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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养:比路还长的回忆


--作者:杜高

 

五十六年前的195784日,正当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把几十万个热诚地向共产党提了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时,《人民日报》忽然发表了一篇社论:《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立即有人敏感到,这是英明领袖想出来的惩治右派分子的一个聪明的办法:面子上“宽大为怀”(不判徒刑),实际上“狠加打击”(关进监狱)。手续简便到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只需所在单位填一张劳教申请表,警察就可以把人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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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年前,那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年代。没有人会怀疑毛泽东的“英明”。就连经过群众批斗后的右派分子们,也个个低头认错,相信经过劳动改造就可洗刷罪过。巫宁坤教授在他的书里写得很诚实,我和绝大多数被劳教的右派们也都是这么想的。

 

我们就这样成了中国实行劳教制度的第一批劳教分子。

 

和我同期关进看守所的,还有我的一位老朋友、北影导演巴鸿,他是和六机部三局的干部冯志轩同一辆警车送进来的,我还看见了新华社的英文翻译刘迺元、中央工艺美院教授何燕明、中央歌剧院指挥莫桂新、《茶花女》的导演谷风、中国作家协会的诗人唐祈、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徐步和舞美教师徐廷敏,还有北京人艺的青年演员王宏韬、青年画家江荧和汪志杰等等,啊,数不过来的这么多熟悉和更多叫不出名字的人,都关进来了,他们都成了我最早的劳教难友。

 

巫宁坤先生是1958417日由他任教的国际关系学院(当时归中调部领导,对外属保密单位),开了一辆吉普车把他送到半步桥监狱看守所的。

 

我恰好在第二天,418日进来。我们就这样成了同命运的难友。

 

那时,谁也不会想到劳动教养就是进监狱。巫先生上车时还天真地以为“是送我去一个农场参加体力劳动”,谁知是停在一个装有铁丝网的高墙下的大铁门前。接着他就被推进一间挤满了劳教分子和摆着一个大尿桶的臭气熏天的囚室里。他离家前夫人只为他收拾了一个小衣袋,顺便塞进了两本书,一本是英文原版的《哈姆雷特》,一本是冯至编的《杜甫诗选》。没想到这两本书后来竟成了他囚徒生涯的精神伴侣。那年他三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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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国剧协惩罚的右派。我们一共五个人。是当天早晨被叫到王府井大街的文联大楼(现商务印书馆)三楼剧协党委,三位领导人分别让我们看了打印好的“右派结论书”,然后各自在上面签名。这时,忽然从隔壁房间推门走进一位公安人员,和三位领导摇了摇手,彼此微笑。五名右派的交接手续就算办好了。公安人员转过身厉声命令我们排成一行,由他带领走出文联大门,推上停在门口的一辆卡车上,我们被送到了东单分局。在这里,我们和其他犯罪分子一同办理入监手续。先是照一张相片,然后两只手沾满油墨在登记表上印上掌纹。这就建起了“囚犯档案”。

 

剧协的五个劳教右派中,两位年稍长的,一位是“九叶派”诗人唐湜,他进监狱时神情紧张,脸色苍白。他是个老实书生,木讷寡言,只因为在座谈会上说了几句不满“肃反”的话,获罪“攻击肃反运动”处以劳教。他的妻子没有工作,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他几乎是哭着向公安人员求助:“怎么办呢,家里人还在等我回去吃饭哩。”他得到的当然是一声呵斥。另一位戴再民,是1937年入党的“老革命”,他被阎锡山逮捕过,进行过英勇斗争,现在成了“自己”的囚犯,气得脸铁青,死也不肯按手掌印,最后被公安人员强力制服。再一个是《戏剧报》的青年记者阮文涛,戏剧学院毕业不久,他和老戴的罪行都是“以采访名义煽动艺人向党进攻”。再就是汪明和我,都是以吴祖光为首的“二流堂”“小家族”的主要成员,而受严惩。(“二流堂”的戴浩先生也被送了进来。)

 

我的这四位难友,现在都已去世了。死得最惨的是汪明。他在结束劳教后被遣送回原籍安徽,强制在安徽的劳改农场就业。他没有熬到右派改正,忧病交加死于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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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五个人进了收容所后,就分开了。和我关在一间囚室的,是北京舞蹈学校的青年教师孙颖。他是我劳动教养的第一位难友,也是最值得我钦佩的意志坚强的艺术家。在送我们去兴凯湖农场前,公安人员来检查每个人随身带的衣物。我最简单,是剧协送进来的一床棉被和几套衣服。孙颖带的是一只小箱子,打开一看,除了几件衣服,净是一些研究古代舞蹈的书籍、图录和资料。公安人员皱起眉头:“把这些统统送回家去!”孙颖一把抱住箱子,哀求着:“我没有家。这都是我多年收集的资料,我不能丢了它!”这一回公安人员发慈悲了。孙颖抱着他的宝贝上了车。到了农场以后,我和他就分开了。但我后来听说,他在漫长的劳教期间,不管劳动多么累,生活多么苦,甚至在大饥饿的那几年,他都没有放弃舞蹈练功,坚持古代舞的研究。二十二年后右派改正,我们在北京重逢。据说舞蹈学院在安排他的工作时,都很惊讶他还能从事舞蹈教学。

 

对于右派知识分子来说,进了劳教收容所,就如同掉进了另一个世界,虽然这只是劳教的第一步。

 

