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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国者”关愚谦:我做错了什么呢?


--作者:冷暖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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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愚谦的冷静甚至超出自己的想象。他顺利帮“西园寺一晃”定到了第二天飞往开罗的机票,盖了出境公章,甚至还抽空去银行取了点路费。晚上回到家中,面对慈母幼子,关愚谦依然不动声色。

 

 

“西园寺一晃”走过北京机场边防检查的时候,是19682月的一天。那天也是37岁的关愚谦此生从未想过的场景:一个深爱祖国和家人的“叛国者”,和他彼时充满狂热沸腾的祖国,互为注脚,共同演绎着一出荒诞剧。

 

19682月的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阶段,极少有外宾出入境。彼时空荡荡的候机厅里只坐着“西园寺一晃”一名旅客,他西装笔挺,戴着眼镜,还戴着一副防风沙的口罩。当值的海关边防警察老刘知道这是一名重要的日本外宾,他走上前去,接过对方手里的护照。

 

Is this your passport ?(这是你的护照吗)”

 

Yes”(是的)

 

对于“西园寺一晃”来说,老刘从未谋面;对于关愚谦,老刘是颇熟悉的面孔。而不论是作为“西园寺一晃”,还是作为关愚谦,都对即将到来的盘查心惊胆战。

 

老刘看到护照上的名字是西园寺一晃,此行正要转机上海、广州,飞往埃及首都开罗,他简要地翻了翻护照,礼貌地将护照递了回去。

 

Good Luck(好运)。”

 

“西园寺一晃”接过护照,从容地向登机口走去。而边防警老刘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刚刚的几十秒钟,他见证了,或者说是错过了可以载入史册的惊悚一幕:这个所谓的日本贵宾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洋鬼子”,是一个拿着外宾护照,叛逃出国的中国人。

 

随着飞机直上云霄,机舱里,刚刚经历了生死时刻的这名叛逃者,“西园寺一晃”,关愚谦,虚脱般地瘫坐在座位上,他摘下口罩,露出了真实面目。“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我心想,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这么一个爱中国的这么一个年轻人,会毅然决然地离开自己的祖国?我做错了什么呢?”

 

大海上的热血青年

 

关愚谦1931年生于广州,有一姐一兄。他幼时即随母亲离穗,先到北平(北京),1937年七·七事变,关家举家搬离,一路颠沛,最终落脚上海法租界。

 

母亲言忠芸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毕业于北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更名为“河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而父亲关锡斌(后改名“管易文”)则是周恩来组织的觉悟社最早的成员,曾积极投身过五四运动。1919年关锡斌与徐特立、向警予、恽代英等同船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辗转赴美,先后在爱荷华州师范学院和耶鲁大学完成学业。1926年回国后,关锡斌一直投身于教育与革命工作,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致力于爱国抗日活动和地下情报工作。

 

战时的上海沦为孤岛,看似依然旧时繁华,但置身其中,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战争的别样残酷。在上海的弄堂里,母亲言忠芸一人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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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愚谦姐弟三人 左一为关愚谦

 

那时的关愚谦,极少见过陌生的父亲。关锡斌这个名字,对他等同陌路。他只是偶尔从来家看望的爸爸的朋友们嘴里,隐约听到“解放区”几个字。直到有一天,父亲突兀地出现。“那时候还是在日本人时代,他来了就跟我们在一块,就说你们这些孩子们千万不要忘了自己的祖国,小日本长不了。”关愚谦回忆说。然而只待了几天,父亲就又在视线中消失了,母子四人仍然要在艰难中维系生活。

 

小学毕业,关愚谦得宏仁堂中药店老板岳五爷的赏识、接济,以陪读名义进入上海著名教会学校圣方济中学。良好的西式教育下,他逐渐成长为一个浪漫文艺的海派少年。

 

1945年日本投降,终于盼到国家独立的上海居民却发现,国共之间的内战阴影逐渐弥漫,生活比抗战时还要艰难,物价飞涨,米贵如金,民不聊生。

 

