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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胡雪岩!”——回忆高阳先生


--作者:罗青

 

一、

 

高阳先生与我虽然多年在台北同住一条巷子,当时叫敦化南路351巷,但却没有什么来往。大家或寒暄而遇,或擦肩而过,当时他刚写完《慈禧全传》,开始写《胡雪岩》。

 

1980年代的351巷附近,文化名流荟萃,诗人、小说家、书画家、油画家、出版家、学者、服装设计家,进进出出,每星期抬头低头都要遇上好几个好几回。像高阳那样,偶然在巷子的尽头,短裤汗衫,嘴上叼着一支长寿烟,手上拎着一包猪头肉,慢悠悠地晃荡过来,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奇景。

 

到了1984年,事情有了变化,他的《高阳说诗》出版,获中山文艺奖文艺论著奖。走在巷子里的他,手里拿的,换成了热腾腾的新书,见面就送我一本,笑着说:“请指教啰!”

 

他之所以会积极动手,出版诗论,是因为前不久,报纸副刊发表了美国柏克莱大学比较文学新科老博士水晶的长文,把李商隐的入厕出恭诗《药转》,按照美国新批评的字句肌理质量分析法,曲折解释为神奇的私通堕胎事件。这让古典旧诗迷的高阳,看不下去,为文纠谬,轰动一时,令人绝倒。从此,我们在巷口,便有了共同的话题。

 

来而不往非礼也,得了赠书,当有回报。除了细读精读拜读之余,对贪杯诗话家的最佳反馈,当然是美酒小菜,外加彻夜拍案论诗。那年我三十七岁,高阳六十三,正好是我现在写此文章的年龄。

 

果然,我一搬出茅台的香气,小说家高阳立刻变成了高阳酒徒,如台公静农一样,从此成为水墨斋中的常客。

 

一日,他酒酣耳热之际,忽然正色对我说:“我就是胡雪岩。”话声甫落,便急索笔墨纸砚,一张条幅七绝行草,顷刻而就:

 

周郎已去王郎健,犹有江郎画笔雄;

珍重留身阅世变,可知一瞑万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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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收笔压纸,看了看行气,觉得写得还可以,便笑着对我说:“这是以胡光墉的口气写来送给你的,看看如何?”言罢,把诗又念了一遍道:“雪岩不是诗家,此诗要是改得太好,便不合他的身分了。”

 

正在低头磨墨的我,听了又惊又喜,心想果然是小说家本色,随时随地,融入角色,手下的墨条顿时加了把劲,回答道:“太好了,那就快请落款吧!我现在正准备出版一本书叫《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你这幅字,绝对是后现代的。就像晋右将军王羲之为唐太宗写《大唐三藏圣教序》一样,实在妙不可言。”他欣然同意,快然落笔,触纸便书:

 

罗青仁兄大人雅正  雪岩弟胡光墉学书

 

当年水墨斋中的诗酒之会,只持续了一年不到,便随时运变幻而逝。如今高阳先生墓木已拱,匆匆三十多年,睹物思人,默然良久良久。

 

二、

 

高阳先生爱酒,小菜不拘。一日,高阳自备猪头肉一斤,深夜至寒斋,痛饮我提供的“强你行者”(Johnnie Walker)数杯后,兴致来了,索纸找笔,准备作书,并笑说:“曾得自拍相机一台,自我留影,并得诗一首,写给你看看。”我说清人喜倩人作水墨小像,并题自作诗文于其上,语多诙谐,妙绝天然,至今已成绝响。如赵之谦有《自题撝叔四十二岁小像》云:

 

群毁之,未毁我也,我不报也;

或誉之,非誉我也,我不好也;

不如画我者,能似我貌也;

有疑我者,谓我侧耳听开口笑也。

 

我挑衅地加上一句:“不知老兄之诗,能不能与之抗衡?”高阳一听,双眉一扬,大喝一声:“待我写将出来,再与之一较高下!”诗云:

 

酒子书妻车是奴,嘉肴如妾老堪娱;

偶然兴发示皮相,孤鹤空潭照影癯。

题自摄像 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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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罢,他斜肩侧笔,回头望我,微摇笔杆,问道:“如何? 如之何?”我连忙恭维道:“高明!高明!清人无论,可以直追明人!看样子只有沈周的《自题八十小像诗》,差可比拟。”

   

“哦,沈石田有《自题小像诗》?念来听听。”我立刻施展身手,娓娓背来:

 

人谓眼差小,又说头太窄;

我自不能知,亦不知其失。

面目何足较,但恐有失德;

苟且八十年,今与死隔壁。

 

这是第一首,有点看不开;越年,他又题了另一首,看开了,诗云: 

 

似不似,真不真;

纸上影,身外人。

死生一梦,天地一尘。

溪休休,吾怀自春。

 

背完了,我偷眼看他,一脸狐疑神色,似乎在思索,我这些材料,到底是从哪里弄来的?我却暗自得意窃笑,心想,这些东西,多半是从世界各大美术馆的库房里,抄背下来的,历代笔记杂文里,哪里找得到?

 

趁他正在发愣之际,我大大方方又补上一句:“石田之诗,本自平平。老来白话放笔,单刀直陈,亦自可观。不过老兄之作,得长吉、长江、义山之助,豁达诙谐与之相当,老辣幽峭或能过之,不知确否?”

