安排,他说已蹉跎多年,不准研究,不能出书,此生就要荒废,出去后还是要搞学术(据罗的侄女罗素梅回忆)。这是罗应荣的最后一次挣扎了。可惜从1951年后,现实就没有向他展现过一条阳光大道,这次依然不例外。事犹未谐,浩劫降临。

 

(二)

 

19666月,“文革”全面爆发,从一开始即呈现两种政治势力残酷撕杀的特点。6月初,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为控制日渐失控的北京高校学生闹事的形势,坚决推行向各校派出工作组掌控运动方向的策略,但这与毛泽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心思水火难容。这是向未被细辨的一段情节:至7月中旬之前,在短短的四、五十天时间里,中国高校无数要“停课闹革命”的狂热学生,受到坚决要维持原有秩序的进校工作组的打压。对一些已见出“无法无天”苗头的闹事学生,工作组驾轻就熟随手就扣上“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实行弹压。这已经是以暴易暴了。政治的残忍就在于“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718日,毛泽东从外地返回北京。722日,毛泽东正式开腔,在中央会议上指出,“要改变派工作组的做法”,“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见1968年《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211968)》)。仅仅一席话,刘、邓苦心经营的局面立即土崩瓦解。在中山大学、在罗应荣身上发生的一切,都真切反映出风暴下“一朝几颠覆”的乱世之像。

 

在“文革”初起的中大,“支持学生”还是“压制学生”两大势力的消长,也是来回拉锯,旬日几变。历史系有一辅导员起初执行工作组的命令甚力,不准学生闹事,很出风头,不想78月间风向骤变,该人突遭停职批判,令人咋舌。随后即演变为派系之争。有人马上贴出大字报说这是打击左派,并愤怒举例说连老右派罗应荣在批判会上都发笑了。结果罗氏即刻成为众矢之的,在揪斗罗应荣上各派空前一致,罗的凄惨到了在校园内任何造反者喝他就要马上跪下的地步(此据多位身历中大“文革”岁月者的回忆整理勾勒出)……。据历史系资料室老人曾祥彬回忆,“资料室在历史系各部门中比较迟才成立‘战斗队’(按规定每个部门都必须成立),罗应荣老师是没有资格参加的,他是牛鬼蛇神”。也就是罗氏本是局外人。罗的发笑,显是他以史识看穿了现实的一切。但这么一个书呆子,却在自我保护上智商为零。他遭到了重创。于是罗氏重蹈十一年前在北大“肃反”时的覆辙,在某个夜晚,他决意要逃出虎狼地,但却在学校北门的珠江边被人发现押回,从他背着的书包里“搜出一本美国书和一张十元的美金”(曾祥彬语),罗遭到了全校师生连夜批斗并被毒打(据多人回忆)。

 

实际上这段岁月的混乱不仅使无数真相被淹去,而且一些事实的连接还应该有不可缺少的过渡,可惜今天已难以弄清。但上述诸事件,应是罗应荣滑向深渊的几个节点。

 

罗走向终局的一件事出现了。196610月中旬某日,罗氏在学校收发室收到一封香港亲戚的来信(此细节由罗素梅确认),罗刚离开,收发室的人立即告知造反派罗刚领走海外邮件,一群人立即追赶过去。罗在校园内被拦下并要其交出信件,罗断然拒绝。争执间书生罗应荣又一次引出他极感神圣的《宪法》,大喊“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五四宪法”其中之条文)。罗根本不知道,早在本年713日广东省委就批准公安机关对全省高校七种人实行邮检控制(见19667月《关于对七所大专院校的七种人进行邮检控制的报告》),这一精神传达到各学校,马上被层层放大加码--(甚可哀的是,首先践踏《宪法》者,最后还是被“违宪”行为残害)。造反派不由分说扑上去搜身,情急之下罗将信撕烂吞入肚中(以往中大流传罗氏吞下纸条,不确),拉扯间双方身体有碰撞。这群人中有红卫兵学生,于是“罗应荣里通外国还殴打革命小将”的消息迅速传遍校区。罗立即被学校扣押、动刑,很凄惨的场面出现了,为了取得证据,罗氏被大量灌水,殴打胃部,多番折磨,罗氏吐尽腹中的纸屑,施刑者拼凑出信纸的原样,但上面的墨迹已经化掉(此据罗氏生前一好友回忆)。校方造反派恼羞成怒,毒打等手段已用烂,仍撬不开罗的嘴巴,遂将罗氏上解专政机关。八年前,学校已向广东省委提出要将罗氏“作坏分子处理,开除公职,送管制劳动教养”(见前文注释),未如愿,不想藉着“文革”此愿终能达成(“文革”前期,党团员与积极分子仍是各级管理层的掌权者)。很快,罗氏被押送劳教。

 

6月到10月,仅仅百余日;从8月下旬北京盛行“打砸抢”,然后蔓延全国,也不过五、六十日,罗应荣却早早就全部身受了这场浩劫的残暴,并埋下了日后的死因(肠胃因受刑而损伤),教人宁不悲恸!

