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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地狱的哭声——夹边沟的亡灵


--作者:忆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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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农场大门

 

读了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再去看王兵执导的纪实片《夹边沟》,从起初文字所带来的精神震撼,再到影视场景再现的视觉冲击,令人久久不能平静。夹边沟,这个位于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劳改农场,一度不为人知,但随着杨显惠等人对历史真相的关注与挖掘,这里曾发生过的罕见的大饥荒,以及那段令人惊骇莫名的历史悲剧,终于还是慢慢浮出水面了。这是真真切切存在过的一段历史。195710月到1960年底,近三千名“右派分子”被遣送至此,接受“收容”和“管教”。残酷的阶级斗争和历史罕见的大饥荒,使夹边沟变成了可怕的人间地狱,等这些人可以被遣返原籍的时候,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已经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活下来的只剩下寥寥数百人。

 

右派:儒以文乱法

 

韩非子在《韩非子·五蠹》篇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意思是说,文人靠笔杆子传播思想,武士用暴力挑战法制,扰乱了社会秩序,是造成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韩非子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对这两类人深恶痛绝,他的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统治者影响深远。

 

如今,“右派分子”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许多经历了20多年身心折磨、侥幸活下来的“右派分子”仍在人世,历史并未远去。19574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全国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一大批党员干部、党外人士、知识分子、普通群众向党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然而,随着运动的深入,这些人提出的意见和党的统治产生了巨大冲突,于是中央认为“事情正在起变化”,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于同年6月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右派的斗争。

 

反右运动扩大化造成了严重后果:“一大批忠贞的中共党员、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民主党派朋友、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们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大多数右派分子遭受长达20多年的歧视和迫害,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再次遭到猛烈冲击。”(《反右》,南方日报,2009.9.7)据统计,当时全国被化为“右派分子”的人数达到55万多人,绝大多数人在20多年后才得以平反。

 

在《夹边沟记事》一书中,“右派分子”戴上“右派”帽子的原因各异,但基本都是因言获罪。祁钥泉因为向县委反映统购粮过多造成农民吃不饱的问题、县委书记秦高阳生活作风问题,被县委书记整为“右派”(《夹边沟记事·走进夹边沟》);王景超因写了几篇针砭时弊的杂文被定为“右派”,妻子因替他辩解也被定为“右派”(《夹边沟记事·探望王景超》);张继信认为整风运动不该和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不该批判民主党派,成了“极右分子”(《夹边沟记事·一号病房》);戚淑英因为指出救济款不发给有困难的人却发给当官的,被说成攻击党,成了“右派”(《夹边沟记事·夹农》);等等。

 

“儒以文乱法”,因言获罪,正是“右派分子”被批斗的根本原因。“右派分子”大多是当时有知识、有担当的人,如果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他们在各自所处的行业领域里都能为当时的国家建设贡献力量。这些人中,有些是在旧中国饱受战乱之苦、对新中国充满期待的年长者,有些是在新旧时代成长起来、对革命充满热情的年轻人,有些是放弃国外优厚条件回国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专业人才,很难想象,他们会意图颠覆国家,毁掉来之不易的和平。在大鸣大放的背景下,绝大多数人是出于知识分子的担当,怀着对新中国建设的巨大热情,为国家献谋献策,如今来看,他们对党提出的绝大多数建议的确都是切实而中肯的。

 

明中后期,政治腐败,官宦勾结,苛征暴敛,民不聊生,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一大批儒生不计生死,直言敢谏,力图革新朝政,使政治清明,如赵南星、左光斗、杨涟等人,最终都付出了惨痛代价。后代学人对东林党人褒贬不一,然而,置身于他们当时所处的封建时代大环境来看,权力斗争是有的,代表地主阶级利益也是有的,但怀揣着革新朝政的政治理想却是真实的。为了这一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担当。这也是当年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右派分子”所秉持的。实际上,“儒生”并不是韩非子所说的造成社会动乱的始因,反而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正是这些人,被无数后人追思缅怀。他们不仅是民族的脊梁,学人的楷模,也是社会良心之所在。

 

肉体:不堪承受的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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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露在地面的尸骨

 

透过影片《夹边沟》,我们看到的夹边沟遍布黄土,极目荒凉,寒冷的冬季,戈壁滩寸草不生。自然环境已是如此恶劣,政治环境的恶劣更加让人看不到希望。然而,当饥饿蔓延的时候,求生的本能依旧让这些人不顾一切疯狂的寻找食物,企图生存下去。一切都不重要了,身份不重要,道德不重要,尊严不重要,人性也不重要了,只有肚子才是最真实的。活在今日的我们,无法感同身受,但透过杨显惠字里行间的描述,透过王兵影片的再现,仍然可以感受到那股毛骨悚然的悲凉。

 

