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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向青山问逝川

    ——我所知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钟裕华


作者:谢声显

 

1971年,在持续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有一个人检举我曾私下对他说过林副统帅脸上的倒八字眉生得像奸臣。为此,关了我半年“学习班”,没找到任何旁证。6月底,我却因为这一“现行反革命”罪被抓进四川省万县市(现重庆万州区)看守所。被捕时我24岁,是国营万县市肥皂厂司炉工。

 

我进监才两个多月,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写进党章的接班人突然就成了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人民公敌(甚至在批判时都不能直呼其名而只能称之为“林贼”)。我的“罪行”自然就不成立了。

 

不过,当时有句俗话说中国的监狱:“风都吹得进去,雷都打不出来。”我便在万县市看守所16仓(万县市看守所称牢房为仓)泡着,直泡了两年十个月,1974425日,才被无罪释放。

 

40多年过去了,我现已进入古稀之年,一些往事却时时浮现在眼前:

 

1972年春的一天上午,我被看守提到预审室。来了一个穿便衣的“一科”干警。“一科”就是政治保卫科。当时还没有“国安”、“国保”,公安局的一科就承担着“国安”、“国保”们现在的工作。

 

他对我进行“外调”:你的朋友熟人之中,有哪些人符合以下条件:1. 家庭出身不好;2.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3. 爱好文艺;4. 爱读报,有剪报保存的习惯。

 

我被押还仓内之后,马上向狱友们报告了出去接受“外调”的内容。大家判断:外面又出现了“现行反革命”的匿名信或传单、标语,当局正在尽力找线索。

 

没几天,便听外出劳动的人犯说:又有人深夜在背街小巷张贴反革命传单,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之所以说“又”,是因为不过才一两年之前,曾有恶毒攻击党和政府,署名“忠义救国军”的反革命传单,深夜在国本路、广场一带张贴。公安局就布置了精干警力,天天晚上在那一带进行艰苦的蹲守。果然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抓住了正在墙上粘贴传单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冉瑞华。

 

据时在4仓的老犯黄嘉馨说,冉瑞华是个年轻农民,在三正公社也算是个“秀才”,擅长竹琴,曾经是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冉瑞华的主罪是“反革命集团案”,但被抓现行时只有他一个人。审讯中,冉没有交待任何同伙。在监里,冉对狱友们说过: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个“反革命集团”结案时被处理的只有冉瑞华一个人,他被执行了死刑。

 

当时有人认为冉瑞华集团案未挖彻底。这才过去多久,小小的万县市又出现了反革命传单!据说就引起了省里的重视,定为大案要案,派了刑侦专家下来,组织了专案组,责令限期破案。

 

外面查得天翻地覆。关在铁窗里的人肯定都没有嫌疑。我们也就未放在心上,过了几天,便将此事抛到了九霄云外。

 

大约是秋凉后的一天下午,看守所的杨所长突然来到第10仓,把仓里的13个人犯带着行李全赶了出来,命令大家将空仓简单地清洁了一番,便将12个人犯分散安插进几个早已人满为患的仓室。却将其中那个久关未判的桂赌棍又关了回去。

 

在万县市看守所内,只有第5和第10两个仓是坐落于一层台阶的南北两头,门对门相距约30米,与任何仓都不相连接而孤立独处。就桂赌棍那点屁事,即使判刑也不过两三年,他凭什么一个人享受那么宽敞的单间?全监的人犯都愤愤不平。就有关得很久的老犯分析,可能新查出了桂赌棍有什么能判死刑的大问题,才将他单独关押?

 

但在半夜,一位戴着手铐略显清瘦的新犯被投进了10仓,我们心中疑问都解开了:他才是腾空10仓安顿的要犯,而那桂赌棍,是当局精心安排的线人。

 

从第二天始,第10仓就与全监所有仓室隔绝了。里面的两人非但不参加所里的任何劳动、放风,洗漱用水和饭菜都是专人送进去,就连每天两次各仓出来倒夜壶马桶之事,也是全所倒完都进仓关门之后,才由桂赌棍一人出来完成。看守所内的任何人都不可能与10仓的人交谈半句。连老犯们都说,从未见过管得这般紧的人犯!

