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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背负着哥哥的灵魂行走


--作者:江雪

 

20036月,从德国回上海的飞机上,刘文忠第一次读《古拉格群岛》。“古拉格”,前苏联劳动改造集中营的象征,作家索尔仁尼奇在1970年代的黑暗岁月,为它写下了170万字的记录。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这是《古拉格群岛》的开篇语。

 

刘文忠边看边抹眼泪。那年,他近55岁,头发已白,在飞机上,哭得像个孩子。他说,那是一次灵魂的震撼。他从心里开始问自己:刘文忠,你是不是被钱迷住心窍了,你忘掉过去了吗,你忘掉哥哥了吗。

 

那一年,他已是一个成功的商人。1980年代初就去深圳创业,从做羊毛衫生意开始掘“第一桶金”,抓住时代的机遇做了弄潮儿,此时,他已赚到人生“需要的钱”。过往岁月里的苦痛,只是偶尔入梦,并不妨碍他享受现在的成功、物质的富足。

 

冥冥似有天意。这次他到欧洲的商业休闲之旅,路过德国法兰克福时,偶遇了30年前同关在一个监狱号子里的文革难友。异国遇故知,难友送给了他这套《古拉格群岛》,没想到竟改变了他后半生的道路。

 

回到家,他生病了,高烧了好些天。病中,过去的很多场面一一浮现。窗外高档小区的美丽园景也遮掩不了那段深重的噩梦。到了秋天,和妻子大吵一架之后,他固执地做出了决定:所有的生意全交给儿子,他全部退出。“我忏悔,过去10多年我忘记了良知,现在,我要背负着哥哥的灵魂上路了。”他说。

 

从那时到现在,他没有停止过。写作,行走。拖着自幼患了小儿麻痹的左腿,到2015年底,他的足迹已遍及全世界的106个国家。其中40多个,是他特意去的实行或实行过“社会主义”的国家,包括朝鲜、古巴、前苏联解体后的各国等。目的是“完成哥哥的遗愿,思考哥哥的问题:社会主义在这个世界上会长出什么样的果子来。”

 

1967323日,哥哥刘文辉,被以“反革命罪”,杀害于上海文化广场。当年1月,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最疯狂的“上海夺权”,2月,“夺权”成功,223日,上海“革委会”成立。323日,上海举行公判大会,刘文辉被以“反革命”罪枪决,为上海“革委会”的成立“献礼”。

 

那个寒冷的三月,哥哥刘文辉刚刚度过30岁生日。而19岁的刘文忠,一个残疾青年,作为哥哥的同案犯,被关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对外边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一直到两年之后,他被拉出去批斗时,才知道哥哥已被杀害。19661127日,兄弟俩被抓捕的那个秋夜,哥哥向他投来的最后一眼,竟为此生永诀。

 

在文革研究者裴毅然眼中,刘文辉是十年浩劫中最早被公开处决的政治犯,他被抓捕时,文革开始才4个月。被杀害时文革开始还不到一年。而他的思想高度、对抗极权的决绝,从现有资料来看,被称为“反文革第一人”当之无愧。

 

2009年,刘文忠出版了自己的第三本书,《“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400多页,厚厚一本,记录哥哥刘文辉“反革命”案的始末,以及自己作为从犯,为哥哥抄写“驳文革16条”、向全国14所高校投递信件,最终暴露并为哥哥带来杀身之祸、自己身陷囹圄13年的往事。

 

书成之后,却不能在大陆出版。刘文忠在澳门先后印刷了几千本,目前只在海外流传。10多年来,他和家人想尽办法,试图将哥哥被杀害前的资料找到,并将哥哥的思想完整地传播,但都徒劳无功。他和姐姐曾委托可靠的人前去打听,但最终,被告知,档案资料不可能给他们。  “林昭事件的错误(指林昭的狱中资料流出。 作者注),我们不会再犯了。”这是中间人传来的话。

 

