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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作者:金秋

 

2000821日傍晚,墨尔本上空黑云低垂,淅淅的小雨飘落下来。冥冥之中我拨通了国际长途,“喂?”是小弟的声音,旁边似乎有人在哽咽。“是我,你们可还好?”停了一会儿,小弟才说:“妈妈刚刚走了”我一时无语,顿时双泪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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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前在翠湖边为母亲而摄

 

母亲一直是我人生中的一个精神支撑,留学期间和母亲之间信件往来从未间断,妈妈的每一封来信都行文认真,字迹清秀,关切和爱意就在字里行间。刚出国门,孩子尚幼,思家之情常溢于言表,母亲见字是爱之深,责之切:“读了你的信后,心中不是滋味。我觉得你太脆弱了,並且决心不大。一遇到困难就灰心了。如果你有我的性格就好了。既然下决心离家,就不要婆婆妈妈的想家。Be a man. Be braveDon't be discouraged!我always开朗!从来不让 任何事来折磨我,所以我才能活到78。”“我奇怪你为何存那么多定期?该用的就用,暂时不要去找临时工作。先把英语搞好。”母亲向来将钱看得很淡,97年张华的亲戚来墨尔本开会,还特意托她带来500美元以资家用。我知道这是从心美姑给她那不多的生活津贴中存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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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信

 

母亲家一脉都颇有些特点,记忆中大舅汤山英一脸英气,声音极为洪亮。我们称呼他“Uncle Paul”,总感觉他身上有一种吸引人的魅力。据母亲说,解放前大舅曾去美国巡回演讲,为教会筹得不少款项。二舅汤山源在苏州大学外语系任付教授。76年我毕业实习结束从安徽宿松返家经过苏州时,二舅拄着拐杖赫然出现在我住的小旅馆前,邀上我和几个同学去松鹤楼就歺。话虽不多,诚挚之情溢于言表。四舅汤山涛早年移居香港,在职场上公私分明,善于决断,做到某大公司的财务总监。一直资助在苏州的老母亲和小舅山龙的生活。文革结束,当时我们家几个孩子都是知青,生活拮据,他知道后二话不说,每月给母亲寄上一百元。

 

外祖父出身贫寒,17岁那年在上海曹家渡住家的门前扇火煮饭,一个路过的美国传教士问他是否愿意上学,他说“我家穷,上不起。”不想这传教士竟答应资助他。外祖父天资聪颖,六年时间就读完小学到高中的课程。念完国内神学院又被选送美国Philadelphia神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在无锡圣公会神学院和南京圣保罗神学院等多个神学院教书,最后升任中华圣公会中央神学院院长。走笔至此,作为教会受益者的后人不禁为之呵呵,从小在课堂上、报纸上听到和看到的都是“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确实,美国用“庚子赔款”资助中国学生前往美国留学;西方教会在中国建立了上百所大中学校,最有名的就是司徒雷登创办的燕京大学;就云南而言,现在昆明市儿童医院的前身就是教会办的惠滇医院,甚至在穷乡僻壤的元谋开办麻疯病院,其中三位作为医护人员的传教士不幸被感染,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些“侵略”还真使不少穷人受益。回到外祖父,他博闻强记,除精通神学外,数理化也极好。讲道从不起稿,坐上人力车去教堂时才考虑要讲的题目。暑假给上中学的大姨汤娟丽补习数学,大姨成了班上的数学尖子,连老师有时也“不耻下问”。但牛人的世界也有缺陷,外祖父有时脾气很坏,大舅儿时犯错常被他拉上楼痛打。母亲幼时也十分顽皮,跳楼、爬树、上屋顶。一次见外祖父要打她,赶忙跑到屋外,爬上园中一棵高高的梧桐树,直到外祖母来说:“爸爸气消了,下来吧。”回家后对外祖父说:“我做错了事,你可以开导我,教训我,为何要动武呢?”其实外祖父最疼母亲,从此之后,再也不打孩子了。

 

外祖母金慕昭家景丰裕,一出生却被送往育婴堂。只因她入胎之时其父病逝,在那迷信的年代被家族中的叔伯兄弟认作灾星。育婴堂清苦的生活却造就了外祖母吃苦耐劳的品质,自小就在育婴堂中学会了各种劳作。之后进教会学校粗通文墨。长大后经人作媒与外祖父结秦晋之好,婚后互敬互爱,生活幸福。母亲说,外祖母十分勤快,常一边喂奶还手不闲地纳鞋底。生气时也不骂脏话,常说的口头禅就是“你这个死人!”当然我们並未因此而死掉。她其实良心很好,时常接济穷人。按照当时习俗,母亲小时也曾被裹脚,几番折腾之后,母亲忍无可忍,自己扯去裹脚布扔了。外婆见状也就此作罢。后来见母亲脚趾变形,姆指是搭在食指之上,有些好奇,母亲说,这也算是对外婆的记念吧!又说,外婆思想还算豁达,使我们的童年无拘无束,可随意玩耍,给了我们一个快乐的童年。说起来母亲独立反叛的个性在长大之后也常显露,听祖母说,47年刚到昆明时母亲不说第一,也是少数敢于骑单车上街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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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一家部份旧照

上图:一直在苏州居住的外婆金慕昭、二舅山源、二舅妈惠麟,小舅山龙和二舅的两个儿子纪胜和纪恩。

左下图:外公汤忠漠和长孙纪覆

右下图:大舅汤山英和长子纪覆

 

