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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长寿湖逃亡者的自述


--作者:谭显殷

 

19471月,我在南开读高中时,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后转入“新民主主义青年社”,专门从事学生运动,并担任地下社支部书记。1948年下半年,川东地下党很活跃,国民党抓得也凶,我几乎没敢在学校的宿舍里睡过觉。这一年多,死里逃生的经历就多了,但我天生机灵,次次逢凶化吉。

 

解放后,我担任了重庆南岸区团区委书记、区党委宣传科长等职。在任时我同部下、少先部部长裴秀娟结了婚。1956年,我调到团市委担任宣传部长。

 

1957年反右,我是团市委常委,反右领导小组成员。我这个人有极强的民主、自由、人权观点。反右整人,扼杀民主,堵塞言路,与当年共产党大声疾呼的东西背道而驰,与我冒着生命危险追求的东西背道而驰,它本能地引起我强烈反感。

 

我不同意划康中清(市团校教研室负责人,1959年死于长寿湖)为右派,也不同意划黎民苏、陈忠笃为右派,认为他们只不过给领导提了一点意见,或者说了几句俏皮话。我说,曹贞干谈到外兴安岭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100多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的领土,这是历史事实,怎么成了反苏罪行?如此整人,会堵塞言路,以后谁还敢讲真话?

 

我这个人关不住话,心里想什么就要直说出来。19578月,我对重庆市南岸区委宣传科科长陈适情(他是我的好朋友)谈了我对反右的看法,对以言定罪,以言整人的反感。陈适情在对其他人摆谈时,谈了我的观点。有一个姓张的人把陈适情的话整理成材料告密,陈适情马上被打成右派,天天挨斗。陈是一个很单纯很善良的青年,他经受不住,突然失踪了。人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他独自站在区委下面长江边的一块礁石上,我估计他投了河,至今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那份告密材料也转到了团市委,成了我的罪状之一:同情右派,否定团市委的反右斗争,与团市委常委离心离德(后来定为与“党”离心离德)。

 

团市委还有一个干部叫旷忠炽,领导反复动员他给党提意见,他老兄就是不敢。最后领导冒火了,警告他:你不提意见本身就是对党有意见,你必须交代。旷忠炽被逼得没法,关在屋里想了一天一夜,终于想了一条他认为最保险、最万无一失的意见--针对伙食团的炊事员。他说:伙食团卖红苕可以剥了皮卖,皮可以喂猪,也不算浪费。

 

没有划他右派,划的右倾,罪名是“对粮食政策不满,恶毒攻击党的粮食政策”。他被下放到北碚劳动,后来的情况我不了解了,因为没过多久就轮到我头上。

 

我的第二条罪状是“反对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75月,全国第三次团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是四川省团员代表大会选举出席“三大”的代表,重庆共四人,廖伯康、于克书、刘文权、我。在会上,我感到“三大”发扬民主不够,例如,我们去时,收集了很多团员的意见,但根本没人听,小组会开了几天,连记录本都不发。我在四川省代表团的小组会上发言,认为“三大”缺乏民主,结束时,我引用鲁迅的一句话:这是一个“无声的会议”。

 

我被划为“反党分子”,开除党籍、撤职、降级、降薪,下放长寿湖劳动改造。

 

我是属于清醒得很早的人,反右一开始,我就觉得不对劲;以言定罪整人,我更反感;到我本人当了“反党分子”,我便彻底清醒了。

 

到长寿湖后,被分到捕鱼队,这是农场里最好最实惠的劳动单位。这得感谢罗广斌(即小说《红岩》的作者),他是团市委统战部部长,下放下来当副场长,在团市委时我们俩是好朋友。他有心照顾我,问我会不会游泳,我说,我从小就是水中的好手。他说,那好,你到捕鱼队去。

 

