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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邦雷:我的父亲是“飞虎队”


--作者:金凤

 

人物简介

张安汶:1915年出生于四川江安。1935年赴日本羽田“日本飞行学校”学习航空飞行技术。1937年,经何应钦推荐,任空军军官学校教官。1945年,加入飞虎队。1984年,69岁的张安汶搜集整理抗日航空烈士名录,促成“航空烈士纪念碑和纪念馆的落成”。

 

 

湖南芷江、重庆白市驿、昆明中国空军抗日战争殉国将士墓……最近这一年,71岁的张邦雷循着父亲张安汶当年的抗战路线,一一走过。每到一处,他就向天空深鞠三个躬。

 

张安汶,20岁投笔从戎赴日学习航空技术,回国加入空军。军校未毕业便翻译出版了日本空战教材,后在声名显赫的中美空军混合团建立中国部队的战斗情报系统。上世纪80年代,他又与战友、开国大典的“领头鹰”邢海帆联手,推动修复南京航空烈士墓。

 

为纪念牺牲的战友,父亲给我起名“雷”

 

从南京市橡胶工业研究所退休多年后,71岁的张邦雷一直有个心愿--还原父亲张安汶跌宕起伏的一生。

 

他从懂事起便发现,父亲很少跟他们提及往事,他仅模糊地知道,父亲早年投身空军,参加过抗日战争,开国大典上驾驶飞机第一个飞越天安门上空受阅的著名飞行员邢海帆,是父亲的铁哥们。“邢海帆1947年秘密加入中共。1948年春,获悉邢海帆将在军校迁台前被‘清洗’,父亲担心他的安危,立即将这一消息告诉邢海帆,他才及时撤往解放区。”

 

有一天,他翻开父亲的档案,才发现一个非同寻常的父亲。于是,从2013年底,张邦雷发愿,“追寻父亲的抗日足迹,还原父亲的一生,特别是,要到父亲当年学习、战斗过的地方走走看看。”

 

每到一处,张邦雷都试图“打捞”父亲和战友们的战地青春。在他的记忆中,自己名字中的“雷”就是父亲为纪念战友“阎雷”而给他取的名字。

 

1942531日,日军攻占缅甸北部交通枢纽腊戌,切断中国与英美盟军联系的中缅公路。当时原空军军官学校校长兼昆明空军司令王叔铭命令阎雷驾驶美制战斗轰炸机,突袭云南保山以西的惠通桥日军,不幸的是,阎雷带弹起飞时,一颗炸弹突然脱落爆炸,阎雷以身殉职,年仅2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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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邦雷先生在昆明中国空军抗日战争殉国将士墓碑前

 

这两年,张邦雷一直试图寻找阎雷殉职的所在地。幸运的是,这个心愿在201412月最后一周达成。那几天,张邦雷前往昆明寻访,沿着烈士姓名纪念墙一个一个找去,终于发现了阎雷的生平以及他和战友的合葬墓。蹲在阎雷的姓名前,张邦雷跟这位从未谋面却给他打上一生印记的烈士名字合影留念。

 

1935年,深入虎穴富家子赴日学习飞行技术

 

张安汶1915年出生于四川江安县一个知名士绅家庭。如果不是报国心切,年轻的张安汶应该会在大学完成英文专业的学习,然后继承一份殷实的家族产业。

 

去日本之前,张安汶和哥哥张安国在中国两所著名高校就读,张安国就读北大经济系,张安汶则在四川大学攻读英语专业。

 

“当时,国内的局势影响了爸爸的选择。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爸爸就想学一门抵抗日军的技能,于是决定去日本学航空。”19352月,张安汶前往日本东京羽田的日本飞行学校学习航空飞行技术。

 

张邦雷后来从张安汶的遗物中,发现了父亲1935年春在日本东京写给祖父的一封家书,家书中附有一首小诗。当时的张安汶满怀救国热情:“不是屠刀惊梦幻,安能提笔慕从戎。为求虎子虎穴闯,壮志凌云试御风。”

 

