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分类:

 

流亡大后方:从上海到重庆


--记录者:徐贲

 

记录者简介

徐贲:曾就读于复旦大学,马萨诸塞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外文系,现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著有《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往何处去》(1998)和《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2005)等。

 

推荐语:

这是一部儿子为母亲记录整理的口述史。21岁的主人公王佩玙,于1942年放弃在上海的学业,历经5个多月,途经6个省,多是步行,少有舟车,行程数千里,来到大后方重庆。一是寻夫,二是继续求学。

千里寻夫给许多去大后方的年轻女子,一种有亲人可以投靠的希望。枝枝蔓蔓的家属联系,是流亡大后方的一个条件。

 

 

1942年,我刚过21岁,决定放弃在上海的学业,到大后方去求学。3月,我离开上海,一路途经浙江、江西、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六省,历时五个多月,于同年8月到达重庆。

 

千里寻夫

 

那年的上海,已经沦陷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很多不愿意在日本人统治下生活的年青人都在离开上海,到大后方去。我大伯的孙子,我的侄子王倜,比我只小一岁,是江苏第八临中(抗战时为安置求学青年临时建立的临时中学)的学生干事。由王倜挑头,有一批来自沦陷区的学生正准备到重庆去,队里有已经和王倜订婚的郝孚青(20岁)、郝孚青的两个本家兄弟,郝孚季和郝孚官,还有一个姓李的同学。我跟他们结伴一起去。

 

我要到重庆去,除了不愿意在日本人统治下过日子,还因为我的未婚夫徐干生已经在四川了。徐干生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后不久和他的叔伯兄弟徐杞生、徐楚生一起去四川的。当时徐干生17岁,徐杞生16岁,都是南开中学的学生。徐楚生24岁,是中央大学的学生。

 

南开中学和中央大学都内迁到重庆沙坪坝,沙坪坝是一个小镇,离大镇歌乐山4华里。沙坪坝的学生每个星期都要到歌乐山去打牙祭。

 

抗战的时候,订了婚和结了婚的青年女子从日战区到大后方“千里寻夫”,是很普遍,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千里寻夫,有的是到内地去读书,也有的是去会丈夫。

 

徐楚生的太太,在1938年(或1939年)就已经去了四川。徐杞生的未婚妻郝淑先,也在我之前就已经去了四川。在我们离开上海时,遇到过一位桂大姐,32岁,带了一个7岁的女孩。桂大姐的丈夫在重庆中央银行任职。桂大姐就是特意到四川去找丈夫的。千里寻夫的结果并不总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我的叔伯兄弟王古桂,他的未婚妻戴仁秀1940年去四川找他,但是后来解除了婚约,并没有结婚。

 

千里寻夫给许多去大后方的年轻女子一种有亲人可以投靠的希望。否则,很少有人会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也很难千里跋涉,坚持到底。枝枝蔓蔓的家属联系,是流亡大后方的一个条件。

 

我的叔伯兄弟王古桂,王丛桂,王攀桂和徐氏三兄弟,都是由我的另一位叔伯兄弟王一桂带到后方去的。王一桂当时是金陵大学的助教。王古桂、王丛桂、王攀桂后来分别成了金陵大学(在成都)、浙江大学(在贵州遵义)和西南联大(在成都)的学生。王氏四兄弟和徐氏三兄弟有姻亲关系(徐楚生的姐姐是王一桂的太太)。到大后方去的靠的就是人帮人。有人相帮,有人投靠,胆子就大一些。

 

卡子

 

我们这一队人于1941年三月离开上海去杭州,在杭州等了17天,才有机会渡过钱塘江。我们住在王倜的姨妈家,等待过钱塘江的机会。

 

有一次,我们六个人和王倜的姨妈到杭州岳飞庙去,一起照了一张相片,既为纪念,也算明志。这是我们在流亡途中唯一的一张照片。

 

47.jpg

719423月摄于杭州岳庙。左起:王倜的姨妈、郝孚青、王倜、口述者王佩玙、李同学、郝孚官、郝孚季

 

当时,钱塘江这边是沦陷区,那边是国统区,日本人看的很紧,我们只能在夜里冒着风险偷渡过去。

 

我们雇了一只农民的小船,小船不起眼,过江容易一些。船夫说,前一天夜里有另一队学生要过江,结果给日本人发觉,一阵枪射打翻在江中。我们坚持要过江,心里想:已经到了这里,不能再回头,过的去就过,过不去就死。

 

我们过了钱塘江,坐小船到桐庐,然后改走陆路。在国统区,路并不好走,一路有卡子,给人找麻烦。为了避免卡子,我们让当地农民当向导,农民路熟,带我们走小路。我们走了许多许多天,一路走到江西上饶。

 