19582月春节过后,各单位就开始处置右派。成批成批的右派送进了劳教所。2月、3月进来的,都已分批转送到了茶淀清河农场的三分场和于家岭分场劳教。到了4月,送来的人越来越多,收容所已感到人满为患的压力,而这时“大跃进”已在全国兴起,公安工作的“大跃进”就是坏人抓得越多越好。收容所不够用了,连著名的雍和宫的一个偏殿,也暂时用作了劳教收容所。农场也装不下那么多劳教人员了,决心在遥远的兴凯湖畔开辟新的分场。我们这一批人就在半步桥看守所里等待了两个月。

 

这是怎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又将承受怎样的一种劳役?当我们刚刚搭起了一个三角形帐篷,可以躺下歇口气的时候,管教干部立即把我们集合起来,他大声地警告我们,不要有任何想逃跑的念头,这周围都是沼泽,又叫草垫子,看上去是平地,踩下去就淹死。逃跑是刑事犯罪,抓回来从重判刑。然后就宣布,对于你们这些人,只有通过强迫劳动才能改造成新人。从明天一早起,就要开始沿湖修筑一条导流堤,阻挡湖水,开垦荒地。

 

这才是劳动教养的真正开始。未来将会怎样呢?我们都在惶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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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劳教所里很不平静。因为“大跃进”以后的三年大饥荒,人民困苦,社会不安。许多留在工厂和学校里监督改造的右派,对现实和时局又发了一些议论,纷纷被加重处罚,升级劳教。

 

1958年第一批劳教的右派,经过了三年改造,大部分已解除劳教留场就业。原先劳教是不定期的,一般以三年为限,根据政府考察,表现好的就宣布解除。到了19614月,政策变了,要给劳教分子正式定期。仍以三年为限,从半年到三年,按罪错轻重表现好坏划分等级。

 

新进来的右派,大部分是大学生。像北大物理系的谭天荣、数学系的杨路、西语系的曹家同、中文系的张志华、年轻教师章亚航,清华的殷长宙,北师大的宣文洵、曹克强,航空学院的周大觉,工业学院的张永贤、孙本乔等等一大批才华出众、品学兼优的青年学子。他们不幸遇上了那个年代,人生理想破灭。他们进来得晚,所以都定期劳教三年。我们这些已满了三年又还没有解除劳教的右派,再定期三年的,就是思想极端反动、改造表现极坏的人。最后才知道,有三个人属于这一类。其余都在三年以下。这三个“反动派”就是新华社的刘迺元、六机部的冯志轩和我。

 

我只好把解除劳教的希望寄托到196446日。

 

给我追加的这三年劳教,成了我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最严酷的三年,我遭遇了永生难忘的大饥饿年月。

 

1961年寒冷的冬天,我在清河农场西荒地583分场劳动。那时我已经两腿浮肿,开始咯血,但还坚持着下地干活。一天傍晚,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收工回来,在伙房窗口排队领取我的口粮:两个小小的白薯面窝窝头。我的饭盆刚接过这两个窝窝头,忽然被旁边的一个小伙子抢走了。……

 

19625月,北京市公安局把经过三年饥饿后活了下来的全部劳教右派,集中到了北京团河农场,大约三百多人,按每人定期先后解除劳教。最后剩下约一百人,在翘首盼望19644月的到来。

 

但是世上绝没有一个权力者会怜悯无权者的等待的焦急和苦楚。权力者拥有自由,无权者丧失自由,劳动教养不受法律约束。从19614月,我几乎用了全生命的力量熬到了19644月。到了这一天,没有声息,无人理睬。一百人在失望中继续期盼。

 

我们没有按期解除劳教,外面又送来了新的难友。423日,一位以大无畏精神反对神化领袖和干部特权的新华社记者戴煌先生,受到了“开除公职,劳教两年”的惩处。这一天恰好是他参加新四军整整二十周年的一个“有意义”的日子。怀着忧郁的心情,我和他相对苦笑着在劳教队相聚。

 

北京公安局收容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最后一批约一百人,一直拖延到196910月才在清河农场三分场宣布解除劳教。这里面就包括了19584月关进收容所的翻译家刘迺元、六机部的老干部冯志轩和我。我们三人劳动教养的总时间长达十一年六个月。从来没有人对我们宣布过这是我们的刑期,更没有人宣布过为什么在第二个三年到期后再延长劳教五年?“需要如此,就得服从,不必讲道理。”老年刘迺元说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压倒法律”。他在农场受过一次重伤,晚年坐在轮椅上翻译和写作。他回想起1957年因为呼唤“中国需要加强法制”而被划为右派,而他亲历的十二年劳动教养的非法拘禁,证明了他的“右派言论”的正确性。

 

1969114日,我们从劳改农场分别遣送回原籍。19701月,我站在南京街头,目睹了我的四位难友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一幕惨剧。街头张贴着布告,这四个解除劳教的右派,犯了“煽动知青回城”的大罪。他们是姚祖彝(外经部英文翻译)、王同竹(马恩列斯编译局俄文翻译)、陆鲁山(北京农机学院学生)、孙本乔(北京工业学院学生)。刑车从我的面前驶过,我倏地看见了姚祖彝垂着的头颅。我恐惧得全身颤抖。

 

十二年的劳动教养,监禁、苦役和饥饿,毁灭一个人的意志和思想能力,使人变成一个求生的动物,使人失去“人”的自我。我被恐惧包围着,把真实的“我”掩藏起来,向世界露出一个假象,用谎言换来安全。

 

劳动教养可以使人屈服,但不能永久。长期的政治压力,人性可以沉默,可以被扭曲,被折断,但终究不会改变和泯灭。

 

五十六年前遭受劳动教养折磨的我和我的难友们,终于迎来一个新时代。我们得以从专制的恐惧和谎言的包围中逐步地挣脱出来。

 

废除或改革劳动教养,其实就是纠正一个历史时代。

 

 

转自《易网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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