在夹边沟,饥饿,是“右派”生活里的主题。他们每天吃的是什么呢?“粮食定量进一步降为每天七两,月不足十四斤,一天就吃一顿菜团和一顿菜糊糊,营养极度短缺,大批死亡就开始了。为了减轻死亡,农场领导采取了特殊措施:停止右派们的劳动,准许在上班时间去草滩上捋草籽、抓老鼠和逮蚯蚓充饥,或者在窑洞里睡觉。那一段时间我们把山水沟附近的老鼠和蜥蜴都逮绝了,吃光了,把附近柳树和榆树上的树叶都吃光了。”(《夹边沟记事·上海女人》)菜团子,菜糊糊,量还少的可怜,甚至不如猪吃得好。“那时候大跃进的高潮还没过去,猪场为了放卫星养着几只‘千斤猪’,‘千斤猪’的饲料比我们从伙房打来的饭的质量还好:有时候把整锅煮熟了的土豆给它吃,有时候喂粉碎了的黄豆。而伙房给我们吃的什么呀:糜子面的菜糊糊,玉米面的疙瘩汤,青稞面的窝头,还吃不饱。实在饿得难受,我们就从馇猪食的锅里偷几个土豆吃。”(《夹边沟记事·夹农》)

 

“右派”不得不绞尽脑汁在荒凉的戈壁滩寻找粮食替代品,老鼠、蚯蚓、蜥蜴,一切活物都抓光吃光了,草籽、树叶也吃光了,所有能下肚的都成了“美味佳肴”。夹边沟草滩上生长着一种“黄茅草”,闹饥荒的时候当地农民拿它来充饥,“右派”也跟着他们学。黄茅草并没有什么营养,反而容易吃死人:“黄茅草籽吃起来也麻烦,抓一撮放在饭盒里煮,煮着煮着就成了清白色的粥,真像是淀粉打的粉汤,与淀粉汤的不同之处在于用筷子一挑能拉出丝来。这时候还不能吃,要搅,一边搅一边吹,叫它快点凉下去。凉了的‘粉汤’像一团面筋,柔柔的。把它拉成条状,拉长的感觉就像是拉橡胶一样,然后咬着吃。那东西是嚼不烂的,只能咬成一块一块咽下去。这东西根本就没有营养,但是也没毒,吃它就是把空空的肠胃填充一下,克服饥饿感,就像有些地方的人吃观音土一样。这种东西能挺时间,吃上一次能挺三天,因为它是不消化的。既然不消化也就排泄不出来,需要吃别的野菜什么的顶下来。这种东西千万不能在粥状的时候喝下去。在它还没凝固成块状之前喝下去,它会把肚子里的其他食物--树叶子呀,干菜呀,还有别的杂草籽呀--粘在一起,结成硬块堵在肠子里形成梗阻。”(《夹边沟记事·上海女人》)

 

为了生存下去,“右派”已经顾不得吃了不该吃的东西会不会死,对他们来说填饱肚子才是最重要的。被老鼠药毒死的兔子也被吃了下去:“刘文山说,毒死的兔子肉能吃吗?可不要中毒。张维让说,老鼠药在肚肠子里,肉是好的,你放心,毒不死。胡永顺说,毒死就毒死吧,美餐一顿,总比饿死强。”(《夹边沟记事·坚持到底》)是啊,总比饿死强,不是每一种困境都能留给人们足够多的选择。然而,这些都不是最令人震撼的。

 

《夹边沟记事·饱餐一顿》里的牛天德是从东北来到兰州支持大西北建设的工程师,当时已经五六十岁了,一副儒雅书生的模样,待人和善,老实本分,还是个爱干净的人。就是这样一个文质彬彬的老工程师,吃起了高吉义的呕吐物和排泄物:“他的面前铺着一块方形的蓝色包袱皮,布上均匀地摊晒着一层粘稠的东西。粘稠的东西已经凝固了,凸起着许多白色的和略带黄色的洋芋疙瘩;有些粘稠物我简直没法形容它的颜色,是褐色的、黄色的和略呈绿色的混合色……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天啊,他在自己两年来包裹着几件衣裳当枕头用的蓝地白花的包袱布上,晾晒着我昨夜吐出来和排泄出来的污秽物,而他正从那些污秽物里拣着小小的像指头蛋蛋大的洋芋疙瘩往嘴里塞。塞上一两个洋芋蛋蛋之后,他从粘稠物的边缘掰一块已经凝固的粘稠物放进嘴里,如同掰了千层饼的一角……”(《夹边沟记事·饱餐一顿》)震惊之余的高吉义踢飞了牛天德的“吃食”,眼见“吃食”被毁,激动的牛天德忍不住怒斥高吉义是“坏人”,两人起了争执:“一个文质彬彬的上了年纪令人尊敬的老工程师,竟然吃起别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人怎么能这样作践自己呀。同时,我也感到委屈:我是为了维护他的尊严,可他竟然认为我是个坏人,夺去了他的口中食……我的眼睛里涌出泪水来了,我哽咽的嗓门说,老牛呀,咱们不要吵了。你是大学生,是知识分子,你懂,你心里非常清楚,那东西能吃不能吃……听我这么说,他怔住了,慢慢松开了双手,但他又猛地把我抱在怀里,哇哇地哭起来:小高呀,小高呀,我的小高呀,哇哇哇……他的眼睛里滚滚而下的泪水流到我的脸上。我不由自主地也哇哇大哭起来:老牛,老牛,你不要哭……啊啊啊……我当时劝他不要哭,但我却抱紧了他哭个不止。结果是我们两人站在房顶上,互相搂抱得紧紧的大哭了一场。”(《夹边沟记事·饱餐一顿》)这是多么令人揪心的场景,一个自愿支援大西北建设的老工程师,就这样被饥饿夺去了尊严。

 

