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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大雪,高考与爱情


--作者:洪峰

 

1977年夏秋之交,有传言说高考要在这一年恢复。没有在意,因为觉得高考是否恢复跟我们这些已经进入社会的人没关系。那一年我在通榆县城建局所属的砖厂做勤杂工,那是一家大集体性质的砖厂。除了师傅级别的中年技工,其余的都是刚刚分配的免下青年。年青一代对免下青年这个术语很陌生,免下青年就是被国家免除下乡做新农民的高中毕业生。免下青年至少要符合三个免下条件中的一个:1)独生子女;2)非独生子女但是留在父母身边的最后一个;3)病残。我符合第三条:病残。近视眼超过600屈光度就列为轻度残疾,我的眼睛小学时就超过1000屈光度了,应该算是中等或重度残疾。

 

我高中毕业半年后就被母校通榆一中招为代课教师,每个月30元工资。我担任初二的语文老师,也偶尔替请假的老师上几堂自然地理和物理化学。我还担任初二(8)班的班主任,学生比我小三四岁,还有两个比我大的。我这个班特别能干活,体育也好,一年下来得了俩冠军:劳动模范班和年级运动会冠军班。

 

我讲课比较受欢迎,原因是我喜欢闲扯,经常扯课本以外的东西。在同龄人中,我大概是读书多的,小学时期就看过很多小说,长篇小说。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大部分都是缺页缺封皮的。后来到大学图书馆借阅老师指定的阅读书,才发现绝大多数我早就看过了。

 

我当了一年半的代课教师就辞职了,是因为我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工作,就是得以进入城建局砖厂。虽然是勤杂工,但毕竟是正式工作。离开学校前,几位和我相处得很好的教师给我送行:闫金发、李茂志、张惟忠。还有闫金发的朋友,他在民政局当副局长。闫老师做东,大家喝了很多酒,我不喝酒,他们也不逼我喝。喝完酒已经很晚了,我们骑着自行车回家。在路上李老师被一个迎面过来的人给撞倒了,这个人也骑着自行车。我们是右侧行驶,他逆行。天黑没有路灯,两个人就撞上了。其实只要他道个歉说声对不住啦就没事了。我们都很高兴的,不会因为这个就翻脸。问题是这个人不仅没道歉,还气势汹汹骂李老师。

 

李老师是教体育的,跟我的哥哥是初中同学。他身体好还练武术,他练的是长拳不是太极拳。他被骂得起火,就跟那个人撕扯起来了。我那时候身体也好,没练武术但比较敢下手。我不能让李老师吃亏,扔下自行车就过去助拳。(声明一下哈:我过去之后把李老师推开,他喝多了,站都站不稳了。)我推开李老师就跟那个人一对一打,他很快就倒下起不来了。我拉着李老师赶紧撤离战场,李老师趔趔歪歪一边走一边大声喊叫:你打听打听,通榆县有哪个不知道我李茂志的?!

 

第三天,警察就来到学校,把闫老师、李老师、张老师和我一起带到了派出所。我们被关在一间四处露风的拘留所里,一铺大土炕,取暖就烧苞米瓤子。民政局副局长也被逮进来了,他是单独关押。后来派出所的张所长说你们打了不能打的人,是县委副书记阎月才的小舅子。他不发话我们也不敢抓你们,你们都是咱一中的老师啊。现在也不敢放你们,呆足了七天吧。其实只是我一个人打的,但县委副书记一定要把那天晚上在场的全抓了才解恨。

 

同学翟进平的爸爸是公安局法医,所以他可以通过张所长给我们送进烟来抽。那时候我哥哥在部队当大头兵,妹妹还小,在拘留所里的被褥都是翟进平给我拿来的。我从拘留所出来,翟进平陪着我回家。我很惊讶我老爹什么都没说,看上去好像还挺高兴。

 

我看着老爹和老妈,头一次感到很难过很愧疚。那之后我很少打架了,不是因为被关了一个星期,而是因为因为看到爸妈欲言又止的神情,更因为妈妈给我做了一顿烙饼。

 

我最喜欢吃烙饼。

 

我跟妈妈说:妈,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妈说:妈没失望,男人哪有不打架的?

