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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如来佛”掌的邵燕祥


--作者:孙德喜

 

著名诗人邵燕祥在他的自传《我死过,我幸存,我见证》中说:“一旦进入这个‘如来佛的掌心’,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是很难越雷池一步的。”(作家出版社20167月版,第350页。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他还说:“这也支持我在不同的环境里不废阅读,时而练笔,虽然笔下所写同样都还是老调,跟我看不起的东西只有百步五十步之间,但由于不死心,却总要鼓起余勇在如来佛的掌心跳蹦。……”(第359页)邵燕祥在反思自己的人生时用“如来佛的掌心”来形容他当年的精神迷误。于是借用这个说法作为本人文章的标题,并且以此传记作为历史标本来考察一代知识分子是如何走进“如来佛”掌心的。

 

熟悉古典名著《西游记》的人都知道,孙悟空可以大闹天宫,大战十万天兵天将,可以搅得天庭天翻地覆、玉帝心烦意乱,可以一个跟头翻上十万八千里,但是他却逃不过如来佛的掌心。孙悟空的这个悲剧并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斗不过如来佛的结果。而邵燕祥的精神历程则是20世纪中叶特定政治文化语境中主动走进“如来佛”掌心的。如果真要拿邵燕祥与孙悟空相比,倒是有一点十分相似。孙悟空见到变化了的菩萨拿着一顶小花帽,非常漂亮,十分喜欢,于是就主动要了那顶花帽,欢天喜地地戴在头上。谁知这一戴就摘不下来了,而且他一旦惹得师父唐僧不高兴,就会被念咒语,那漂亮的花帽已经不再是美丽的帽子,而是深深陷入他脑袋肉中的紧箍,令他头痛欲裂,满地打滚。再看邵燕祥,他最初为革命理论所吸引和打动,也为他所接触的许多共产党人的人格气质所折服,于是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革命的怀抱,他怎么都没有想到,十年后他被打成了Y派,革命的紧箍咒念得他同样头痛欲裂,满地打滚。

 

邵燕祥,1933年生,与延安时期的许多老革命相比,年龄小到十至二十岁,与王蒙年龄相仿(王蒙生于1934年)。不过,他们在走进“如来佛”掌心的这一点上大致相当。邵燕祥对于政治产生浓厚的兴趣,这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时。这时,他才12周岁,还是个中学生。10多年的抗战最终取得了胜利,令全国人民兴奋与激动。成人的情绪当然也会影响到孩童和少年。正是这种情绪令邵燕祥投入到政治的怀抱。此时,中国的政治主要在国共两党之间展开,他们未来争夺政权都在抢夺青少年。而青少年对于政治的认识和理解一方面来自成人(主要是家人、老师、年长的同学和亲友)的传播,另一方面来自对于身边事物的直观认识,同时还与他们的阅读(常常由成人与年长师友的指导和带动)密切相关。王蒙在他的自传中就谈到国民党官员与共产党人的演讲分别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从而使他的思想情感倾向到共产党这一边。就邵燕祥来说,他首先看到的是国民党的腐败。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当局派员到北平来接收,但是他们的接收则被称为“劫收”(第3页)。他们这帮接收大员不是为国家保管好日本侵略者留下的财产,而是为了个人利益而大捞特捞,中饱私囊,因而被称为“五子登科”(第3页)。

 

此外,还有一帮根本没有为抗日作出过贡献的人,由于与重庆方面拉上关系,于是冒充“地下工作者”招摇撞骗。这就给少年的邵燕祥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相比之下,共产党人给邵燕祥留下的印象则大不相同。他们就在邵燕祥就读的汇文中学工作,生活在邵燕祥的身边,与他交往密切,很有随和感和亲切感,所以给他的印象都是人生榜样,应该接近和学习的。而且,从这些学长那里,邵燕祥阅读到了作为禁书的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的诗词《沁园春·雪》和《论联合政府》都引起了他的强烈共鸣。再从国共两党领袖的头像来看,邵燕祥也有截然不同的感觉:“从油印的《论联合政府》封面上,都看到单线平涂的铅笔毛泽东头像,给人的印象是温文和蔼,略带愁容。那是蒋介石的咄咄逼人所不可同日而语的。”(第5页)出于这种感觉,邵燕祥情感的天平于是向中共这一边倾斜。