张安汶在日本留学期间,共辗转日本三所飞行学校学习,19355月,他转到日本千叶帝国飞行学校,3个月后,又前往日本岐阜各务原高等飞行学校学习,并在那里考取日本递信省二等飞行士。19363月回到成都。

 

1937年,经何应钦推荐任空军军官学校教官

 

回国后,张安汶通过抗日名将、川军将领刘湘的关系,被推荐给何应钦,后由何应钦推荐到空军军官学校,加入中国空军。19379月,张安汶到南京报到,随后前往中央航校柳州分校初级班。

 

战争的硝烟很快弥漫到中国的东南沿海,张安汶随航校辗转广州、柳州、云南蒙自、昆明, 19381月,成为空军军官学校第十期飞行学员。

 

1938913日,日军来犯柳州,飞行教官洪炯桓英勇应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血洒长空。那时,张安汶正在翻译一篇日本陆军航空队出版的《单座驱逐机空中相互战斗法》,参加完洪教官的追悼会后,张安汶日夜奋战,在高祥松的协助下,终于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译稿,由空军军官学校分三期发表,后于1940年出版单行本。当时,他还是航校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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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6月印度腊河机场五位战友合影,张安汶(右二)当时担任空军军官学校主任办公室秘书兼飞行教官

 

“当时中国缺少飞机和飞行员,军官学校的教务长对爸爸很器重,后来爸爸毕业后,就留校做教官了。”

 

在空军军官学校期间,张安汶要教飞行技能,并接收苏联的新飞机,对成都进行防空警戒,不过,后来因为在一次接新飞机时不慎摔伤,腰伤导致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升空。

 

1945年,加入“飞虎队”

 

19403月到19438月,张安汶又在四川双流空军第四大队、成都空军总指挥部、重庆空军航空委员会、印度拉合尔(今属巴基斯坦)空军军官学校等地任参谋,做飞行教官。“曾经有几次听爸爸说起升空与日本人作战的经历,说是使用螺旋桨式飞机,速度慢操作危险,需要飞行人员有较高的飞行技能。”

 

1945年,张安汶进入当时实力最为雄厚的中美空军混合团,即陈纳德任队长的赫赫有名的“飞虎队”,并在机要的司令部情报科学习美国的战斗情报业务,建立中国部队的战斗情报系统。

 

2013年,当张邦雷来到重庆白市驿寻访混合团司令部,那里早已物是人非。在当地热心村民和镇政府的帮助下,他才找到当年司令部的旧址所在。“那里被一个破烂工厂占据着,四周都是篱笆,只剩下两口水井和几株香樟树,经历这么多年,香樟树早已枝繁叶茂。”

 

1984年,“打捞”抗日航空烈士名录

 

新中国建立后,张安汶在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服役,任飞行教员,后复员到南京八中(现为南京田家炳中学)任教。经历战火洗礼的张安汶,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为南京抗日航空烈士公墓的修复与战友邢海帆等人一起奔走。

 

“改革开放后,航空界人士的家属有意回南京祭扫先烈的越来越多。”1984年,时任南京中山陵文史研究室主任兼中山纪念馆馆长的陈立诚开始接手修复航空烈士墓。现年79岁的陈立诚接受《现代快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修复墓地,最首要的就是“打捞”烈士名录。

 

“我们去张老家里拜访,他提供出不少烈士的名单和生平,例如刘粹刚、陈怀民,帮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在陈立诚看来,更重要的是,张安汶当时在助推南京和北京合力修复航空烈士墓、纪念馆、纪念碑方面,发挥的联络作用。《现代快报》记者看到,陈立诚当年保存的不少信件,都是通过张安汶转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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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安汶就修复南京抗日航空烈士墓与工作人员商议

 

1985年,陈立诚第一次见到邢海帆,就是张安汶带到他家里的。19864月,航空烈士墓首个清明祭扫活动后,在邢海帆、张安汶等人的提议下,烈士亲属们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一些提议得到与会亲属的热烈响应,后来促成航空烈士纪念碑和纪念馆的落成。

 

 

转自《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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