 

但没过几天,我们还是从火钩(犯人炊事员)的口中打听到,10仓的要犯姓钟,是城北举人关上面护城人民公社的社员。他就是张贴反革命传单的“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现在,正在追查他的同伙。

 

姓钟的从进监的次日始,每天早饭后便被提出去审问。他是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身高大概170,属于精瘦那种体型。他五官端正,肤色较白,不像是个长年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提审时路过天井,他没流露出半点新进监者常见的畏瑟,却显得神态自若步履从容。

 

那些天,每当钟被提审出去之后,桂赌棍也会被叫出去。在钟回来之前,桂赌棍肯定会先一阵子进来。

 

有自作聪明的老犯就说,那桂赌棍会冒充政治犯,以“老资格”的身份在精神上开导钟、生活上照顾钟,千方百计骗取他的信任,利用两人闲聊时,套取钟不肯交待的材料。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那时代虽然出过许多残暴的事,但在文革后期我们那里抓进去由公检法人员进行的审讯,还真没搞过刑讯逼供。有老犯说,在1967年大规模武斗时,为何公检法的人有那么多被枪杀或被打残?多半都是原来爱搞刑讯逼供的人遭受到残酷的报复。血淋淋的教训就在眼前,这才是现在的审讯者不敢用肉刑的原因。

 

钟每天早上都是干干净净地出去,午饭之前整整齐齐地回来。我们都有目共睹,他非但未受过刑,连疲劳审讯也未经历。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自己不相信“坦白从宽”,就很难有口供,桂赌棍的任务就很重了。

 

每天钟被先提出去后回来,桂赌棍后出去先回来地搞了十几天,钟就不再被提审了,只有桂赌棍隔三差五地还被叫出去。

 

长期关在里面无所事事的人,好奇心都非常强,何况是省里关注的案子!人犯们天天都盯着10仓。一个月过去了,我们非但不知这大案要案审得如何,那反革命传单究竟写了些什么,就连钟究竟叫什么名字,我们这些仓里都无人知道。

 

钟抓进来大约两个月左右,就被判了死刑。过了3天的上诉期,他就被拉出去枪毙了。

 

记忆中,在执行那天,钟被叫出仓,披镣戴铐孤独地站在仓门外的石坎子上,他脸色苍白,身形略显单薄,却腰背笔挺,平静地注视着下面的监区,等待看守来取下镣铐捆上死囚的“背绳”。他冷静从容的神态,深深地镌刻进了目睹者的记忆深处。

 

原来被疏散出去的12个人犯又搬回了10仓,桂赌棍被调整到第6仓。当局好似忘记了立过功的赌棍,不放不判地又将他泡在仓里了。

 

再后来,就看见轮到桂赌棍倒马桶时,有时会鼻青脸肿走路一瘸一拐。

 

有一天下午,杨所长刚走进监区,桂赌棍便从牢门上的风门洞里猛地伸出半个脑袋大叫:报告,黄嘉馨天天唆使王石匠打我……话未喊完,他就被人强拉了进去。看不见桂赌棍的头,却听见他的声音传出来:……他们要打死我呀……

 

这样闹了两次,杨所长就将桂赌棍调出了第6仓。

 

两年后,看守所里的少数人无罪释放了,多数人送进了劳改场,几个人被枪毙了。

 

文革结束,全国都平反冤假错案,但没听人提起过钟,也没听到过那大案有什么平反昭雪的信息。这位因写过几张传单,用文字表述自己真实想法而付出了生命的男子,在他的故乡已经被人们忘却了。

 

我从未与钟交谈过一句话,更不知道他做过些什么想过些什么,但许多年来,我脑海里却不止一次地浮现出钟临刑前的身影。碰到当年的狱友,就偶尔问起他来。直到新世纪都开始了,原先在10仓关过的郑嘉林,才告诉我:他叫钟裕华。

 