 

既然有了这样的倾斜,邵燕祥于是大量阅读革命理论书籍,从当时的革命理论家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和《中国四大家族》到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以及中共出版的报刊。对于这些革命理论著作,年青的邵燕祥怀着崇拜的心态,将其视为宝贵的精神食粮,完全赞同其中的观点和主张。一方面,书中某些看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一定的验证,特别是对国民党的批判,基本上说到了年青邵燕祥的心坎上,或者说说出了他们这些年青人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另一方面,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建设一个和平的民主的自由的统一的富强的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纲领,是一个多么吸引人的美好蓝图”(第7页)。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所描述的新中国美好愿景是“组成一个新的全面代表中国人利益和意志的联合政府,取代‘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实现“政治民主化”(第6-7页)。

 

这不仅与邵燕祥对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设想基本一致,代表当时许许多多国人的对于未来的期待,而且体现了现代世界的发展潮流。因而,强烈的政治认同感令邵燕祥积极向中共靠拢,并且主动投向中共。邵燕祥等人的高度相信革命理论著作,有人作了提醒,那是“喝了共产党的迷魂汤”(第9页),但是他们不会理睬。因为他们以自己的单纯和虔诚去看待革命宣传,根本不会想到政治的诡异,不会“联想到自己置身的现实中,同样会变幻着权术、策略和种种光怪陆离的手段”(第7页)。这就像幼稚的孙悟空怎么会想到菩萨手里的那顶漂亮的小花帽怎么会是勒住他脑袋的玩意,怎么会想到这“宝贝”发起威来会令他头痛欲裂--他从不会以叵测之心去揣度别人。

 

相比之下,国民党虽然年长,但是没有长头脑,在处理问题时常常显得笨拙而愚蠢。他们在与中共的舆论战中,没有抓好宣传,或者说没有占领宣传阵地,只会极其简单粗暴地采取禁的手段,其结果只能引起人们的反感,激起人们强烈的逆反心理与愤恨情绪。与此同时,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国民党似乎也没有什么高招,既没有学会笼络他们,也没有深入到他们中间与他们交朋友,只会极其蠢笨地使用电警棍、水龙头和枪弹,结果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因而,从某种意义上,国民党愚蠢地使用暴力和恐怖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推到共产党的怀抱。而且,这还激起人们的仇恨与反抗,最终导致其政权的垮台。

 

其实,生活在国统区的邵燕祥对于延安解放区的了解和认识非常肤浅,停留于表面,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被理想化和浪漫化。他们所了解的延安基本上是他人的描述,而且了解的渠道也都是共产党人或者思想与情感上倾向于中共的人们。且不说传到邵燕祥他们耳朵里的这些解放区的信息都有意无意地作了一定的筛选,就是生活在解放区的人们对于自己所处的现实也未必看得真切。在国统区,由于各种政治势力都可以办报纸杂志,而且这些报刊很少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控制(不是他们不想控制,而是实在控制不了),因而国统区一旦出现什么问题,立即会受到极大的关注,有些事情还可能被媒体放大,因而搞得国民党当局非常被动。况且还有共产党还将其触角伸到各处,充分调动各方面因素,掀起大大小小的波浪,抓住一切机会抨击当局的行为。

 

而在解放区,所有的媒体都抓在共产党手里,根本没有其它政治势力的报纸杂志。本来,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前,像《解放日报》之类的媒体就因为发表了王实味、丁玲、艾青等人不符领导人口味和要求的杂文与小说,于是受到了严厉的整肃,其中王实味还送掉了性命。就在王实味被抓,丁玲、艾青等人挨整之时,没有人替他们说话,更没有人声援他们。1947年,王实味被秘密处决,外界根本一无所知。即使在大规模整风运动的同时所开展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声势也不小,但是解放区之外的人们所知也很少,至于其中的刑讯逼供更是几乎无人知晓。再说国民党虽然有极少数特务渗透到解放区,但是这些人基本上没有担任什么要职,没有掌握什么大权,更没有形成严密的人际网络,因而不能掀起什么波浪。解放区的内幕和实情根本就不可能传到外面来,即使有一些零星的消息传了出来,也没人相信,只能当作坏人造谣。因而,邵燕祥心目中的解放区只能是在孔厥、欧阳山、李季、柳青、鲁藜以及斯诺等人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上的浪漫想象,具有浓厚的理想色彩。而这种对于解放区的想象很像是田汉在前往日本的途中所梦到的十分迷人的花园岛。他恨不得立即投入其怀抱。