母亲在上海静安区小学毕业时,成绩为年级第一名。在圣玛利亚中学,上午全是英语授课,由美国老师负责。下午是中国老教师的中文课。许多同学瞧不起中文老师,母亲却坐在第一排认真听讲,初三毕业时又拿下全级第一,得到一支精致的银别针作为奖励。母亲的大姐娟丽同年也在高中取得第一的成绩。回家后外祖父处之淡然,以外祖父读书时的牛气,这並算不得什么。这却为母亲打下了中英文良好的底子。多年之后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一是我在昆明理工大学教书时,准备向国外联系访问,一天我拿上自己写的几封英文信找到父母的挚友刘德伟老师请她看看,刘老师在美国留学多年,文革后被聘为理工大学的教授。她一看就笑了,说:“你为什么不给你母亲,她可以写一手地道的英文!”我才知道母亲的英文底子。我还特意用托福词汇“考一考"母亲,却几乎没有她不认识的。后来知道母亲年轻时就读过很多英文小说,虽然多年不用亦像母语般不能忘却。二是父亲出事家中的书籍大多被抄走,母亲对我说,她最心疼的是那套英文版的莎士比亚全集,原来购下是准备退休后与父亲一起慢慢阅读的。

 

在三、四十年代,母亲长大后交朋友也极有分寸,决不接受任何礼物,偶尔被请吃饭,也一定回请。交往不深时如发现对方有逾距的行为立即停止交往。母亲的初恋是一位为人正派,谈吐幽默的海军上尉。两个多月的交往使二人都堕入爱河,最终因对方讲门第的父亲(海军上将)反对而搁浅。后因南京沦陷,二人再无机会相见。母亲性格开朗,也就将此事置之脑后了。

 

1940年春节前后,籍贯宁波的母亲与籍贯广东的父亲终于在相识两年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同在香港圣三一中学教书的父母在证婚人香港圣公会主教何明华主持下,举行了婚礼。在美国圣公报上曾有这么一段话:“在结婚典礼那天,Lydia Tong迟到了五分钟。”婚礼后父亲的表婶向母亲抱怨道:“你走那么快,我的婚礼进行曲才弹了一点,你就到圣坛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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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父母在香港举行婚礼

 

婚后父母迁往贵阳,父亲任贵阳大夏大学英语讲师,并做一些教会工作。 次年38日大哥祝胜出生,大哥从小就有音乐天份,不到两岁就会唱二十多首歌曲。母亲说,一次睡在床上听着教堂传来的歌声,后来怎么也想不起第一句的曲调,大哥竟唱了出来。45年父亲就任安顺陆军军医学校大学部英语教官,并与母亲一起创办了当地教会。姐姐在这一年出生,取名祝安。

 

1949年,父亲就任昆明圣公会文林堂堂长。次年小弟出生,取名祝林。父母酷爱音乐,记得客厅中有一架浅兰色的唱机,需要用手柄上紧发条,在唱盘上放上胶木唱片,将唱针插入唱头,轻置于转动的唱片之上就会有优美的音乐从这奇怪的匣子中流淌出来。晚饭之后,一家人常聚在客厅欣尝音乐,客厅里挂着诸多音乐家的像框,贝多芬、莫扎特等,印象最深的是肖邦的半身像,瘦瘦的满脸络缌胡子,母亲说那是钢琴诗人。从小的熏陶使我对古典音乐也有一种执着的喜爱。

 

婆婆和爷爷的房间很有吸引力,不是因为婆婆善于打理,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而是因为那柜中有好吃的糖果和饼干。我常趁他们不在时潜入房内去解解馋。小时候对生病也很想往,可以不用上学,母亲会守在床边温存备至,晚上还能躺在父母之间。保姆阿婆是广东老乡,做事爽利,广东人称“一脚踢”。她的孙女廖曼萍与祝安姐同岁,我们叫她阿萍,母亲对她也十分关心,给姐姐做新衣服时也一定给阿萍同样做一件,大家相处就象一家人。吃饭时间阿婆会摇动手铃,大家齐聚饭厅,父亲祝祷谢饭后才能用歺。记得一次祝祷时我还在不停地讲话,被父亲拉到楼上揍了一顿。事后还是母亲耐心劝慰使我恢复了平静。

 

上小学时小弟不幸染上支气管结核病,休学一年在家。病愈检查时母亲顺便也带我去看看,不料医生说,我支气管上的钙化点说明结核病已好,不治而愈。据母亲说,我的命硬,当年怀上我,要从贵州安顺来云南,旅途劳顿,决定打胎,吃了不少打胎药就是打不下来,到昆明石桥铺生下我那天,正是林肯的生日,就取名祝伟。

 

一天晚上,母亲将我们叫到大哥房前,只见大哥被父亲按在地上,祖父用棍子在他的屁股上狠打,我们都吓得不敢出声。那时大哥已在师院附中初中部,在我眼里算是大人了。母亲说,这段时间大哥学坏了,将家里很多工具偷出去换钱。我心里直打鼓,生怕父母也会查觉我的“劣迹”,原来我常在早晨父母未起床时偷偷爬到挂有父亲外衣的靠背椅后,从口袋中摸出几毛钱,上学时买些瓜子糖果之类在同学中分发,显得很有“份”。此事之后,自觉心中有愧,也就断了这小偷小摸的坏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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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的祖母郑丽瑟和祖父江顺德(我们习惯称呼婆婆和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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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文林堂中的父母兄弟和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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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的姐弟和我