饥荒年间,最可怕的事情--吃人--也同样在夹边沟发生了。“这帮王八蛋,一点人性都没有啦!你当他们煮的什么?他们煮的是内脏呀,是人的心肝肺呀。这些人的身上没肉了,长期的饥饿和劳累把身上的肉消耗干了,胳膊和腿就剩下干骨头了,没吃的,他们就想出开膛剖腹的主意来了!”(《夹边沟记事·在列车上》)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右派”死后就用自己的被褥卷起来,草草埋在戈壁滩上。有些人饿的实在受不了,打起了吃死人的 主意。《夹边沟记事·许霞山放羊》里的史万富被怀疑偷了羊圈里的羊,为了自证清白,不得不承认吃了死人:“史万富说,不是哄你,许哥,我是不好说呀。我吃的是……人肉……许霞山像是被人在后脑勺上打了一棍子,懵了。”他们有罪吗?他们没有伤害活人,吃的是死人,在法律上并没有罪。然而,在道德层面,他们已经没了人性可言。可是,对一个普通人来讲,谁愿意泯灭人性去吃死人,一辈子承受所有人的唾骂和良心的谴责呢?如果不是饥荒把人逼到走投无路的境地,谁愿意做一个丧尽天良的恶人呢?

 

长期的营养不良和繁重的体力劳动,把“右派”的身体拖垮了,一些上了年纪、身体瘦弱的人更是如此。每一次倒下,都有可能站不起来:“有一次上厕所,他看见一个身材瘦削面如土色的人解手,身体靠在墙壁上,两腿往前分开站着,排泄物--稀汤子--顺着大腿流进棉裤里。他惊呆了。他还没见过这样解手的人。后来那人捡起土块擦腿上的排泄物,提裤子。他看着那人提裤子都很费力,连系上裤腰带的力气都没有,便帮着那人提上裤子系上了腰带。他问了一句:你怎么这样解手?那人说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不敢蹲。”(《夹边沟记事·一号病房》)“右派”们长期缺乏食物,体内的脂肪消耗殆尽,蛋白质开始流失,许多人的身体开始浮肿:“人们的模样确实吓人呀。有的人瘦得像柴棍棍,眼睛陷得深深的像两个黑洞洞。腮也陷下去成了两个坑坑。脸上一点儿肉都没有了,脸皮薄得就像直接贴在骨头上的牛皮纸。有的人浮肿,肿得像是大胖子,头肿得像背斗那么大,脸有脸盆那么圆。由于怕冷,那些人把所有的衣裳都穿上了,衬衣,绒衣,棉衣,棉衣外头又套着棉大衣或皮大衣。浮肿的人的眼睛细细的一条缝,胖得睁不开。”(《夹边沟记事·这就好了》)由于饥饿而引起的浮肿是非常可怕的,到了一定程度,意味着体内的蛋白质也要流失殆尽,距离死亡也就不远了:“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是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和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夹边沟记事·饱餐一顿》)

 

19609月,甘肃省劳改局计划在高台县明水建一个50万亩的大农场,这一政治工程仓促上马,时值冬日临近,附近的农场没有积极响应,只有夹边沟农场表现积极,除少数老弱病残留守外,大部分人都迁到了明水农场。明水农场的环境更加恶劣:“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相差甚远!夹边沟农场虽然地处巴丹吉林沙漠,但是有农业大队的大杂院,有基建大队的四合院,还有场部的办公室和机关干部们的宿舍房,还有农田还有水渠!这里却是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站在沟沿上往下看。地窝子大小不一,窑洞口挂着草帘子或是破棉絮遮挡风寒,景致如同50万年前黄河流域一处猿人部落的聚居地。唯一体现现代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东边一条山水沟南端的高地上有几块长着糜谷的庄稼地,两间附近农民种撞田住的土屋,三四间新搭的芨芨草房。”(《夹边沟记事·贼骨头》)没有房子,没有食物,一眼望去遍布黄沙,“右派”穴居在地窝子和窑洞里,像极了原始人。大范围的死亡开始了。

 

到了明水农场以后,“右派”们的身体迅速衰竭:“每天吃两碗豆面糊糊的日子持续一个月了,原先身体衰弱的人走向衰竭,原先‘健康’的迅速衰弱,原先爬不动的人大批倒毙。”(《夹边沟记事·坚持到底》)劳动停止了,场部让“右派”去寻找吃食,但他们的身体虚弱的太厉害了,找到的食物甚至不能抵消他们因此而消耗掉的能量。很多人吃完豆面糊糊就在地窝子里躺着,能不动就不动,保持每一分体力。然而,死亡仍然不可遏制。农场开辟出大的窑洞作为病房,把身体垮掉的人集中起来,由身体较好的人专门护理。农场发现许多人是夜里睡着的时候死去的,于是组织大家晚上坐起来聊天,白天睡觉。即便如此,死亡仍在继续。死的人多了,“右派”们见怪不怪,一切也都想开了,也许一觉醒来,旁边的人就不在了。至于自己能活到哪天,谁都不知道。对他们而言,生活早已不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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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凉的戈壁滩

 