 

我最终还是没有兑现给妈妈的承诺。

 

1977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把车间主任李连杰给打了。他一边大声哭,一边找傅书记告状。厂里当天晚上就开了批判会,宣布我离开政工组重新做勤杂工,还要写检讨。

 

李连杰看上了一个从包拉温都公社到我们砖厂打工的姑娘,姑娘叫国淑芳。她的名字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就是开完批判会的那天傍晚。李主任一直想占小国的便宜,小国不配合,他就派小国推独轮车。那种独轮车非常不好驾驭,男人也经常会被翻倒时的车把打伤。如果车里再装了砖,危险性就更大了。我那时候在政工组上班,临时抽调,因为我会画画还会写文章。我也是嘚瑟,事情干完了就忍不住到工地去转悠。现在想来是显摆一下自己很牛逼,不用干臭苦力。人太嘚瑟就会出事,颠扑不破的宇宙真理。

 

我看见小国推独轮车,车厢里虽然只装了20几块砖,但还是随时要翻车的样子。我连忙过去帮她推车,接下去又帮她推了几车。这时候李主任过来喝止我停下,我停下。他先是对小国骂了几句,然后跟我说你该干啥干啥去。我就跟他解释说这车的危险,请他换个男的来干这个。李主任不听我说,嘴里不干不净骂人,我警告没起作用。小国这时候上来拉着我让我离开,李主任说哎呦!这还护着了?然后就骂更难听的,我警告没起作用。

 

我没想到他会哭,还是嚎啕大哭。1977年秋天我还差几个月才满20岁,他28岁,他真不该哭。他的牙齿掉了几颗,但他的牙齿本来就不好,里出外进还是龅牙,没了牙齿他的嘴巴形状比原来看好多了。他在家里病休了一个多月,傅书记让我和同学兼工友张波带着酒、点心、水果去他家里给他赔罪道歉。他从炕上爬起来,让媳妇炒菜,然后我们在他家喝了一顿,第二天他就上班了。张波说:主任是盼着你来啊!你要是早点来,他也早就上班了。主任不敢招惹张波,张波的老爹是林业局局长,在县里都是老资格,县长书记都礼让三分的老革命。

 

主任说:你不给我赔罪道歉,我面子往哪搁?

 

我说你说你不该打吗?

 

张波说该打,但你差点被开除了。

 

主任说我大人大量,不跟你计较,但要让你小子知道什么叫王法!

 

开完批斗会那天傍晚,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走在全厂职工的最后。我慢慢骑,一边骑一边想回家后是不是要给妈妈交个底:我可能被开除。我会跟妈妈一五一十讲清原因,我相信妈妈不会因为这个责怪我。她虽然会对我的前途担忧,但不会因为我这次打架埋怨我。我想我已经是成年人了,这些事情自己要拿得起放得下,大不了找个临时工,不就是混口饭吃么。

 

小国扶着自行车站在路边,她叫我下车。我下车问她有什么事,她说要跟我说几句话。就在这个批判会上,傅书记宣布开除小国。小国什么都没说,她站起来就出了会场。

 

我说对不起啊,要不是我,你也不能被开除。

 

她说说什么呢?不开除我也不想干了,我是等着你跟你说声谢谢。

 

然后我们就推着自行车一路走一路说话,我知道了她叫国淑芳。蒙古族公社包拉温都人,叔叔在县城工作,她跑出来做临时工。她不想老老实实做一个农民,她想进城。

 

当天晚上我没有在家里住,也没有告诉妈妈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我不想让妈妈着急上火,瞒着或许更好。我说我去工友李国栋家住一晚,我真的是在李国栋家住的。我们俩彻夜不眠,主要是聊小国这个姑娘。李国栋说这是天赐良缘,你可要把握住啊。我说我不能想这事儿,不是说今年冬天就高考吗?我们要考大学,考上了大学怎么可能在通榆成家呢?他说也是,考上大学能不能回来还是个事儿呢。谈情说爱可以,结婚,要慎重。

 

第二天,再见到小国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她说她也要考大学,我考到哪她就考到哪。我说你考不上的。她说你怎么知道我考不上?我说你想想,这一次考大学的人那么多,能招几个呀?都是学习尖子才有机会。她说不考大学我们就……我说是的,我考上大学就不回来了,这辈子也不回来了。我恨透了这个地方。