 

在父亲证道的同时,母亲也投身于教堂事务之中。主要是组织唱诗班并担任风琴伴奏。基督教的传播离不开赞美诗那朴素优美的教堂音乐,它具有直叩心灵的穿透力。不少信众就是听着圣乐走进教堂的。优美的音乐溢出教堂,沿着文林街缓缓流动,路上的行人常常放慢脚步或驻足聆听。有人竟走进教堂要求学习键盘艺术。当年的云南几乎没有钢琴教育,母亲为此决定办一个钢琴班。不久,进门右首大小两间房里里添置了两架钢琴,母亲找到师院艺术系的朋友叶俊松老师,向他学习以提高自己的琴艺。母亲的钢琴就是早年教会学校的一点老底子,水平并不高,但对初学者的手型和指法要求极严,叶老师也常来看母亲教琴给予指导,使得母亲的钢琴班在西北区一带还小有名气。附中附小不少学生如张衡、寸正萍、杨林、段小芳、胡雅端、袁天慈、张小川、贺小丽都先后进过母亲的钢琴班。家里的兄弟和姐姐自然是近水楼台,我自己记得只学了两周就固执地再也不进琴房,心里觉得那是女孩子的事。使母亲欣慰的是55年大哥和小弟在艺术剧院的五华区钢琴比赛中分别获得第一和第三的好成绩,这对她的钢琴班无疑是一个无言的肯定。母亲正规的教学理念和严格要求,使不少学生脱颖而出,其中有国防歌舞团的胡雅端、云南艺术学院的侯小敏和李兆仁等等。

 

当时叶俊松老师十分看好的是大哥祝胜和朱邦英大公子侯润宇。母亲为此不辞辛劳亲自带上大哥和润宇,一路由汽车转火车前往上海报考上海音学院附中,院方很满意,将大哥和润宇分别录在高中和初中留校学习。大哥高中毕业返乡探亲,在云南艺术学院礼堂举行了汇报演出,一曲《双飞蝴蝶主题变奏曲》之后,叶俊松教授评述说,在我们学院,希望大家毕业时能达到这个水平。虽然因父亲问题不能继续升学,学院方面惜才仍将他留校任钢琴伴奏。后来回昆先在省歌舞团任钢琴伴奏,由于有较强的即兴演奏和配奏能力被省体委看中,又调到省体委体操队任钢琴伴奏直至退休。侯润宇则比较幸运,在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深造,文革后又留学德国取得指挥博士和钢琴硕士学位。成为国内一流的指挥和钢琴演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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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祝胜和润宇赴上海前的合影

前排:母亲、朱孃孃和侯润宇

后排:祝胜、父亲和叶俊松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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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润宇的指挥风彩(2016年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与华东师大交响乐团)

 

文林堂不定期举办的钢琴音乐会也留下美好的回忆。钢琴音乐会让每一个学生上台,向坐在台下的家长汇报演出。既锻炼了学生,又增强了家长让孩子学琴的信心。一到音乐会母亲就忙着张罗布置礼堂,将钢琴搬上舞台,把那金色竖琴般的音乐符号贴在紫红色布幕之上,我们就帮着摆放椅子,早早吃了晚饭就等在礼堂前面。一次音乐会上,大哥上台演奏了钢琴曲“晚会”,姐姐弾的是“牧童短笛”,小弟还小,爬上琴櫈也象模象样地弹奏,弹的是什么已经记不住了。只有我在台下无所事事。虽然如此,内心深处还是爱上了钢琴。长大后在理工大学教书开始自学五线谱,弹一些曲子。一次母亲听我弹“致爱丽斯”,就说了一句,“你是无师自通”。以后因为忙又生疏了,直到退休后才重新开始,一些好听的曲子如“梦中的婚礼”,“少女的祈祷”,“爱情的故事”,舒伯特的“小夜曲”,莫扎特的“渴望春天”“C大调奏鸣曲”都是我的最爱。虽是自学,指法却不乱来。幼时短暂的学琴时间,母亲对我手形和指法的要求仍一直在记忆之中。

 

亲朋好友相聚的圣诞之夜对孩子更有吸引力,父母的世交朱孃孃每次都会带孩子前来。晚饭之后小礼堂中人声鼎沸,十分热闹。二叔江涛熟悉数种方言,常用方言讲笑话娱乐听众。同时他又是标准的男中音,一曲《桑塔露琪亚》至今仍在脑海中荡漾。晚会接近尾声,父亲向大家致词后消失不见,大家就明白好戏要登台了。一会儿只见一个红衣红裤的白胡子圣诞老人拄着鹿头拐仗背着一只大红口袋出现在舞台上,给每一个孩子赠送圣诞礼物。这就是每个孩子最兴奋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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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孃孃和孩子们

 

解放初期到58年之前,对父母而言确实是一段温馨的时光。每逢周二,父母和好友朱邦英、叶俊松都要聚会和外出遊玩。或在南屏街看电影,喝咖啡;或去野外踏青、野歺。如今四人都已息劳而去,但愿他们能再聚天堂,重温那些难忘的往日时光。

 

朱邦英阿姨是父母一生的挚友,我们叫她朱孃孃,她们家住翠湖北路,也是我们喜欢去的地方。朱孃孃品貌端庄,她那种古典美让人百看不厌,人品还特别好。父亲遭难后,她仍是常来走动,不离不弃,给了母亲很大的安慰。记得64年姐姐高中毕业,知道自己因父亲的问题升学无望,便提出不参加升学考直接下农村。朱孃孃知道后婉言劝姐姐多考虑一下,不是只有下农村这条路。无奈没有任何社会生活经验的姐姐听不进去,还是凭一腔热血去扎根农村了。