1949年,解放军大军南下,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18岁的关愚谦兴奋地等待着国家命运的转折,他也终于知道了那个神秘的父亲就在南下的队伍当中。5月,上海解放。在家里,看到戴起白袖箍成为治安员的姐姐,关愚谦才第一次知道她早已是上海的地下党。最让关愚谦高兴的是父亲关锡斌回来了,出任华东军区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并兼任陈毅的翻译。

 

关愚谦向父亲表明了想要参加革命的急切心情。几天后,他收到父亲的信。信中说,继续读书也是一种革命,解放军在北京成立了外语学校,为新中国的外交培养人才,关锡斌希望高中毕业的儿子去北京上大学。1949年,他离开上海,来到中国的新首都,北京。

 

祸端

 

1949年,初到北京的关愚谦被要求“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改造思想,彻底为无产阶级服务”。他被要求挖“思想根源”,而自小养成的海派作风和生活习惯,也变得格外显眼。

 

“大家穿的全是军衣,但是我的永远非常整齐,因为我从小穿衣服都很讲究……他们说,我们解放军是越脏越破越旧越臭越革命,你这个作风是小资产阶级的。”

 

经过几番“触及灵魂”,关愚谦算是过了关,得以正式进入外语学校读书。他选择了革命最需要的俄语。1953年苏联专家大量进入中国,关愚谦所学派上了用场。他提前毕业进入财政部为苏联专家做翻译。然而关愚谦身上那份与部门老资格革命干部格格不入的气质和自由色彩,开始为他埋下“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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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苏联专家翻译期间,右一为关愚谦

 

1956年,在“整党运动”和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中,年少轻狂的关愚谦开始为自己的天真付出代价。

 

为了完成“整党运动”中 “给党提意见”的任务,关愚谦到一些高校里抄写大字报,以搜集意见。然而他并未想到,这一举动竟成为自己日后的罪证。数日之后,风云突变。195768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夜之间,“向党交心”成了右派分子对共产党的恶毒攻击。

 

反右的“扩大化”当头而来。当时各单位按照指示,要将3%~5%的“右派指标”落实,而按照这一比例,关愚谦所属部门25个人必须“选”出一个右派分子,而彼时的关愚谦却惘然不知祸患将至。

 

按照支部书记的说法,关愚谦摘抄大字报的行为、言论都是右派行径,而理由也让他无可反驳:“如果你要跟他们没有思想共鸣的话,你就不会把这些东西带回来念给我们听”。批斗令关愚谦筋疲力尽,他甚至想到过自杀,尽管最终他还是认下了右派身份。

 

被划为右派,关愚谦才真正感受到政治运动的可怕。在身为高干的父亲疏通下,他才侥幸由“极右分子”改为“中右分子”。1957年,中苏交恶,苏联专家陆续撤离,关愚谦失去了用处。于是,1958年,他被下放青海,等待他的是更加冷酷的命运。

 

悔之晚矣

 

1958年“大跃进”如火如荼的时刻,关愚谦被下放到青海西宁,分配到青海画报社,成为一名摄影记者。然而在“大跃进”的浪潮席卷下,即使偏远如青海,也深陷在政治狂热的泥沼中不可自拔。那时的关愚谦,更多考虑的是如何谨小慎微地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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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关愚谦被“充军”青海,曾做摄影记者

 

然而竭尽全力谨慎驯服的关愚谦还是没能躲过政治运动的利剑。1959年庐山会议,抨击“大跃进”的彭德怀被打倒,批判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文件从中央传达到基层。浑身“资产阶级习气”的关愚谦再次被盯上。他被定为“漏网右派”,下放到最艰苦的日月山人民公社劳动。此时大饥荒正笼罩全国,关愚谦和社员们一起垂死挣扎。

 

1959年到1962年,“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在逐步显现,中国大地陷入空前饥荒。作为“漏网右派”在青海下放的关愚谦也已经饿得全身浮肿。眼看性命不保,他只能给父母写信求助,并借口母亲病危辗转潜回北京。

 

在北京,他见到了父亲关锡斌。此时关锡斌已从沪回京升任国务院参事。看到爱子历尽磨难,他设法将关愚谦从青海调回。1962年,关愚谦终于逃离了四年地狱般的下放生涯,回京进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工作(简称“和大”)。“和大”实质是一个中央直属的外事机构,关愚谦在专门安排外宾活动的联络组工作。

 

新环境让一度变得沉默谨慎的关愚谦很快恢复了浪漫、活跃的本来面目。由于工作性质,关愚谦开始经常性地接触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亲华左派外宾,也经常见到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他颇感几分如鱼得水。

 

然而四年之后,1966年,文化大革命到来。

 

1966818日,天安门广场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当天,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到场人数上百万,至此,群众狂热被点燃到极点。

 

那天关愚谦和周恩来的一段对话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

 

“小关你现在怎么样啊,造反了吗?”