 

分别前我们交换了纪念品,她给了我一个塑料皮笔记本,我给了她一支钢笔。那是在铁道边的树林里,它是我们县城最成风景的地方,但深秋落叶,天气很凉,树很干枯。

 

说再见时,小国哭了。

 

回忆起来,我们连手都没拉过,相互间始终有一个身位的间隔。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我的初恋,总觉得不是,初恋的感受应该是另外一种样子。

 

我知道这次说再见可能就是永别了。我突然也很想哭,但我没眼泪。我的眼睛受伤之后就很少能流眼泪,每天都干干的。

 

厂里终于宣读了国家下达的高考文件。我已经记不得内容了,只能记得参考的科目有很多限制。比如我这种近视,就不能报考理工科,只能报考文科。而我在砖厂工作只能报考理工科,不能报考文科。我觉得自己机会不大了,物理化学数学差不多忘光了,这些年我只顾了读小说了。更要命的是,理工科对身体有很多要求,我视力不行。那几年也的确如此,我的同学刘冠奇连续三年考试在白城地区没有掉过前三名, 只因为一只眼睛失明,年年都没有被录取。后来他放弃了,接了爸爸的班在民政局当会计。再后来他当了县保险公司的经理,再再后来因为贪污被判了六年徒刑。他能被从轻处罚,是因为家人,主要是我们这些同学帮凑钱退赔。他出狱后基本上不再和同学们联系,去年我和家人回通榆,说好了在一起吃顿饭,但临近饭时他打了一个电话给张波,说是单位有事来不了了。李晓芳说他能有啥事,一定是人凑齐了打麻将。这小子打麻将赢钱,比工资还多。

 

临近考试前三天,张波终于通过他爸爸说动教育局为我们开了绿灯,我们被允许参加文科考试。单位给了我们三天假期复习,复习个六啊?三天!三天能复习个六啊!于是我们在这三天里就是玩,我说放松一下比干着急更好,考上考不上听天由命了。

 

考试那天很冷,我记不得具体的日子了,就是很冷。

 

第一科答完卷子,抬头看时发现考场里只剩我一个了。

 

监考的老师朝我笑笑:别着急,还有5分钟呢。

 

我交卷走出考场。

 

好大的雪!一片一片在空中飘舞无声无息慢慢落下,落在头上落在身上落在地面的积雪上,无声无息。这个考场外聚集了上千考生,大家都在判断自己考得怎么样和判断别人考得怎么样。

 

考试完了就继续上班。大家都不认为我能考得上,除了我的初中班主任和我的哥哥。妈妈也说我考得上,但我知道她是在鼓励我。我的班主任和哥哥不一样,他们了解我。哥哥还特地从部队打电话来,他说你报北大。我说不行,考不上。他说你能考上,你要是考不上,没几个能考上。我没听他的,听了班主任的,第一志愿报了吉林师范大学(即现在的东北师范大学)。报志愿在当时是无比重要的,一旦第一志愿不被录取,就直接刷下来,所谓第二第三志愿就是胡扯的。按照我当时的状况,这一次考不上,我大概再没机会报考第二次了。

 

我在厂里再没有可能坐办公室了,一直随着临时工大部队给开春后的烧砖备土方。冻土太硬,就打炮眼埋炸药,插一根雷管进去,用手摇发电机引爆。

 

炸药爆炸了,浓烟和巨响之后我听见似乎有人在喊我的名字。硝烟散去,我看见一个一寸多长的人影站在坡顶,他的手高举着,一直在挥动。

 

工友小黄说:洪峰,是连信在叫你。连信是我们的新车间主任,天津知青,妻子是上海知青。后来他们回到了天津,从此再没有联系。

 

我丢下手里的十字镐,说:我考上大学了。

 

我没有跑,我一步步不紧不慢走近连信。他冲上来:你的通知书!你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我接过通知书,没有看。

 

我说连信我现在能回家么?

 

他说:回吧回吧!

 

我步行回家,一路上心绪很乱,想了很多又似乎什么都没想。临近家门时,我感觉到眼泪在眼睛里,但就是流不出来。

 

1977年高考,录取人数是报考人数的5%,我有幸成为这5%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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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骚客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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