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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号大院的青梅竹马


--作者:李大兴

 

李大兴,祖籍四川,北京出生长大。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半年后被公派日本留学。作家,卜居美国芝加哥。

 

 

“反右”运动已经过去60年了,往事被时间风化,但是总有一些悲欢与残酷会留存在记忆里。谨奉上最新拙作如下。

 

 

“是的,当你走进月亮门,那几树桃花已经不见了,那个十六岁的女孩也只在你的记忆里。”

 

在一个春天的傍晚,在阔别30多年后,在我走进七号大院的月亮门的瞬间,我想起满头白发的子山说的话。那是将近一年前的一个夜晚,我们坐在哈德逊河西岸一家意大利餐馆临河的座位上,在暖风习习中,望着对岸曼哈顿万家灯火。

 

子山和我是第一次见面,虽然已经在网上相识有年。从论坛到脸书再到微信,文字往来时断时续,意见交流有同有异,直到有一天他看到我关于七号大院的文字,便告诉我那也是他出生的地方,于是我们之间的距离骤然近了很多。

 

从月亮门进来就是后花园,有弯曲的小路、干枯的喷水池和若干株深绿的松树。然而我的记忆里没有桃花盛开,据说文革里花园荒芜,不少花木都死了或者被砍掉,大概桃花也就是这样消亡的。那时我刚刚开始记事,所以只记得一个黝黑有点空旷的后花园。子山有着关于桃花美好的回忆,他在七号大院度过人生最初的18年,经历那里兴旺的风景,然后在暴风骤雨中离去。

 

“我们家是被扫地出门的,所以我40多年都没有回去过。”

 

子山又高又瘦,脸上有深深的皱纹。他的白棉布紧身衬衫熨得很挺脱,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皮鞋铮亮,是穿着讲究而谨慎的老绅士风度。他熟稔地点了一瓶红酒,手托着酒杯轻轻摇晃,和着萨克斯管的律动。虽然是初次见面,虽然他和我有年轮的差异,却没有陌生的感觉。我们不仅曾经住在同一个大院,而且长辈曾经是一个单位的同事。

 

“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父母就都被打成右派了。不过我妈妈还算幸运,没有被送到边疆,仅仅是开除党籍、降职降薪,到图书馆里做了一名资料员。我家也得以继续住在大院里,只是成了不可接触的人。”

 

我告诉他我父亲也差一点就成了右派,他曾经很详细地记录了事情的经过。父亲当时是七号大院负责人之一,因为主编一本书,暂时不在院内。运动初起时,来势汹汹,各单位领导纷纷制定指标,一个是百分比,一个是抓到哪个级别。父亲人不在,中箭也就很自然。为了自保,或者保与自己亲近的人,抛出别人是常见的做法。

 

有一天,父亲收到一位好心同事专程紧急送来的一份市委的报道,里面的内容是父亲曾经召开会议,容忍两个著名右派大放厥词云云,大有把他说成是右派后台的画外音。父亲既惊又怒,立即提笔写信说明情况,要求更正,写好以后立即拿着信去见院长。

 

院长是声望极高、资历极深的老党员,一生跨越晚清、民国和共和国。他住在距七号大院不远的胡同中间一个四合院,庭院深深,但是色调古旧,布置非常简朴。我童年时还见过这位老人,依稀印象里,他身材不高,相貌清癯,一双眼睛非常亮,微带笑意。

 

父亲那天气冲冲,甚至有点气急败坏地进了院长家,院子里却非常安静,只有初夏风吹树叶沙沙的声音。父亲向院长请示能否发这封更正信,或是再做些修改,院长微微一笑,用镇纸压住信说:“你先到书房休息一下,看看书吧。”院长书房就在办公室旁边,父亲平常见他时,经常进去看书,那天却一点也看不下去,院长见他这样,就说:“别急嘛,先看看书,冷静冷静再说。”

 

父亲渐渐冷静下来,他和院长相识多年,素来事之如师,此刻醒悟到院长的态度自有其深意,便问他:“您看我的信可以发吗?”院长沉吟了一会儿才回答说:“他们就是要你跳嘛。”只说这么一句,就不再说了。

 

父亲回家琢磨半天才恍然大悟:如果发信提出异议,岂不是可能被说成是反对市委?当天晚上,院长又找他谈话,对他说:“反右是毛主席决定的,你怎么能不参加呢?”于是父亲回到院里参与反右。

 

 

餐馆灯光很暗,餐桌上烛光闪烁,轻轻回荡着的,是埃灵顿公爵的爵士乐。

 

“那次我看你关于《茵梦湖》的评论,‘我过了几十年,才懂得美好记忆是沉在湖底的,是纯粹的,也是一去不复返的。’说得真好!我当时想是不是背后有你自己的故事呢?”