 

“还没有呢。”

 

“你们那里没造反派吗?”

 

“我们那儿还没成立呢。”

 

“为什么不成立啊?”

 

周恩来的话让关愚谦觉得应该 “豁出去了”。于是,热血冲头的他回家写了35页的大字报,历数了本单位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他成了“和大”的第一个造反派。很快,运动初期相对平静的“和大”也变得各种造反派系山头林立,关愚谦的“黑历史”被对立派系挖出,被指为“右派翻天”。根本不擅长政治斗争的关愚谦很快就乱了阵脚,运动初期风光一时的他渐渐沦为少数派。

 

而更为致命的一击却是来自家庭内部。因为与关愚谦在生活上有矛盾,在其他造反派的鼓动下,他的妻子公开“揭发”了他。那时已经有大字报贴出来,描述关愚谦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男盗女娼,而一旦大字报贴出来这个人基本上就是被打倒了。关愚谦悔之晚矣,“那时候我就很后悔自己为什么又来参加这种政治运动。”

 

叛逃

 

19682月的一天,两个造反派正式通知关愚谦,批斗他的大会将于第二天召开,而当天,整理他“黑材料”的会议正在进行,他自然被拒之门外。

 

“我马上就想到我完了。” 关愚谦回忆说。想到第二天的批斗大会,想到反右以来自己的惨痛经历,想到文革风暴下随处可见的血腥场面,一个念头闪电般地划过心头--自杀。

 

他打开抽屉急切地翻找刀片。然而关愚谦命不该绝,他忽然看到的是几本护照。那是几位常住中国的国际友人护照,正准备拿到北京公安局外国人员管理处办理登记手续。放在最上面是一本蓝皮的日本护照,主人叫西园寺一晃。他的父亲西园寺公一是常住中国的外宾,被周恩来称作日本驻中国的民间大使。他是周恩来的老朋友,也是毛泽东的座上宾。

 

“我打开一看,突然感觉里面的照片竟有些像我……再往后一翻,竟发现里面还有去埃及和法国的签证!” 短短几秒钟之间,关愚谦就投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危险的赌注,冒充外宾叛逃出国。

 

这次巧合拯救了关愚谦的性命,却也让他陷入了“叛国”漩涡的中心。“我知道,谁要逃出去的话绝对好不了的,可是一打开门就好像那边在喊,打倒关愚谦、打倒关愚谦,”关愚谦这样解释,“打开抽屉拿出护照,我就想,跑,99.9%是死的,0.1%是活。”

 

为了这千分之一的可能性,他决心拼死一搏。关愚谦的大脑飞速运转,一步步地实施着叛逃计划:因常年接待外宾的工作经验与人情便利,他顺利地帮“西园寺一晃”定到了第二天飞往开罗的机票,盖了出境公章,甚至还抽空去银行取了点路费。晚上回到家中,面对慈母幼子,关愚谦依然不动声色。

 

“你不知道在这种关键时刻人的心冷到什么地步。已经完完全全就是冰凉了,已经顾不到去想到其他任何问题……那时候我想到最多的就是那个护照上的照片怎么办。”关愚谦说。

 

当日深夜,在家人熟睡之后,关愚谦偷偷将自己的一些“危险材料”焚毁,在台灯下用自己的照片换下护照上西园寺一晃的照片,并用工具伪造了钢印痕迹。第二天一早,他借口红卫兵可能来抄家,将亲人送出家门,随即他开始收拾行装。极简单的行装里,他还不忘带上了当年岳五爷赠予的小提琴,和一部毛泽东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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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愚谦逃亡路上带的小提琴