 

人生就这样失控,罗应荣逸出了俗世所云上苍慈悲普照的余光。劳教期间,他先后在广州近郊数地被囚,后来广东省军管会以“里通外国”等罪名定其为反革命分子,判了徒刑。最后罗被转投花县监狱劳改矿场(此据罗素梅等人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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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处一个“非人的世界”,他以后几年的确切遭遇没有人知道(据罗去世前对侄女倾诉,狱中极苦,超强劳动,吃不饱,常挨打)。以下所述,都是根据几十年后各方回忆一点一滴还原:罗在花县监狱时,因有文化与懂法,被狱方安排协助管理犯人,罗氏认真管理,惹来其他囚犯的不满,终于在某次狱方挫败一起越狱的图谋后,罗应荣在劳动时遭到囚犯的有意殴打,头部受伤,由此引发了其他症状。捱过一段日子后,约在19716月,狱方眼看要出人命,就通知中山大学将人接回去。中大再推给罗在广州的哥哥罗应芳,罗应芳找了辆汽车将弟弟从监狱接回家中,而此时罗应荣实已病入膏肓。

 

这是罗应荣最后时刻获得的一丝人间温暖,他在哥哥家得到了侄女罗素兰的细心照顾。但这终究是人生的尾曲,缠绵病榻五月余,1971115日,罗应荣在哥哥家中含恨而死,终年53岁。

 

他是死于胃萎缩,恶劣的牢狱生涯将他曾受伤的消化系统彻底破坏,他体重本有一百六十多斤,出狱时却缩减至六、七十斤。他是死不瞑目的。他临死前一再表示,此生最大的遗憾是空有抱负而没有发挥出。他觉得政府很对不起他,他是抱着一腔热情舍弃一切归国的。他也是对人世恋无可恋的。最后一两个月,他对一切已绝望,拒绝进食补品,嘱留给侄女的孩子吃,因孩子或还有未来,而他是不会有希望的。死生之际,“林彪事件”已传到民间,罗听闻后对中国未来的政局仍不看好(以上史实据罗素兰回忆)。罗氏是带着无限凄楚离开这个对他极不公的世界的。

 

这样的人,似乎不会就此无声无息地消失。“林彪事件”后,北京偶尔传来一些消息,不止一次有人或单位向广东方面打探罗应荣的下落。有一年,北京外交部找过他,当知悉人已死去,甚表失望。此事在中大内部有震动,国家因外交问题寻找中大的历史学者,整个“文革”期间或就只有陈寅恪与罗应荣了。

 

这样的人,也注定质洁而来,干净而去。罗应荣放在学校的书籍始被抄走,复被校方当废物处理掉,片纸无存,所有关于著述的种种传说,也灰飞湮灭。1979年,罗应荣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推翻前判,宣判无罪。1980年,罗应荣的“右派”被改正。后来,罗氏侄女应一个与罗氏相熟的学生请求,将仅剩的罗氏生前存放在哥哥家的“两皮箱资料”(罗素嫦语)亲手交给该生,冀望其为罗的生平作整理,惜从此没有了下文,资料也一去不返。

 

在康乐园,如此惨烈的人与事,譬若一场遥远的恶梦,让人且不安且难堪。但往迹又是如此真实,不可割裂,昔日汇成“群殴”壮观场景的人们,在新一朝“一切向前看”的口号下,刻意要甩掉恶梦的记忆,极少有人愿意提起这间学校曾有这么一个人,曾发生过这样一些野蛮兼凄恻的故事。

 

就此,一个半生浸泡在不幸中的知识分子,在历史的记忆中消失……

 

最后,这或许不是题外话:四十多年后,一则当年带泪的幽默被重新记忆。六十年代罗应荣的栖所与中文系右派分子吴重翰的家邻近,吴原是中文系教授,“反右”时也被直贬为资料员,吴、罗惺惺相惜,遂结下忘年交,常于陋室中纵谈天下事。某次谈及法国伟大作家莫泊桑的名作《项链》,罗氏云该小说最早的中文译名是《一夕豪华,十载辛酸》,吴氏即接语谓:“我们是一席(夕)豪谈,十载辛酸”(据吴重翰之子吴澍华回忆)。一语而惊座,其悲悯超越古今。即使今天重述,仍感灵魂震悚。它或可一语而为一段历史作结。

 

只是作为后人略可发挥的是,吴、罗或以为苦难有日,十年可期,殊不知1957的“一席(夕)豪谈”,带给他们的,是至死也辛酸!

 

(按:藉此文发表之际,谨向多年来给予本人帮助的罗应荣先生的亲朋好友以及同情者,表示衷心感谢!)

 

201110月至12月写于梅花书屋

 

 

转自《我书架上的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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