我在长寿湖,一开始就没有心理负担,我心里明白得很,反右肯定错了,共产党肯定错了,我谭显殷没错!我是团市委打的职务最高的右派,我告诉团市委这帮难兄难弟,如曹贞干、高志长、黎民苏、李甫杰等,咱们一定要抱成一团,决不要互相揭发,互相斗,谁要是去“汇报”,大家群体攻击他,孤立他。那时我已经看清了他们的整人术:老是挑动一些人整另一些人,让人们内部互相起哄,他坐收渔翁之利。我说,咱们要活得轻松,要少挨整,一定要团结,要想办法同他们斗,不要咱们自己内部斗。我们这帮人抱成一团,少吃了不少苦。

 

大饥荒那几年,我对难兄难弟们说:私人的东西咱们绝对不要动,公家的东西,能吃则吃,湖里的鱼,不能吃?我们劳动者不得食?饿死?休想!

 

那几年的故事就多了。

 

1961年的一天,我去赶场,突然有人扯我的裤腿,我回头一看,是一个瘦骨嶙峋的小女孩。她大约八九岁,脸像张白纸,一双眼睛又大又圆,里面全是哀求。“叔叔,求求你,带我走吧。”她的声音像一只小猫。我问她,“你妈妈呢?”“饿死了。”她说话有气无力。“爸爸呢?”“也死了。叔叔,我跟你走吧,我会洗衣服,我帮你洗衣服。”

 

我心里一酸,把她抱起来,我一下子想起自己的女儿,我产生了强烈的冲动,收养她!喂她点小鱼她就能活下来。旁边一个右派说:“老谭,放她走,我们哪个敢收留她呀?”

 

我一下清醒了。我把她放下来,掏出5角钱和2两粮票塞到她手里,对她说:“你到前面食店去吃碗面”。她一把抱住我的腿,抬起头,睁着像猫一样哀哀的眼睛望着我。我转身逃亡一样地走了,她还在后面叫:“我会洗衣服,叔叔,不白吃饭……”我不敢回头,眼泪夺眶而出。

 

1960年,饿归饿,阶级斗争抓得紧。那一年春节前,上面宣布,长寿湖所有右派分子不准回家探亲。这对我们是一个沉重打击,“分子”们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眼巴巴就盼望那几天假。我打鱼时,捞到小参子鱼,总是细细剖了,晒在船篷上,晒干后春节带回家。每剖一条小鱼,都让人想起家,想起妻子儿女。听说不准探亲,右派们一个个垂头丧气,我望着那一包小干鱼,发呆。

 

捕鱼队队长金践之是摘帽右派,我的好朋友,他虽然没成家,但有个母亲,他挂念得很。春节一天天临近了,金践之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他对其他右派说,有一些事必须要到狮子滩去,由他同我去办,两三天就回来。金践之是队长,有点权。

 

当天晚上,天黑之后,我同金践之各自挑一担年货溜到湖边,上了早已准备好的船。从飞龙划到狮子滩,要整整6小时,我们俩憋足了劲,拼命划。天,黑沉沉的,静得很,只有桡橹吱吱呀呀的声音和哗哗的水声。划到狮子滩,已经是下半夜,我同金践之弃船登岸,挑起担子飞走。从狮子滩到长寿县江边,有60多里路,我们必须在上午一早乘上到重庆的船。

 

那一阵好走!大约凌晨5点左右,我们俩实在吃不消了,爬上一个山坡,看见一堆谷草,倒下去就睡。金践之突然坐起来说:“不能睡,不能睡!东西遭偷了就惨了。”我顾不得了,呼呼入睡。金践之硬挺着,坚决不闭眼,一心一意守着年货。那年货我记得是几个老南瓜,十多斤红苕干,一包小干鱼,还有些包谷……

 

1962年下半年,我回到重庆,在南岸区海棠溪一个油毛毡棚子里卖菜。我回来时,身体好好的,精神也没垮,我带妻儿老小去照了一张全家福。那张照片上,就我一个人最神气,完全不像是“释放”归来。当然,家里遭得很惨……

 

1958年我去长寿湖后,几年里家里死了三个人。那时,上面三个老的,下面三个小的,经济很紧张。1958年我父亲得病,无钱医治而死,1960年小女儿饿死,1962年我妈妈上吊自杀。我最难过的是我妈妈。

