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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丘路50号的记忆


--作者:郑海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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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虎丘路北端向南望街景  作者:CC BY-SA 3.0

下图为文汇报领导 马达、陆灏、刘庆泗等,七十年代末在圆明园路149号文汇报社前合影

虎丘路与圆明园路是两条背靠背的小马路,文汇报的正门与文汇报的印刷厂曾经背靠背地站在这两条路上——编者

 

 

虎丘路50号原先是文汇报印刷厂的入口,后来建新楼,又变成了文汇大厦的正门。 我的有关虎丘路50号的记忆,与文汇报的风风雨雨是是非非没有关系,只是因为少年时节曾经在那里生活过,脑海才会时常跳出一些朦胧的片段。

 

从安徽刚到上海的时候,和父母住在虎丘路的文汇报宿舍,或者是招待所,旧租界的老式大楼,和文汇报紧挨着,不是虎丘路48号就是52号,两幢楼之间的距离很近,伸出手就可以碰到对面窗台的感觉。我们住在四楼,因为楼和楼之间太拥挤,几乎终日看不到阳光,但是窗户对面就是文汇报食堂的一个角落,正巧那个角落里放着电视机,趴在家里的窗台上就可以看到对面的电视,听不真切,画面却能看得很清晰。那时候黑白电视机都是稀罕货,文汇食堂里却有一台彩色的,节目不是很多,主要放些《新闻简报》和电影,记得有放过《闪闪的红星》。

 

当时父亲去奉贤的一个五七干校,母亲在南市的豫园中学教书,大概是怕汽车太拥挤,或许是嫌倒车转车耗时太多,她很多时间都是走着去上班。母亲又是个有点循规蹈矩的人,无论刮风下雨都不愿意迟到,她总是上班很早,下班很晚,我醒之前就出门,要等到天黑以后才能回到家,妹妹当时还在安徽老家跟着奶奶住,所以严格地说,那段时间是我一个人独自生活。虽然是一个人,却并没觉着很艰难,一日三餐,洗澡看病全都在文汇报社里搞定了。我几乎把报社当成家,即便后来搬到南市以后,这种感觉也没有马上消散,一有机会我还是往报社里跑,直到有一天,新来的门房把我拦住,问我要找谁,那时我才意识到,这里只是父亲上班的地方。

 

住的大楼虽然很暗,却有电梯,那种两道铁栅栏为门的电梯,哗啦啦地拉上铁栅栏,再扳操作杆就可以了,站在电梯里,可以看到外面一层层地上下。这种电梯现在大概只有在早期的电影里还能看到。电梯使用有时间段,还有专门的人操作,开电梯的是我们邻居。忘了大楼的其他楼层是干什么用的,肯定不全是住家,住家在四楼。下电梯右手边两扇高大的双扇门里面是我们住的地方,就我们一家,左手边没有门,里边也大很多,住了好几家人,不是报社职工家属,好像是什么外贸公司的。住的地方没有厨房,不过我们也不需要,反正不开伙,我的早中饭都自己在报社食堂里吃,下午放学后先从食堂里拎两瓶开水,晚饭时再去食堂把饭打回家,等母亲回来一起吃。要是凉了,煤油炉热热就行。我们家也没有餐具,用的全是印了文汇报字样的搪瓷碗。

 

当时身上还带有农村孩子的野性,但毕竟人生地不熟,有种虎落平阳的感觉,所以活动范围很有限,朝南跑到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看二分钱一本的连环画,向北跑到苏州河边,趴在围栏上看人在乌黑的河水里用小网兜抓鱼虫。上学的四川中路小学其实也在虎丘路上,就在马路对面,红色的几层砖房,没有操场,学校隔壁是一片很大的弄堂,横横竖竖的很复杂,弄堂的入口在住的大楼对面,另一个出口开在四川中路上。学生早晨做广播体操就在弄堂里。学校开会好像借过虎丘路头上的外贸会场。那时候的政治气氛很浓,小学生屁事不懂也要读报学文件,而文汇报又是最为流行的报纸,我会找机会偷拿报纸到学校。其实机会也不多,虽然天天进印刷厂,但是不敢乱跑,不知道成品的报纸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报纸一般会在很早的时候通过传送带传到外面马路的人行道上,然后有邮政车来取,报纸一捆一捆的扎得很结实,很难从中抽出一张。只有在报纸没捆紧并且邮政车又来得晚的时候,才有机会顺几张,揣在怀里往对面的学校里跑。

 