他们活着的时候没有尊严,死了依然没有尊严。“在夹边沟的时候,最初死人,农场领导叫木工组打棺材,可是很快就没有木头用了,领导专门抽了几个人割芨芨草编成长条形筐子,人死了装进筐子里拉出去埋掉,坟头上插个木头牌子,写上姓名。后来连做木头牌子的木料都没有了,芨芨草筐子也编不及了,就用死者的被子一裹拉出去埋掉。活着的人们有意见了,说这样埋掉,将来家属来上坟烧纸找不着人,哭谁去?领导接受了意见,掩埋前叫人给每个尸体拴个破纸箱子上裁下来的硬纸牌子。纸牌子上写着死者的姓名和编号。”(《夹边沟记事·一号病房》)在《夹边沟记事·上海女人》一节中,董建义的女人来看他,因为迟了几天,他已经死掉了。女人疯狂寻找丈夫的尸身,等找到的时候她几乎崩溃了:丈夫的衣服被人扒光拿去换粮食了,屁股和大腿上的肉也被剜去了,因为埋的太浅,身体几乎裸露在地表。她的丈夫生前被活活饿死,死了就那么躺在冰冷的戈壁滩上。对其他人而言,死一个人不算什么,但这是她的丈夫,是她的全部。她那凄厉的哭声,来自这片地狱,如今是否还飘荡在那片土地上呢?

 

夹边沟农场是劳教农场,“右派”虽然失去了人身自由,但只是犯了错误,并不是被判刑的罪犯。但实际上,作为劳教对象的他们,还比不上犯了罪的劳改分子。“劳改犯一月吃四十斤粮,劳动也是有时间的--一天八小时,因为劳改犯们从号子里出来劳动,警卫部队看押的时间就是八小时,八小时以后管教干部想延长时间,警卫部队不同意。另外,遇到刮风下雨,视线不好,警卫部队也不愿出来,劳改犯们就在号子里休息。所以城郊农场饿死累死犯人的事比夹边沟农场少得多。”(《夹边沟记事·憎恨月亮》)劳改犯是那个年代存在的犯了罪被判刑的人,即使熬满刑期被释放了,也像现在的刑犯释放人员,将来是会被人指责一辈子,是永远也洗不掉的污点。可是,在“右派”看来,活着总比死了的好,于是有人就特意干点偷东西的勾当争取当一个劳改犯。《夹边沟记事·憎恨月亮》里的席宗祥是因为觉得毛主席的画像不够威风,特意画上了像斯大林一样的胡子,最终定为“右派”的。初到夹边沟农场,席宗祥拼命地劳动,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摘除“右派”帽子,但最终发现即使摘了帽子也不能离开,身子反而饿跨、累垮了。当他得知劳改犯的“待遇”更好时,心里着实纠结了一阵:“去城郊农场名声不好--劳改犯!将来释放了,人们也会指着脊梁说,这是个劳改释放犯。可是在夹边沟待下去,却有可能饿死,因为一个月才吃二十四斤粮食,劳动强度却比劳改犯大得多--一天要工作十四个小时。还有夹边沟农场的劳教生活没有个期限,就是摘帽之后也不许回家,这不是终身流放吗!而劳改农场劳改期满后刑事犯罪者是可以回家的。”(《夹边沟记事·憎恨月亮》)最终肚子战胜了疑虑,席宗祥决定来一次刑事犯罪,争取判一两年的刑。这种事轻不得,重不得,轻了够不上犯罪可能挨一顿打,重了可能拖出去直接枪毙了。席宗祥逮着机会打死了一头猪,原以为够得上判刑了,可是猪肉吃了一个星期,意外的是,并没有人发现。计划落空了,席宗祥再次在大白天打死了一只羊,堂而皇之地烤了吃了一个星期,吃完了晒着太阳等人来抓,可是放羊的“右派”报告场部领导说那只羊走丢了。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席宗祥故意“犯罪”没成功,却突然被带到兰州判刑了,原因是和两个朋友关系过于亲密,被认定为反革命集团。事情就是这么的滑稽,却不可笑。为了保命,故意去犯罪,这还能是正常的吗?

 

