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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作者:旷新年

 

  

200012月底,当我接到父亲脑溢血病危的电话,犹如五雷轰顶,头脑顿时一片空白。父亲去世的时候还不到六十四岁。曾祖父和祖父都活到八十岁,曾祖母甚至活到八十四岁。父亲的身体是那么强壮,除了胃病之外,几乎从来没有生过病,更没有吃过药。父亲这样早去世,他自己没有想到,任何人都不可能想到。农村的老年人都有预备棺材的习惯,人们管它叫做寿材。许多老年人早早把棺材准备好,放在堂屋里面。从小,凡是摆放着棺材的人家,阴森森的,我都不敢进门。母亲多次提出置办,但是父亲却嘲笑母亲。父亲并非害怕死亡。他根本就没有将自己与死亡联系起来过。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强大的。他从来没有料想死亡离他却是那么近,会那么突然地袭击他。父亲是坚强的。他不愿意被任何东西压倒,也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压倒他。当他发病的时候,人们送他去医院,父亲死死抗住门框,不愿意出门。父亲性格爽直,所以生命以这样一种突然崩溃的方式结束。

 

 

给父亲送葬的那天,村子里哭成一片。很多年龄比他大的乡亲捶胸顿足:为什么不死了我,而是死了春芳书记?父亲一生都几乎没有与人发生过争执。父亲去世的时候,信用社会计成为很多人争夺的目标。后来,我的一个堂弟通过贿赂当上了信用社会计。但是,短短几年时间,因为存款同乡亲发生了多起纠纷。有一位老年妇女存了三千块钱,可是拿不出存单,三千元就没了。于是,她天天到他设在镇上的肉摊上焚香诅咒他,直到他撤摊为止。烧香来咒人的事情,我以前只是听说过而已。即使深仇大恨,也从来没有真正有人使用过这样严重的仇恨仪式。

 

当我回到家乡,我经常会听到乡亲对于父亲的怀念。尽管现代社会是依靠一套严格客观的制度而建立“信用”;但是在农村,即使和金钱打交道,也仍然保持着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父亲记性不好,母亲和弟弟经常责备他是个“糊涂人”;可是,他干了三十多年村信用社会计,却从来没有发生过金钱上的纠纷。在父亲外出的时候,我自己,后来我弟弟经常替父亲办理银行的业务。从十二三岁开始,我就替父亲开存单,开借据,开支票,和金钱打交道,没有发生过任何差错,因此一直没有丧失掉对于人心的信任。和农村传统的金钱往来一样,借款、存款、还款,即使没有严格的手续,没有凭证作为依据,也会按照良心办事。对于农民来说,丢失单据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父亲并不会因为存单丢失,就不认帐。在农村熟人社会,并不那么依赖凭据,依靠的是对于人心的信任。对于传统淳朴的农民来说,天理良心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父亲的一生是苦难的。他几乎整个一生都生活在历史的灾难和变化里面。父亲的生命结束于新的千年刚刚开始的时刻。20世纪中国多灾多难,父亲赶上了这些灾难的大部分。他成为了灾难中国的一个缩影。

 

我的父亲是中国农村的精英。他几乎当了一辈子农村基层干部。自从我记事开始,直到他去世,他一直担任村(大队)干部。先是大队会计兼大队信用社会计,改革开放以后,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信用社会计。他只接受过五年小学教育。1960年代初,“公共食堂”刚刚解散,父亲从工厂“逃”回到农村。因为那时候,食物匮乏,工资和购买力完全不成比例。

 

父亲出生于1937年阴历428日。他刚刚出生,抗日战争就在北方爆发了。有一次,当我的湖南老乡范智红对日本表现出强烈的仇恨的时候,我感到惊异和不解。我们常常说,感同身受。我现在才知道,没有亲身遭遇,就可能真正感受。在我们公共的记忆里,似乎遭受日本人蹂躏的只是中国的北方,所以仇恨日本人的是北方人。我忘记了日本人的铁蹄踏遍了大半个中国。范智红的家乡邵阳(宝庆)就曾经遭受日军的残酷蹂躏。日本人的势力也已经深入我的家乡湘乡,尽管日本人从来没有真正到达过我的家乡壶天。日本人的势力离母亲的家乡已经近在咫尺,因此,母亲的童年是在惊恐中度过的。在我们童年的时候,母亲会经常向我们讲述她童年惊恐的记忆:为了能够在日本人到来的时候迅速逃命,紧张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敢脱掉衣服鞋子,那真是“和衣而卧”了。

