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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儿”三杂


--作者:汪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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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在家中(摄于1990年)

 

我们家“老头儿”虽然被人戴上了“最后一个士大夫”、“学者文学的代表”之类的帽子,杂七杂八的东西也知道一些,但是很不成体统,有杂而无学。在此,只能谈谈汪曾祺之杂。

 

老头儿之杂,起码有三,看杂书,写杂文,吃杂食。

 

父亲看杂书的习惯,早在上大学时就有了。他在聊天时说过,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开的课,他是喜欢的上,不喜欢的就不怎么上。像闻一多先生、沈从文先生的课,他是听得很认真的,朱自清先生的课,有时就溜号,因为觉得朱先生上课一板一眼的,不太适应。他大学肄业后,生计无着,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推荐他给朱先生当助教,朱先生不干,说“这个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认真听,怎么给我当助教”。这下他可傻了眼。

 

不过,父亲白天上课虽然有时溜号,晚上却没闲着,总泡在中文系的资料室看书,有时一直看到天亮,然后回宿舍睡觉,接着逃课。我问他都看什么书,他说:“没准儿,就是瞎翻,看到有意思的就读下去。有一次看到一本《饮膳正要》,里面有一道驴皮汤,翻完之后还琢磨,这东西能好吃吗?结论是,不好吃。”

 

《饮膳正要》是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撰写的营养学专著,我在父亲去世后买到一本。一查,果然有这么一道汤:“乌驴皮汤,治中风,手足不遂,骨节烦疼,心躁,口眼面目?斜。乌驴皮(一张,挦洗净),右件蒸熟,细切如条,于豉汁中入五味,调和匀,煮过,空心食之。”看来,这个驴皮汤的味道确实未见得好。

 

老头儿虽然是搞文学创作的,但是家里像样的文学书却很少。“文革”之前,我们家里的书满打满算不到一书柜。别说什么孤本善本,就是人们熟知的中外名著、大师文集,都和他嘴里的牙一样,残缺不全。他曾说过,对他创作影响最大的中国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和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阿索林。可是家里的鲁迅全集只有第一卷,沈从文的书只有1957年出版的一本小说选集,废名的作品集则一本没有。契诃夫的小说集倒是全的,这在他的藏书中是少有的。阿索林写过什么我们则一无所知,因为没见过他的书。

 

此外,还有闻一多的两本选集,一本是《神话与诗》,另一本名字忘了。外国文学著作中,还有几本短篇小说选、两册《战争与和平》,那是家里唯一的大部头名著了。爸爸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书,介绍中国古代法医断案的《洗冤录》、介绍古代陶瓷的《景德镇陶艺录》,还有《盐铁论》、《梦溪笔谈》、《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等等,大都是他当右派在张家口劳动改造时买下的。“文革”之后,重印了一些中外文学名著和古籍,家里的书才多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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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1947年,汪曾祺在上海

 

家里虽然没有什么像样的书,但老头儿书却读了不少。他在剧团的同事说,团里资料室的书都让他翻遍了。他在剧团宿舍的床头有一个凳子,上面摞满了书,睡前总要翻翻。老头儿还给剧团买杂书,自己看。他在1972年底给大学同学朱德熙写信说:“今天我还为剧团买了一套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及其长编。那里的说明都是一段可读的散文。你说过‘中国人从来最会写文章’,怎么现在这么不行了?对于文章,我寄希望于科学家,不寄希望于文学家。因为文学家大都不学无术。”他这样做,实在有些假公济私的嫌疑,因为除了汪曾祺,剧团里估计再不会有人看什么《植物名实图考》了。

 

同一封信的前面,他还告诉朱德熙,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炒了二三十个白果,喝了多半斤黄酒,正在读一本妙书。“所读妙书是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对话戏戏谱最后五分钟一出独折戏附北京语调的研究》。这书是我今天上午在中国书店的乱书堆中找到,为剧团资料室购得的。你看过没有?这真是一本妙书!比他译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还要好玩儿。他这个戏谱和语调研究,应该作为戏剧学校台词的读本。这本书应该翻印一下,发到每个剧团。”

 