“我如今活着,就是为了哥哥。这已是我今后所有的使命。是我心头最大的那个真。”20169月,不慎摔伤了另外一条腿的刘文忠,躺在上海普陀区一家医院的病床上,一头银发有点凌乱,手里握着一本圣经,这样说。

 

2004年起,他带着“经历红色恐怖的囚徒视角,背负着三哥的灵魂一起上路,走遍世界,与天上的三哥一同观察、思考,考察极权制度在这个世界的命运。”

 

他忘不了哥哥。或许是年岁大了,每当想起他,那残酷的血色记忆里,最为清晰的一幕,却充满了温情。那是1962年的春天,文革的暴风雨还没降临到全家头上,在从上海去无锡的一列火车上,哥哥带着他们四个兄弟姐妹,在拥挤的车厢里,一起读着英语。哥哥是那样英俊高大,周围的人们都投来羡慕的目光。那一刻,因如此温情而又如此短暂,于记忆中璀璨如珍。

 

 

爱读书的工人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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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辉(19371967)中国大陆因反对文革被杀害的第一人。

 

1947年,刘文忠出生在上海。风雨如磐,国家前路未卜,母亲为他起名“雨弟”。那时,三哥刘文辉已经10岁。

 

他们是上海的老户了。父亲刘忠汉,早年在美国友华银行、外资天祥洋行等工作,讲一口流利的英文,后来在浙江兴业银行工作了8年,积累了一点家资。叔叔曾在香港开公司,早年曾留学日本,做过亚洲远东社的记者,笔名刘大同。母亲也是世家,太外公是清末的大书画家胡公寿。19668月,被红卫兵六次抄家时,刘文忠亲睹红卫兵抢走太外公的书画,撕得粉碎。

 

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战败。联合国在上海设立善后救济总署,救助中国难民恢复生产生活。父亲热心公益,被银行界推举,参与筹建工作,被任命为储运厅总务科长,曾经在上海和秦皇岛之间押送物资,转交善后总署派发给中共的部分救济物资,和伍修权交接。也曾和当时的中国代表团负责人董必武交往。因为人忠厚实在,干练敬业,在接交物资的工作中,他被临时提拔做了几个月的国民党“专员”。这些经历,父亲当时引为荣耀,却没想到,成为1950年代政治运动里的祸端,也是他戴上“反革命帽子”的由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父亲热心帮助共产党在上海的过度工作,颇得认可。然而,在度过最初的两三年风和日丽的日子之后,一波又一波残酷的政治运动,于1952年之后扑面而来。先是父亲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据说是董必武向上海方面提供了情况,才保住了性命。父亲开始接受管制,昔日潇洒倜傥的上海士绅,在工人新村,栖身于楼梯拐角,日日掏阴沟打扫卫生,接收工人阶级的批斗。

 

刘家的灾难接踵而至。1957年,哥哥刘文辉被打成了右派。因为是“工人阶级”,所以当时不叫右派,而叫“社会主义坏分子”。对一个20岁的上进青年、曾经的团支部书记来说,这成为一生最重要的转折。

 

刘文忠记得,在这个有9个孩子的大家庭,原本,哥哥的学习最好。但1950年后,家道中落,父母负担沉重。排行老五的哥哥文辉,为了供下面的4个兄弟姐妹读书,早早辍学,到沪东造船厂当了学徒。

 

在刘文忠眼里,哥哥是人格完美的。一方面,他极有家庭责任感,上班之后,下面四个弟妹的生活,便都由他负责。刘文忠记得,船厂离家远,每个月,哥哥都让母亲去一个约定的工友家,取回他的工资,补贴家用。他自己的生活,极为简朴,衣服层层打着补丁,所余的一点点钱,全买成了书。

  

哥哥曾经是一个充满希望的青年。他聪敏好学,很快从学徒成长为厂里的技术能手,每个月工资能拿到60多元。自小上教会学校的他,英文流利,是厂里苏联专家的翻译,“组织”上也有意培养他。

 