 

在我童年的时候,母亲经常讲起的是三种苦:首先是我外祖父和外祖母在母亲三岁左右相继因病去世,因为家里穷,所以没有机会读书,于是一辈子无法摆脱农民悲惨的命运。母亲羡慕她的一位年龄相仿的堂妹,因为上过几年学,所以成了医生,衣食无忧;其次童年时候日本人带来的恐惧的记忆;最主要的是大跃进时期“五风”干部的横暴,“公共食堂”和大饥荒的苦难,母亲以及我们当地的人都把“公共食堂”的那段日子叫做“苦日子”。除了外祖父在外出经商的途中因为虐疾去世,这属于“私人记忆”之外,其余都属于“社会记忆”。但是,虐疾是当时的流行病,当时外祖父感染上也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虐疾在我们民间叫做“打摆子”。“打摆子”是一个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语,当小时候冬天冻得发抖的时候,母亲经常会指责我们:“你们难道打摆子了吗?”大跃进的时候,我们家乡真正饿死的人很少。但是,它给传统自然经济的农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场灾难成为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我现在回到家乡的时候,母亲还会提起大跃进干部的“瞎指挥”,“五风”干部为了应付上面的生产检查,让社员把红薯藤拔了,却任红薯烂在地里。忠厚老实的农民对干部的胡作非为有时候会私下议论,表示他们的不满,这些“思想保守”的农民却因此遭受肉体的惩罚。在大跃进过程中,国家工业化的社会动员变成了一种残酷的暴力,行政变成了一种可怕的暴政。结果,产生了对于自然经济,对于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大破坏,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饥荒。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很长时间,那段时间被叫做“三年自然灾难”。而对于我的父母他们来说,是难以忍受的荒唐的折腾,是可怕的人祸。锅被砸了,房子被拆了,去炼钢铁。我从小就知道,山上之所以光秃秃的,是因为山上的大树在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全部被砍光了。而从前,我们家乡山上大树遮天蔽日,山里能够藏得住老虎。在刚刚解放的时候还打死过好几只老虎。在公共食堂结束以后,父亲从工厂回到农村。我的父母在他们二十七岁的时候才迟迟生下了我。在我出生的那一年,母亲吃的全是杂粮,没有吃过油,没有吃过大米,当然更没有见到过猪肉。后来,我母亲一直说:你亏得太厉害,生你的时候,什么吃的都没有,大人都要饿死了。

 

 

童年的时候,我在家乡听到他们谈到的唯一愉快的记忆是,解放军的部队追击国民党的军队经过我的家乡。解放军经过我的家乡的时候,正是中秋,也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的那个时候。他们记得解放军兵强马壮,慷慨大方,用大白搪瓷脸盆盛饭,比起农民平日的食物,甚至马吃的东西也更好,和落魄的败退中的国民党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于物质极度贫乏,一辈子都被物质贫困压倒的的乡村记忆来说,那一年解放军南下成为了真正的节日,成为了一个传说。对于中国农村来说,物质贫困刻骨铭心,物质的贫困似乎是永恒的。当童年的时候弟弟妹妹不愿意吃红薯的时候,父母告诉你,解放前连地主也吃不饱,哪怕是地主,也要吃杂粮。要是公共食堂过苦日子,就连红薯都没有吃的。

 

父亲整整一生都生活在身体的劳碌和物质的匮乏之中。对于父亲来说。生活从来不是享受,而只是一种不堪忍受的磨难。直到去世,父亲仍然没有摆脱过对于物质匮乏的恐惧。对于父亲来说,晚年所面对的社会的变化和生活是灾难性的。父母一生都在争吵。直到去世前,父亲和母亲似乎也没有停止过争吵。甚至,弟弟也因为不满而咒骂他。直到去年我回家的时候,母亲感叹,搭帮我的儿子,在你父亲去世以后我才过上几天好日子。2000年父亲去世以后,我才开始给母亲寄一点钱,开始一年三四千块,直到去年才多一点。母亲感叹父亲太节省,从来没有过上一天松泛日子。母亲常年生病,尤其是哮喘,但是,她的病往往只要一个水果罐头或者半颗柚子就能“治好”。因此与其说是生病,还不如说是因为缺乏营养。从小母亲经常说,能吃点营养的东西就好了。母亲极度地缺乏必要的营养,天公对父母他们这一代残酷地剥夺。他们一辈子奉献,一辈子被折腾,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最可怕的是,他们的奉献是被粗暴的行政权力可怕地挥霍和浪费了。母亲一直干瘦干瘦的,脸就像干核桃一样,从来都没有滋美滋润舒展过。

