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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一生的悲喜剧


--作者:冯印谱

 

我的父亲名叫冯世凯,1921年出生在山西省乡宁县吉家原乡石固村。

 

我的爷爷排行老三,生下伯父和我父亲两个男孩。因为大爷没有男孩,我父亲就被过继给了大爷。二爷有一个男孩,长大后在兵荒马乱中失踪了。等伯父和父亲长大后,两人都跟随二爷离开乡宁老家,辗转到邻近的稷山、新绛、万荣等县行医,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落脚于万荣县高村乡丁樊村,再也没能回老家,兄弟俩实际上等于成了二爷的儿子。

 

在老家种田的大爷和三爷去世时,皆因世道混乱和音信不通等原因,伯父和父亲都没能回去料理,他们的后事只好靠本家族的长辈出钱安葬。

 

二爷是一位著名的眼科医生,他的医术是从祖上传下来的。据说我家祖上治疗眼病很有名气,不仅有自己配置眼药的秘方,而且在西医尚不普及的年代,能够施行金针拨眼手术治疗白内障,悬壶济世,口碑良好,曾有皇帝题赠过“三晋名医”的匾额。

 

虽然我在县志和有关资料上没有查到有关记载,但我回过一次石固村,父亲的老家在远离县城几十里的山沟里,建有多座青石砌顶的石窑院落,雕梁画栋的两层门楼,虽已破败不堪,但遥想当年如果没有相当的财源,这样规模的住宅建筑是不可想象的。在二爷手把手的培养下,我大伯、父亲、姑父、远房堂兄等好多人都成了能够独立开诊所的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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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摄于195444日,地点是在丁樊村一个晋南农家常见的四合院落,父亲和邻村几位同仁成立了一个健康联合诊所。后排右二就是父亲,他在七人中年龄较小,坐在那里神态自然,面带微笑,对新成立的联合诊所充满了自信和希望。是的,当新中国的曙光初露早霞的时刻,父亲就向她伸出了热情的双臂。

 

听母亲说,丁樊村土改期间,农会干部开会经常就在我们家,父亲在他们的影响教育下,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照片背景中“预防为主”和“治病未然预防胜于治疗,注重卫生健康就是幸福”的对联看,联合诊所无疑是父亲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热心联系同仁促成此事的,这在当地是一件新生事物,所以他们特意请了摄影师拍照留念。

 

这个联合诊所当时是不是股份制形式,不得而知。一年多后,父亲的联合诊所应该说办得相当不错,195611日,父亲领到了由万荣县县长王国英盖章的“联合诊所开业执照”,上面写着科别:普通内外科,负责人:冯世凯。时年父亲36岁。

 

这份时隔几十年后仍然保存完好的行医执照,表明了父亲当时不故步自封,拓宽视野,善于学习其他新医术,跳出了保守的家族式治病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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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父亲(后排左一)参加晋南专区针灸医生培训班的合影。顺便说一句,王国英县长在万荣县工作期间口碑很好,他后来担任过山西省吕梁地委书记,我曾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山西日报》驻吕梁记者站站长,凡接触到的干部群众,无不交口称赞王国英书记是实干家、人民的好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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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拍摄于1959年中秋节,是王亚公社高村医院中西医医生联欢留念。这可以说是父亲一生最辉煌的时期。论职务,他担任了高村医院院长;论业务,他中西医技术都能拿得起,尤其擅长眼科、儿科和针灸,做普通外科手术在全县也称作“一把刀”;论家庭,母亲贤惠善良,勤俭持家,与邻和睦,家中又添了姐姐和我两个孩子,其乐融融。照片中的父亲(前排右)留着时髦的分头,双目炯炯有神,信心百倍,神采飞扬。照片中惟有父亲穿着白鞋,可能是按照风俗给去世的爷爷戴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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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王亚公社医卫人员欢送解医生临别留念,这时公社医院人员已增至二十人,说明医院兴盛,父亲领导有方,事业有成。坐在二排右一的父亲穿着时髦的硬领白衬衫,眼角眉毛都是笑,从容自信,是所有参加拍照的人员中表情最好的。

 

然而,灾难很快就降临到父亲头上。1964年全国开展了“四清运动”,万荣县医卫人员从查思想查经济查作风到查历史问题,搞得人人过关,人人自危,父亲既是党员,又是院长,自然首当其冲。不知怎么专案人员从阎锡山的档案中,查出父亲解放前在新绛县北董镇行医时,曾担任过三个月代理村连长。

 