1957年,反右开始。像他这样充满热情的青年,毫不迟疑地响应号召“帮党整风”。他写了大字报,贴在厂门口,谴责厂长抛弃糟糠之妻。这下虽然痛快,却惹怒了厂长。之后因为不肯给厂长道歉,他被打成了“右派”。

 

那时,“工人阶级”是最红的。反右后期,中央认识到有“扩大化”的情况,通知工人阶级不宜以右派处理,于是摘掉了他的帽子。

 

但那时,他已经不能再回到过去了。他要追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自己会被打成右派?“这是他的性格,是他的命运。也是他一生的转折点。很多人反右后,就上交了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他不会。”50年之后,刘文忠这样回忆哥哥。

 

刘文忠清晰地记得,在1957年之后,哥哥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来寻找心中的答案。他的勤奋好学在工厂里早就是出了名的。在船厂上班的同时,他报了复旦大学的夜校,常常步行十多里路去学校读书。每个月,只要有休息的时间,他都会用节省下来的钱,去淮海路一带的旧书店买书。在那里,他能买到新华书店里没有的书,包括各种西方政治学的书籍。

 

反右之后,有一段时间,他集中研究马列,从资本论到反布林论,以及费尔巴哈、黑格尔、傅立叶等人的著作,都去钻研,却悟感到共产主义是遥不可及的理想,并对毛泽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同时也搜集当时的各种批判资料,包括“右派言论”等,以做研究。另外,也熟读赫尔岑等人的自由民主思想……他读书非常用心,几乎每本书上,都会写下眉批。在灰暗的岁月里,他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思考。

 

他也常和身为“革命干部”、从朝鲜战场回来的二哥辩论,说出自己内心的质疑。他试图和二哥“争夺”对弟弟妹妹的影响,所以这样的辩论,隔一段时间就会在家里发生。而刘文忠,则在内心里暗暗支持三哥文辉。他记得,“反右”一年之后,当哥哥摘掉了右派帽子,重新拿回“团徽”时,他把这个团徽寄给了二哥。很多年后,刘文忠才意识到:“从哥哥的内心里,他已经告别了过去,从此,他要走自己的路了。”

 

 

逃出国门的计划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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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照片中的刘文辉

 

1961年,沪东造船厂要选派工人去生产前线,包括嵊泗岛。刘文辉立即要求去嵊泗。那里距离上海几个小时路程,是茫茫大海中的孤岛,没有人愿意去那里。

 

他有他的计划。他一直希望把兄弟们能带出去,逃离这让人窒息的中国,同时也去寻找流亡救国的道路。嵊泗距离公海近,接近台湾和日本,是他心目中偷渡的理想地方。

 

在荒凉的孤岛上,他有了便利条件。他本身有技术,收音机略加改装,便能接受“敌台”。他的英文又好,听广播没有障碍。从1961年到1965年,中国大地身处极权黑幕之下,如亘古长夜,隔绝于世界。对他来说,却能通过广播,知悉国际上发生的众多大事,对中国之外的真实世界毫不隔膜。

 

他忧时忧国,给弟弟妹妹们写信,告诉他们发生在国内外的大事,和他们一起探讨时局,也交流各种读书心得。他也让他们从上海寄书过来。那是邮资极为便宜的年代,书信邮件往来,是最好的交流方式。每周三,从上海到嵊泗的航班,是他铁打不动,给弟弟妹妹们交寄信件的时候。

 

他的偷渡计划一直在稳步进行,为锻炼身体,每天在近海游泳近万米。具体到如何弄到船只等等,每一步的实施都有精密的计划。但是,到了1964年,“四清运动”席卷而来,政治高压之下,一位曾计划和他一起偷渡的同伴举报了他的计划。他暴露了,并立即被打成了反革命。1965年底,他由嵊泗法院以反革命罪宣判,管制3年,由群众监督劳动改造。

 

那是1966年的4月,哥哥打电话来,让刘文忠到码头去接他。在码头,公安人员押送着哥哥,把他送到家。之后,哥哥开始接受“革命管制”,他必须在家老老实实,并由群众监督参加劳动。

 