场部的配给不足,家里又无法支援,很多“右派”为了活命,开始偷——偷一切能吃的东西。说起“偷”,《夹边沟记事·贼骨头》一篇中的俞兆远是最有代表性的,他是“夹边沟农场最出名的贼”。初到夹边沟时,俞兆远是个本分的老实人,满脑子都是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从心里耻于“偷”。但是,亲眼目睹两个同屋的室友饿死之后,俞兆远的心里起了变化。做一个“正人君子”,救不了他的命。俞兆远说服另一个“右派”杨乃康一起到场部的粮库偷粮食,由于第一次“偷”,过程可谓惊心动魄。俞兆远准备了一根长竹竿,准备从粮库的窗子伸到粮食麻袋里,让粮食顺着竹竿流出来。办法虽然是好办法,但他们两人由于长期挨饿,身子没有力气,竟无法用身子支撑对方够到粮库的窗子。最后还是杨乃康做“支架子”,勉强让俞兆远把竹竿插了进去,好不容易偷到两斤小麦种,结果两人都摔了下来。他们的行动动静不小,终于引来了一条黑狗,好在俞兆远和这条狗“熟识”,刚把狗“哄”开,却来了看护。二人撒腿就跑,可是跑了没多远,他们发现身体不行了,没办法,俞兆远粗着嗓子狠狠地威胁追来的看护,再追就“做死”他。没想到看护果真不敢追了,二人逃过一劫。第一次“偷”粮食的经历虽然惊险不断,却鼓舞了俞兆远。他又伙同杨乃康“袭击”了伙房,爬到伙房的房顶上,用竹竿钩了一块发面团;春节后拌种的时候,放手把小麦种放在帽子、鞋子里,甚至把干活用的铁锨木把换成竹竿,打通竹节往里面灌小麦;播种的时候,把掺了农药的小麦种放进嘴里不停搅,把农药弄掉再嚼碎了吞下去,为此差点中毒死掉;收获的季节,偷偷地把麦穗揪下来搓出麦子,不仅吃,还储存起来偷偷埋起来。这种见缝插针的“偷”,让俞兆远的身体逐渐好起来,浮肿消失了。可是其他“本分”的“右派”就没这么幸运了,大批人饿死,还有许多身体虚弱到走不动路的地步了。俞兆远后被选出来去临泽县的戈壁滩上挖干渠,又惊心动魄地“偷”了一次。半夜里,俞兆远跑到农场的一间小泥房,偷了一袋子苞谷,被两个看护发现了。好不容易甩脱这两个人,俞兆远发现迷路了,并且远处传来了狼嚎的声音,如果不能尽快走出去,要么被狼吃掉,要么被冻死。幸运的是,俞兆远为了躲避狼,自以为走了相反的道路,却鬼使神差的回到了住处。俞兆远不停地“偷”,伙房的萝卜缨子,附近农民地里的糜子,大队晒干的羊皮,农场办公室的大米,运粮车掉下来的蚕豆,劳教干部的烧饼,无所不用其极,终于熬到了被遣返的那一天。

 

粮食稀缺到极点,“右派”们十分珍惜,饭碗恨不得舔三遍。时间久了,大家总结出一套又一套关于“吃”的经验。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怎么吃,吃了排泄不畅怎么应对,“右派”都总结出了“丰富的经验”,比如前文提到的黄茅草。而这些经验,很多都来自于无数人的死去。你见过谁用洗脸盆吃饭的吗?“右派”都是这么干的:“早在五九年的春天,所有的人都用儿童洗脸盆当饭碗了。炊事员们从饭缸里用一个马勺打饭,马勺从饭缸到饭碗的运行过程中往外溢出来一些汤水,右派们很心痛,就都把饭碗换成了洗脸盆,以减少损失。”(《夹边沟记事·一号病房》)这都是生命求生的本能,催逼着人们不得不适应这样的残酷现实。在明水农场,当大面积死亡来临的时候,失去行动能力的人只能每天躺在窑洞里,什么都不做,减少体力消耗:“现在给的吃的就那么一点点,吃完了饭一定不能动,要平心静气地躺着,叫食物在胃里完全地消化。记着,听我的话,啥都不要干,不要串门,连话都不要说,就是躺着,不要白白地浪费身体的热量……还有一条一定要记住,万万不能想死的事,不能悲伤,不能失去信心,如果心里总想着哎呀要饿死了,见不着女人娃娃了,那你就必死无疑。哀大莫过于心死,就是这意思。”(《夹边沟记事·一号病房》)事实证明,这不过是自我安慰,消化的再充分,也不可能把一斤粮食变成两斤。名义上是躺着求生,实际上是躺着等死。

 

不少人动了逃跑的念头,有的成功了,有的被抓回去,或者被打一顿,或者被判刑送去劳改。逃跑是最无奈的下下策,天地虽大,可以容身的地方却很难找到:“不管你跑到哪里去,人家一查档案,往单位发个函,往你老家发个函,用不着这边派人,那边的派出所就把你拘捕起来。我就非回家不可吗?那你还能跑到哪里去?你的亲朋好友社会关系,档案里都有。不投亲靠友,你还在社会上漂荡吗?黑人黑户,谁都能揭发你,报告你……”(《夹边沟记事·坚持到底》)有家不能回,有亲戚不能投靠,就算逃跑出去也只能做流民,随时冒着被收容、被送回农场的风险。然而,为了生存,还是有人不断尝试。他们逃到新疆,逃到人迹罕至的地方,不论如何,都比在夹边沟等死要好得多。《夹边沟记事·逃亡》一篇中的高吉义决定逃跑,去向关系最好的师傅骆宏远告别,没想到他也想逃。彼时的骆宏远已经虚弱至极,很难应对漫长的逃跑之路,但高吉义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身体,他以为自己就算背也要把师傅背走。可是,他们跑了没多远,骆宏远就支持不住了,高吉义背着师傅走了一段也累垮了。骆宏远让徒弟自己跑,可是高吉义明白,三更半夜,戈壁滩零下几十度,而且不时有饿狼出没,抛下师傅就等于任他死去。二人四目相对:“他没说话,站着看我。我也看他,但我看不清他的面孔。天太黑了。黑沉沉的天空,黑沉沉的沙滩,只有密集的星星明明灭灭眨着眼睛,但星星的微弱的光照不亮人的面孔。空旷的沙滩非常寂静,只有强劲的夜风从我们身旁呼啸而过。”(《夹边沟记事·逃亡》)最终高吉义脱下大衣盖在师傅身上,三步一回头地走了。那天夜里,骆宏远被狼吃掉了,由于披着高吉义的衣服,农场以为逃跑的是骆宏远,死掉的是高吉义。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农场没有追查继续高吉义。他一路扒火车逃票,差点被收容,卖掉珍贵的书换烧饼充饥,从票贩子手里买高价车票,历经无数磨难才走到农村老家。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