 

1959年的一天,我刚从学校回来,就发现家中有些异样,气氛颇为沉闷。上楼一看,书房中的中外书籍零乱地散落一地,象遭了贼抢一般。父亲已经不见,随后我们便搬出了文林堂。迁往北门街13号。除随身的衣物和一些必要的家俱如睡床、衣柜、饭桌、凳子之外,其他东西已无缘再见。母亲默默地安排一切,毕竟是上有老下有小。在我的印象里,无论环境如何艰难,母亲总能直面一切,再去争取最好的结果。

 

北门街13号也是教会的房产,有大小两个天井,我们搬进大天井南头一间朝北的大房,房中有四根红柱子,估计原来是做礼拜用的大客厅。母亲因地制宜,沿左右两列柱子挂上布帘,就隔成了三间房。右边一间放上一张大床,衣柜和床头柜就成了婆婆和爷爷的卧室。左边一间排上二大一小三张木床,就成了母亲和我们姐弟的寝室。布帘之间稍宽敞,南面靠墙是一个约两米宽的大胸柜,大胸柜有两扇精致的缕空木饰玻璃门,是文林堂的遗物,里面可放歺具和其他杂物。中部一张方桌可吃饭,晚上则是我们做作业的地方。两边布帘前各放一架刚刚购置的旧钢琴,这是祖父为母亲继续教琴特意买的。其中一架黑色的德国钢琴音色特别好,记得大哥和润宇由上音附中毕业后回昆探亲,都先后在这架钢琴上演奏过,引起整院邻居们的围观。由于当时祖父尚有解放前认购的侯德榜永利制碱公司等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企业的股票分红,家里还不至一贫如洗。

 

有了钢琴,母亲得以继续教琴以贴家用。教琴对母亲而言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来源,更是一种精神支撑。母亲的努力和坚持,又使家中充满了生气。当时在女中教书的白祖诗常带女儿白小波来学琴,曾任市工业局长的他被划为右派,来家时仍是有说有笑,甚至吟诗唱歌,对政治上的沦落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另一个印象较深的是云大的谷欣姐姐,她十分美丽,举止落落大方。交谈中知道她也正在看小说《三家巷》,我怎么感觉她就是书中的区桃。

 

那一段艰难时光,在我眼中母亲就是一个忙,中午和下午放学时间,要赶往师院附小去教琴,其他时间则在家里为别的学生上课。婆婆爷爷生病时要带他们去医院看病打针,回来后床前送汤送药。家务繁多,妈妈就把几个孩子动员起来,我的任务是早起升炉子,先把柴禾劈得粗细不等,点燃细柴再放上粗柴,最后放上烟煤,用扇子使劲将火扇旺。最后再将风炉从院心抬到门前隔出的一个角落让妈妈出来做早餐。另一个任务就是担水,用带铁钩的扁担挑上两支铁桶去买水,街边自来水管前坐着一个老头专管收钱,一分钱一桶。后来前面的小天井装上自来水管就方便多了,水龙头下修了一个大水池,平时装满水,水池上盖上木板,放上一支大勺。用时只管往外舀,水费大家均摊。我最高兴的是每天天还濛濛亮,就爬起来去小天井冷水浴,春夏秋冬从不间断,使自己的体魄得到很大锻炼。家里衣被的换洗主要是妈妈和姐姐承担,忙不过来也叫小弟和我帮忙。在妈妈和婆婆的指导下,我们都学会了如何缝补衣裤。那时晚上要求我们9点就上床睡觉,常常一觉醒来,还见母亲靠在床头,在桔黄色的灯光下静静地看书。这时的母亲在我眼中又是那样的安静。母亲爱读书的习惯无形中也深深影响了我,让我终生与书结缘。

 

1959年父亲被送教养后,我在小学里的情况也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新班主任X老师在班里实行阶级路线,我臂上的两条红杠变成了一条红杠。教数学的史老师对此很不以为然,还特意将我叫到办公室安慰了一番。原来很好的朋友态度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一位父亲位居省外事部门高官的同学,原借了一本小说《林海雪原》给我,还书时态度大变,说封底脱落,要还一本新的。母亲見我发愁,问明原委,马上带我敲开连云巷高干住宅区的门房,当着他家人的面,母亲不卑不亢地说:“如果你们认为这书确实是损坏了,我就买下,把钱还你。”他母亲赶忙道歉,把书收了回去。虽是一件小事,母亲却让我领悟到做人的尊严。

 

66年我们又搬到了通济巷1号。刚安顿好母亲就主动找到四清工作组。将家里的问题及海外关系一五一十说得清楚明白。並将可能属于四清的东西,如股票和西装等清出,请工作组来没收。可能是因为母亲的诚恳和大度感动了工作组长,组长说:东西你保管,以后再说。又让母亲教居民唱“东方红”,作会议记录。本来准备楸斗母亲的居民大组长反而搞得莫名其妙。后来反思,文革开始后、抄家之风盛行。而我家却免遭此难,许多珍贵的照片和二十四代族谱得以保存下来。这和母亲积极向上的态度及街道上的口碑大有关系。另一件事是,我们下乡之后,由于林付主席的1号通令,母亲也只能带上祖母去早年姐姐下乡的安宁大桃花村安家。后来的街道工作组通知生产队说母亲是历史反革命,要监督劳动。但母亲与村里的干部和乡亲相处都很好,生产队不但不为难母亲,反而尽量给母亲提供方便。