开始只能走五、六十里,翻山越岭,累得不得了。后来一天能走七、八十里,最后,一天竟能走一百多里。刮风下雨都要走,走走停停,有时在一个地方一停就是两个星期。一路上,卡子厉害,难说话,说你是共产党,弄得不好要杀头,农民都不敢走。我们怕遇到卡子。

 

管卡子上的戴军帽,穿制服,扎绑腿,当兵的扛长枪,当官的佩短枪。他们说是盘问有没有带违禁品,一面问一面翻行李,见到想要的就塞到自己衣兜里。我离开上海时,带了几个好看的别针,有一个是扇形的,上面是红的玉石。别针包在衣服里,放在网线袋里的脸盆内,结果都给搜走了。

 

卡子让人心惊肉跳。其实,我们的行李也就是一个装着零碎日用品和贴身衣服的大网线袋。里面无非就是一个脸盆,一床被面,一床被里、牙膏、肥皂。内地日用品难买,很贵。所以流亡后方的人都带这些日用品。

 

我们怕兵来搜,但是,兵搜走我们的东西,我们却又会觉得高兴。看到兵把东西放进口袋,我们就松了一口气,心想:好了,这下可以过关了。就怕兵不要东西,不放你过卡子。

 

我们最怕的是盘缠给兵搜了去。离开上海时,我带了十两黄金,拉成小片子,藏在步鞋底的夹层里,塞在牙膏里,插进肥皂里,肥皂弄得像是用过的样子,旁边放一块没有用过的新肥皂,是为做旧肥皂的替身准备的。卡子上的兵,总是注意行李和网袋里的东西,我们的盘缠没有给搜去过。

 

路边的小水缸

 

在江西,我们走的几乎都是小路,住宿的都是小县小镇。每天都是由王倜和李同学商议,看走什么路线比较好。王倜动嘴,李同学跑腿。四处打听,到处找人,都是李同学。他们决定了,我们就跟他们走。往往是农民把我们带到一个小镇上,然后我们自己找一个旅店住下。

 

我们走路出汗,有时候衣服上都会结上盐霜。到了旅店就赶紧洗澡洗衣服,休息一下,再找吃的。当时兵荒马乱,开旅店的同情流亡学生,往往会帮我们找可靠的农民当下一程的向导。

 

我们赶路,一般是早晚两顿,吃的大多是炒河粉(米做的粉片)和米饭。炒河粉不用菜,米饭就加一个菜。白天赶路大多是人烟稀少的小路,看不到人家,有没有饭吃说不准,只要有水喝就行。

 

当时没法带水,好在小路旁有时会有好心人放的小水缸。浅浅的小缸里盛着水,有时还搁了茶叶。江西出茶叶,小缸上会有木盖,是挡雨的。水缸边上有的放一个吃饭的碗,有的放一个小搪瓷杯。在这样偏僻的地方,四处没有人家,也不知道是谁放的这些小缸。放水缸可能是因为这里有一队队去后方的流亡学生走过,或者有别的过路人。我们一天里总能碰到一两个这样的水缸。

 

我们走到上饶。在上饶有一个流亡学生招待所,在那里落脚的全是学生,招待所里睡觉、吃饭全是免费的,睡的是木板床,吃的是糙米饭,管饭不管菜。大锅子上一圈木桶一样围板,用来蒸饭。饭很硬,我倒不在乎,只要有饭吃就行,我和王倜、郝孚青三个人买一包萝卜干、一个纸筒子,一斤左右,每顿饭不过吃两三根,一包萝卜干吃好几天。我们在上饶几乎不用花钱,就这样过了二个星期,出发去吉安。

 

在警察局

 

我们在吉安碰到了麻烦。当时在一起的还是六个人。王倜、郝孚青和他的两个本家兄弟、李同学,还有我。我们在一家小旅店登记。

 

刚刚收拾停当就来了一个人。这个人黑帽子、黑制服,扎黑布绑腿,也不知道是兵还是警,说是要查过往旅客。他问我们有没有证件,我们给他看毕业证书和成绩单。

 

他看了王倜的毕业证书说,你这个毕业证书上的日期是去年的,今年没有用。王倜说,我去年毕业,毕业证上的日期自然是去年的,我们的毕业证书管一辈子,不像你的领章需要经常更换。

 

王倜的回答惹恼了那位治安。听了这话他就翻脸了,要查我们的行李。他在王倜的行李里找到了一把扇子,扇面上画了六部京戏里的大花脸。王倜喜欢京戏,扇子是他路经杭州时买的。

 

查治安的说:你们6个人,扇子上也是6个人,一定是联络暗号。你们今天刚到,就有飞机的警报,怎么这么巧。你们一定是共产党。

 

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听到什么警报,只好由他说。

 

查治安的说了还不算,要把我们带到警察局去,开旅馆的在一旁吓坏了,不敢说什么。管治安的叫我一个人留下看行李,其他的人跟他走。王倜说不行,要走一起走。

 