 

父亲极为节俭,衣服的口袋有许多洞,因为他经常把没有抽完的烟放到口袋里,所以把口袋烧坏了。这种习惯自然经常受到乡亲们的嘲笑。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生活开始发生变化,但是,父亲一直没有适应这种变化。我上大学以后有一年回家,家里从承包的鱼塘分到了不少的鱼,但是父亲却把过年的这些鱼卖给了我结婚的同学。许多人都以为父亲应该有一笔存款,可是,使弟弟也感到意外的是,父亲仅仅留下一张4500元的存折。

 

 

父亲最不喜欢走亲戚,只有舅舅家是例外。尽管外祖父和外祖母在母亲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但是,每一年都去舅舅家。在我小的时候,每年春节,父亲都会带我去舅舅家。大舅舅是他们那个村的村支书。有一次,我听张旭东说起,王安忆说,共产党的干部比较大气。父亲之所以去舅舅家,也许是因为舅舅是共产党的干部,比较大气的缘故吧。舅舅家没有一般的俗套,所以父亲在舅舅家感到比较自在。父亲根本忍受不了农村手上提着点心走门串户的习惯。这也许是我们家族的传统吧。祖父和父亲都是那种惧怕人际关系的人。我的祖父甚至连自己女儿的家里也不愿意去。他有五个女儿,从来没有在哪个女儿家里住过一天。哪怕是自己的女儿,他也害怕给她们添麻烦。

 

在我上大学以后,回到家乡,有时候遇到乡镇的干部,他们会对我说:“你父亲太老实!”可是,在他的孩子们的眼中,父亲却是家庭里的暴君。从小,家里每一天都是乌云密布,有时候会突然电闪雷鸣,狂风暴雨。而且,风暴的到来没有任何先兆。有时,在吃饭的时候,父亲会突然一声怒吼,弟弟妹妹们魂飞魄散,一失手饭碗掉在了地上。由于打破了碗,母亲又会追着他们打。

 

整个一家人都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他的孩子们从来不知父爱为何物。父亲的粗暴无疑与中国当代社会生活苦难的加剧有关。父亲很少说话,一辈子也很少看到他的笑容。我几乎没有和父亲有过多少言语上的交流。他不是沉默,就是暴怒。越到后来,越是疏远和陌生。我上大学以后,读到卡夫卡的《致父亲的信》和《判决》,引起了我心中强烈的震动。卡夫卡作品中那个强大、多疑、暴怒的父亲,就像是我自己的父亲,而我就是卡夫卡作品中那个充满了负罪感,被内疚压碎了灵魂的儿子。

 

 

童年的时候,有时候,我早早干完活回来,正在玩得高兴的时候,突然会遭到父亲一顿莫名其妙的暴打。父亲不会问你干了多少活,而是天还没有黑,你怎么就在家里玩了?我经常逃学,但成绩好,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懒,而谁也不管我逃学的原因是什么。任何事情我做得越好,最后的结果是受到的惩罚越严重。父亲管教孩子的方式造成了弟妹们教育上的极大失败,弟弟妹妹没有一个考上高中。因为父亲对我的错误惩罚,弟妹们都学“聪明”了。他们学会了磨洋工,干活总会磨蹭到晚上才回家。他们天天去上学,但是成绩总是不好。人们都认为,我之以考上大学,是因为我特别聪明,甚至是天才。有时候,甚至自己也有了一种幻觉。然而,后来我才明白,我的“成功”,并不在于我的聪明,而在于我的认真。无论父亲怎么错误地惩罚我,我一直没有放弃认真。在他们错误的惩罚下,仍然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无论忍受多大的冤枉,我也不放弃自己的本心和信念。当2005年我身体崩溃,听到我的导师责备我“太认真”的时候,不禁悲从中来。这是我从小就注定了的悲剧。如果我像我的弟妹们一样学“聪明”了,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成功”。反过来,我的弟弟妹妹不像我这样认真,所以也就不会像我现在这样被毁灭。然而,一个惩罚“认真”的民族,又会怎么样呢?