这个职务是阎锡山统治山西时搞得农村基层行政组织,大约相当于解放后一个大村庄的民兵连长吧。行医的父亲之所以“担任”这个职务,缘于他给当地官员治病有了交往,恰好那里的村连长一职空缺,当地官员为向父亲表示感谢请他予以填补,父亲碍于情面不好拒绝,但也没有答应,没想到该官员就把他的名字报上去了。称作“代理”就是考察其能否胜任的意思。

 

不料,三个月后,新绛县城就被解放军解放了,而此事父亲却一直被蒙在鼓里,酿成了后来入党时“向党隐瞒历史”的隐患。

 

“四清运动”后期搞得越来越“极左”,对父亲的处理结论是: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免于一切刑事处分,下放回丁樊村卫生所工作。这一从天而降的大祸,对处于风暴漩涡中的父亲心灵的创痛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他没有任何怨言,回到村卫生所后,一心扑在医疗事业上,兢兢业业为群众治病,受到干部群众的夸赞。

 

“文革”开始,全国一片混乱。丁樊村原来的党支部书记被造反派打倒了,造反派掌权后,无端地给父亲戴了一顶“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把他撵出卫生所,回生产队劳动改造,跟本村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样待遇,游街挨批,罚做又脏又苦又累又危险的义务工,直到1979年获得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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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摄于上世纪70年代,父亲已经完全蜕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并且是受社会歧视的黑五类分子。这时我已长大,看见父亲劳动之余,几乎天天有本村和方圆几十里内的社员来找他看病,他不能开处方,只是尽心尽力地针灸,治疗眼病,为病人买药提建议。经他亲手医治好的病人不计其数,但他从来不收取病人一分钱,有的病人心里过意不去,逢年过节送点白面馒头和自家产的水果。

 

即便如此,在1970年“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受贿、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中,我们家遭到了村里民兵的突袭式抄家,翻箱倒柜,掘地三尺,结果一无所获,最后带走了父亲看病使用的注射器、针灸包及治眼病的器械,陈列在全县举办的抄家成果展览会上供革命群众参观,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冯世凯私设地下医院”。当时我被学校组织前去参观,羞愧难当,心中的滋味难以表述。

 

父亲的“历史问题”像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在我们这个原本幸福的四口之家头上。父亲小时没上过几天学,吃了不少没文化的亏,对我们姐弟读书非常重视。晋南农村普遍重男轻女,女孩子或干脆不让念书,或念到三四年级就辍学了,姐姐却是丁樊村唯一念完高中的女孩。

 

姐姐在“文革”前参加高考,因父亲的问题,政审不合格与大学无缘。我上高中尽管学习成绩突出,但因父亲的问题得不到贫下中农的推荐,伤心的父亲曾背着我狠抽自己的耳光,痛心地自责因为他的问题影响了儿子的前程。入团、入党、招工更成了我们的一种奢望。

 

母亲成天操持家务,提心吊胆,谨小慎微。父亲忍受着心灵和体力劳动的重压,很快学会了许多从没接触过的农活,以“黑五类分子”身份还曾经担任过生产队领工的作业组长。他依靠挣工分,经营一点自留地,偷偷摸摸加工一些农副产品出售,维持一家人的最低消费,抚养一双儿女成人,不是一年半载,而是漫漫的十多个年头,想想父亲需要多么大的承受能力和坚强的毅力啊!

 

我高中毕业后回村务农两年半,高考制度恢复后,于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父亲捧着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双手颤抖,喜泪盈眶。热情的乡亲们在我家门口接连放了两天鞭炮,以示庆贺,父母亲欢喜地买了糕点、水果、罐头等食品,招待一批批前来庆贺的客人。

 

第二年,父亲的“历史反革命分子”问题获得平反,他又回到了村卫生所当医生。这年暑假,我用节省的助学金请父亲来上海游玩,还乘船去了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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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就是我和父亲在上海黄浦公园的合影,背景是人们熟悉的外白渡桥和上海大厦。身心俱获得解放的父亲深切感受到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变化,饱经沧桑的脸上洋溢着慈祥而甜蜜的微笑,他是发自内心的。

 

父亲在丁樊村卫生所一直干到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考虑他年纪大,劝他辞职休息。但他在家仍然闲不住,在责任田栽种果树,给上门的患者治病,不收取任何费用。

 

1998年,父亲因患肺癌,保守治疗了一年多辞世,享年78岁。第二年,我母亲又患胃癌去世,临终前母亲含泪告诉我一个天大的秘密:我原来是她和父亲的养子!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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