从这时起,到19661127日被抓捕之前,是刘文忠和哥哥相处最多的一段时候。他记得,哥哥回到家中,除了劳动之外,就是继续看书,偷偷写东西。在上海日晖四村的家里,哥哥和父亲,一个是“历史反革命”,一个是“新生反革命”,处处在监控之下。刘文忠在压抑中,一点点感到危险的降临。

 

一个月后,“516通知”下发,文革爆发了。1966年那个残酷的红八月,在刘文忠的记忆里,是无止尽的抄家。红卫兵上门,家里的玻璃被打碎了,上千册书被抄走,花园被掘地三尺,父母亲被殴打,惊恐万状……

 

那年哥哥29岁。“他血气方刚,面对这样的社会,根本不能忍受。”刘文忠回忆。他记得在那些暗夜,等邻居都睡了之后,哥哥就偷偷溜出去骑车到复旦大学等地方看大字报。常常,到凌晨四点多才回来。当时的社会已完全失序失控,大都市上海变成了血雨腥风的海洋。目睹这疯狂的一切,刘文辉已预知巨大灾难的来临, 开始更加深入的思考。

 

196689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为“文革十六条”。他记得,哥哥看到报纸后,就开始逐条分析,并酝酿辩驳。

 

那些夜晚,刘文忠看着哥哥在昏暗灯光下的身影,时时有不祥之感。他知道,哥哥这样的一个人,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社会的。他一定会做点什么。就如二哥早就预言过的:“文辉就是这个家里的一个定时炸弹。”

 

他感受到哥哥胸中的烈火。他记得,有一次深夜,父亲睡着了,躺在那里,蜷缩成一团。哥哥指着父亲说:“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像父亲一样,忍气吞声,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了。”

 

是的,父亲曾经那样高大伟岸,绅士风度,意气风发,经过这些年的折磨,已经完全从精神上跨掉了。他甚至总觉得自己有原罪,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人民。哥哥常劝他:“你没有罪。你即使那时给国民党办事,也是为了人民。”但父亲依然觉得自己是个罪人,见到任何人都点头哈腰,低声下气。孩子们不忍看到父亲的样子,都不愿意在家呆,都走了……

 

 

致命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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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辉被杀害时的政府公告

 

那是19669月的暗夜,到处是监视的眼睛。当工人新村的灯一盏盏都灭了,刘文辉让弟弟去走廊查看,确定别人都睡了后,才打开昏暗的小灯,开始写作。

 

他总是在写。之前早已写完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一本是《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 其中有“毛泽东是斯大林加秦始皇,在中国缔造了一个谎言王国……”等等“发现要杀头”的论断,在8月份抄家时已被抄走,好在暂时还没有人来追究。

 

196689日的那张人民日报,报头血红 50年后,和其它一些纸片,一起保存在刘文忠的抽屉里,报纸已经破得无法提起,折叠的印子处已烂掉了。这就是哥哥当年看的那张报纸。在1979年刘文忠出狱后,父亲交给了他。只因为它是《人民日报》,才没有被抄走。

 

在刘文忠记忆里,在看到这个“文革16条”之后,哥哥立即就开始研究。到了927日,他写成了一万多字的文章,名“驳文革16条”,并给刘文忠讲了他的决定。 他要写14封公开信,投向全国各大高校。计划从杭州投递,时间就选在101日“国庆”。

 

“兄弟,你干不干。这是要杀头的。”刘文忠到现在记得哥哥对他这样说时,那凝重的表情。

 

他不能不干。他从小就崇拜哥哥。他六七岁时,哥哥上班了,家里没收入,全靠哥哥供他和弟妹上学。几乎,他就是哥哥抚养大的。更何况,在思想上,他一直就崇拜他。

 

本来信是要由哥哥亲笔写的,但斟酌再三,哥哥放弃了,因为他的字太明显。他从小学习外公的书法,一手小楷非常娟秀,字迹很容易被认出。最后决定由刘文忠来代替哥哥抄写。

 