 

与母亲相比,父亲处世能力就显得不足。母亲曾与我谈起父亲的问题,说父亲过于天真,依据基督教的理念,总想对往事有个认真的彻底的交代,一直不肯关门,从集训队回家时,母亲对父亲说,大事说完就可以关门了。但父亲却过于小心谨慎而无法决断,最后别人都过关了,他却是以“历史问题交代不清”的结论送劳动教养。如果在法治国家,“疑罪从无”的原则或许能让父亲过关。母亲又说,这也不能全怪父亲,父亲早年在燕京大学学医,用脑过度而失忆,头脑一片空白。为此休学一年后又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院学神学。从此立志传道。他很能体量别人的心情,劝慰他人,自己心里却无定力。这次进集训队交待问题,一紧张大脑又是一片空白,答非所问,落下如此恶果。父亲送教养后,母亲一次去松花阁看他,六位队长与母亲座谈,队长们说:“我们查不出江汉章有什么问题,但他给自己戴了不少帽子,你如何解释?”母亲无奈地说:“那些帽子都是空洞的,我想他是提高思想看问题,现在惠滇医院的同工还在,你们可以向他们了解,如有问题可以判罪,如没有请宽大处理。”但谁又会为这无关的人费事呢?最后父亲还是被转送四营煤矿继续改造。文革之后,家里接到政府的一纸平反通知书,只惜斯人已去。

 

1961年祖父逝世,次年父亲终于解除教养,得以回家探亲,那段时间给了祖母很大的慰籍,一天朱邦英孃孃也闻讯赶来探望,家里又响起了阵阵笑声。直到天色已晚,我随父亲送朱孃孃回家,沿着翠湖北路我一直静静地听他们交谈,记得其中一个话题是关于刚上映的译制片《古堡幽灵》,父亲说了一句英文引得朱孃孃一阵笑声,这也是我对父亲最后的印象,此后不知为什么,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家探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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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年父亲回到北门街的家中探亲时留影

 

父亲解除教养仍留队生产,很难获准回家探亲,文革开始后更是与探亲无缘。676月的一天母亲接到电话让她去队里一次。母亲见到父亲不禁悲从中来,父亲骨瘦如柴,生活不能自理。父亲说自已头痛得厉害,只能整天躺在床上。当时父亲住的宿舍,有四张高低床,住了7个人,但文化革命期间,人与人之间关系十分紧张,没有人敢帮助爸爸,恐怕“同情反革命”的帽子会随时砸下来。母亲去队部要求让父亲回家治疗一个月,和队长谈了整整一个下午,队长仍坚持说文化大革命期间谁也不能离队。母亲只有陪在父亲身边,给父亲喂饭送水,希望父亲能好起来。当时正值雨季,山里风大雨湿,晚上母亲就坐在父亲床边的小凳上,偶尔也能在旁边的空床上躺一躺。由于没有棉被,一周下来,两臂都无法抬起,得了风湿重症,实在坚持不住,只能辞别父亲返家。从四营到火车站的路上,刚强的母亲也禁不住失声痛哭,回到家就病倒了。几天后接到队部长途电话,父亲已经去世。由于母亲臥病在床,就嘱大哥和我前往处理后事。大哥和我即日启程,到嵩明站后还得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才到四营队部,亲临其境,才体会到母亲的不易。路上想起母亲告诉我们的一件往事,父亲转到四营煤矿后,母亲每个月都要前去看望,一次下火车后走岔了路,在山里转了四个多小时,碰到一山民将她带了出来,山民说,你胆子也太大,一个人乱走,这山里可是有狼的,前几天才有人被狼咬伤!母亲最后好不容易到了四营,心中一直在感恩 神的护佑。

 

到了四营,承蒙一个黄姓股长接见,他二话不说,先把配有手枪的皮带解下,往桌上一扔,口气严厉地说:“你父亲的问题很严重,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自绝于人民。”当时我刚从外地串联回来,心中对此人的作派十分反感。刚想说话,大哥拉住我说:“知道了。”在这草菅人命之地,我们还能说什么,在那疯狂的年代,成为时代的祭品不能不是父亲的宿命。父亲被装入薄薄的棺材,埋到了山里。回来后跟母亲说起,母亲沉默了一会,不知在想什么。最后说,埋就理了吧、他已安息主怀,等主再降临的时候,他也可以从那里与主在空中见面。母亲稍好,祝安姐又陪母亲到安宁泡了十天温泉,使母亲的急性风湿症得以痊愈。

 

改革开放后,母亲的生命里又迎来了第二个春天。在美国失去联系多年的朋友Mary Parke竟然千方百计找到了母亲,邀请母亲前往美国参加圣公会的一个年会。说起Mary,还是母亲1937年认识的老朋友,当时Mary和另一个女友Helen都在南京中文学校学汉语,她们是来自美国圣公会年轻的女传教士。很快与母亲就成为朋友并一起在庐山度假,相处了一个多月。十年浩劫之后,母亲几乎是大陆圣公会屈指可数的幸存者。Mary和丈夫特意来香港接上母亲同去美国。母亲虽年届70高龄,仍兴致勃勃地周遊了美国,见到了旅美的小姑心美一家和四叔鸿章一家,大家恍如隔世,相谈甚欢!回国后母亲更是全身心地投入教会重建工作,与教会同工姐妹建立良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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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母亲访美与圣公会的同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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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与旅美亲人会面