 

子山和我以前在网上讨论过不少问题,却从来没有聊过各自具体的生活。网上的交流,对于我们本来就是思想的,而不是私人的。只是有一次,当另一位网友在论坛上发了一篇关于《茵梦湖》的短文,子山的回复不仅显示出他非常熟悉这篇小说和各种译本,而且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份悲伤。

 

“你听说过四号楼三单元住着一位姑娘名叫韦伊吗?”

 

“不记得了,大院里的女孩子我几乎一个也不认识。”

 

“我和韦伊,就像《茵梦湖》里的莱因哈特和伊丽莎白那样一起长大,我给她讲故事,我们一起在楼顶看星星。有一年国庆节放花,楼顶上挤满了大人小孩,那年的花火特别缤纷也特别大,一簇花火最后闪亮时,劈啪作响落下来,仿佛就要落在头上。韦伊这时会不自觉地紧靠在我身上,一只手抓住我的手。她冰凉的手很小、很柔软,多年以后,我还能很清晰地感觉到当时那种触觉。”

 

“等等,四号楼三单元,哈,你说的是伪翻译官的女儿吧?”

 

“你也知道这个,看来她父亲这个外号流传了好几拨小屁孩啊!”

 

我当然记得伪翻译官:闪亮的秃顶,戴着金丝眼镜,裤缝笔挺,见人打招呼时点头哈腰。后来我自己留日,才知道那是因为在日本多年养成了鞠躬的习惯,回国以后努力改,又没有完全改掉,看上去有点不伦不类。

 

“韦叔叔确实是七号大院的日语翻译,‘伪翻译官’这个外号应该是从他的姓来的,也可能是了解他的人故意给起的。韦叔叔是钱稻孙一流人物,很小就去了日本,在东京长大,据说从日本大学毕业回来时,日语说得比中文好。他的重大历史问题是抗战时在伪政府任职,虽然官不大,但是污点已经存在,足以让他从此抬不起头。”

 

子山的父亲被送到北大荒改造,母亲带着三个从两岁到七岁的孩子,和韦翻译是同一单元的邻居。韦翻译是通人情世故的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和位置。以前子山父母都是革命中人,彼此遇见只不过打个招呼,等到子山一家落到更为窘迫的境地时,他反倒热情起来,时不时帮子山母亲做点力气活。当然他很谨慎,阶级成分不好的人过从密切,是容易招来闲话甚至灾难的。不过两家的孩子年龄相仿,又在同一所小学,经常在一起玩就不足为奇了。

 

难怪我从来没有听谁提起子山,他从上小学起就独来独往,低调沉默,习惯像影子一样生活。

 

“不过文革前还算好,至少同学们还和你说话,老师态度也还温和。不过我很早就有自知之明:像三好学生、入团这些事情与我无缘。小学上初中的时候。我还不太理解为什么我功课很好,却被分到离家不远一所很一般的中学;到考高中时我已经知道,除非考得极好,否则政审就会把我刷下来。我干脆不复习功课,整天看小说,于是我高中留在同一所学校。事后看来,这样也好:同学们都是胡同串子,对国家大事不怎么关心,文革开始后,闹腾了一阵就算了,我也就乐得逍遥。”

 

“逍遥派”是文革里的一个专有名词,一般是指那些没有参加任何一派的青年学生。他们是一种隐形的存在,数量有多少,比例有多大,现在谁也说不清。有些人是因为出身不好,谁都不要;有些人是因为不关心或者胆小,哪一派都不愿意参加。子山和韦伊这样的,大概属于兼而有之。

 

“我当时是个不合时宜的文艺少年,不过话说回来,真正的文艺青少年从来是不合时宜的。”

 

“呵呵,‘文艺青年’这个词现在被用得太滥,以至于许多人都自以为很文艺。”

 

“是啊,当下语文里的‘情怀’一词使用频率,和半个世纪前的‘革命’差不多。不同的仅仅是,那时候如果谁不表现出革命面貌,就会有些像做贼一样心存恐惧。”

 

我后来在微信群里问过几位比我年长的女生,她们或者根本不记得,或者知道名字,却不熟悉也记不清韦伊的模样。看来韦伊很少与人来往,也不是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女孩。据子山讲,韦伊更像十九世纪欧洲小说中的某个少女:安静、胆小、与世隔绝,喜欢的事情不外乎读小说与织毛衣。

 