 

于是,19682月的这一天,北京机场的几名海关人员看到他们熟悉的“和大”外事人员关愚谦身着蓝色工作服走了进来。在把“所送外宾”的护照递交给边防警后,关愚谦走进了厕所。按照计划好的步骤,他换好一应西装打扮,戴上口罩、眼镜,化作“西园寺一晃”走向登机口。在有惊无险地应对了边防警老刘的盘查之后,运气好到出奇的关愚谦终于在最后一刻跨越了千分之一的生死线,登上了飞往开罗的飞机。在飞机离开祖国土地的时刻,那种可怕的冷静也仿佛飞离了关愚谦的身体,那一瞬间他流泪满面。

 

漩涡之中

 

关愚谦选择的航线,需要飞机在上海、广州短暂地经停,在又经历了两次紧张的煎熬之后,飞机离境从卡拉奇飞往开罗。彼时他才想起自己举目无亲、身无分文,去国无路、回国无门,不禁在座位上痛哭起来。

 

这个怪异的举动引起了邻座三名捷克人的关注。关愚谦用俄语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了他们,飞机抵达开罗,在三人帮助下,他得以在一家小旅馆安顿下来。

 

然而第二天一早,埃及警察就出现在小旅馆带走了他。此时的关愚谦无法想到,在当时的开罗自己已经成为风暴的中心。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而此时从这场“神秘革命”中心叛逃出来的小人物自然成为各国研究中国的活标本。

 

怀揣不同的目的各方,苏联大使馆、美国大使馆,都希望得到关愚谦,而中国大使馆更要将这个“叛国者”缉拿归案。大国夹缝中的埃及政府索性以非法入境罪将关愚谦投入监狱,客观上却是将他保护起来。一年后,狱中的关愚谦终于得到“喜讯”:中国政府正式放弃递解他回国,他暂时安全了。

 

“后来我就听说是周恩来总理放了一马,人既然走出去了那就让他出去吧,后来又有人说是毛主席说的,尽管到现在我也不能证实是谁说的,反正至少是放了我一马。如果中国要是真的拍桌子,那我一定会被引渡。”关愚谦说。

 

1969年,埃及政府在释放关愚谦后提出要将他移交给第三国,首选美国,但关愚谦却坚决拒绝了。又等了五个月,当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意他暂时滞留,38岁的关愚谦就此来到德国,踏上了他展开后半生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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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愚谦与他的德国妻子

 

当时的德国对关愚谦来说,与他在小说书本里看到的大相径庭,但他也认识到,他终于得到了一直追求的自由,尽管一时之间自己还无法适应。

 

此后,他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他先是受邀为德国的亚洲研究所写一本关于“文革”的书。随后的几年,他在汉堡大学学习德语,后被聘为讲师,又娶了一位德国姑娘为妻。因为其特殊的身份,关愚谦渐渐在学术界小有名气,也因为从不公开抨击共产中国,他甚至被部分台湾学者指为“红色间谍”。

 

1976年,随着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开始了经济上改革开放,政治上拨乱反正的时代。1981年,逃离13年之后,这位“叛国者”被获准返回自己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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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这次回国之后,关愚谦才了解到自己当初的叛逃给家人带来了怎样的苦果:最深爱的母亲晚年一直承受痛苦,已于两年前病逝。哥哥和前妻牵连获罪,入狱六年。所幸父亲劫后余生,儿子也长大成人。1981年后,关愚谦往返两地致力于中德文化交流,也不断著述、讲座,以个人作为历史的见证。2001年关愚谦的自传《浪》出版,作家王蒙为之作序。

 

2012年,81岁的关愚谦又回到上海。这里有他的少年记忆、故交亲人。今日上海早非旧貌,所幸他儿时居住的弄堂还基本保持原样。关愚谦说,他精神的根就在上海--12岁时送给他一把小提琴的宏仁堂掌柜岳五爷在1953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没收资产,百年中药老铺也早已化为烟尘,但七十年间这把小提琴一直留在他身边。穿过历史的风雨和烈火,它就像一份未曾朽坏的优雅,静静地见证了两代人的悲欣交集。

 

 

转自《晓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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