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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高增德先生


--作者:丁东

 

201753820分,高增德先生在太原逝世,享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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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增德先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的一位奠基人。1979年,他调到山西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山西社会科学研究所,于1980年创办《晋阳学刊》。当时,他就提出了编辑多卷本《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的计划,并在《晋阳学刊》开辟专栏,选登知名学者的传略和自述,1980年代在山西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110辑。这套书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后积累中国现代学术史料的拓荒之作。

 

这项学术工程的展开并非易事。首先要有学术眼光。山西省领导历来要求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服务本省。不要说站在世界看中国,就是研究全国性的问题也不提倡。高增德先生虽然是山西祁县人,但四十年代末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离开山西,后毕业于上海的空军政治学校,多年在《空军报》工作。因为写了200 篇杂文,从三反五反、批胡风、批右倾,几乎每次运动都不漏网,文革初期又被打成小邓拓,饱受摧残,后在晋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担任政治部主任。1979年转行学术界时已经年近五旬,但毕竟在北京多年,文化视野比地方学人更为开阔。他不甘于将《晋阳学刊》办成一个没有个性的论文拼盘,一起步就确定刊物要高屋建瓴,以选登中国现代社会学家的传略和自述为特色,并启动了关于封建主义问题的笔谈等着眼全局的论题。

 

起初,向老一代知名学者组稿并不容易,为此他可谓不辞艰辛,不怕碰壁,百折不挠。中国现代学术起步于20世纪初叶,发育于民国年间。到1950年代,社会人文学科被改造成意识形态的附庸,老一代学者在频繁的政治运动的风暴中多受冲击,甚至危及生存。到1980年代初,高增德先生约请他们撰写自述时,不少人多年失语,尚未完全恢复自信,心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下笔十分谨慎。一些过去挨批的学者还没有完全恢复名誉。对身居港台和海外的学者作同情之理解,还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巨大压力。高增德在这时推动现代学术史工程,不但需要学术的见识,还需要人格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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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前几卷出版之后,获得了高度评价,组稿的局面打开了,又遇到了出版的难题。1980年代后期,严肃的书籍发行量急遽下降,出版社引入了市场机制,加上领导班子新老交替,已经编好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以后各卷,山西人民出版社拒绝继续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看中了这些史料的价值,想要调去,却不给一个说法,高先生自然不能接受。山西社科院院长也看中了这个选题的价值,出访把《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当作学术交流的礼品。他示意高先生,只要给他一个共同主编的名义,资助不成问题。高先生心说,你又没参与工作,凭什么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不肯接这根橄榄枝。

后来,高先生和这位院长之间发生了更尖锐的冲突。冲突的原因要追溯到《读书》1986年发表的王若水谈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学派的文章。当时山西省委党校梁中堂也写了一篇文章,与之商榷,大意是说,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一个学派,还是指导思想。这篇文章投到《晋阳学刊》,于1987年第1期刊出。本来,这是一篇维护主流的文章。但有人硬说有严重政治错误,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唱一个调子,告到院长那里。院长本来就嫌高增德对他不买账,于是决定趁机整治一下。高先生是一个硬汉,坚决不服软。院长通知编辑部全体人员开会,要求人人表态。这种表态虽然很无聊,但你只要在这里挣工资,就没有不参加的权利。虽然我对打棍子的一方极其厌恶,但发言的时候还得从他们奉行的话语规则中选择措辞,曲折地表明自己的倾向。然而,一言堂的规则实际上就是没有规则。《晋阳学刊》正在奉院长之命批判梁中堂的文章,《文摘报》却摘登了这篇文章。按常理,《文摘报》是《光明日报》主办的全国性报纸,它可以肯定,这边还没有拒绝批判的权利么?但那位院长的逻辑是:我不管《文摘报》摘不摘,反正在院里我说了算,我认为有问题就是有问题,于是让大家继续表态。这件事的了结也很有意思。梁中堂找省委书记申诉。正好中央精神有了变化。省委书记给院长打招呼,院长只好改口说,这是学术问题。这下子双方都不满意。那边是没达到整人的目的,觉得被领导涮了。这边则暗地里骂开了,早说是学术问题,凭什么强迫表态?

 

这位院长退了,继任院长和高增德关系更加紧张。1990年,高增德不再担任《晋阳学刊》主编,仍然是中国社会科学家传略栏目的责任编辑,继任院长竟质问《晋刊学刊》为什么还在选登传略?栏目停了。高先生也离休了,大量稿子只好压在手里。

 

高增德又应中州古籍出版社之约,主编了一本300万字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历时数年,书稿完成,出版社却毁约。他只好背水一战,自筹经费,由书海出版社出版,自己再一本一本地推销收回成本,其中的甘苦一言难尽。

 

同时,高先生还就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人文科学的渊源、流派、师承、文化环境写了许多文章,结集为《鸿儒遍天涯》一书。

 

我和高先生相识于1985年。当时他任《晋阳学刊》主编,我任《晋阳学刊》编辑,他是我的领导,但我们之间却是平等的朋友关系。我敬重他的学术抱负,也目睹了他实现抱负的艰难。他积累中国现代学术史资料动手早,持之以恒,书房成了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资料库。他的晚年,面对满屋的现代学术史料不能继续出版,只有长叹!

 

《中华读书报》曾对高先生作过长篇报道,引来陕西一家出版社与他签订合同。他重新打起精神,将手中保存的资料编辑了四十卷本上千万字的《世纪学林》,但交稿以后,再无下文。

 

我妹妹丁宁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辑。1999年她和我探讨出书的选题,我说,能不能激活高先生手里保存的稿子。她和出版社总编辑李志强说起,李先生很感兴趣。李先生是一位有眼光的编辑家,曾在1980年代主持过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他很快拍板,将高先生手里的自述部分编成一套丛书。当时高先生手里保存的学者自述有180多篇,我又选择了孙越生等10几位学者自述,总共200篇,编成《世纪学人自述》六卷,于2000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算是让高先生得到一点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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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位学者中的绝大部分生于1890年到1920年之间,目前多数已经过世,被后学尊为泰斗。让他们在生前留下自述,其价值不言自明。如今,现代学术史研究已成显学,各种相关学术成果纷纷问世,多数都能得到政府或社会的资助,而不需要再像高增德先生那样赤手空拳地筚路蓝缕了。

 

高增德先生性情梗直,思想开放,朋友很多。他将自己的书房取名速朽斋。1990年代,我和谢泳开始共同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关注的对象和高先生关注的现代学者有很多重叠。于是,我们一起在速朽斋进行专题对话。三人第一次对话谈的是王蒙。我把整理好的讨论稿给了《东方》副总编辑朱正琳,他颇感兴趣,不到两个月登了出来,引发了更多的反馈。从此我们的讨论便一发不可收拾。对知识分子问题同样有兴趣的智效民、赵诚也参加了讨论。我们觉得,这个问题,一旦钻进去,就发现可说的事情很多。清茶一杯,海阔天空,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的对话曾整理成《思想操练》一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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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智效民先后定居北京,谢泳调到厦门大学教书,和高增德先生就不能经常见面了。高先生晚年因为眼疾,不能使用电脑、手机,和朋友们交流不易,获得各种资讯有困难,前几年又得了阿尔兹海默综合症,只好告别公共领域。高先生与世长辞了,但朋友们不会忘记他。他留下的学术遗产,必将泽被后人。

 

 

转自《小众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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