 

我之所以从来不会有竞争之心,不会和别人争任何东西,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就在于,我的成绩很少得到父亲的承认,对我理解和肯定往往来自于他人,尤其是老师。在我的眼中,老师是公正无私的,他们发自内心地喜爱勤奋和聪明的学生。也因此,从小做任何事情,我觉得只要尽我的心就够了,从而过滤了一切的虚荣。是老师使我建立了对于这个世界最基本的信心,是他们使我相信这个世界有起码的公平。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启蒙主义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在父亲的身上充分投射了我对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想象。对于我来说,父亲就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象征。那个时代的思想潮流和思想气氛,那种时代思想之间的对峙和紧张越来越强化了我与父亲之间的对抗。只有到了后来很晚很晚,直到我的孩子出生,我才明白父亲的那种残酷是时代、社会和生活所带给他的。直到我认识我的女朋友,我才感到一种与父亲和解的可能。我和她认识的时候谈话的主要内容是童年的经验。她对于她母亲强烈的感情使我产生了对于她的好感和信任。她使我从科学的世界回到伦理的世界,从真理的世界回到情理的世界。对于我来说,生活一直是残酷、紧张的,令人无法喘息。我想,对于父亲这一辈子来说,当然更是如此。除了温饱之外,他们的任何需求和愿望都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即使是温饱,也是极为奢侈的。对于他们来说,真的像张爱玲所说的那样:活着就是一件壮举。但是,我的孩子出生不到一个月,父亲就去世了。我永远失去了与父亲达成和解的机会。

 

我知道,父亲如果不是干部,即使在农村,父亲就不会那么粗暴残酷,我就不会经历那么多苦难。尤其是一方面父亲是村干部,但是,另一方面,直到改革开放我上大学的时候他一直不是党员。在文革那个高度政治化的时期,他作为一个非党员的干部,内心一定长期高度焦虑和紧张,就像我在清华工作的日子。我的孩子那么聪明听话,一岁的时候,有一次我抱着他去高远东那里,从清华到北大,我让他拿着自己的东西,一路上他就紧紧地抓住自己的东西。当我实在抱不动了的时候,我让他下来自己走路,他就自己走。半岁的时候,他就端着奶瓶自己喝奶,一岁的时候,就坚持要自己吃饭。半岁的时候,他还不能坐稳,就让他靠着墙坐着喝奶。有一次,范智红看到他靠着墙喝奶这样的一幕以后,哭了起来。她说:“旷楚乔太可怜了!”可是,那时候,我极其疲倦、焦虑,内心的压力和身体的痛苦无法排解,还要忍受种种的嫉妒和污蔑。因此,有时候,他的一点小错,就会惹得我打他。他还只有一两岁,会举起手来抗议:“你打人不对!”在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父亲对我的那些没有任何道理的毒打,我就会诅咒那些无休无止地加害于我的人。父亲对于我的苛刻充分反映了他身上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在我童年的时候,我的任何一点游戏、娱乐的心情都会遭到父亲残酷无情的扼杀和镇压。我从小就生活在一种高度的紧张和恐惧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惩罚就会突然毫无道理地降临到自己头上。

 

有时候,我会觉得父亲身上有一种虐待狂的倾向。有时候,滂沱大雨,我去钓鱼;但是,回家的时候,天突然放晴了,于是,必然遭到父亲的一顿痛打。因为他担心天晴的时候我在钓鱼,会引起别人的非议。作为一个大队干部,尤其是一个非党员的大队干部,父亲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

 

 

改革开放是中国农村的一次解放,也是父亲生命的一次解放。文革结束,政治的气氛缓和下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父亲终于入了党。入了党,就意味着他不再是一个异类,不再是一个被排斥者。我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时候入党的。在我上大学以后,有一年回家,在路上,有人告诉我,你父亲是书记了。但是,我也并不知道父亲到底什么时候成为了村里的书记。