刘文忠至今记得那些个晚上。他帮哥哥抄写“驳文革16条”。手颤抖的厉害,笔一次次掉到了地上。哥哥在文章里痛骂毛泽东,斥毛为秦始皇、暴君,独裁者。那些语言,对当时19岁的他来说,完全如万均雷霆。那个年代,人们对毛奉若神明,是绝对的“红太阳”,这些痛斥的话,虽则他也听哥哥说过,但根本无法下笔写出来。

 

他记得很清楚。看到他这样心惊胆战,哥哥说,算了,我改一下吧。于是把文章里所有的“毛”都改成了“冒”。刘文忠这才得以克服心里的障碍,一笔笔抄完。

 

至今,他清楚地记得那逐条驳斥的锋利话语:包括;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必然走上恐怖专政,推行法西斯主义,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文化大浩劫等等……

 

用了好几个晚上,14封信抄完了。根据哥哥的安排,由刘文忠在十一“国庆”放假期间,到杭州投递出去。

 

那是1966年的101日, 刘文忠坐上火车,去了杭州。他是第一次到杭州,在街上边走边看到邮箱就投进去。投递完后,他想去灵隐寺看看。到了灵隐寺,发现早被砸得乱七八糟,往回走的时候,他发现背包里还有一封信。就向灵隐寺外一位带红袖章的妇女询问邮箱,妇女给他指了指,他看到灵隐寺外有一个邮箱,就把最后一封信投了进去。

 

“顺利完成任务”的刘文忠回到上海,急着想去参加学生串联。彼时,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渴望去北京,他也不例外。之前,他要去,哥哥不同意,这次,哥哥勉强同意了。

 

而刘文忠的这次外出串联成了引爆事情的一个线索。他作为一个反革命家庭里的“坏分子”,去参加串联,立即就引起了注意。而此时,“驳文革16条”公开信已被列为重点大案,在全国八大城市通缉。 事后刘文忠才知道,自己和哥哥的想法还是太简单。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所有的信纸下面都有编号,根据信纸,就能确定写信人是在上海。而在上海,刘文忠一家人,哥哥和父亲均被管制,留有案底,很快就被列为怀疑对象。而事实上,包括刘文忠国庆外出,都没有逃脱周围“革命群众”的眼睛……

 

他永远记得,那个和哥哥永诀的秋夜。

 

寒风凄冷。他串联完又去了四川看四哥,然后辗转回到家。因之前一夜未睡,哥哥让他赶快睡觉,又把他的衣服拿去洗了。当时,姐姐生孩子不久,也回到了娘家。或许是已预感到即将到来的灾难,那天夜里,哥哥抱了可爱的小外甥女,独自坐了很久。

 

夜里,突然一阵杂乱的声响,等刘文忠起来,军警已冲了进来了。他回过头,看到三哥文辉,有两支枪顶着他。可能是看到了他的慌乱,哥哥扭过头,对他说了一句话:兄弟,要冷静。

 

婴儿在哭,警车呼啸着,落叶飞舞在昏黄的灯光下。这是1966年的1127日深夜。

 

 

遗书:“毛极权之下也有义士”

 

一直到两年之后,日夜牵挂着哥哥安危的刘文忠,才知道哥哥已被枪杀了。

 

在被抓进去之后,刘文忠遭遇了严酷的审讯。在看守所里,他渐渐适应了里面的生活。两年里,他唯一挂念的是哥哥。每天,他翘首偷看关重刑犯的监室,期盼能看到哥哥的身影。但最终,只是失望。

 

刘文忠清晰地记得,196739日,他再次被提审。那次,当他走进审讯室时,看到茶杯被摔碎在地上,桌椅折断,讯问的人恶狠狠地在他面前大骂刘文辉。他预感到不祥。回到房中,有经验的狱友判断,可能在提审他之前,刚刚提审过刘文辉。而哥哥的态度显然是不肯屈服。

 

事实证明,狱友的判断是对的。315日,哥哥的死刑判决书就已下达。刘文忠后来判断,39日的那次审讯,很可能是当局给哥哥最后的机会,而哥哥坚决不认罪,并和审讯者产生激烈的冲突,最终让他们下了杀死他的决心。