 

1959年至1961年期间,中国发生了历史罕见的三年大饥荒,夹边沟事件只是这场灾难的缩影之一。大饥荒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天灾因素,也有人为因素,特别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冒进。在夹边沟,之所以造成饿殍遍野的惨状,同样有人为的原因。在这里面,农场领导的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可怕的是,这种影响一定程度上不是来源于上级的某个具体指示,而是在大环境下,集体并不自觉的错误判断。“十一月中旬,死人到了高峰期,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夹边沟记事·贼骨头》)革命是不怕牺牲的,这种思想已经根深蒂固的影响了一代人。19609月,上级决定在明水建一个号称50万亩地的大农场,需要从附近农场抽调人手,夹边沟农场是最积极的:“对于会议的决定,其他农场都拖着没办,因为那些农场的领导认为冬季即将来临,没有房子住,没有水井,没有煤烧,吃粮也很紧张了,人过去后怎么生存?唯独夹边沟的领导对此决议执行得又坚决又迅速,除去部分病号和两个农业队之外,几乎是全体人马浩浩荡荡开了过来。”(《夹边沟记事·告别夹边沟》)夹边沟的“右派”到达明水农场之后,大面积死亡终于不可遏止地发生了。实际上,夹边沟地处西北戈壁滩,土地贫瘠,严重盐碱化,粮食产量极低,根本养活不了三千名“右派”,但在反右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没有人会在意,也没有人敢讲出来。“原来四五百名犯人千来亩地,吃粮还凑合;一下子来了三千人,生荒地不长粮食,粮食能够吃吗?”(《夹边沟记事·一号病房》)死人接二连三,但夹边沟并不是没有粮食,只是谁也不敢动:“我又听人说,夹边沟的仓库里还有几万斤粮食,不知道为什么不叫吃?那是国库粮,谁也不能动。不也是夹边沟种出来的吗?是夹边沟种出来的,但那是交国家的皇粮,谁敢动?”(《夹边沟记事·一号病房》)没有一个农场领导敢动国库粮,否则下场可能比“右派”更惨。1961年,“右派”陆续被遣返回乡,一名医生留下了:“我给没有病历的死者编造了病历,给病历不全的人补全了病历。假如将来有人翻阅这些病历--如果病历不给人毁掉的话——他将会发现这些人死亡的原因是很正当的,无可怀疑的。我编造了很多死亡的病因: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夹边沟记事·医生的回忆》)这样的“工作”持续了半年才做完,正如这名医生所猜想的,也许农场领导并没有得到上级授意,只是下意识的一种掩盖“不好的事情”的习惯。多么可怕的习惯,无数的历史真相就是这样被掩盖的。

 

精神:道德人性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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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夹边沟》

 

钱理群先生在《地狱里的歌声》中分析夹边沟事件,说道:“饥饿以一种赤裸裸的形态将一切美丽的装饰物也剥落干净,就露出了背后的真相。当在精神上被剥夺了一切,在物质(生理)上也被逼到绝境,这双重的彻底剥夺,就使人只能按求生的本能行事,这是人的彻底的‘动物化’,一切人世间不可想象的事,在这里都会发生。”饥饿把人的一切社会属性都过滤掉了,只剩下求生的动物本能,任何“世间不可想象的事”在夹边沟就那么自然而然的发生了。道德不存在了,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自私,夫妻反目,亲人间划清界限,各人但求自保,偷盗成风,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状。指责变得不再必要了,这不是单个人自觉地道德滑坡,而是集体层面在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下必然的道德缺失。

 

初到夹边沟的“右派”,精神方面的压力要大过肉体的饥饿。“初到夹边沟右派们都痛不欲生,近乎活不下去的样子。原因很简单:一是离开了原先工作的岗位,离开了温暖的家庭,在戈壁荒漠上生活,吃不饱,住不暖,落差太大。再就是巨大的思想压力--大部分右派都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人,四九年前后一腔热血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一下子就成了右派成了阶下囚,思想上的确解不开想不通,觉得这一辈子完蛋了,活着没意思了。还有一种巨大的压力来自家庭:配偶离婚,孩子没人养育,老人没人管,真是妻离子散……”(《夹边沟记事·夹农》)这些年轻的“右派”怀着单纯的革命理想,期待在新中国有所作为,一下子从革命者变成革命的对象,这一身份的转变令他们无所适从,加之生活环境的改变,生活的艰苦,亲人的远离,自然容易产生绝望的情绪。“右派”送夹边沟劳教,随之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大人成了“右派”,苦了孩子和老人,家已不成家。想家,想孩子,精神极度苦闷,看不到希望,觉得一辈子就这么完蛋了,这就是“右派”的精神写照。“有一位妇女是从天水来的,带着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和一个八岁的女孩。她是接到丈夫的信赶来的,丈夫说他想孩子,想见见孩子。他们长途跋涉一千公里来到明水,却没有见到丈夫。丈夫在十天前就去世了。掩埋丈夫的人也去世了,没找到丈夫的坟冢。”(《夹边沟记事·探望王景超》)父亲想念孩子,孩子也想念父亲,却不曾想连坟冢都见不到了。