 

1980年我上大学前后,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最早发生变化的是农村。“包产到户”以后,农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社会也在缓慢的变化过程之中。但是,父亲似乎一直没有适应这种变化,甚至一直没有感觉到这种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却是太大了,社会几乎完全改变了。“包产到户”并没有任何制度上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使农村恢复到自然经济,是恢复到某种“自然”的状态,是某种“苏生”,是“休养生息”。但是,农村真正获得休养生息,是在废除农业税之后。但是,这种变化却是发生在父亲去世之后。不仅如此,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国农村不是休养生息,而是大踏步地进一步走向破坏和灾变,走向紧张和对抗。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受到的打击最大。那时,农业税变成了农民一种沉重的负担。在我的家乡发生了抗税,父亲自己的弟弟就因为抗税而与父亲发生了矛盾。社会的矛盾加剧了伦理的破坏和崩溃,对父亲的心理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2000年父亲去世那个时候,作为一名农村基层干部,对于许多事情束手无策,内心百孔千疮。在那个时期,农村的冲突和矛盾已经达到了极端激烈的状态。经济的破坏、伦理的破坏,达到了一种可怕的程度。由于一种廉价的探测器能够探测到坟墓里有没有有价值的陪葬物品,因此,我的家乡发生了大规模的盗掘坟墓的现象。在那几年里,所有可疑的古墓被盗掘一空。我的家乡湖南是中国的蛮荒之地,我的家乡又在农村,所有墓葬本来都是普通的民坟,没有多少有价值的陪葬品。本来挖祖坟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当一个人无法理解别人另一个人的仇恨的时候,他会说:难道我挖了你的祖坟?我们知道,当时蒋介石曾经派人到毛泽东的家乡去挖他的祖坟。因此,在金钱的推动下,大规模的挖祖坟,本身就说明了20世纪末农村道德的崩溃。

 

父亲兄弟姊妹一共八人,他是家里的长子。按照江苏作家高晓声的说法,中国农村的长子具有强烈的责任感。父亲是高度克己的,对于伦理和道德理想化,把人伦关系理想化。他总是想方设法把事情办好,总是愿意看到别人高兴,只要别人高兴,他自己吃点亏没什么。他宁愿自己吃亏,宁愿自我牺牲。宗族邻里红白喜事之类,经常请父亲“坐账房”,由于人多事杂,他记性又不好,因此经常会有出入,每一次账目上的出入,父亲必须自己事后填补。因此,母亲和弟弟坚决反对,但是,父亲是个热心肠的人,反对也没有用。这类的事情也是父母之间争吵的起因之一。母亲一辈子都生活在对于父亲的抱怨里面。作为村干部,作为家族的长子,父亲承担了太多他无法承受的责任和压力。经常想到父亲,就会想起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的话来:“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父亲去世之前,弟弟与父亲冲突愈来愈激烈。父亲一直以他的绝对权威强迫弟弟按照他的原则行事;然而,这个世界本身却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父亲一直生活在对于传统亲情的幻想里。比如他会强迫我的弟弟去给别人帮忙,因为他是亲威,然而,不管弟弟对于那个人是多么反感。残酷的现实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他对于传统亲情伦理的幻想,但是他仍然不愿意面对今天残酷的现实。

 

父亲的晚年是孤独和忧伤的,可以说是众叛亲离,四面受敌,充满了失败的感觉。对于他来说,几乎意味着他整个人生的失败。我们家里的生活甚至比不上村里中等的人家。弟弟和母亲辛苦节俭,他们对父亲的许多做法极其不满。由于父亲担任村支书和信用社会计,尤其是信用社会计有一笔在农村看来还是不薄的收入,因此引起不少的嫉妒。父亲内外交困,身心交瘁。父亲去世前的那几年,家族伦理的亲情也已经破坏殆尽。从前,我在家里在能够种树的地方都种满了树。1997年寒假,我回家的时候,有一次遇上了我的一位叔叔,父亲指着一棵树问是不是我种的。我感到奇怪和惊讶。父亲什么时候变得计较起来了?会和自己的兄弟计较一棵树呢?这使我感到了强烈的陌生。什么东西使父亲发生了这种变化?现在想起来,父亲一定是感到了极度的失望。由于对父亲的失望,我早已经完全不理家里的事情。在那前后,弟弟经常写信来,让我回家,并且诉说他们如何受到邻居的欺负。但是,1989年我离开湖南的时候,再也不想回家。在离开湖南前病了一场,那一场病更决定了我离开家乡。当我突然决意远走他乡的时候,父亲困惑不解,觉得我是他最听话的孩子,事事都顺从他,从来没有发过过争执,怎么会突然那么离开。