 

被判了死刑的刘文辉,又被关押了近半个月,到323日,在庆祝“上海革委会”成立的一片喧嚣之中,在上海文化广场的万人公审大会之后,被执行了枪决。

 

那时,刘文辉被关押着,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一直到两年后,他被押出去批斗,在人群高呼的口号中,他听到了一句:“坚决支持镇压反革命分子刘文辉”。他才知道,哥哥死了。他再也见不到哥哥了!在批斗现场,他哭得瘫倒在地上。

 

哥哥承揽了所有罪责,刘文辉得以被轻判了三年管制。但随后,他又因说过“要为哥哥报仇”等言论,以及在看守所里偷偷办“孙文读书会”等,另被判刑7年。直到1979年平反,他前后坐了13年牢狱。

 

等他真正获得自由后,他才知道,哥哥被杀害的当天,父母就被拉去批斗。当天一早,父亲就跪在工人新村门口,听着广播里的轰鸣: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刘文辉在今日被镇压!

 

他忘不了回家后,听到姐姐哭诉:杀害哥哥的当天下午,送死刑执行通知的人来了,母亲交了四角钱的子弹费,就晕死了过去。接下来的一年里,母亲多次差点自杀。可是啊,就如母亲说的:“那是死都不敢去死的年月!”

 

哥哥被杀害的时候,尚在文革初期,公检法还没有“一条龙”。所以,法院执行死刑之后,哥哥的遗物,按照惯例被送到了家里,包括一床棉被、一双鞋和一条皮带。

 

父母懂得自己的儿子,知道他一定会留下东西来。母亲极为小心地拆洗儿子留下的棉被,果然在棉被的夹缝里,找到了儿子的遗书。那是两张薄薄的16开练习纸,正反面都写得密密麻麻。前面是墨笔,后面就全是血迹了。

     

父亲保存下了遗书,但日夜不安。两年后,等家中的老五文龙终于获准从云南回上海探亲时,父亲把信交给了文龙,让他带回云南。

 

随着“文革”的深入,形势越来越紧迫,天天有人来查抄。为了保存下哥哥的遗书,刘文龙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用家中的电话号码,再加上ABCD等英文字母,用编码电报的方式,把遗书上字的排序打散,再抄到《毛泽东选集》、以及一本《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边上。因为那时候,只有毛泽东著作是最“安全”的,不用担心被查抄。

 

等最坏的时候过去,刘文龙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这封遗书复原了。

 

这封遗书的内容,共有3000多字,字字如血,其中有“我向世界人民上诉,我是个国际主义者,我反抗毛所谓解放三分之二的谎言野心……我向人民上诉,毛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是反动的,是奴役广大人民的。”其中的明志诗中写道:“今赴屠场眺晨曦,共和繁荣真民主”。遗书的最后一句,是:“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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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忠用编码电报的方式,把哥哥的遗书抄到毛泽东著作边上。

 

 

只埋了一支笔的空冢

 

1978年底,刘文忠还在安徽的白茅岭农场服刑。姐姐来看他,告诉他,形势变化了,可以向法院申诉平反。他立即开始写信为自己和哥哥申诉。四个月后,上海方面叫他回去,告诉他,他可以平反,但哥哥不行。“你哥哥不仅是反文革,还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刘文辉和姐姐至今记得,法院的人这样答复他们。

 

从那以后,刘文辉就和家人开始一次次不懈地去上访追问。“最终,还是姐姐通过关系,把申诉状送到了彭真的案头。”刘文辉说。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上头的关注。另一方面,上面可能考虑到要消除“文革”在上海的巨大影响,最终,由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刑事判决,认定刘文辉无罪。而此时,已经是1982年的16日,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末期了。

 

拿到一纸薄薄的判决书时,刘文辉放声大哭。除了判决书,一家人的哀痛,得到的只有1000元的补偿费。还好,坚强的父亲和母亲,终于熬过来了。这一年,80多岁的老父亲,已经双目失明。

