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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极度纠结的大学校长


--作者: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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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校长一词风头强劲,让我想起著名民间学者丁东先生在其代表作《精神的流浪》中记载:改革开放之初,丁东在山西大学就读,曾参与创办数个学生刊物,其中一刊竟被学校定为“非法”,刊物创办人因此在毕业分配中受到严重影响!丁东说,1981年的山西大学,还不如1918年的北京大学。

 

曾经的北大让人神往,曾经的那些大学校长又是如何一种风采?傅斯年是五四时期著名学生领袖,一生以尊重学生著称。1948年,傅斯年任职台湾大学校长期间,有学生与警察冲突,他对警察说:“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70年前的傅斯年,到40年前的山西大学,再到今天的污耳校长,陕西老乡有句话:羞死先人啦!

 

同样是大学校长,我们来看看傅斯年的别样风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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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脉中国学术弊病

 

虽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但五四后傅斯年先生意识到,只有破坏是对社会无益的,要把破坏的部分心力,运用到建设新社会上。他认为,建立新社会首先要建立新秩序,发展公众之福利。他批评旧时代的“杀身成仁”信条,并以此进一步提出个性解放,破除纲常名教,减轻家庭所带来的压力,如此,个人才有点儿力量做事情。

 

由此连结到学术,傅斯年先生认为当时的中国学术有几个毛病:没有明显分科,以至知识含混在一起;没有个人的个性,只有教导并要求“为人”如何如何;中国学人喜欢谈致用,但实际上却一无所用。

 

傅斯年认为,谈论学术,应先分清各项器物与思想所指涉的确切是什么,然而中国的名家只在晚周有所发展,魏晋时期有过讨论,此后就再无进步了。这是中国落后西方的一大原因所在。

 

直击“国粹”因循之风

 

傅斯年早年是章太炎的弟子,但后来开始反对章的学说。傅斯年一直认为,“孔子即真理”这一信条已无效用,西方学术的引进,正是中国文化转移的枢纽,故不可能再回到旧时代的“国粹思想”了。当傅斯年听完胡适的讲课,立马转投胡适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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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整理国故”论的发起人。傅斯年也认为,中国学术未来要与西方学术接轨,就要先从整理国故开始,即把中国旧有的学术、政治和社会等资料系统化分类,从中发现有些是否可以补充于西方学术。此种做法,是把历史当成材料,而非某种信念下的主义。

 

傅斯年是不主张保留所谓“国粹”的,这从他对先秦诸子的看法可见一斑。他认为现代中国学术情势与先秦诸子的环境背景有相似之处,故可以使用这些史料来辅助我们创造新思想,而不是当成老师之言去学习与模仿。

 

这种观点十分先进而有益。自汉以来,中国人都把孔子当成圣人,一直怀古而缺乏创新思维,这是导致落后西方太多的另一条重要因素。

 

当实验室幻想遭遇残酷历史

 

然而,看似慧眼如炬、斩钉截铁的傅斯年,一生却似乎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诚如在《孤寂百年》中,雷颐先生如此评说:

 

作为一个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不定、“亦学亦官”的知识分子,傅斯年的思想极其复杂、充满矛盾:他激烈地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却又倾全力于国学研究;他力论应“为学术而学术”,却又一再以历史研究来宣扬民族抗战;他公开抨击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却又不相信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他信奉英美式的自由主义,却又尖锐地揭露其虚伪性、明确表示向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他虽然赞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却又极端反对阶级斗争学说、敌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

 

雷颐先生最后给出的结论是:

 

这种种难以缓解的矛盾,与其说反映了他的思维混乱,勿宁更深刻些说,这是社会的大动荡、中西文化的猛烈碰撞、新旧矛盾的尖锐冲突、阶级斗争的激烈残酷、民族存亡的生死搏斗等在他内心深处的矛盾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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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期间,被捕的北大学生把横幅挂在脖子上

 

雷颐先生的结论显然是公允的。因此,这种矛盾性并非也不可能为傅氏所独有,一定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事实上,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同时而生,尽管在观念、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中,他们扮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但是从容闳、梁启超、蔡元培到胡适、丁文江、燕树棠,从陈翰笙、闻一多、张申府到瞿秋白、冯英子,从这些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我们应能看到,思考与绝望,卑微与反抗,种种纠结,又何止一个傅斯年!

 

傅斯年政治思想的中心,是一种理想化的理性主义,希望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政治问题。他理想的政治是“客观主义而非主观主义”,“智慧主义而非直觉主义”,“实验室主义而非寺院主义”。但近代中国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之剧烈残酷,更兼时刻面临的民族存亡这一生死攸关的问题,使任何“实验室”政治的幻想都终将破灭。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

 

在学问与政治间徘徊,是傅斯年的困境,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困境。作为与过去那种同政治结构融为一体的传统士大夫迥然不同的新式知识分子,他们都有自己的职业和专长,仕途经济已不是他们的主要成就标准与唯一出路。近代中国政治现实的黑暗更使他们对此厌恶不已,产生一种深深的疏离感。

 

但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责任感这两者的结合,又使他们产生一种“舍我其谁”的精英意识,在厌恶政治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又要议论、抨击、卷入政治,力图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他们实际无力改造的政治现实。因此,他们必然困顿于进退两难之际。胡适留学归国时曾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丁文江也曾认为科学比政治更重要,但他们最后都卷入政治风云之中而不能自拔。傅斯年亦如此。

 

 

转自《思想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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