上图:小姑江心美、表妹卢美光及表弟卢舜心一家。

下图:母亲与四婶在一起

 

在母亲的感召下,祝林于1990年也进入教会,致力于教会的事业。祝林多年来陪同国外教会的朋友走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为各少数民族教会与国外教会引线搭桥,建立了不少培训中心和教堂。使云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教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值得一提的是, 2008年-2015年,祝林锲而不舍地多次赴香港攻读神学,取得教牧学硕士和道学硕士学位,并被按立为牧师。祝林的爱心和悟性离不开父母生命的带领,相信也一直是母亲心里的愿望与慰籍。

 

母亲一生挚爱音乐,八旬高龄仍上教堂为唱诗班伴奏,免费教授教会同工学习钢琴,为唱诗班编写多部合唱曲谱等等。1998年的墨尔本平安夜圣诞音乐晚会,我用两盒磁带为母亲录下了整场晚会。母亲因脑梗瘫痪在床的时间,我回到了母亲身边。我和母亲一起观看音乐会录相,母亲虽不能言语,不时也露出会心的一笑,这些毕竟是她从小就熟悉的曲调和语言。在陪护母亲近两个月时间里,经常有教会中的弟兄姐妹前来看望,亲切称她“汤老师”或“江师母”。母亲走了,但她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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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返昆和小弟与病中的母亲合影

 

 

附录

 

张小川:回忆我的钢琴老师汤烈娣女士

 

1956年小学一年级下学期,一天我跟妈妈去大西门,路过文林堂,从那灰砖墙镶着铁栏杆的窗户里传出一阵阵琴声,妈妈和我不禁停步站在窗外听了一会儿,真好听!妈妈说那是钢琴,问我:“想不想学呀?”我 懵懵地点点头说:“想。”没想到妈妈真把它当回事,没几天就带我去拜访李丹,方于夫妇,(他们是留学法国的音乐家,)征求他们的意见。李伯伯说让孩子从小学点音乐是好的,特别是钢琴,可以训练耳朵对声音的辨别能力,有了这个基础,以后学其它的乐器比如小提琴就容易了。李伯母说文林堂不错,比较正规。于是一天放学后,妈妈带我走进了那座有铁栅栏大门的大房子。我们被带进一间小屋子里,一会儿,走进一位皮肤白晰,带着金絲眼镜的妇人,头顶上绑一条絲带,她用普通话跟妈妈交谈起来,她的发音有点怪,不是昆明的“马普”。听妈妈说完来意后,她捧起我的两只手看了看,说:“有几个手指有点歪,”我心里一紧,不合格!但她接着说:“可以,下个礼拜就可以开始。每天放学后来学半小时,4点半到5点。”我一下松了下来,不禁朝她笑了笑,这就是我未来的钢琴老师--汤老师。

 