 

19823月,劫后余生的一家,四代共30多口人,一起相聚在苏州,追忆怀念他们的亲人。在刘文辉被杀害整整15年之后,风光旖旎的苏州光福湖边,亲人们为他建起了一座衣冠冢。

 

冢内无它物。只有他生前用过的一支开米勒金笔。那是父亲当年在银行工作时别人赠送,又转赠给他的。他用这支笔,写下了“驳文革16条”,以及好几本小册子,还有数百封给弟弟妹妹们的家书。

 

他的遗物很少。生前,他有一千多册书,多来自旧书店,文革开始就全被抄走了。他当年为影响弟妹,给仅小他4岁的四弟文正,曾写下500多封家信,大多关于时事和读书,文革中,刘文正委托朋友保存,当风声越来越紧,无奈地烧掉了。

 

他的生命里,很多还没有展开。刘文忠记得1965年的春节,一家人聚在一起,说哥哥的亲事,他只是笑笑的,说现在还顾不上。

 

他死的时候,刚刚30岁。还没有好好地谈过一场恋爱。20多岁的时候,他喜欢一位邻居的姑娘--他们互相爱慕欣赏。当时“追求上进”的妹妹文珠,认为哥哥不该追求“资产阶级小姐”,写信阻拦。此后,他真的再没有去找那位罗小姐了……50年后,这成为妹妹一生最痛苦的追忆。

 

常常,刘文忠会胡思乱想:哥哥究竟是怎么死的?杀害哥哥的那天,一位堂哥刚好在会场。他回来说,哥哥依然是坚定地站着,脸上一点没有畏惧的表情,似乎在嘶喊什么,但没有声音 ……这一切都折磨着他,让他在想,哥哥在被杀害之前,不知遭遇了什么样的折磨?

 

在监狱里,刘文忠住过死囚的牢房。曾经,他和上海著名的指挥家、1968年被杀害的陆洪恩关在一个囚室。他目睹了作为死囚的陆洪恩,曾遭受过的非人折磨。

 

他不用去想象,也能知道,哥哥一定受够了摧残。他那样一个人,永远不可能乞怜,而且,他早就做好了死的决心。

 

但如今,除了母亲肝肠寸段的哭诉,那四角钱的子弹钱,他无从得知哥哥被杀害的任何细节。

 

10年来,他和姐姐一直在寻找,包括当年的看守,以及所有的线索。希望能找到哥哥的资料,完整阐述他的思想,但始终没有结果。哥哥当年的《驳文革十六条》,如今留下来的是靠他记忆复述的,共有数千字。但原文收在哥哥档案里,至今没有看到。刘文忠以亲属和当年“同案犯”的身份要求查看,也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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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辉平反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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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辉死刑判决书

 

 

背着天上的哥哥一起行走

 

2003年读到《古拉格群岛》开始,刘文忠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去讲述哥哥的故事,完成哥哥的心愿。其中之一就是走遍全世界,考察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

 

“哥哥过去和我说,他逃出去的目的,是看看这个世界。他不相信共产党说的这个世界的样子。他说过,如果我走不出去,你一定要走出去。”刘文忠说。

 

2007年,拖着残疾的腿行走了40多个国家时,刘文忠出了一本书,书名是《新海国图志》。很多年前,哥哥给他讲过,魏源当年写《海国图志》,在中国石沉大海,到日本才广为印刷……那之后,他一直继续行走,并于2016年出版了自己行走百国的游记,起名叫《反思吧,中国》。

 

和别的人出国旅游不一样。刘文忠每到一处,最认真观察的都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在东欧,他总是让导游帮他去寻找当地的红色恐怖纪念馆,也去和当地的年轻人交流。这些年,他专程去了全世界40多个和社会主义有关的国家,来印证哥哥当年先知先觉的思考。

 