 

结婚以后,由于婚姻的痛苦和困境加剧了与父亲的裂痕。那几年,在某些人看来,是我最出风头的年头。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那是我人生痛苦和绝望的深渊,也是我与父亲关系最紧张的年头。对于我的内心来说,是毁灭性的灾难。结婚以后,仅仅与妻子回家过一次。直到父亲去世,再也没有回过家。我觉得,如果不是父亲的严厉,如果我有一个正常的童年,我的婚姻就不会是这样。我慢慢也无法忍受妻子家里的环境。每次周末她的姐姐和哥哥回家,几乎都要与父亲发生争吵,甚至拍桌子。我根本不能理解、无法直视、更无法忍受亲人之间的相互伤害。与其互相伤害,不如分开,不如忍受极端的孤独。

 

 

1997年春节回家的时候,我才看到曾祖父和曾祖母的照片。照片上的曾祖父气宇轩昂,相貌堂堂,儒雅平和,富有涵养,完全没有农民那种由体力劳动的摧残所留下的痛苦、变形的表情和痕迹。尽管曾祖父和曾祖母的肖像照片完全没有任何背景;但是,我从他们镇定宁静、舒展从容的脸上,我感觉到那个时代生活的舒缓开阔,我似乎感觉到了曾祖父和曾祖母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生活背景和生活气息。尽管我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那个对于我来说已经极其遥远的年代,我完全不知道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祖父那个时代的人很少有人留下照片,祖父直到晚年由于偶然的原因才留下了一张照片,而我的祖母则没有照片。可是,我的曾祖父和曾祖母在1949年的时候去世,却反而留下了照片。这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曾祖父并不是什么大户人家,既不是地主,甚至也不是富农,而是一个佃中农。

 

父亲甚至没有像祖父那样享受过悠闲的晚年,一直生活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小学的时候我们曾经到很远的一个村子去参观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中被杀害的一位烈士的墓,他的名字叫做廖阳泉。我只是后来时代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后才知道,祖父参加过农民协会,因为得到一位同宗族的地主的保护才平安无事。我不知道1920年代波澜壮阔的湖南农民运动也波及了我的家乡。其实并不奇怪,湘乡是湖南最重要的一个县,又是毛泽东所考察的湖南农民运动的五个县之一。我对1920年代中国湖南农村所发生的那场革命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我希望听听祖父给我讲讲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已经忘了我为什么没有问祖父,也许是当我听到的时候,祖父已经过世。从我记事开始,祖父就已经退出农业生产,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只做一些自留地里的家务活。在我的印象中,祖父是那么魁梧、威严,经常迈着悠闲的方步在村里散步,从容不迫、气定神闲。祖父会剪纸,尽管那时候“破四旧”,节日也基本上破除了,但是,在比如结婚等时候也还会偶然贴剪纸,红的和绿的各种各样鲜艳的颜色,和各种植物动物的极为简洁的图案。祖父的房子阴暗、潮湿,在祖父那古老的房间里,五颜六色的剪纸带给我强烈的新奇和喜悦。至今,当乡亲们回忆起我的祖父的时候,仍然是说起我如何逃学和祖父怎样送我去学校的情形。他们认定,如果没有祖父,我早就辍学了,根本不可能上大学。

 