信的最后,老头儿还说:“《文物》这一期也收到了。你和唐先生的文章都翻了一遍,不懂!这玩意儿,太专门了。我首先想到的是盟誓是怎么回事,那些赌咒发誓血嗤呼啦的话管用吗?这有什么仪式?有音乐吗?有鼓声吗?是像郭老那样拉长了声音朗诵吗?……我希望出这么一种刊物:《考古学--抒情的和戏剧的》,先叫我们感奋起来,再给我们学问。”

 

信中提到的唐先生是唐兰,古文字学家,在西南联大时也做过汪曾祺的老师。当时朱伯伯和唐先生在研究春秋时期的侯马盟书,并写成文章在《文物》杂志上发表,这类学问对老头儿来说当然是太高深了。

 

一本一般人连名字一口气都念不下来的书,他觉得好玩,一本看不懂的刊物,他也要看,还生发出不少奇思妙想,这就是汪曾祺。当时正是“文革”时期,很少有像样的书可看,但老头儿并没有闲着,但凡觉得有些意思的书籍刊物,都要拿来翻翻。那一段,每期《文物》杂志他都会看,还常常拿一些他有点体会的问题写信和朱德熙交流。

 

在那个特殊时代,翻看杂书对于他日后的创作有多大助益,实在说不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起码让他保持了对新事物的兴趣,通过写信交流,也让他的笔头不至过于生涩,不至完全陷入那些“假大空”的语言中。老头儿重入文坛后,很快就恢复了以往的语言风格,写出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与他看杂书的爱好是分不开的。

 

60岁之后,老头儿除了写评论文章外,在家里不怎么看文学作品,平时常翻的都是看过的杂书,《容斋随笔》啦、《梦溪笔谈》啦、《东京梦华录》啦,还有历代文人谈吃的小册子和各种诗话。上世纪80年代,我曾经给他买过几本中国烹饪古籍,有《随园食单》、《中馈录》、《能改斋漫录》等,都很薄。他倒是很喜欢,经常翻,还用里面的材料写过几篇文章。他还看不少书论画论一类的书,杂七杂八。他觉得这些杂书很有意思,比看大部头的文学作品更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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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汪曾祺全家在北京中山公园

 

老头儿书看得杂,懂得的东西也多,文章内容自然也杂。他的《蒲桥集》封面有这样一段话:

 

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

 

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这段广告词是他应出版社编辑要求写的,虽然有点儿王婆卖瓜的意思,但是将汪曾祺文章之“杂”的特点概括得还挺准确。

 

老头儿还愿意对文学之外的问题发表意见。他不是书法家,但是谈过对书法作品的印象。他不是专业画家,也写过关于中国画的文章。他写过一篇《字的灾难》,对刘炳森、李铎等当红书法家的招牌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提醒他们不要只迎合商业心理,也要照顾一下市民的审美心理。对文学圈里的人,老头儿很少指名道姓提出批评,但是对书法家却直言不讳。大概是他觉得自己不在这一行,非帮非派,又无利益纠葛,说话尽可随便一点,爱听不听。

 

他还写过一本《释迦牟尼传》,里面有大段大段韵文,据他说是参照佛教经典风格写的。父亲去世后,他的小同乡王干对我说,老头儿以前应该读过佛经,因为他的文章中涉及佛教的用语都十分精确。这些我们确实不清楚,因为只见他写过《受戒》,却从来没见他读过一部佛经。这个老头儿,肚子里还有什么货色,实在弄不清。如今是无处查询了。

 

1986年,老头儿写过一篇几百字的短文,题目就叫《谈读杂书》,他在里面说:

 

读杂书至少有以下几种好处:第一,这是很好的休息。泡一杯茶懒懒地靠在沙发里,看杂书一册,这比打扑克要舒服得多。第二,可以增长见识,认识世界。我从法布尔的书里知道知了原来是个聋子,从吴其濬的书里知道古诗里的葵就是湖南、四川人现在还吃的冬苋菜,实在非常高兴。第三,可以学习语言。杂书的文字都写得比较随便,比较自然,不是正襟危坐,刻意为文,但自有情致,而且接近口语,一个现代作家从古人学语言,与其苦读《昭明文选》、“唐宋八大家”,不如多看杂书。这样较易溶入自己笔下。这是我的一点经验之谈。青年作家,不妨试试。

 