在维也纳,他去了贝多芬的墓地献花。1968年,关押在上海的牢房里时,代号为“1144”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家陆洪恩,曾在临刑前,请他帮助实现两个心愿。一个是帮他找到儿子,告诉他自己死的真相。另一个是将来有机会走出国门时,帮他在贝多芬的墓前献一束花。

 

献花时,他想起了那最后的一天,音乐家即将步出牢房,哼的是贝多芬“庄严的弥撒”,此前,他在囚室里做完了最后的演讲,慷慨激昂,充满一个人的尊严……

 

他也再次想起哥哥。想起哥哥那高挑的身影,倔强的面庞。想起他说过,如果有机会,将来要在中国办一份  “人人报”,也叫“层层驳”,只讲真话……50年过去了,刘文忠惭愧,至今,他没有实现哥哥的这个理想。

 

“这么多年,我都是背负着哥哥的灵魂在走。”刘文忠说。他的一生,已经和哥哥联系起来。不管是活着,还是死亡。这么多年,当局多次找过他,也警告过他。但他不能停止。

 

2014年,上海文化广场正在改造。那里,是“文革”中举行万人公审大会的地方。哥哥也就是在那里被公判死刑的。他赶过去,拍下了一张照片。四围已经全是高楼大厦,只有一棵小树孤零零站在哪里。

 

时光到了2016年,那棵树已经不见了。夜晚霓虹闪烁,人流如织,一切平静得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就如文革发生50年后的这个今天,关于那一年,少见只言片语,只有沉默。

 

但最深的痛,还在人的心上停驻着。刘文忠常常会想起哥哥。他说:“活到今天的话,哥哥也该80岁了。”当年19岁的雨弟,如今也已是近七旬的老翁了。

 

在他位于上海的书房,电脑的上方,一个雕刻精美的小镜框里,是一张哥哥站立在假山前眺望远方的照片。那是1964年,在苏州的拙政园,是他平生唯一的一次外出游玩,是陪妹妹去的。

 

哥哥的照片旁边,是一张小小的圣母像,还有一张胡适先生的小照。“哥哥生前最喜欢胡适。给我讲最多的,是胡适说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独立思考。”他用上海话说,哥哥当年就是这样说的。

 

一张大信封里,保留着一些大小不一的纸片。其中一个纸片上,写着“照你喜欢的明星塑造你的形象。”是他当年写给弟弟的。另外,就是在一首讽刺毛的《满江红》词旁,他的笔记,内容是“苟活在淡红的血色中……”

 

历史的罪证不多,但毕竟还有。除了哥哥的判决书,上面写着“最高指示”:要使革命进行到底,就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还有死刑通知书,以及发黄的布告。布告上第一个就是“反革命犯刘文辉”。据说在1967年杀害刘文辉的那个3月,这份布告被印了20多万份,贴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

 

2009年,刘文辉接受研究文革历史的朋友建议,开始专门为哥哥写一本书。之前的1980年代,作家叶永烈曾专门来他家采访。彼时,已看到很多档案的叶永烈就告诉刘文忠:从资料看,刘文辉在19669月就被抓,到1967年被杀害,仅看判决书上列出的内容,其批判的深刻,以及态度的决绝,已远远超出张志新、遇罗克等人的言论,被称为“反文革第一人”当之无愧。

 

“许多血祭文革的烈士临死都逃不脱对毛抱有的幻想和迷信。而刘文辉是站在历史的制高点,站在世界发展的大视野角度上,对毛毫无顶礼膜拜的懦弱、媚俗,公开表示与毛斗争到底的人。他以死来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在自序中,刘文忠这样写到。

 

他的《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一书出版后,“至今还没有人不同意哥哥是反文革第一人这个说法。”他说。“ 我遗憾的是,到今天,哥哥的思想都没有被真正平反。如果说我的心愿,那就是希望哥哥的墓碑,将来有一天,能树立在上海文化广场。”

 

“哥哥,我们希望你的灵魂重归出生之地,返回你血染的土地。”妹妹文珠曾这样心痛地写下。如今,白发的刘文忠,犹自喃喃自语着。

 

 

转自《风滚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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