 

不过,邵燕祥毕竟长期生活在北平,他的思想多少与他所接触到的革命理论存在一定的偏差,存在着一定的自由主义倾向,也就是说多少具有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思想的底色。其实这不奇怪,比邵燕祥稍稍年长的许多热血青年于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中前期奔赴延安,同样也存在着邵燕祥同样的问题。著名诗人公木在《八路军进行曲》(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就写道:“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后来相继改为“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但是,这种偏差在邵燕祥这里为某种程度一厢情愿的误解所抹平,满以为革命理论与自己的想象完全一致。他以自己的想象去理解革命理论,进而认为,革命的理想就是民主和自由。而且,邵燕祥的这种误解并不是一个人所致,在当时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那里具有普遍性。然而他的这种误解问题严重,将他推到了认识的误区,而革命理论的强势地位则决定着在个人认识与革命理论不可避免发生冲突时,他则以修正自己的认识来适应或者迎合革命的要求。这就是说,邵燕祥所追求的民主和自由在遇到革命的要求与组织的纪律时,他渐渐地舍弃和修正了思想中的民主与自由意识,进而“服膺毛泽东‘文艺服从于政治’,革命文艺是‘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第24页)。

 

当思想中的民主与自由意识被舍弃和修正以后,邵燕祥的思想认识走向了偏颇,在看待问题时首先强调的是党派立场。在革命理论中,任何人都是属于一定阶级的,那么人的情感与认识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所属阶级的控制。因而,作为革命者当然得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看待问题,并且按照革命的要求去解决问题。这一理论的根本问题就是取消了认识问题的客观标准,不顾科学性,突出先入为主的主观性,虽然与革命理论中的唯物主义相冲突,都是很实用,说到底就是不论什么情况都要为革命集团说话,如果革命集团出了问题,那就要想方设法为其辩护,哪怕是突破逻辑框架和基本常识界线的狡辩也在所不惜。

 

同样,在对待人的态度上,也是如此,只要被认为是同一队伍里的“我”,即使出了问题也不是问题,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被认定是革命队伍之外的人,特别是被划定为敌人的人出了问题,那就要紧抓不放,将其上升为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阶级斗争的高度,而且还要新帐旧帐一起算。不过,由党派立场到阶级立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通过辩证法来解释。至于怎么转变,全看领导特别是领袖的意图和需要。而领袖则根据现实政治需要,可以将几十年一起奋斗的战友在一夜之间打成F革命分子或者F党集团,那么每一个人都需要站稳立场,与被打成敌人的老领导、老同志、父母或者配偶划清界线,表现出极高的政治觉悟。

 

邵燕祥站稳了党派立场之后,“对美国和苏联”“持双重标准”(第30页)美国士兵皮尔逊强奸大学生沈崇,本是一起刑事案件,但是在地下党的鼓动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美运动。而苏联红军在消灭日本关东军的同时,在东北犯下了“强暴妇女”,“从东北拆运工厂机器”(第30页)等罪行,决不是个案。可是邵燕祥与他周围的左倾同学都认为是“制造谣言,别有用心”(第30页)。再看他们当时对待学校中建立的党团态度,同样持双重态度。为了争夺青年学生,国共两党都在学校建立社团组织,所不同的是,共产党的党团组织活动是地下的,而国民党则由于其执政而公开活动。但是,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指责对方搞“职业学生”,利用学生作“匪谍”,因而都要求对方的党团组织退出学校。中共地下组织“通过群众舆论提出要求‘党团退出学校’”(第31页)。邵燕祥当时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但是当时他已经成为“进步青年”或“进步学生”,完全赞同要求国民党及其三青团退出学校,当然也支持共产党在学校建立各种地下组织。