 

高阳闻言,一扫犹豫,拍掌大笑道:“马屁拍得好极妙极,可以再干一杯。”

 

高阳在寒斋作书,都是临池起意,一时兴会,从不带图章钤印。书罢落款后,一定要我用朱磦笔代绘图章,或白文,或朱文,多所讲究,马虎不得。我只好以笔代刀, 当场“刻划”一番,错不得一笔,十分要命。因此,我每得他一幅字,至少要弄出两方章子来,方能交差,造型要斑剥有古意,印色需润泽如新盖,总之,要外行绝对看不出来是画的,才能过关。例如依清代书画家钤印惯例,落下款识后,通常下接二印:一朱文,一白文,姓名印与字号印,相互配合,纹彩焕然。我为《高阳代胡光墉书赠罗青诗》条幅,画了两方印:一是朱文印“雪岩”,另一是白文印“高阳”用以昭告后世,避免误解。如今,受命绘画图章这件差事,对我来说,已成绝响。

 

三、

 

忘年好友张佛千先生,追怀高阳时说:“高阳先生自负多才多艺……也喜欢作诗,写现代很少人写的古典诗,当然他功力不错,不过没有他小说来的拿手。他也喜欢填词,就不如诗了。晚年喜欢写字,拿他的字写他的诗词送人,写他的对联送人,当然这个字,不是书法家的字。”

 

佛老是真正的高公老友,谈他为人处世时,常常多方维护,誉之为大天才,捧之为大名士,认为他可以完全不拘世间小节;然论及诗词书法时,则一本正经,丝毫不假辞色,笔走春秋,一字褒贬,绝不含糊。

 

不像我,在谈论今人写的旧诗词时,常开方便奉承之门,多鼓励赞叹之词,少认真评论之语。原因无他,古典诗词这门老手艺,早已濒临灭绝,像于右老、周弃子、李渔叔那样的大才,都没有振兴过来,何况其他庸碌之辈。保育之念既生,宽爱之情转厚,只有含笑一旁,不懂装懂,静观其变,乐观其成。

 

不过,古典诗一旦入门,自有其迷人之处。犹如四王画法一旦入手,便容易终生甘心在董、巨、大痴笔墨中打转一样,很难自拔。古典诗平仄押韵迷人是其一,用典使事迷人是其二,集句炫才迷人是其三。高阳是三者皆迷,病入膏肓,尤其是对集句一道,痴迷甚深,只有另一位超级天才周策纵先生,可以与之匹敌。

 

高阳嗜义山,通读《玉谿生集》,可谓滚瓜而烂熟。他除了喜欢为之作郑笺外,更喜集其晦涩难解之句为晦涩难解之诗,在獭祭博奥的诗情画意中,享受那种重建一座破碎迷宫的无上乐趣。被他拾掇进来的断瓦破砖,无不古意盈然,谜团处处,作者读者,一朝双双进入其中,便会陷入寻找“解钥”、不再想出来的危险。

 

下面这首《无题--集义山句》,是他随手拈出的戏作,书写出来,送给我做个纪念,或有斑烂古剑赠知音的想法,让常常拍他马屁的我,有点受宠若惊。全诗如下:

 

浪笑榴花不及春,不知原是此花身;

幽兰泣露新香死,锦瑟惊弦破梦频。

那解将心怜孔翠,枉缘书札损文鳞;

低楼小径城南道,绿绣笙囊不见人。

 

正文写完后,他意犹未尽,再补上四行边款,说明缘起:“偶集义山一首,但有意境,何必本事,罗青吾兄方家晓其意也,率写呈教……偶饮于大块斋,醉后无状,不自知其丑也,高阳。”

 

看他这样一写,不太能通晓其意的我,也只好点头装懂,滥充行家了。甲子为1984年,六十二岁的高阳,创作与文名,虽然都达到颠峰状态,但眉宇之间,总透露着一丝落魄神情。他四十九岁才结婚,年过半百才育得一女,又因投资屡次失败,导致琴瑟龃龉不调,饱尝婚姻家庭破碎、独居赶稿还债之苦。现在看来,当时他虽藉玉谿生之口,大耍烟幕,写得迷离奇幻,但骨子里还是自伤身世坎坷,慨叹寂寞。

 

多年之后,我检出此诗,在交付装池之前,于空白处,也补上了四行题记,缅怀这位博闻强记喜用僻典的诗朋酒友:“时人但知高阳擅于小说,曲折幽深,委婉动人;又知其精于考据,妙解诗词,令当代名公博士,为之汗颜;更知高公嗜酒,不醉不归;而鲜知其书,亦当行本色,不让书家专美。此乃酒足之后所书,气势一贯,笔锋逼人,真诗人之笔法也。水墨斋藏高书三幅,此为第一,罗青识,距高先生书此,已匆匆十五年矣,时光催人,以至于斯。高公作古久矣。”

 

李商隐是用典狂,向来有“獭祭鱼”之称,经常经籍散落,下上满屋,只为了求活用一则冷典,至于读诗者的死活,他是不管的。高阳是玉谿生诗迷,自然也是体尚西昆,喜欢大掉书袋,用典如抽烟,一根接一根,烟蒂扔了一地,任凭后人挑扔拾捡。

 

事实上,集句诗就是用典的扩大,让全篇皆典,把书袋一次掉足,十分过瘾。高阳集句,虽然有时故弄玄虚,为佛千先生所不许,但总体说来,还是有真感情的,没有沦为以典故代字代事的文字游戏,若论雄浑沉郁,是有不足,但讲寒瘦幽冷,则多有例子可证。

 

斯人已去,妙音不再,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选择,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偏好,记得也好,忘记也罢,正是浓荫绿树依旧敦南道,小巷车满总是不见人。

 

 

转自《文汇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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