 

“右派”到夹边沟去改造什么呢?钱理群先生在《活着的理由》指出:“什么叫‘改造’?首先是要认罪,承认自己‘不是人’,然后要放弃人的尊严,人的独立思想、意志和情感,一句话,活得不像个人,就改造好了。因此,所谓‘给出路’,就是让人成为行尸走肉,看似活着,其实失去了活的意义和价值,就等于死了,或者叫做‘不死不活’。”很多人刚到夹边沟,拼命劳动,争取早日改造成功,甚至靠揭发他人获取领导好感,最后却发现改造好了也不让离开。“劳教比劳改还厉害。劳改有期限,劳动是磨洋工混日子,刑期混够了就释放了。劳教就没期限,劳动重得人受不了,得拼出十二分的劲头干活。你要给管教干部好印象呀,说明你改造好了,但是怎么才叫改造好了,并没有个标准,你得无休无止地劳动,且都是超重体力地劳动。”(《夹边沟记事·驿站长》)无休止的改造,令“右派”心灰意冷,他们看不到任何希望。历朝历代,掌权的一方总希望被统治的一方做“顺民”,改造的目的本质上就是要剔除“右派”在精神层面有悖于统治阶级意志的思想,进而无条件地接受现有的政治环境。这是精神方面的“吃人”,与肉体摧残相比,对“右派”们的戕害有过之而无不及。抵抗改造,轻则遭到毒打、关禁闭,重则判刑劳改。那时流行的一种惩罚是这样的:“背铐你知道吗?就是一只手在前,从肩膀上拉过来往下拉,另一只手从背后往上拉,用一副手铐在后背上把两只手铐起来。人们把这种铐人的方法叫苏秦背剑,是最厉害最残酷的一种铐人的方法。”(《夹边沟记事·夹农》)时间久了不松开,肢体僵硬,血流不畅,极可能造成残废。还有用绳子捆的:“他被捆起来之后是站着的,虽然他的身体被绳子勒得变了形;他的腿可怜地蜷着,腿像是短了半截;他的腰弯着,肚子就要触到膝盖了;他的头被绳子扯得奇怪地仰起;后背上的双手和胳膊如同驼峰……汗水浸透了全身。头皮和脸上渗出的汗水从下巴上吧嗒吧嗒掉在地上。”(《夹边沟记事·坚持到底》)“右派”们作为革命的对象,地位低下,任何劳教干部都可以惩罚他们,还不如叫花子来得自在。《夹边沟记事·自由的嘉峪关》一篇描述了陈毓明等5名“右派”到嘉峪关积肥,没有了管教干部约束,他们被突如其来的自由搅得睡不着:“虽然晚饭吃了一肚子菜,但是这晚上谁都不想早睡。他们坐在一盏如豆的煤油灯下聊天到深夜。他们被突然降临的巨大的自由感动了:身旁没有管教干部看着他们了!可以自由自在地在一座城市里散步和走动了!可以想几点钟睡觉就几点钟睡觉了!可以这一顿吃多一点下一顿少吃点,可以坐着说说话而且想说到多晚就说到多晚!”(《夹边沟记事·自由的嘉峪关》)可怜,而又可叹。

 

精神崩溃的“右派”在饥荒来临时,抛弃了思想,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长期的饥饿的积累已经损害了他们的思维,早晨一睁开眼睛,首先就想起吃。”(《夹边沟记事·自由的嘉峪关》)填饱肚子比思考任何问题都真切得多,温饱历来优先于精神层面的东西。人类长期形成的区别于动物的道德和人性逐渐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动物式的求生本能。“艰苦的生活使得人们的情感淡漠了,什么礼貌呀、同情呀、仁义道德都消灭殆尽了,抛到爪哇国去了。”(《夹边沟记事·坚持到底》)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吃食分享给被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冷漠到极点了。就拿目前来说吧,他躺在被窝里吃着刘政德拿来的白面馍,并不掰给我一口。而我呢,也不责备他吝啬和自私。我有吃的也是独吞,不给他。”(《夹边沟记事·邹永泉》)人们只顾自己,无暇他顾,同一个窑洞里,每天都有人死去,用被子卷起来抬走,他们见得太多,已经麻木了。在这里,没有什么怜悯,怜悯救不了命。待得挣扎在死亡边缘时,能不能摘掉“右派”帽子已经不重要了,活着出去才是最该考虑的。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人吃人出现了。在人类文明史上,“吃人”是最野蛮、最为人排斥的行为,但历次大饥荒,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这种现象。夹边沟出现的“吃人”现象,针对的是死尸,虽不如古代那些用活人做军粮的将帅们残暴,但同样失去了对生命的敬畏之心。每当到了这样的地步,人们基本也就走到了绝境。

 