 

饥荒年家里不准烧火,只准吃集体食堂。食堂在江边,我家在半山腰,我妈是小脚,身体又差,不管刮风下雨,每顿饭都要下一大坡去打饭。饭只有二两,吃完饭爬坡回来,累不说,又饿了。

 

有一次我下班,正好看见她爬坡回来。她右手支一根竹竿,左手拿一个碗,目光呆滞,我想起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妈妈和祥林嫂一模一样。

 

我妈是个非常贤惠的女人,她每天都要留一口粮食,哪怕一个小土豆给她的孙儿。她身体垮了,脱肛,直肠垂落在肛门外,每次都要用热毛巾捂住肠子,慢慢把它托回去。她觉得自己活着是个拖累,便萌生了死意。1962728日下午,她吊死在木床挂蚊帐的横栏上。那个横栏很细,她吊上去竟然没断--只有50多斤了,皮包骨。

 

我抱着她的身子大哭,她头一天说过她想吃一片扣肉--那是她在人世的最后愿望。

 

1967年,我又被抓回长寿湖,算是“二进宫”吧。那一天是222日,一帮人突然闯进家来,叫我马上收拾东西到长寿湖办学习班。凭多年的经验,我知道来者不善。一个月前,罗广斌也是突然被带走,没几天就传来消息:罗广斌畏罪跳楼自杀。我去参加了罗广斌的葬礼,他妻子胡蜀钦亲口告诉我,她绝不相信罗广斌是自杀,她了解罗。还有,罗死之前的一天还带信叫她送牙膏等生活用品。说不清了,这事至今都没有定论。

 

我预感到我很可能要步罗广斌的后尘,文革来势凶猛,打人、杀人、死人的事天天发生。但是,我很镇静,我悄悄对妻子交代了三点:一、如果我死了,不要相信我是“畏罪自杀”,我绝不自杀。二、几个娃儿要抚养成人。三、我母亲要养老送终。

 

我强调第一点,就是为了避免像罗广斌那样死了说不清楚。

 

在解押去长寿湖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次为什么抓我?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被他们整死还是找机会逃跑?当然逃跑!怎么逃跑?

 

与我同时被抓的还有一个叫陈孟汀的右派,他当年是延安抗大的教员,一个老革命,很有理论水平,也很顽强。到狮子滩时,我们俩趁解押人员不注意,悄悄约定,如果我们两人中有一个死了,另一个要负责把情况告诉对方家庭。我俩还交换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各自的家庭地址,还特别注明:我不是畏罪自杀。

 

当天下午到了同心岛。一上岛,正遇上一群右派在打捞尸体--一个叫李思强的人在前几天的批斗会后跳了湖。我认识李思强,1956年他从团市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调到市委宣传部,我接他的班,他是我的前任。看见他肿胀的尸体,我心里扑通一跳:我这次来要步他的后尘?

 

第一次审问下来我就明白为什么抓我了--为了罗广斌。

 

罗广斌写了《红岩》,算个名人,整死了有点不好说,于是想整一个“反党集团”出来,罗广斌属于这个反党集团,既然是坏人,那就死有余辜。

 

他们原定抓4个人,除我和老陈外,还有作协的李南力和孙静轩。李南力被抓后,半夜逃脱,当夜在储奇门江边躲了一夜,第二天过江往贵州方向逃得无影无踪;成都的孙静轩正同造反派打得火热,抓捕的人没敢下手,结果只把我和陈孟汀抓来。

 

他们要我写揭发罗广斌的材料,我写了一份交上去。审我的人一看,气势汹汹地说:“你这哪里是揭发材料,你还在为他涂脂抹粉”!我说:“审判员同志,你们是要我按照我了解的情况写呢,还是按你们的特殊需要写?如果是后者,我做不到。”

 

我特别强调了“特殊需要”几个字。这一下惹得其中一个人跳起来,他一拍桌子,厉声说:“你口硬,谭显殷!我听说过你这个人,刁!但是你还不晓得我,你还没认清此时此地,我要整得你血红血白!你休想回去!”