也许正是因为他们在大院和学校里都是形只影单,反而多了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子山承认后来他最常想起的是,下午的阳光斜射进屋里,落在插在瓷花瓶里的塑料花上,光束照见花上的薄尘,韦伊坐在旁边低头打着毛线针。那一刻人世间的风云仿佛从来不存在,时间停止成一幅静物。

 

 

文革一开始,图书馆就关门了。第二年春天,门前长起高高的野草,后面第二层楼的玻璃也被打碎不见了。子山母亲这样的右派,属于陪斗的老运动员,除了时常去院部里的学习班,倒也清静。她的领导成了走资派,周围群众成了造反派,都不需要再呆在空空荡荡的图书馆,就把钥匙交给被认为老实可靠的她。她每天去转一圈,其他时间在家买菜做饭,抚育子女,努力保持动荡岁月里相对的常态。

 

子山从小熟悉图书馆的里里外外,这时知道馆里空无一人,又看见后窗没了玻璃,就在月黑风高时翻窗户进去,打着手电筒找出些书搬回家里看。这样的事做了两次,就被他母亲发现了。不过她觉得孩子喜欢看书没有错,于是一方面严禁子山再行鸡鸣狗盗之事,另一方面干脆自己每次放一两本书在包里,从图书馆拿回家,过一段时间再还回去。

 

这样的事当然要严格保密,母亲告诉子山这些书绝不可借给别人。然而子山虽然满口答应,又怎么能不借给韦伊呢?尤其是当他读过屠格涅夫的《阿霞》、《初恋》之后。那年他十七岁,正是阿霞的年龄。这两部美丽而忧伤的小说,使他激动地在楼顶上披着午夜的月光走来走去,反复念着一个名字。

 

楼顶的巨大平台、银白色的月光是七号大院孩子们共同的记忆,我也曾回到那里寻找往日踪影。在那里,光阴似乎没有留下太多痕迹,如同当年那样,有一根根绳子拉起来晾衣裳,有一个小保姆模样的姑娘正在晾一件件外套、衬衫和内衣。

 

“你看过《阿霞》和《初恋》吗?”子山问我。

 

“看过,而且是在和你差不多的年纪。两篇小说在一本书里,还是竖版的,可能你看的也是这个版本吧?少年时读,我也觉得好美好动人;中年时重读,却觉得屠格涅夫其实是朴素细致地写悲哀而真实的故事,甚至有点残酷。”

 

“是的,可是我十七岁时读不出这些。同样的书在不同的年龄读,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子山抬起头,望着南流的河水微微苦笑了一下。

 

“韦伊告诉我她已经读完了,我约她在后花园月亮门那里见面。天很蓝,桃花盛开,韦伊梳一条长辫子搭在胸前,手轻轻搓着发梢,双目低垂,脸色粉红,说话声音很轻。下午的阳光掠过她的脸,从侧面映出长长的睫毛、极薄的绒毛,让我看呆了。”

 

“她并不喜欢《阿霞》、《初恋》,对吗?”

 

“是的,她一点也不激动,告诉我读完她挺难过的。她说这两个故事都不是她想要的,她只想有一个人和她一起,平平安安;她说她希望我爸爸赶快回来,能够和妈妈在一起。”

 

子山的父亲1979年才调回北京,在此之前的近二十年里,每年只能回来一到两个星期,每次回来,终不免和妻子大吵一架,然后和好,然后黯然离去。那时一家人在一起只是一个难以实现的念想,很快“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的大标语铺天盖地贴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为了将来小妹妹能够留在城里,子山和二弟很自觉地去农村插队。

 

在远赴云南的前一天晚上,他去向韦伊告别,韦伊也即将跟着哥哥去山西落户。韦翻译紧紧握住子山的手,子山看见他的眼睛在近视眼镜后面黯淡无光,而韦伊的眼睛红红的。她送给子山一个日记本,在扉页上她没有写流行的豪言壮语,只写了四个字:“愿你平安。”

 

 

《茵梦湖》在德语文学作品中并不很著名,作者施托姆虽然是十九世纪上半叶“诗意现实主义”重镇之一,但是在群星璀璨的德国作家中也不是很突出。然而《茵梦湖》在1921年就被郭沫若翻译出版,比《少年维特之烦恼》还早,曾经风靡一时,前后有二十多个译本。《茵梦湖》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爱情故事,几乎没有展开就结束了,留下湖畔水雾氤氲。岁月的底色琐碎而粗砺,卷走绿荫与模糊的梦境,留下荒草与坚硬的疤痕。

 

“后来你和韦伊怎么样了?”