 

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的认识与组织上的结论不那么一致,那么在立场决定论的作用下,他首先需要放弃或者根除自己的观点和认识,与组织上保持一致。因为组织不再是一个个个体的结合,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集体,而是需要拜服的真理的化身。如果自己认识不到这一点,那就意味着自己的立场出了问题,而且问题十分严重。这样,一旦发现自己与组织上的结论有所偏差,那就得解除自己的精神武装,放弃自己的精神自卫,即使遇到自己过去反对的或者鄙弃的东西,也必须扭曲自己,改造自己,使自己适应组织的要求。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就是在情况下展开的。虽然大部分知识分子出于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对于未来的想象而自觉要求改造思想,但是会有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思想改造产生一定的疑虑,最初还可能产生一定的抵触情绪,然而一想到立场问题,就会自觉地消除头脑中的疑虑和心理上的抵触。

 

其实,从另一方面来看,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很可能就是要解决他们的疑虑和抵触,立场决定论很容易让他们自解精神佩剑。且看,当时对于立场的高度强调:“立场决定一切。你站在党的立场--党的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就是人民大众的立场,这是无须论证的--你就会心明眼亮,你才能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如果你的立场动摇了,站错了,那你的观点、方法也必然是错误的。事情就这么明摆着。你的立场正确,观点、方法才能正确。立场错了,就全都错了。”(第78页)立场决定论树立起领袖和领导的绝对权威,同时将普通的革命成员降低到纯粹工具的地位。

 

避免立场错误在革命队伍内部日渐形成了一种潮流,大家都唯恐站错立场。“为了避免立场错误,‘左’一点也无妨,有点不实事求是也无妨,有点不讲理也无妨,有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无妨,无非为了革命嘛。”(第78页)在这种潮流的裹挟之下,革命队伍里的人们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立场问题可以使他们在扭曲中背离真理,而且背离得名正言顺,背离得理直气壮。于是他们不仅主动交出了维护自己人格尊严的权利,而且还毫不犹豫地剥夺他人的权利,无情地伤害他人,甚至置曾经的同志于死地。因而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中,每个人都为立场决定论所绑架,一方面自我作践,毫不吝惜笔墨,将所有的脏水泼向自己,另一方面跟在大家伙后面一起向落难者投石头。当然也有人在挨批受整时有些想不通,以为自己对党是忠心耿耿,赤胆忠心的,自己的遭遇是极大的冤屈。但是立场决定论可以使其很快消除内心的不平。比如说,在反右斗争中,“说你是Y派,你想不通,就因为你还是坚Y派的错误立场,所以认识不到,你若是站到党和‘革命群众’的立场上,就不会顶牛,就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第79页)经过XI脑,人们完全接受了这一套说辞,没有发现其逻辑起点的巨大漏洞,觉得这话就是至上真理。

 

与立场决定论相配合的是,革命组织采取了相当高明的措施--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由列宁创建的。在这一原则中,“民主是附加的修饰语,主体是集中。”(第86页)这就是说,到了20世纪了,民主的招牌还是需要的。在中国,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中国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对被称为“德先生”的民主毕竟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一度将其作为自己的追求和奋斗的目标。因而,革命组织需要民主这个招牌,但是真正的民主与其内在的权力机制水火不容,这就需要采取偷梁换柱的方式,将民主置于集中之下。所谓集中,突出的是领袖的权力意志,由他来作最后的定夺。而领袖为什么能够拥有那么大的权力,并且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列宁通过论述阐述了群众、阶级和领袖之间的关系:“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第86页)列宁的这一论述所突出的是革命队伍的金字塔型结构,将人分成了不同的等级,否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更隐秘的是,以“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强调领袖人物的崇高性、优越性和权威性,而且其中的“被选出”颇具迷惑性。

 