第四,从杂书里可以悟出一些写小说、写散文的道理,尤其是书论和画论。包世臣《艺舟双楫》云:“吴兴书笔,专用平顺,一点一画,一字一行,排次顶接而成。古帖字体,大小颇有相径庭者,如老翁携幼孙行,长短参差,而情意真挚,痛痒相关。吴兴书如市人入隘巷,鱼贯徐行,而争先竞后之色,人人见面,安能使上下左右空白有字哉!”他讲的是写字、写小说,散文不也正当如此吗?小说、散文的各部分,应该“情意真挚,痛痒相关”,这样才能做到“形散而神不散”。

 

他对“老翁携幼孙行”那一段话很欣赏,和我们提起过好几次,说写文章就应该这样。可惜,我们几个孩子都没有这根筋,说了也是白说。

 

老头儿的文章中,有许多是写吃喝的,他还编过一本《知味集》,收录了几十个文人谈吃的文章。他和我说过,这本书只有王世襄先生和李一氓先生的文章最好,一是真懂吃,二是会写。王先生一生坎坷,但对于生活始终持乐观态度。他回忆了许多吃喝往事:下乡搞音乐普查时摆脱带队的监视,想办法在路边的小饭馆吃上一碗蕈子粉;在干校时和渔民一道下湖捕鱼,为回京校友饯行时用十几条鲜鳜鱼做成鳜鱼宴,有炒咖喱鱼片、干烧鳜鱼、西法鱼排、清汤鱼丸、鱼白溜蒲菜等七个菜,确实很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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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青拍摄的王世襄买菜归来(摄于2000年左右)

 

李一氓是老革命,又是文人,到过中央苏区,参加过长征、后来又到了新四军。他在文章中写了不少当年在缺吃少喝情况下如何改善伙食的故事,让人知道革命者其实也很懂生活。老头儿很赞同他们的人生态度,无论环境怎样,都不忘品味生活。这其实也是他的风格。

 

看杂书写杂文之外,老头儿还喜欢吃杂食,自称是个杂食动物。他生在高邮,以后住过昆明、上海、北京,还跑了不少地方,对各地的吃食都很有兴趣,都想品尝一番,特别是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他去内蒙古,专门要试着生吃羊肉。他晚年去云南,就想尝一下傣族的苦肠--牛肠里没有完全消化的青草,傣族人生吃,做调料,蘸肉。当地人怕同去的作家接受不了,只做了一个苦肠加肉蒸丸子,让他觉得很不过瘾。

 

老头儿看重的是平民化的杂食,是一般百姓的“吃儿”。他在北京京剧团上班时,经常会跑到附近的小饭馆,吃一碗卤煮火烧,来二两二锅头,觉得挺过瘾。到了外地,也四处踅摸各种杂吃。有一年他和一帮作家到广西桂林,放着宾馆的大菜不享用,非和贾平凹到街头吃小饭馆,最后相中了老友面,好像就是酸笋肉丝面。以后两人一走进小馆子,贾平凹就高叫一声:“两碗老友面!”老头儿对贾平凹印象不错,除了觉得他有才外,还因为两人曾经是“面友”。

 

在家里,老头儿也常常做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炒麻豆腐、炒疙瘩皮、羊头羊蹄、热汤面就臭豆腐……全是北京平民吃的玩意儿。上不得大雅之堂。前些年,市面上还没爆肚卖,他就自己买个生牛肚,吭哧吭哧洗上半天,还得把牛肚里外都撕去一层,只留下中间部分,然后自己配制调料。折腾两三个小时,最后满打满算能爆出一笊篱成品,还嚼不烂。他倒是吃得挺来劲,用假牙一个劲儿磨蹭,一边还说:“爆肚就是不能嚼得烂。”有这回事?

 

老头儿也会做上几样拿手菜,在朋友中间有点名气。

 

一个是煮干丝。这本来是扬州的名菜,但他进行了改良。原来的大煮干丝只用鸡汤,最多俏些冬笋丝、火腿丝,比较清淡。他做的煮干丝还要添加冬菇、干贝、海米、虾籽、鸡丝等提味,煮的时间也更长,还要略加一点儿酱油,因而味道更为醇厚。一次他受作协之托在家中招待聂华苓,做了一道煮干丝,结果客人把碗里的最后一点汤汁都喝得干干净净,让他很是得意。还有一次,朱德熙来家里吃饭,一大碗煮干丝还剩一小半,他就对夫人何孔敬说:“你不吃了吧!”随即把碗抱过来,吃了个底儿朝天。朱伯伯平时很谦和,对夫人也很好,但真碰上合口的东西就不管不顾了。真有意思。