我们退了旅店的房,一起跟管治安的去了警察局。管治安的要我们找人交保。我们刚到吉安,人生地不熟,到哪里去找人保?管治安的说要把我们关起来,几个男的关一处,我和郝孚青两个女的另关一处。王倜坚持不同意,说要关就关一处。

 

警察局里有一间小牢房里关着一个人,牢房是用栅栏隔起来的。管治安的叫那个人出来,把牢房腾出来给我们。我进去一看,地上铺着稻草,说,这个不卫生,王倜就叫看守把稻草弄出去,把地扫了一扫,我们就坐在地上,听天由命,不知下面又要发生什么事情。

 

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有一个学生模样的人来看我们,他说自己也是临八中的,知道王倜。他告诉我们,他们那一队流亡学生就在我们被带到警察局以后,到同一家旅馆落脚,旅店里的人说,你们要小心,刚才有学生被抓到警察局去。这位学生在旅店的登记名单里看到王倜的名字,所以就赶到警察局来了。

 

这位同学叫我们安心,说马上就会到县党部去交涉。后来听这位学生说,县党部的人知道我们被抓的事情后,叫这位学生不要多管闲事,免得“殃及池鱼”。但是这个学生说,如果这么随便抓学生,别的爱国流亡学生怎么还敢到后方去。县党部的人觉得有理,这才管了我们的事。

 

当天下午,我们被传唤到一个办公室一样的地方去询问。那是一座老式房子,好像是在一个巷子里,我们被一个一个地盘问,先是男的,后是女的。前一夜我未合眼,我坐在行李上,睡着了,前面的盘问我什么也没听见,只觉得有人捣我一下,说别睡了,轮到你了。

 

问的无非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什么人。询问过以后,问话的军官对王倜很客气,说:这一关是过了,下面那个卡子很难过,我派一个人把你们送过去。他派了一个手下,连同我们和一个挑行李的农民,一起走到下一个卡子,顺利通过,平安无事。

 

不收费的诊所

 

我们离开吉安后,来到赣州。赣州是我们在江西的最后一站,也是我和同行其他五个人分手的地方。我和王倜他们同行,管钱的是王倜,我带的黄金换成钱,到了赣州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王倜和郝家兄妹在赣州打听到,在福建武夷山的江苏师范学院正在招收流亡学生,因为盘缠紧张,他们决定就转道福建,不到四川去了。我因为未婚夫在四川,决定非去四川不可。

 

在赣州,我们意外地碰到了桂大姐。我们本来和桂大姐是一起从上海出发的,她带着一个孩子,只能坐车,不能跟我们一起走。赣州有许多滞留的流亡人员,在这么多人中,能碰到桂大姐,真是让我们高兴。这解决了我去四川的结伴问题。王倜要我和桂大姐同行,我们两个都是要去四川去的。

 

王倜把剩下的钱分了一些给我。他托付桂大姐说:钱不够了,你先借钱给我大姑,六爷(我父亲)会把钱还给你弟弟。桂大姐的弟弟也是临八中的,认得王倜。桂大姐的丈夫在重庆中央银行任职,一路上凡是有中央银行的地方,桂大姐都可以去支钱。我和她同行,盘缠不会有问题。

 

我们在赣州停留了十来天,我生病了,发了二、三天烧。一天出来找医院,看到一个铜牌子,上面写道:开业医生,德国留学生。我走进诊所,医生问我是不是过路的学生,我说是。他就给我看病,说不收诊费,还给我一些药,是退烧的阿司匹林。他叫我多买些梨吃,要是烧不退,就可能是得了伤寒,一定再来找他。我吃了药,烧也退了,没有再去找他。

 

从江西赣州到广东,路经连县,八步都是小县城。我们搭的卡车在曲曲弯弯的山上公路行走,看到山下的人像蚂蚁,电线杆像笔杆子,叫人头晕目眩,胆战心惊。我们一路等机会搭车,走走停停,终于来到广东。

 

挤火车

 

从广东韶关到广西桂林,我和桂大姐带着她女儿,搭的是火车。人山人海的乘客都想往火车上拥,根本就上不去。我和桂大姐只能花钱雇两个“小瘪三”先挤上去占座,每个座两块钱。占好座以后,再把我们的行李从车窗里递进去。然后我们才好上车。车上异常拥挤,坐在那里都直不起腰来。我和桂大姐上了车,发觉两个座并不在一处,但好歹有个座,就很庆幸。

 

上是上了火车,火车先是不开,后来开开停停,从广东韶关到广西桂林,走了整整四天。总是要开的时候,火车头便被调去拖“黄鱼车”,也就是出高价雇佣火车头的黑车。我们拥挤在车厢里没法动弹,车厢里空气浑浊,恶臭难闻,连大小便都无法走动。有时候会有人跳窗口出去,找一些吃的,或者方便一下。