那时候文汇报有两个门,圆明园路进去是编辑部,还有医务室,面朝外滩黄浦江,整洁明亮。虎丘路进去是印刷厂,黑暗油腻。不仅是两个入口,感觉还不是同一幢楼,因为不是每个楼层都能相通,四楼中间有个通道,可以把两个区域连起来,大概是因为食堂在四楼,位于在印刷厂这一边。圆明园路入口的地方也有个电梯,但是我几乎不用,曾经坐过两次,可能是下错了楼层,都迷了路,只好顺着楼梯走到底层,然后再走上去到食堂。我去食堂一般都走虎丘路,因为近很多。但是虎丘路晚上经常关门,那就得绕个圈子从圆明园路进,所以开水我一般都是放了学就打好,免得负重多走路。有一天穿着人生第一双猪皮皮鞋打开水,拎着两个热水瓶从这边四楼爬上爬下,又从那边四楼爬下爬上,到家门口时,突然在楼梯上拌了一跤,碎了一个热水瓶,热水透过竹壳的缝隙全撒在左脚上,当时只是感觉一热,没觉着很疼,回到家看看,只是红了一片,也就没在意,把鞋带扎扎紧就去看连环画了。大概还没走到南京路,脚就开始疼得厉害,回来的时候就一瘸一拐了。隔壁阿婆看到后一检查,赫然一个大水泡,阿婆有点大惊小怪,一边哎哟哎哟地惊叹,一边说:这样怎么行,我去报社帮你叫人,颠颠地去了。很快杨医生带着助手过来,用烧过的小剪子挑开水泡,再浇双氧水消毒。后来学化学,只要提到过氧化氢,双氧水,我眼前立刻会出现那次脚上烫伤处突突突冒白泡的情景。接下来的好多天,每天要到报社医务室换药,烫伤很快痊愈了,也没留下任何疤痕。

 

从虎丘路入口进报社,除了路近,还另有一个吸引我的地方,在油腻的楼梯上,常会散落一些铅字,小小的方长条,一个字一小条。可能工人排字的时候不小心遗落在那里的,也可能是磨损后淘汰掉的。上下楼梯的时候我总是盯着楼梯看,有时候也会特意去溜一圈,试试运气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坚持不懈,最后竟然收集了小小的一盒,更神奇的是竟然收集到了自己的名字。虽然字号有点不一样,把那三个小铅条用橡皮筋绑在一起,可以书上作业本上到处按自己的名字。当时的考卷都是刻在蜡纸上然后油印,在这种油印的考试纸上按上铅印的名字(用墨水,字有点糊),在当时不是一般的炫酷。有时也把捡来的字送给同学,没有找到他们的全名,多是名字中的一个字,或者是他们自己喜欢的字,就凭着这铅字,也拉拢好几个同学陪着一起玩。

 

大概父亲去五七干校前有过托付,也大概是别人看我一个乡下孩子不容易,所以报社的人对我都不错。父亲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当时给我起了个绰号“黑蛋”,慢慢大家都这么叫。因为最常待的地方是食堂,吃饭,打开水,看电视,都在食堂里。所以和食堂里的人搞得一团热。当时负责食堂的是罗师傅,我就罗伯伯长罗伯伯短的叫,很是会察言观色,比成年后机灵多了。机灵的好处就是能得到一些特别的照顾,比如说夏天喝酸梅汤就会比报社的职工有保障,因为罗师傅在酸梅汤被喝完之前,总是会给我留一保温杯。还比如会预先知道中午吃什么菜,如果有自己喜欢吃的,就提早点去排队。

 

回想当时文汇食堂的情景,突然觉着有件事情无解,当时什么都是定量供应,柴米油盐布,鸡鱼肉蛋奶,但是报社的伙食还真是不错,毛泽东生日那天还加餐,发的是特别的加餐饭菜票,印象中是印在粉红纸上的,我记不清楚了那个饭菜票是不是要自己花钱,能记住的是那天好吃的东西真的很多。报社里有那么多吃的,肉票鱼票是从哪里来的?

 

午饭的时候食堂里人最多,菜的品种也多,我平时都是一荤一素,偶尔也会两个荤。有一次先叫了个咸菜黄鱼汤,这种地道的宁波风味完全不符合我的淮北胃口,趁人不注意悄悄地倒掉,又买了个肉,换张不同的桌子挤在大人中间,不知道是哪个细心的人发现到后开玩笑说:哎哟,黑蛋有点资产阶级哦,两个荤菜,比我们上班的吃得都好,旁边的人于是也跟着添油加醋开玩笑。那次大概是觉着倒掉一份咸菜黄鱼有点罪恶感,所以对玩笑特别敏感,接下来的一个星期赌气只吃青菜,结果又被别人发现不同,还是被拿来开玩笑,搞得我吃也不好,不吃也不好。

 

和中午比,早晚饭吃饭的人没有那么多,选择也没那么多,我的早餐总是千篇一律,两个肉包,一碗稀饭,一碟酱菜。罗师傅也让我试过别的,比如薄荷糕,松糕,麻球什么的,试过后,我还是觉着肉包过瘾,就这样,这个早餐组合吃了整整一年。十几年后我大学毕业,有次去北京,在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借住一晚,巧得好,那时打点北办总务的正是罗师傅,晚上负责烧饭的北京大妈问,晚上想吃点什么,面条还是炒疙瘩?罗师傅在旁边说:两个肉包,一碗稀饭。我听到后,眼睛不由得一热。

 

 

转自《文汇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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