星期一放学后,我忐忑不安地朝“文林堂”走去,心里很紧张,不知等着我的是什么。没想到走进大门,就碰上了几个同学,她们叽叽喳喳地说,你也来学钢琴啊?这下更好玩了。她们说说笑笑,出出进进就象在儿童乐园一样无拘无束。一会儿,湯老师来了,我跟着她走进第一次来的那间屋子,在琴旁边坐下来,她开始教我用单手弹12345,琴的声音很浑厚,可琴键真重,好不容易才抖抖地按下去,特别是小姆指,简直没劲,要整个手掌朝外斜才圧得下去。湯老师不时地用手撑住我的手掌,保持住手形,她说:“没关系,慢慢练习就会习惯的。”半个小时下来,我的心灰了一半,能行吗?大概我的手指有毛病吧?一天同学天慈把我拉到隔壁一间较大的房间,一进门就觉得整个屋子亮堂多了,两三个窗子上面挂着一些头像,后来才知道都是音乐家:贝多芬,海顿,莫札特,巴赫和肖邦。里面也有一架钢琴,旧旧的,好多琴键上的漆磨掉了,有几个琴键上的白色磁片都掉了,露出褐色的底。她说:“这架琴比那架好弹,不信你试试。”我不敢,她很随意地弹了几个音,声音真清脆,(后来我才知那是“史坦威”名琴。)她把我的手拉到键盘上说“你试试,”咚,我按下了大姆指,果然没费劲就到底了。她说:“等你弹得好些了,你就可以升级来弹这架琴了。”哦,原来是这样,我又有了点信心,好好学吧,争取早日来弹这架“好琴”。一段时间后,学到一首“白鹅”,曲子虽短,可经汤老师一解说,那右手的主调加左手的伴奏竞造出一幅“白毛浮绿水,红掌划清波”的美境,以后我毎弹这首曲子时,那天然的美景就在心中浮现,真感激汤老师的点金术,把音乐点进了我心中的童话世界。慢慢地我在文林堂中也自在起来,我们一帮学琴的孩子放学后就聚到文林堂,按排好的时间表去弹琴,时间没到的就在院子里玩。我的同班同学江祝伟是这个教堂的小主人,他父亲是文林堂的牧师,汤老师是他妈妈。他还有爷爷和奶奶,三兄弟加一个姐姐。大哥江祝胜,姐姐江祝安,“小弟弟”江祝林都弹琴,但没听说“大弟弟”祝伟弹琴,每年圣诞音乐会也没见过他上台表演。他对我到文林堂学琴大概是既得意又自豪的。一次放学后,他带着好朋友洪刚去打乒乓球,球桌摆在礼拜堂的一角,我们一帮学琴的小女孩就围在旁边给他们加油,记得祝伟单腿站立,歪头发球的那付得意调皮劲,是我见过的他这一辈子笑得最灿烂开心的一个镜头。他们家有一个保姆,名字不记得了,她是这帮学琴孩子们最怕的人,有时大家玩疯了,忘乎所以,大叫大喊时,就会见她瞪着眼睛从厨房冲出来,孩子们马上就安静了,谁都不愿意惹她,我们听不懂她的话,但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很忠诚的仆人。几个月后,汤老师告诉我,我升级了,以后每星期只教我一次了,学费也从每个月5元降为3元。圣诞节快到了,一天我们帮着到礼拜堂去布置,我从来没有上过圣坛,觉得很神秘,墙上拉着一块紫红色的布幕,大家都悄悄地在猜,背后是什么,但谁也不敢拉开看。第二天进去,看到那架“好琴”放在台上,一下就扫除了头天的那种陌生感、恐惧感,那琴就象我们的好朋友一样,有它在那里,一切都亲切起来,什么都不怕了。每年一次的圣诞音乐会是文林堂钢琴班的大节日,每个学生都要上台表演,那是向家长汇报成绩,同时也是互相学习互相激励的好机会。因为是冬天,加上紧张,手指僵,很容易弹错,湯老师想出了一个妙招,在台下右边,点着一个小风炉,快该上台的孩子们就会先去小风炉上烘烘手,同时也可以稳定情绪,然后上台坐上椅子就镇定多了。音乐会印象最深的有三次。第一次是我跟天慈的四手联弹,她比我早学几个月,因而她弹右手主弦律,我弹左手伴奏。两个人一起坐在椅子上,互相壮胆,终于完成了第一次上台表演。另外一次是江祝林和雅端获奨,雅端得二等奖,江祝林才5岁,得了三等奖。当时大家都成了祝林的粉丝,成天谈论着“小弟弟,小弟弟,”见了他就要摸摸他或打打他。汤老师更是开心,说起“小弟弟”来乐得合不拢嘴。那次音乐会的重头戏是让他们两表演获奖曲子,只见祝林穿一套小西装,脖子上打一个领结,头上抹得油光光,就象是一个从童话世界里走出来的小绅士,他神闲气定地走上台去,一付大家风范,当时大家太看好这位小天才了,觉得他的音乐前途不可限量,以后一定会是一位大音乐家。然而命运多舛,生长在那个年代,他的命运注定是灰暗的,那是后话。第三次是江祝胜和侯润宇考取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那可是一场盛会,大概是我见过的江牧师最风光荣耀的一次,我记得他的声音高昂洪亮,满面红光,为自己的儿子骄傲,为文林堂钢琴班的学生侯润宇骄傲,当时全场气氛热烈,我们这些小不点也跟着激动万分。可惜在那以后不久,文林堂就遭遇了灭顶之灾。我们当时附小的这帮学琴人不少,但大家都是学着玩玩,真正认真的不多,有的学一段时间就不见了,湯老师对每一个都尽心尽力地教,我记得有晓丽,小坚,家美,家丽,瑾涵,遥涵,小芳,雅端,天慈,正平,张衡。后来杨林来了,她不是附小附中的,记得她脸蛋红红的,总是挂着笑容,汤老师经常在我们面前夸杨林,说她才学了两年,就赶上学三四年的,杨林非常懂事刻苦,她家从前是云南的名门望族,但当时她的家境不太好,家中供她来学琴不容易,她特别珍惜这个机会,汤老师对她百般鼓励爱护培养,这也是她最后选择了以钢琴为专业的原因。雅端是汤老师的另一个得意门生,更是汤老师的好朋友、音乐家叶俊松的宝贝学生。雅端长得象印度人,黑黑的皮肤,浓眉大眼,眼睛凹下去,鼻子高,下巴翘,主要是她的一双手大,手指又长又有力,弹八度对她根本不是事,在她拿到二等奖后,汤老师更把她当培养对象,据说她爸爸曾有一段时间不愿让她学琴了,汤老师到她家中去做工作,才没中断。我们小学五年级时,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老师来云南招生,那个时候雅端停了半年没练琴,所以只把小疆招走了,雅端后悔莫及,后来叶老师把她招进云南艺术学院去了。

 

1958年大炼钢铁时,家家户户的铁器都被搜刮一空,很多同学为响应党的号召,把家里的新铁锅新铁勺都拿去交给学校炼钢。一天我去学琴,走进文林堂觉着有点不一样,坐下来汤老师说:“窗子的铁栏杆,大门的铁栅栏都被他们撬走了。”神情言语中透着极大的无奈,我才注意到窗子上果然没有了铁栏杆的影子,那是一股谁也阻挡不了的狂热的浪潮,只有任凭它淘去,文林堂失去了几十年来镶着的漂亮坚固的铁栏杆!但比起那后来发生的劫难,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前奏。

 