 

老头儿常做的还有拌菠菜、冰糖肘子、腐乳肉、汽锅鸡、水煮牛肉、腌笃鲜等,都有相当水平。他做的菜南北杂陈,不拘一格,往往因时而异。一次,台湾女作家陈怡真到北京,指名要吃汪曾祺做的菜,老头儿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时和陈怡真相识,而且得到她不少帮助,自然不能推辞。除了煮干丝、冰糖肘子几样保留节目外,这次他还做了一道烧小萝卜,陈怡真吃了赞不绝口。

 

当时是春天,北京小水萝卜刚上市,正是最好吃的时候,他烧的时候又加入了干贝,味道自然鲜美。到了秋天,市场上刚有鲜玉米卖时,他便会买些回家。别人要挑籽实饱满的,煮着吃出数,他却专拣嫩的买,玉米粒中要有一团白浆才好。买回之后,将玉米粒剥下,与猪肉末、青辣椒同炒,有一股说不出的清香。若是再加上云南的干巴菌,味道更棒,清香中混杂着一股干巴菌独有的异臭。这道炒青苞谷本来是昆明的家常菜,但是能在北京吃到的人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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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末,汪曾祺在家中写作

 

除了“三杂”之外,老头儿肚子里还有不少东西,能画两笔画,能写两笔字,新诗旧词也都能写上两句,还会唱几段昆曲,这里就不多说了。

 

老头儿的“三杂”对他的文学创作多有裨益。他住北京南城蒲黄榆时,经常到一家小酒馆喝酒,啃兔头,还结识了一帮酒友。后来他把酒馆里的见闻写成了一篇小说《安乐居》,很有味道,还拍成了电视剧。《安乐居》中写了一帮酒友,有木材厂下夜看门的老吕,做过小买卖的老聂,文化馆的“画家”,当过厨子的瘸子,扛过麻包的老王,还有一个久居北京的上海老头。老头儿把每个人都描画得活灵活现。

 

上海老头的话很特别,在地道的上海话中往往掺杂一些北京词语,甚至用一些北京的歇后语:“那么好!武大郎盘杠子--上下够不着!”他把这些北京词语、歇后语一律上海话化了,北京字眼,上海语音,挺绝。上海老头自带酒菜,一顿酒要跑好几家酒馆,对此还有一个妙喻:“啊!我们吃酒格人,好比天上飞格一只鸟(读如‘屌’),格小酒馆,好比地上一棵树。鸟飞在天上,看到树,总要落一落格。”这只鸟喝完酒,收拾好筷子,盖好小饭盒,拎起提包,和其他酒客打个招呼后,飞了。

 

他走后,有的酒客问:“他说什么?喝酒的都是屌?”每次看到这里,我都忍不住发笑。这个老头儿,一肚子坏水。老头儿写小说不怎么会编,一般都是根据真人真事加工出来的。如果没有泡酒馆吃兔头的经历,不可能写出这只“鸟”来。

 

老头儿吃兔头还有一个收获。一次酒客们在老头儿不在时聊起老头儿,有一个老者说,别看那个老头儿不言不语,肚子里有货。一看那双手,就是个写文章的。老头儿听说后很得意,向我们显摆了好一阵,同时也惊异于江湖之上确有高人。

 

有一篇小说编的成分比较多,就是《金冬心》。冬心先生是“扬州八怪”重要人物金农的号,老头儿对他很感兴趣。他曾经和我说起过金冬心的捷才:一次某盐商参加宴会,席间行令赋诗,诗句中须带有“飞、红”二字,盐商没什么文化,居然说了一句“柳絮飞来片片红”,众人皆说不通,弄得盐商很没面子,此时金冬心站出来说,此乃元人咏平山堂的诗句,并随口吟出全诗:“廿四桥头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为盐商解了围。而这首诗其实是金农自撰的。

 

事后,盐商送了金冬心一大笔钱。我听了之后觉得这个金冬心确实不一般,有“夕阳返照桃花渡”做铺垫,“柳絮飞来片片红”不但通,而且很有画面感。没想到,过了没多久,老头儿就写成了《金冬心》,说的就是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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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汪曾祺在家乡高邮的芦苇荡里

 