 

这是暗指要我死在这儿!

 

“认清此时与此地”,这是白公馆、渣滓洞里的语言,当年我要是被国民党抓进去,就该听到这句话,现在,它出自一个共产党监管干部之口。这个人是长寿湖监管右派的主任。

 

斗我的大会,声势很凶猛,但没怎么打人,我只挨了几脚。这得托李思强的福,他的死让那帮人收了点手。

 

会上宣读揭发我的材料,是我一个右派朋友写的。他写道:1960年的一天,我和谭显殷夜里从狮子滩划船到三台,我在船尾,谭在船头,谭显殷望着夜空,面色凝重,意味深长地说:“天,快要亮了吧?”我说:”不会吧,还没听到鸡叫。”谭显殷恨恨地说:“大跃进以来鸡都死光了。”

 

下面一片喊打喊杀,我立马挨了几脚。

 

批斗会有一个特点,专门要点与被斗者相好的、关系亲密的朋友站起来揭发。我那帮难兄难弟一个也跑不脱。高志长被点起来揭发我,他憋了半天,揭发说:有一次我和几个人到谭显殷家里去,他端出一盘黄豆招待我们,他说,对不起了弟兄们,只有点黄豆招待。谭显殷说这种话,分明是对社会主义不满,认为社会主义缺吃少穿……

 

第二天上坡劳动,高志长看见我,眨了一下眼,点了点头,微微一笑,我明白他的意思:对不起了,老伙计,没办法。

 

一连斗了我一个月,白天强迫劳动,晚上斗争会。那个监管干部放言:“谭显殷,你听清楚,落在我手里的人还没有不败下阵来的。”另一个“审判员”要温和些,他说:“你跳出来吧,揭发,你不是主要的。”他想分化我,我暗自好笑。他又说:“我还没见到像你这样顽固的人,居然一个都不揭发,还不认错。”我回答:“什么是错,什么是对,我们两个认识不一样。”斗陈孟汀,他也是个“老顽固”,绝不认罪。

 

其实岛上这些人斗,我挺得住,担心的是红卫兵进岛,这些杀红了眼的年轻人,无理可讲,我和老陈这点顽强和斗争经验,是秀才遇到兵。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天天冥思苦想逃跑的方法、路线,两个月过去了,无机可乘。

 

同心岛上有一个叫马鞍山的地方,我观察到,在马鞍山脚一个水沱里,晚上有时停有一条小船。我打上了那条船的主意,脑子里详详细细制定了一个逃跑计划。我要往与重庆相反的方向逃,还得带上陈孟汀。陈年龄比较大了,又不会划船游泳。还有,他是在延安平平安安长大的,我是重庆地下斗争的出身,比他有办法。我如果一个人跑了,他肯定更受罪。

 

我悄悄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他很担心,说到处是水,难度大,风险也大。我让他放心,说我自有办法。老陈同意了。

 

我暗暗做准备,先托曹贞干买来一对电池,又向詹光(重庆日报右派)借了一个电筒。连续好多天,我白天观察山势地形,记方位,半夜起来看,进行校对,晚上看了,白天又校对。有人看管我俩,但看得不紧,看管的人也是“分子”,其中一个就是金践之,我告诉他我要跑,金践之不动声色,暗中助我一臂之力。

 

逃那天晚上,还斗了一场陈孟汀,批斗会结束后,回到工棚已是半夜十二点。一点左右,我开始哼哼,声音由小到大:“肚子痛哟,唉哟,肚子痛哟。”我一边哼,一边看反应。没人理,这些人白天劳动,晚上开斗争会,累得早进入梦乡。我轻轻下床,对着门栓冲了泡尿(免得它响),然后悄悄开门溜出去。我摸到老陈住的地方,按计划拉动从窗里伸出的一根细麻绳,然后伏在地上等。不一会儿,老陈夹着一个包袱,猫一样地溜出来。我们俩弯着腰,轻手轻脚往湖边走,没有月亮,但路熟,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船边。