从曾祖父到祖父,然后从父亲再到我,我们一家四代象征了中国百年来的命运。20世纪的大半部分,我无缘亲眼目睹,只在各种叙事作品里读到。然而,从照片上,看到了中国20世纪逐步灾难化的生活变化。一代一代,当现代化从沿海来到中国内地的时候,也是中国的灾难一步一步深入的时候。曾祖父的脸,还是那么润泽,一种从内心焕发出来的光彩,充满自信和满足。尽管祖父年轻的时候经历了大革命和亲身参与了湖南农民运动,但是,从晚年祖父的肖像和他的照片看来,祖父一生的生活仍然是平静的。直到父亲这一代,中国农村完全被外来的力量卷起来了,生活被整个翻了一个个。农村的一切都被改变了。在国家直接干预下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动员过程中,尤其是由于人民公社,农村生活的节奏,生活的方式,在父亲这一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母亲经常回忆起她们如何被迫在冬天砸开冰窟窿参加集体劳动。在我的家乡,1958年大跃进前后开始种植双季稻。文革的时候又多了一季冬小麦,变成了三季。大规模征用劳动力,修筑三线铁路,修建水库和其他大规模的公共工程,用那时候的一句话说就是,“改天换地”。那些工程可能并无多少效益,甚至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但是,传统的观念习俗、传统的生活方式被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和私人化的节日完全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党或国家的公共节日。1958年,这种破坏或革命达到了顶峰,作为传统经济单位的家庭被取消了,私人的房屋被拆除了,甚至家里的锅被砸掉了,变成了“公共食堂”。生活完全被高度集中和操控在国家手里,干部取代了家长的权威。在我的印象里,父亲不是作为我的父亲,而是作为一个严厉的干部出现的,没有多少亲情。如果他不是一个干部,也许他不会那么严厉。即使在那个贫穷的时代,许多人也并不一定像我一样对于童年有着那么强烈的苦难记忆。不论多么严厉,父亲仍然会有慈祥的一面,生活中仍然会有一些温馨的记忆。只是因为作为一个村干部的孩子,我才被剥夺了更多的东西。

 

 

2005年暑假,我回到故乡,山上草木丰茂。由于自然环境的改善,甚至野猪等许多大型的野兽也重新开始出没,和我童年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同。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在70年代达到了极端,整个自然生态都受到了破坏和威胁,用我的同学的说法,那个时候,只要树上掉下一片树叶都会被拾回去。在某种意义上,人与人之间的对抗也达到了一种极端。现在,农村耕种已经基本上从一年三季重新退回到一年一季。尽管我的家乡人均只有半亩地,但是有些地方已经抛荒,我明显地感到物质的丰裕,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的缓解。我问一位从小学一直到高中的同学,现任的村长和党支部书记:现在农村的满足感怎么样?他回答说:还不如我们小时候。我感到困惑和不可理解。我也没有深究。但是,我知道,在人与自然缓解的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真正缓解。

 

从小,我的家乡就已经通了公路。父亲去世不久,2002年洛湛铁路经过我的家乡。当时的铁道部长原籍属于我们村。但是,我想是由于对于阶级斗争的记忆,即使铁路通车回湖南的时候,他也没有回自己的故乡。1944年,在抗战结束前一年,张爱玲在《〈传奇〉再版序》中写道:“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实际上,农村的阵痛还刚刚开始,中国的农村人口还占据着大多数,那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一方面,他们已经被连根拔起;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找不到新的扎根的地方。一方面,农村已经无法依靠;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无力脱离农村。中国还有九亿农民,农村最深刻的变革还刚刚开始。在中国,要消灭农民,不知还要经过多少痛苦和多么漫长的时间。

 

2000年,我在北京遇到和我同一年考上大学现在已经成为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的朋友。他是邻村支书的儿子,当他和我谈起童年的时候,他说:“如果不能从农村出来,我宁愿撞死在地上。”1970年代,我们进入成长,开始接受教育。林彪事件给了我们生活的第一课。当有一天父亲告诉我林彪事件的时候,心理上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震撼。1970年代,不仅城市的青年开始不满和思考,思想在发酵。同样,普遍接受了中学教育以后的农村青年也在绝望中走向怀疑和探索。在粉碎“四人帮”不久,1977年,我的家乡破获了一个叫做“劳工党”的“反革命案件”。他们都是一些中学刚刚毕业的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在全国性的追捕下全部归案,“主席”被判处死刑,1978年,他在家乡的“万人大会”被公开处决。他的妹妹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她的课桌和我相隔只有两三个课桌。

 