陌生人之间彼此冷漠,亲人之间也一样为求自保淡漠了人情。《夹边沟记事·李祥年的爱情故事》中的李祥年刚被定为“右派”就逃跑了,可却被他的母亲送到了夹边沟:“车来了,离着还有二百米远,我跟母亲说,壮士一去不复还。母亲是读过大学的,她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了,抱着我的腿说,儿子呀,你要听党的话呀……复还是复还了,但却是二十年后。苏武牧羊十八年,薛平贵在西凉招为驸马也是十八年,杨四郎失落番邦……我离开家后二十年又四个月以后才得以重返,那时候我母亲已经作古了……我和母亲告别的一幕永远地刻在我的记忆里了。亲妈。独子,我的亲妈把她的独子撵出家去,叫独子去接受非人的生活。”李祥年的母亲是个思想积极的居委会干部,父亲、姐姐都是胆小怕事的人,他们不相信夹边沟的生活像李祥年说的那么残酷,一心希望他好好改造,却没考虑过他的处境。在夹边沟,李祥年因为思念曾经的恋人又逃跑了,决定去流浪,但这之前还是决定回家看看。李祥年来到姐姐家,却没有进去:“我在姐姐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整整一夜也没敢敲门。到六七点钟天亮了,第一趟从通县到北京市的公共汽车开过来了,我上了车。什么母子情呀同胞情呀,就都结束啦。”因为他知道,一旦敲门进去了,可能又会被送回夹边沟。离家二十年多后,李祥年才回到家中:“父亲告诉我母亲半年前去世了。我淌了几滴眼泪,但并不想她。我母亲是街道积极分子,是她把我送回夹边沟的,我们的骨肉情早没了。”骨肉亲情,被扭曲成这样,令人唏嘘。

 

暗夜:人性光辉的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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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在夹边沟如此艰难的生活困境下,仍然有人性的光辉闪现,微弱,却不熄灭。《夹边沟记事·夹农》一篇中,李怀珠是怀着四个月身孕到夹边沟的,她一度担心孩子生下来就是小反革命,养不活。但是在她生产前后得到了大家的帮助,送东西的,偷粮食的,硬是把孩子养大了:“夹农还没出生的时候,李怀珠强烈地担心过孩子生在夹边沟能够生存下去吗?能长大吗?能不能长大我们不能预测,因为我们是劳教犯,不知未来的年月我们还将经历什么样的磨难,但是,过去了的九个月,他健康地成长着,没有挨饿。九个月,他的原先皱巴的脸胖了起来,白白的脸蛋泛着红润和光泽。他笑的时候脸上还出现两个好看的酒窝。他的身体也充分地伸展开了,他已经长成了一个胖乎乎手脚有力的孩子。”这个取名夹农的孩子得到了大家的喜爱:“这是李怀珠的孩子,也是我们大家的孩子。我看见,不光是由田抱着孩子流过眼泪,那秀云流过眼泪,张启贤流过眼泪。我也流过眼泪。我抱着他就像是抱着我自己留在母亲那儿的儿子一样,心情非常感动。他像一道阳光射进我们冰冷的房子,照亮了我们的心,温暖了我们孤寂痛苦的灵魂。”生活实在是太艰苦了,“右派”们需要这样的精神慰藉,带给他们希望和温暖。

 

一些农场干部不惜冒着“犯错误”的危险,照顾“右派”:“十工农场领导人的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我估计就全国来说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屈指可数。……十工农场的领导们就像辛德勒救集中营的犹太人一样,冒着挨批评受处分的风险,把几十名右派的名字写进了职工名单,带到了黄花农场。”(《夹边沟记事·探望王景超》)对这些农场干部来说,一个善意的举动可能不算什么,却可能因此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在那样的大环境下,一旦被发现可能下场比“右派”还惨,可是他们还是这样做了。人性是无法彻底磨掉的,人可以过得比牲口还不如,但人始终是人,是人就有感情。《夹边沟记事·一号病房》里提到,在陈毓明的老婆所在的高台农场,领导白怀林在交国库粮的时候留足了口粮,让整个农场的情况不至于像夹边沟农场那样艰苦。白怀林甚至还经常照顾陈毓明的老婆,因为她带着孩子,请他们吃饭,还送吃食。这样的干部屈指可数,弥足珍贵。有良知的人毕竟还是有的,是他们让冰冷的夹边沟有了一丝暖意。

 

历史:不能遗忘的伤痛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写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真的吃人,是肉体层面的把人性变成兽性;二是精神层面的吃人,是精神摧残与控制,把人变得不像人,只剩下躯壳。两者都是可怕的,可悲可叹的是,这些都在夹边沟发生了。

 

历史是一面镜子,时刻警醒我们,避免再次发生同样的悲剧。夹边沟发生的一切,我们不应该忘记。钱理群先生在《一部揭示血淋淋的真实的“野史”》一文中指出夹边沟事件的实质:“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的浪漫空想的实质:不过是要建立‘地上天国’(参看《顾准日记》)。这正是典型的‘国家乌托邦主义’。而这样的‘地上天国的社会主义观’,和反右运动以后极大地强化了的,拒绝科学决策,缺乏制约和调节功能、纠错机制的高度集权体制,不受限制,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结合起来,就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两千八百多人的劳改犯,最后只剩下六七百人的‘夹边沟事件’,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事件。”权力的高度集中,监督的严重缺失,极易造成严重的决策失误。一旦发生这样的灾难,受苦的总是老百姓。

 

我们拒绝遗忘夹边沟事件,不仅仅是因为它给我们带来的惨痛的历史教训,同时也是为了时刻铭记,人类需要有尊严的生活。让每一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生活在这片蓝天下,饥有食、居有所,有道德、有人性、有尊严,应该是如今的我们,始终牢记于心的信念。

 

 

转自《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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