事实上,在革命组织内部,根本没有真正的选举,谁执掌权力,成为领袖,并没有通过公开的竞选,而是通过权谋斗争,将不同意见的人和权力争夺者清洗之后,再在可控制的范围内进行所谓的“选举”,此时的“选举”实际上已经沦为投票机器,沦为橡皮图章,根本不可能代表革命队伍全体成员的意志。这样,领袖不会从革命队伍的全体成员利益出发,也不会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而是从自己的或者领袖集团的自身利益出发作出最后定夺。然而,领袖的最后集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所作出的决定是以全党的名义发出的,要求全体党员必须执行与照做的。由于领袖被认为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因而具有绝对的权威和至高无上的权力,那么其Z制和D裁便不可避免。然而,在民主集中制的掩饰下,领袖的D裁与Z制显得十分隐秘。等到领袖为了一己私利而发动这样那样罪错的时候,全体革命成员只能盲目地遵从,即使有人看出问题,但是无能为力,只能等到领袖去世之后才能得到有限的纠正。当毛泽东在四十年代后期提出采取反对美国,对苏联的“一边倒”的政策时,当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初力排众议坚持“抗美援朝”时,包括邵燕祥在内的全体党员、干部都认为无比正确,必须执行。

 

与此同时,为了有效地利用和控制革命队伍的成员,官方推行严格的等级制,而且这种等级制既包括物质待遇,又包括信息发布的分级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有了不同的等级。在这等级中,处于最上等的是共产党员,他们被称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其中又可分为普通党员与干部,而干部还有“高级干部”与“领导干部”(第93页)之分,“他们享受到更多的物质和精神待遇”(第93页);其次是群众,而群众又被分为进步、中间和落后三种(有时又分别称为“左”“中”“右”);再次则是阶级敌人,即被划分为“黑五类”的人,是被剥夺各种权利的专政对象。除了物质上不同等级的人待遇不同(比如高级干部可以享受特供,而普通群众只能按计划供应,凭票证购物)之外,最重要的是高级干部凭借各种渠道及时得到各种讯息,特别表现为文件的层层传达,非常重要的讯息首先由领袖掌握,到了一定的时候才向高级干部传达,到最后才让普通民众知道。这就形成了讯息严重的等级制,目的当然为了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最典型的是,领袖发表讲话,最初只能是参会人员知晓,等到传达下来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而且最重要的是,领袖当时的即席讲话与正式公布和传达的讲话有着很大的差别。这种精神上的高级待遇决不是简单的时间问题,也不在于由此而产生的优越感,而是亲疏之别的具体体现。所以在1957年的反Y运动之初,一般干部都不了解领袖的战略部署,进而工作很被动,更有甚者由于没有及时了解上面的意图,结果一不小心自己被打成了Y派。

 

此外,为了加强对普通党员与知识分子的控制,革命组织还要求大家向组织交心。由于对组织的绝对信任,认为组织非常崇高和神圣,所以当组织提出这一要求时,每个人都毫不设防,毫无保留地向组织坦白自己。刘少奇就曾经提出这样的要求:“事无不可对党言”(第336页)。早在1951年,党组织就以通告的形式要求每个人撰写个人的历史自传,并且还发布《怎样写历史和思想自传》,其目的就是要了解每个人的个人历史,特别是思想状况。为了配合这项工作,邵燕祥所在的广播事业局还组织了“‘忠诚老实政治自觉’学习运动”(第123页)。到了反Y斗争中,邵燕祥觉得自己“在党的面前是坦然的,没有‘两面三刀’,没有‘阳奉阴违’,更没有阴谋蒙骗。”(第337页),让自己在党组织面前变成透明人,可以让党组织看透自己的五脏六腑。其实,这是领导干部假借党的名义对全体党员实行控制的需要。他们可以全方位无死角地了解下属的一举一动,可以将普通党员的内心世界搞得一清二楚,而他们自己的所有东西都被列为最高机密,普通人根本不能得知。他们就是集体开会,也采取相当严密的保密措施,不让外界知晓,直到事后,到了他们认为适当的时候才向外公布。

 