当我进入高中之后,正好开始恢复高考。但是高考似乎并没有对我们产生多大的影响,几乎整个中学生活都是在劳动和嬉戏之中度过。我们没有产生过“黑色的七月”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感觉,考上大学的同学无意识地考上了大学,而高考失败并不像今天的高考失败一样会产生强烈的挫折感。从我们的上一届开始,我们公社就建立了五七高中,不仅每一个人都有了上初中的机会,而且每一个人都有了上高中的机会。除非个别因为偶然的原因辍学之外,我们那一个班小学的同学几乎都是从小学一起读到高中毕业。在我考上大学后一两年,小学升初中的升学率开始降为17%。农村由“我要读书”变为“我要考大学”。除非考上大学,读书成为了一件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我不知道,假如我没有考上大学,我今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更不知道,假如没有恢复高考,我会有一条什么样的出路?

 

十一

 

父亲去世以后,我的灾难逐步发展到了顶点,最终我的身体彻底崩溃。父亲去世五年以后,我才带着孩子回家。对于我来说,回家是痛苦的,我必须忍受母亲和弟弟之间的相互咒骂。说是回家,实际上,像从小那样,除了吃饭和睡觉的时间,我都不愿意呆在自己的家里。有时候邻居和亲友会要求我劝一劝弟弟。但是,我知道,因为从小就生活在这种咒骂之中,要他们改变一辈子的习惯,是不可能的。要改变一个人的习惯,就像强迫一个人改变他的成见一样困难。当物理学家玻尔说到思想观念的不可改变的时候曾经说,不是一种思想战胜了另一种思想,而是一代人死去了,另一代人成长起来。我以前没有办法改变父亲的观念和认识,所以我再也不想改变任何人。

 

当今年春节回家,从母亲口中听到“我们家里的孩子从来不会去做坏事”这句话的时候,我感到内心突然一阵发痛。在父母的严厉管教下,我们这些孩子不仅失去了做坏事的可能性,而且从根本上失去了正常生活的可能性。我们的生活从小就被摧毁了。我们永远地失掉了幸福。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再也不可能做一个正常的人了。小时候,因为贫穷和饥饿,父母根本不允许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去别人家里,免得别人看不起我们。从小,父母养成了我们强烈的、病态的自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交换我们的自尊。当我和范智红交流童年痛苦的经验的时候,我感到也许湖南的家长普遍都是暴君。他们粗暴、严厉和专制。也许湖南家长的严厉,和湖南近代理学的背景有关。湖南是中国近代儒学的中心,而湘乡又是湖南近代政治文化的中心。

 

十二

 

在对于父亲的理解里,我才慢慢地理解了毛泽东。毛泽东就是我们民族的父亲。他们从大局出发,忍辱负重,甚至把自己的孩子都牺牲了,也要实现他们的理想。我对于他们有着极为复杂的感情。他们既有些残忍、无情,又有些高尚、无私。当许多人简单地将我看作是毛派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我内心对毛的复杂而痛苦的感情。因此,当一些毛派人物到我这里来寻找知音的时候,他们经常感到极其失望。他们发现,在我在这里听到的是对于毛无情的批评。像李宪源和老田这些著名的毛派人物都知道我心理上对于毛的强烈反感和拒绝。然而,形诸于公开的文字,是我对于他作为一个历史伟人、一个时代伟人、一个民族巨人的理性上的认识。国庆五十周年的时候,韩国《进步评论》杂志白元淡教授让我写一篇关于毛的文章。我觉得无力对毛作出恰当的评价,尤其是无力表达对他的评价的复杂性,所以一开始拒绝了,后来在再三催逼之下才交稿。这就是《毛泽东:一份沉重的遗产》。但是,尽管我的文章题为“沉重”,可是,我根本没有把“沉重”表达出来。我后来在引用的文献里看到,这篇文章翻译回中文的标题却是《毛泽东:一份巨大的遗产》。这说明我没有将复杂性表达出来。那些把我看作简单的毛派的人,尤其是那些攻击我的人,根本就没有感到我对毛的复杂看法和复杂感情。这些年来,当人们在情感上强烈地排斥毛的时候,我却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对毛的反感并没有阻止我试图去理解和拯救毛泽东思想中有价值的内容,在理性上尽量理解毛。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可以感情用事,但是,一个民族不可以感情用事。

 

写于2006-2007

2007-03-26终稿

 

 

转自《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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