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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那场大饥荒的死剩种

 

 

大概在1959年的冬天,安徽省无为县的一户农村人家,有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她本来已经会走会跳了,由于极度饥饿,她的身体逆自然规律生长,又回到了婴儿时期,只能坐在小木车上。

 

她朦朦胧胧地看到八岁的哥哥在门外,便有气无力地喊道:“哥,回家。”

 

哥哥没理妹妹。小男孩正痴痴看一位叔叔喝粥。这位叔叔他本不认识。49年之后,他家的祖屋突然变成公产,组织经常安排人住在他家里。每一个来者都是主人,日子也过得比原来的主人好一些。在这个小男孩的眼里,叔叔手捧的是琼浆玉液;叔叔每一口咽下的,都是生命之源。

 

小男孩看叔叔喝完了粥,没有分到一口。在这个时间里,他似乎又隐隐约约听到妹妹在喊“哥哥快回家”。到他终于一步一挨回到妹妹身边时,妹妹再也不会喊他了。她无声无息,冰冷僵硬。这个五岁的小女孩,连卖火柴都还不会,身上也没有一根可以划着取暖的火柴,就死于饥寒交迫。

 

妹妹的死,这个小男孩当时有什么感觉?也许有,但并不强烈。几十年之后,这个景象一直闪现在小男孩的脑中,他讲给家人听,讲给儿子听。每当讲这个故事,他都眼圈发红,声音哽咽。我每次听到父亲讲这个故事,都心痛不已。饿死的小女孩,就是我的姑姑。

 

我家不是地主,划的成份是中农。我太爷爷辛苦一辈子,有几亩薄产,49之后连田带屋都收归公有。从58年开始,农村不许自家生火,家里不许藏一粒粮食,所有人都吃食堂。太爷爷是个硬汉子,他从来没跨进食堂半步,他说:“至死也不要进他们的食堂。”他是我家第一个在大饥荒中饿死的。

 

然后就轮到我爷爷。爷爷是读书人,大学生,四乡八村知名的才子。他毕业后应邀出任乡长。当时他并不愿意当这个芝麻官,但终于在太爷爷苦口婆心的压力之下上任了。没想到一个月之后,他连国民党还没来得及入,就“解放”了。他舍不得家人,没跟随组织去海峡对岸而是躲了起来。最后他被抓住了,判刑入狱。

 

爷爷1958年放了出来,回到了正值饿死人的家乡。有一天晚上,全家人躺在床上。爷爷突然唤醒我父亲,十分平静地说:“孩子,起来烧纸。”奶奶斥责爷爷:“大晚上的不要胡说,别吓孩子。”爷爷说:“真的!快起来,迟了来不及了,我快不行了。”于是奶奶和父亲起床烧纸,爷爷就在这个过程中去了。一个上过大学的才子,就因为担任了一个月的国民政府基层官员,就被抓去坐了近10年的牢,放回家几个月就生生饿死。

 

太爷爷饿死了,爷爷饿死了,姑姑饿死了,最后一个饿死的是叔叔。当时他只有3岁,但很聪慧。每当奶奶从食堂打了面粉糊回来,他第一个嗷嗷叫,不许任何人先吃。农村的母亲喂孩子吃流体食物,总要拿汤匙从自己嘴里过一下,试试温度。但我这个小叔叔决不允许奶奶做这个动作,他认为这是对他食物的侵犯。无论多烫的糊或粥,他都能咽下。每餐之后,他的小嘴上都会长出几个被烫出的血泡。

 

父亲记得,每次吃过“饭”之后,爷爷总会用手指细细抹拭瓷缸里的残沫往嘴里送。这个秘密被小叔叔发现之后,从此拭残沫的权利便不再属于爷爷。每次餐后,小叔叔都会拿着瓷缸津津有味地抹拭半天。

 

三年过来,本来祖孙三代济济一堂的大家庭,只剩下了奶奶和父亲。父亲能从“58年”--家乡对大饥荒的俗称--熬过来,实属奇迹。父亲清楚记得,他长年都是双腿浮肿。有一次他拖着肿腿去食堂偷吃糊,被一个本家长辈几个耳光打得昏死过去,一天之后才醒过来。

 

幸好父亲醒了过来,才有了一个死剩种,也便有了以后的一家人,有了我。我比父亲的运气好多了,他年轻时想当兵,但因为爷爷的关系当不成。等我长大了,他一定要我参军,说老子不成,儿子可以。我到部队之后进了机关做新闻,颇受重视。回到地方之后进报社做记者,不到30岁就成了外交部主管杂志的常务副主编,也就是实际上的主编。我去北京新闻出版局参加社长/总编岗位培训时,满眼都是老头老太太和中年人,唯我一个青春红颜,毛头小子。

 

这一切看不起不错,貌似有点前途。但50年之前的那场大饥荒又改变了我。

 

我在前面所讲的故事,绝不是我一家的孤例。在我的家乡,每一个人都知道“58年”,每一个年老长辈的记忆里都刻下了“58年”的深深烙印。很多人家灭门绝户,路上随处可见饿殍。更多的是,家里有人饿死了,却偷偷地藏于床下,被老鼠吃掉眼耳口鼻,也不肯埋掉。因为在未被发现之前,每顿可以多领一勺面糊,甚至稀粥。

 


 

转自《baishi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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