 

“我在云南橡胶林里干了七年。开始还给她写长信,她的回信总是很短,而且不是每封信都回,我的信也越来越短,时间间隔越来越长。1969年‘一号通令’发布后,我家被赶出七号大院。母亲去了‘五七’干校,北京的家就这么没了。我曾经以为我会一直留在云南,过去的事只有任它烟消云散。”

 

在橡胶园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那些年过得很快,后来回想起来仿佛一片空白。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子山收到母亲的一封信,说她今天见到韦翻译了,他这些年老了不少。听他说,韦伊结婚嫁到了太原。子山读完信,点上一支烟,想了一会儿,然后就又划了根火柴把信烧了。

 

文革结束的那一年他终于回到了北京,第二年考上了大学,成为所谓77级大学生中的一员。然后考研、出国、读博、工作、下海,生活就像时代的脚注,一页一页翻过去。

 

在出国前不久,子山收到韦伊一封信。韦伊还是写得很简短,平平淡淡地叙述这些年她生活的变化,附了一张她抱着儿子的照片。最后她写道:“听说你要出国了,除了当年的那句话我又还能说什么呢?愿你平安。”

 

“你后来还有她的消息吗?”

 

“没有。如果打听,大概可以打听到,但是我没有去问过。想必现在早就当奶奶了。”

 

我忽然想起多年前写的一首诗,就找出来给他看:

 

胡同里的情人

当了祖母

为秋天加一行注释

……

就像落叶是永恒

怀旧是一种瑜珈

 

我们离去时,河上的风已经吹来徐徐凉意。对岸巨大的城市灯火辉煌,近在眼前,又似乎相当遥远。当我眺望据说一切戏剧都在这里上演的曼哈顿,刚才和子山一起回忆的故事显得更真实,又似乎从未发生过。

 

我和他握手告别时,真诚地谢谢他让我了解一段很私人的感情。我告诉他,我久已习惯不去问别人的私事。子山的目光忽然闪过一丝狡黠的笑意:“你不认识我,我可早就知道你。”在我愕然之间,他已经坐进了他的车,点燃引擎,摇下车窗,对我大声说:“我妈妈叫文影。”然后他就从车窗里伸出手挥舞着,一骑绝尘而去。

 

 

父亲晚年对院长更加佩服,不仅仅因为院长挽救了他的后半生,更因为院长对世事的洞若观火。他一眼就看出来父亲对运动的消极态度,所以直接安排父亲去参与。他什么都没有说,但是料到父亲会明白,只有积极参与才能最好地保护自己。

 

父亲被安排去指导两个部门的运动,在知道“引蛇出洞”的情况下召开座谈会,有的人因为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被划为右派。父亲在主持会议时,为了保护一个朋友,曾经中断会议,私下提醒;但是另一个朋友放炮太快,父亲来不及阻止,眼见着她落入陷阱。

 

也许因为这一段经历吧,父亲在1979年把几位平反或还未平反的右派调入所在单位,文影便是其中之一。由于有七号大院的渊源,彼此更多一些信任。我小时候不记得她,这时又忙于上学,所以只是时常听说她的名字和一些故事。

 

我印象清晰的,反而是文影的丈夫浦哲,也就是子山的父亲,一个看上去很儒雅的江浙文人,在林海雪原生活了二十二年,本应白皙的皮肤皱纹密布,全无光泽。他回北京申诉找父亲商量,父亲建议他直接去找当时负责平反的领导。浦哲楞住了:“人家会接见我吗?”

 

“会的。”父亲很肯定地说:“他家大门是敞开的,和他这个人一样。再说他曾经是你的老领导。”

 

浦哲半信半疑地去了,几天后兴高采烈地来到我家,向父亲鞠躬致谢,告诉他那位领导不仅见了他,而且马上批示解决他的问题。父亲很为他高兴,我记得这件事是因为我也跟着蹭了一杯白酒。父亲在饭桌上对浦哲说,他不必感激谁,这只不过是纠正以前的错。父亲说他自己就很惭愧,在不少划右派分子的文件上签字,这样自己才得以幸免。

 

那天晚上浦哲叔叔喝得脸通红,眼里含着泪。

 

几天后我回到家里,把想起来的细节发给子山,但是没有得到他的回复。我后来几次和他联系,包括打电话,却都没有回应也找不到人。在信息时代,联系上一个人很容易,但如果失去联系,也有许多种可能性。在询问共同认识的网友,但仍然联系不上子山后,我想还是顺其自然吧。

 

月亮门、后花园竟然多少还保留了儿时的模样,我坐在旧楼回廊上,直到天色完全黑下来,当年的松树成为影子。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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