老头儿多年的朋友黄裳先生写过一篇《也说汪曾祺》,追忆了两人的交往故事,还对他的一些作品进行了评价,都十分精到。真的是懂老头儿。其中谈到了《金冬心》:“值得一说的是他的《金冬心》。初读,激赏,后来再读,觉得不过是以技巧胜,并未花多大力气就写成了,说不上‘代表作’。说来颇有意思,我也曾对金冬心发生过兴趣,编过一本《金冬心事辑》,从雍乾间冬心朋辈的诗文集中汲取素材,原想写一篇清前期扬州盐商、文士、画人之间关系的文章,一直未下笔,见曾祺的小说,未免激赏。后来重读,觉得这正是一篇‘才子文章’,摭取一二故实,穿插点染,其意自见,手法真是聪明,但不能归入‘力作’。”

 

“才子文章”,这等评价,也就是黄裳说得出来,因为他看清了里面的道道。《金冬心》确实没有花老头儿太多精力,确实是“摭取一二故实,穿插点染,其意自见”,但是要将这点子事情敷衍成篇,肚子里还真得有点杂货才行。就拿金冬心赴宴这件事来说,老头儿用相当篇幅具体介绍了宴会菜单:“凉碟是金华竹叶腿、宁波瓦楞明蚶、黑龙江熏鹿脯、四川叙府糟蛋、兴化醉蛏鼻、东台醉泥螺、阳澄湖醉蟹、糟鹌鹑、糟鸭舌、高邮双黄鸭蛋、界首茶干拌荠菜、凉拌枸杞头……热菜也只是蟹白烧乌青菜、鸭肝泥酿怀山药、鲫鱼脑烩豆腐、烩青腿子口蘑、烧鹅掌。甲鱼只用裙边。花鱼不用整条的,只取两块嘴后腮边眼下蒜瓣肉。车螯只取两块瑶柱。炒芙蓉鸡片塞牙,用大兴安岭活捕来的飞龙剁泥、鸽蛋清。烧烤不用乳猪,用果子狸。头菜不用翅唇参燕,清炖杨妃乳——新从江阴运到的河豚鱼。……随饭的炒菜也极素净:素炒蒌蒿苔、素炒金华菜、素炒豌豆苗、素炒紫芽姜、素炒凤尾--只有三片叶子的嫩莴苣尖、素烧黄芽白……”

 

有了这些吃食,这道宴席才够档次,才能为酒席上行令营造气氛,进而带出故事的核心。老头儿为金冬心先生设计的这个菜单,可以说是他多年所见所闻所尝的饮食精华之荟萃,一般人还真编不出来。

 

金冬心的这个故事,不少人都讲过,但出自何处,则语焉不详。老头儿也没提起过,写小说时也没见他查阅过什么资料。后来,根据一个朋友查到的线索,我从清人牛应之的《雨窗消意录》卷三中找到了有关记载:“钱塘金寿门农客扬州,鹾商慕其名,竞相延致。一日有某商宴客于平山堂,金首坐。席间以古人诗句飞红为觞政。次至某商,苦思未得,众客将议罚。商曰:‘得之矣,柳絮飞来片片红。’一座哗然,笑其杜撰。金独曰:‘此元人咏平山堂诗也,引用甚切。’众请其全篇,金诵之曰:‘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众皆服金博洽。其实乃金口占此诗,为某商解围耳。商大喜,越日,以千金馈之。”和老头儿当年跟我讲的情节几乎一样。看来,他早把这件事吃进肚子里了,逮着机会就写成了小说。

 

黄裳的《也谈汪曾祺》,是写给苏北的一封信。苏北是老头儿的铁杆“粉丝”,也是我们这一辈的朋友。他当年曾经把汪曾祺的许多作品逐字逐句抄了下来,有四个大笔记本,后来也成了作家。苏北找到黄先生请教关于老头儿的一些问题,于是黄先生就写了这篇东西。信的最后他说:“我与曾祺年少相逢,得一日之欢;晚岁两地违离,形迹浸疏,心事难知,只凭老朋友的旧存印象,漫加论列,疏陋自不能免。一篇小文,断断续续写了好久,终于完稿,得报故人于地下,放下心头一桩旧债,也算是一件快事。二○○八年十二月廿二日写毕记。”几句话,写尽了两人的交情和感情。

 

如今,老头儿和黄裳都已离去。如果真有另一个世界,他们该有许多闲聊的话题吧。

 

 

转自《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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