 

我在广东买有四筒麦芽糖,靠这四筒麦芽糖过了4天,别的什么也没吃。麦芽糖是装在粗竹筒里的,大约两寸直径,不到一尺高,麦芽糖得用一只筷子从竹筒里挖了吃。

 

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老太太,人很好。见我要小解就递给我一个瓦罐,说,我给你挡着。火车上人挤人,谁也看不清旁人在做什么。我小解了,老太太就把瓦罐挪过去。等她自己要小解了,就先把罐中的秽物朝车厢外一泼。

 

离我不远处有一位年轻军官,坐在我斜对面什么人的箱子上。他给我递名片,是个31岁的团长。他老是从我们这个窗口跳出跳进,时不时会买一些点心什么的,还要请我吃,我都拒绝了。团长对我说,到桂林可以帮助你介绍住的地方。我说不用了,我们已经订好了在桂林的中央银行招待所。我还骗团长说,我们一起来的有六个人,都在这个车厢,因为人太挤,彼此分散了。

 

我在车上心里着急。但既已上了车,也没有办法了。桂大姐的座和我隔着老远,上车时,我们互相招手。上了车,人越来越挤。四天里,我都没有再看到桂大姐一眼,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过的。

 

火车终于到了桂林。下了车,我又和桂大姐汇合到一处。我问桂大姐急不急,她说:急什么,在旅馆里还不是要等,还不一定等得到上车。在车厢里又不要花旅馆费。流亡逃难时,总是等呀等呀,一等就是几天,十几天,等得怕了,也等得不怕了。

 

到重庆

 

在广西,我们搭上了去贵阳的汽车。就像是在电视连续剧《围城》里方鸿渐和赵辛楣他们搭的那种车子。从广西到贵州,找车子比在江西要容易的多。大概是已经到了后方,来往车辆也多了,等个一两天,总可以搭上下一程的车子。当时并没有一定的车站,都是靠打听。听到有人说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有车,就到那里去。

 

在贵阳,我们等了二、三天就搭上了去贵州独山的车。在独山,有一天我和桂大姐出来吃中饭,正好又碰到了去桂林火车上的那个团长。团长说,我在桂林找到了中央银行招待所,你们没有去啊。桂大姐说,我们去了,但是招待所住满了。团长说,他可以让我一个人搭军车从独山去四川。我说,我们有六个人(其实只有我和桂大姐母女)。团长说,那不行,车子只能带一个人,桂大姐抓住我的膀子,把我一拽,说“走”,拖了我就走。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位团长。

 

48.jpg

1945年在重庆歌乐山中央产校两届同学合影,第二排右一为王佩玙

 

我和桂大姐在独山搭上一辆车,一路直接开到了重庆的朝天门。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六、七点钟。我们找了个旅馆住下来。桂大姐给她丈夫打了个电话。我给堂兄王古桂打电话。王古桂在重庆教育局任职,我打电话到教育局,一下子就找到了他。我离开上海的时候,王古桂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四伯,托我带几件汗衫,几双袜子给他儿子(大后方没有这些东西)。但我到重庆的时候,带的汗衫和袜子早就因为一路上过卡子,给大兵搜走了。

 

 

49.jpg

1946年随中央产校在校学生,取道西北公路返回南洋途中,在陕西留侯祠(陕西省留坝县)留影,后排右一为王佩玙

 

第二天中午,王古桂找到我的旅馆,给我一封介绍信,叫我先住到他的姨表兄弟屠晋家去,然后再联系我的未婚夫。屠晋在内政部任职,家住在重庆城郊的陈家桥。重庆大轰炸以后,政府机关和学校都已经疏散到了城郊和农村。

 

我去找在陈家桥的内政部。陈家桥不好找,我到陈家桥的时候,已经暮色沉沉,我开始担心起来。我向人打听内政部,一个人说,那边有个大院子,你到那边去问问。我走过去,见那是一个围着竹篱笆的院子。我一进门,看到一个男人和家人在乘凉。我向他打听屠晋住在哪里,他说:“我就是屠晋”。屠晋和我父亲同年,是我父亲小时侯的玩伴。他见到我,非常高兴。我也松了一口气,这才觉得真的是到了重庆。

 

50.jpg

1946年和同届同学在母校南京国立中央高级产科学校,左一为王佩玙,其余依次为张玉梅、温玉珍、汤国华

 

我来重庆后不到一个月,就进了在重庆歌乐山的国立中央高级产科学校,不久也联系上了我的未婚夫。他当时是国立武汉大学的学生,在成都乐山。我们虽然都已经在四川,但由于各自忙于学习,直到下一年暑假时才见上面。

 

 

转自《我的历史》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