一天我走到文林堂大门,却见门关得紧紧的,没有一丝生气,对面街上有人指指点点,小小心心地在谈论着什么。第二天同学们就在议论:文林堂出事了!这下弹不成琴了。江祝伟也没来上学,过了一个星期,他再回来时,脸色苍白,沉默无语,一下子失去了平日的快乐和幽默。不记得过了多长时间,突然有一天湯老师又回来教琴了,琴室在师院附小一幢教室楼梯脚下的一间小黑屋里,一面是玻璃窗,但窗外两尺有一堵高墙,把光线全挡掉了。每次进去弹琴要坐下来一两分钟才能看清琴谱,冬日里就一盏昏黄的15瓦灯泡高高吊在屋子中间。湯老师说附小能给她这间屋子,让她继续教学生已经很不错了,大家都知道她们家出了大事,文林堂没有了,好琴也没有了。这间屋子实在太黑了,我妈妈听说屋子那么黑,就不想让我再去弹,但我那时还一下弹上瘾了,不愿放弃,而且在里面一弹就是好长时间,那时已经没有几个人在学琴,所以半小时的规定也就自动取消了,只要没人来我就在里面弹,有时弹完走出来外面的天都黑了,妈妈说我的眼睛就是那时候弹坏的。新学期开始了,汤老师的琴移到了操场最东边的音乐教室里,里面放着几条长板凳,还有学校的一架琴,平时我们就在里面上音乐课。汤老师的琴摆在一个角落里,旁边就是明亮的窗子,我们终于从黑暗中走出来了。后来又有一次搬迁,移到学校的一个象车间一样的大房子里,里面摆了两架琴,这时湯老师的学生又开始多起来。我已经在弹“晓风之舞”了,每次一弹就引得周围站一圈小学生,我特别得意,我觉得湯老师也在暗暗好笑我的那付德性。

 

记得大概是59年,附小为了庆祝国庆十周年,请汤老师选一个学生到广播电台弹一首曲子录制下来,汤老师挑上了我。我觉得非常光荣兴奋,汤老师也非常认真,她选了一首民歌让我练,又几次带我到她的一位朋友家去,因为那家有一架好琴,在好琴上才能仔细地抠。在那里她第一次用英语给我数拍子,one two three,one two three,我听着很新鲜,尤其是“three”,我没听过这个发音,于是我回家学给妈妈听,妈妈说:“对呀,这是英语的一个特殊发音,中文没有的。”我现在还能记得当时汤老师数拍子的神情,好象沉浸在某种境界中。我们师生都练得很辛苦,但那天到电视台一试琴,电视台录制的人就跟李文兴老师和汤老师说,这首曲子是关于爱情的,不合适。我当时只听汤老师说今天不彔了,于是坐在旁边听傅衍鹏和另一个同学录相声。

 

还有一次是附小为了响应勤工俭学,开了一个大型音乐会,公开在社会上卖票。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合唱,小合唱,然后就是钢琴,我们这一拨学琴的全上了,独奏,双人联弹。第一次演出在艺术剧院,由于演出厅太大,效果非常不好,后面听不见,很多人中途就退场了。后来两次改到一座教堂去演,效果马上好得多,汤老师在这里面功不可没。还有一个小插曲,女声小合唱的几个孩子在练习中唱多了,都成了哑嗓子,李文兴老师急得团团转,汤老师说胖大海可以治,于是赶快去买胖大海来泡水给她们喝,才解了围。在整个活动中汤老师可说是舞台总指挥,在她默默地影响下,这次活动得以圆满结束。我想这也是汤老师对附小的忠心回报和感恩。

 

汤老师是一位坚强卓越的女子,在她身上呈现出西方文明的优雅,基督徒的爱心和女强人的沉着冷静。面对家道的瞬间败落,在文林堂崩塌后,她靠着教琴,独自撑起了整个家,上有公婆,下有四个儿女,尤其是三个小的,在学校马上就被打入黑五类的另册,受着同学和老师不同程度的歧视。我记得祝伟被从中队委贬为小队长,班主任X老师公开说是因为他的家庭成份变了,按阶级路线,不适合当班干部。尽管他们三人都凭自己的聪明善良,吃苦耐劳,尽力表现,靠拢团组织,顺应主流意识形态,但背后的心苦是说不出的,我想唯一能庇护和支撑着他们的就是母亲这棵大树吧。69年知青下乡后,记得附中的一位老师去汤老师家查户口本,回来说:江祝伟的妈妈提了意见,说:“孩子们都是真心诚意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怎么会变成了反军乱军,被关学习班。这样对小孩子是不公平的!”多么掷地有声的抗议,多么勇敢大胆!我想汤老师身上的这股英豪之气是一般人没有的,更别说是一个女子。

 

上六年级以后我就不学琴了,我的朋友小疆和雅端都进了音乐学院附中,以弹钢琴为专业了,另外就是我的眼睛近视得利害,第一次去检查就是500度,把妈妈吓一跳,坚决让我停止弹琴。等到我再见汤老师时已是1994年,那时是她最开心的时候,“小弟弟”祝林已经在教会工作,子承父业。在刚分到的北门街的房子里,汤老师指着摆在屋里崭新的钢琴说,现在在教孙辈弹琴了。汤老师留我吃饭,在坐的还有祝林从香港来的叔叔及祝林一家。等到我99年再次去探望汤老师时,她已经得了中风,当时老师正在睡觉,她躺在洁净的床上,房间里通风明亮,我看着老师白晰的面孔,又想起了在文林堂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岁月似乎没有在她脸上刻下印迹,此刻的汤老师看去跟四十年前没有多大的差别,这大概是她心中随时有着神的缘故吧。祝林夫妇尽心地服侍了两年,汤老师终于进入了神的怀抱,享年86岁,多么坎坷顽强的一生,多么令人敬重的恩师长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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