所以,他们的人生经历,人们不知晓,他们的行为,人们不知情。他们基本上在铁幕后暗箱操作,十分神秘而诡秘。这就形成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不仅为他们神化自己预留下极大的空间,而且为整治他人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受此鼓惑,邵燕祥不仅向组织上坦白了所能交待的东西,而且还将他“所保存的许多来信,装了几乎整整一旅行袋交上去。”(第337页)在整H风的过程中,舒芜就因为出于绝对信任,将朋友的书信交给《人民日报》的编辑去“核实”原文,结果这些书信连累了一大批朋友,而舒芜也因此被许多人冤枉为现代犹大。虽然邵燕祥与舒芜上交书信的情形并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是基于对组织、对党报的绝对信任,其后果都很严重,那些私人书信都被当做“犯罪证据”。邵燕祥递交的信件,后来确实归还了他,然而那些领导“据此找出蛛丝马迹,顺藤摸瓜”,并且追问其“深层的政治思想”(第337页),为继续整他寻找把柄。

 

国民党由于腐败和无能,到了20年代后期大失民心,共产党的强大渗透令其防不胜防,更是加速了他在大陆的溃败。对于国民党怀有痛恨之情的邵燕祥当然感到兴奋和激动,同时也为共产党的节节胜利而欢呼。受到这种激昂情绪的影响,邵燕祥积极向中共组织靠拢,于194710月加入了民主青年联盟。民主青年联盟虽然不同于党的后备军--共青团,但是他“潜意识”中觉得这是共产党对之间“政治成长的认可”,犹如履行了“成年礼”(第33页)加入了组织之后,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政治活动,他的诗歌创作也围绕着政治展开。1948年他的诗歌《红霞》与《长江》就是“在‘五一’口号的鼓舞下”(第43页)写成的。此时的邵燕祥虽然还没有读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是他已非常自觉地抒发自觉的想象和向往。

 

与此同时,邵燕祥“在组织生活中接受了党的政策方针和斗争哲学的教育”(第44页)。既然是接受教育,那么只能是全盘接受,不可能对所接受的东西进行鉴别、质疑和批判,只能按照所教育的方式方法去思考问题,去判断是非,去处理各种问题。由于接受这样的教育,邵燕祥渐入精神圈套,跟在组织后面亦步亦趋,当他读到苏联诗人杨卡·库巴拉的《芦笛集》时,他为其中歌颂斯大林的诗句所激动,进而模仿,写下了“最好的歌,唱给毛泽东”的诗句。

 

就在邵燕祥自觉地钻进精神圈套之际,领袖则运筹帷幄,拉开了包括文化与精神在内的各种斗争的大幕。早在革命胜利前夕,国民党败局已定,共产党向国民党发出最后通牒《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并且列出一批国民党战犯,著名知识分子胡适赫然列于其中。邵燕祥得知了这一信息,诗人感到“有些意外”(第66页),但是他没想到,20年后他们这帮人“几无例外地成了杜聿明的后继者”(第66页)。不用说像邵燕祥这样的毛头小子和青年知识分子,就是在革命队伍里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革命,乃至十分熟稔于党内斗争的刘少奇、彭德怀、林彪等人不也没有想到吗?

 

邵燕祥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最终确实如愿加入了党组织。他与许许多多共产党员一样,认真而严格地按照党组织要求去做,而且竭力使自己表现得积极主动,他们的努力确实也在一段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回报,他本人则“成了新政权的既得利益者”(第89页)。然而,就在他感到阳光灿烂、前程似锦的时候,他没想到遭到一闷棍打击,命运就像过山车一样--竟然跌落成了专政对象--“Y派”。到了这个时候,他和那些党内外大大小小的“Y派”们一样,感到冤屈、困惑和苦闷,但是无能为力,他们这些人已经不知不觉地走进如来佛的掌心,而且不知道是怎么走进来的。现在要想跳出去,借用当时一个常说的成语,简直是“痴心妄想”。此时的邵燕祥及其难友们大抵只能是听天由命,无可奈何。所幸的是,邵燕祥到了晚年,所幸在精神上跳出了如来佛掌,对自己从1945年到1958年这人生最关键的十几年,进行了回顾与反思,从而发现了某些秘密。而他的这一发现,为解开20世纪中国历史之谜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016121日于扬州存思屋

 

 

转自《独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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