 

上了船,才发现没有桡片!这一惊非同小可。老陈慌了,说,趁还没被发现,赶快溜回去。

 

我想了想说:“不,你趴在船上别动,我去想办法。”我返身往山坡上摸,打算找一根插四季豆的竹竿。我在茅草丛中钻,生怕遇到豺狗和蛇,为了逃命,顾不得了。

 

我找到一根竹竿,又拔了两根备用,然后返回船上。我在船尾一边划一边辨认方向,长寿湖到处是水湾水沱,稍不留意就要迷路。船走得太慢,我于是叫老陈趴在船头用盅子划。整整划了两个多小时,我全身都被汗水打湿了,包括裤腰带。

 

我们在垫江县的地界弃船上岸,沿着一条小路往垫江的白家粮仓走。1959年我在捕鱼队时往那个方向走过一次,记得翻上坡有一棵黄桷树,过了八年,又是夜晚,我一路担心,怕走错路。

 

四下伸手不见五指,那把电筒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走一段我就关掉电筒,蹲下来借天空的背景看山形。还好,我找到了记忆中的黄桷树。从黄桷树到白家场有15里,走到白家场天还没亮,我们不敢停留,急匆匆又往严家场赶。我们两个的鞋子都走烂了,脚打起了泡,我们干脆把鞋扔了,赤脚走。走到严家场是早上8点钟,铺子开门了,我们各花两块五买了一双胶鞋,然后坐到馆子吃早饭。

 

我要了4两烧酒,炒了一大盘鳝鱼,还有两个蒸笼,一钵汤。嘿,那个鳝鱼才叫好,4角钱满满一大盘,店老板说,当地黄鳝8分钱1斤。

 

如此便宜的上等货,怎能不吃!但老陈十分着急,四下张望,生怕有人追上来,他气急败坏地对我说:“你这个人就是贪杯!这个时候了还要品酒!快点吃,吃了走!走!”

 

我胸有成竹地对他说,我算好了,他们起床后发现不见人,还得找一下,8点钟出工还不见我们,才会断定我们逃了。汇报上去,再打电话到狮子滩,折腾下来至少半个多小时。还有,他们主要的拦截方向肯定是通往重庆的公路码头,不会想到我们反方向逃跑,我们有时间好好吃顿饭。

 

事后证明,我的判断都是正确的。吃完饭,上路,这一走,又走了30多里,走到高峰场。一个饭店的招待员说,下午有一辆过路班车到垫江县城。实在走不动了,两个多月的连续劳动和批斗,一夜的紧张奔命,把我们累垮了。

 

下午4点来了一辆客车,我们搭上车,天黑前到了垫江县城。

 

县城里一片喊打喊杀声,高音喇叭吼得震天响,火药味很浓。誓死保卫毛主席的两派正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打斗得难分难解。我一看这阵势,心中暗喜,对老陈说,放心放心,今晚不会有事,他们打得越热闹我们越安全。

 

我们找了一个不起眼的鸡毛店住下来。我带得有菜站的工作证,店主把我们当成重庆来的客人,热情迎到楼上住。当天晚上,我还溜出去看了一眼垫江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

 

第二天一早,乘车继续往北,到了梁平,住一晚又乘车到大竹,从大竹又到邻水,最后回到重庆。我们绕了一个大圈子,让那些在狮子滩,在长寿码头,在朝天门追捕的人白忙一通。我同老陈在市中区分手,各自回了一趟家。随后,老陈逃往北京,我逃往成都,我在成都呆了大半年,确信没危险了才回到重庆。

 

1979年,大好形势让我“重新做了人”。市委组织部的人找我谈话,问我这些年怎么过来的。我说,4年鱼贩子,1年流浪汉,16年菜贩子。他说,算不错嘛,活出来了嘛。我说:“是呀是呀,托共产党的福,我还健在。”

 

平反后,我进入市委宣传部,后担任了副部长、高等教育办公室主任……

 

 

转自《振鹭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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