又听后来与桂赌棍同过仓的黄嘉馨说;钟裕华不管是在预审室面对威严喝斥,或是在仓里受到照顾呵护,他在涉及同伙之问时,一直守口如瓶。但当提审结束之后,只有两人天天面对,桂赌棍终于获得了钟的信任。有一天,他对桂赌棍说:你以后出狱了,去流水村找曾乾明,就说那事儿是我一个人干的,没牵涉任何人。

 

过了没几天,钟就看见曾乾明被抓进来了。他从那天起,便不再吃饭,不同桂赌棍说一个字。当局就每天强制给他输液,一个多星期后执行死刑时,他的身体早就很虚弱了。

 

“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钟裕华被执行时,同案曾乾明被判了20年徒刑。

 

转眼就45年过去了。2017年春节,一位改革开放后结识的开发商朋友章清华从成都回来了。我意外地发现,在文革时,他是万县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钟裕华是他乐队的队员。他说,钟不光会演奏多种乐器,还能作曲,他的书法也不错,宣传队的标语、海报他全包了。连社会上时兴木刻毛主席像时,他只去看了一阵,找齐工具也能刻了!多大张的木刻画贴上大街,许多人都称赞刻得好。章感叹:真是个见啥会啥的聪明人!我就想到专案组仅凭罪证定下的几条线索,还真准确。就问,他是你们宣传队的骨干?章清华却说,他没在宣传队干上几个月,上面便命令我清退了他,因为他父亲是地主。清退他不仅是政治上的歧视,从实惠上来说,因为在宣传队里干,不光比干农活轻松,所在生产队还要记全劳力的工分;宣传队的伙食也比在家里好得多,顿顿白米饭管饱,隔三差五还有肥大块吃。所以,谁都不想走……章清华说,我至今都还记得,钟裕华离开宣传队时那沮丧萎靡的样子!章说,曾亁明也是宣传队的演员,长相很像后来红极一时的赵本山,能唱能跳,还会编些小品即兴表演,插科打诨地很有点效果,他还会乐器,也是个多面手。

 

正月十五,艳阳高照。我同章清华一起到了举人关上的护城村,参加他们部分老宣传队员的聚会。东道主刘兴富是一位六十多岁带几分书卷气的男子,将我们迎进了他的家,一幢两楼一底别墅式的小洋楼,客厅、书房里挂满了主人的书法作品和多种乐器。

 

我观赏了书法,聆听了二胡演奏,都有一定功底,就问刘兴富跟谁学的。众人便笑:他就是“钟疯儿”的徒弟!

 

“钟疯儿”就是钟裕华,同是这护城村的人。为何叫他“钟疯儿”?众人异口同声:他每发议论,总是出人意料离经叛道,农民朴实,便认为他神经有点毛病。

 

民国时,钟裕华的父亲是本村一个小地主,“毛泽东时代”成了专政对象,在1960年大饥荒时饿死了。钟的母亲很能干,性格开朗和善,还会接生,村里许多人都是她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她一共生了23女,钟裕华上面有个哥哥,下面3个妹妹。他哥哥是1967年大规模武斗快结束时,被特别强调阶级出身的那一派溃败时抓去抬阵亡“烈士”,而后被他们枪杀了。

 

刘兴富说,当年在生产队干农活,强劳力每天评10分,值1角钱左右。若有手艺,经生产队同意合法外出打工者,只要每月给集体交25元钱(城里面一个普工的月薪),队上便给记250分,分给当月的口粮。钟裕华就想出去打工,虽然当时他已在教我乐器和书法了,但他却什么能挣钱的手艺都不会。他就买了几件木匠工具到我家来,将一张木床折散了比划一番,就买木料来依样画葫芦,做出了一张新床。嘿,还真是那样子。而后他就到处去当木匠,样样木器都敢做。从此,他每月交25元钱给生产队,就很少在家做农活了。但大队(村)在路口墙头的标语口号,还是他义务劳动。连专案组初次上山来,看见那些农业学大寨的标语,都夸这毛笔字写得漂亮!

 

钟裕华只读过4年书,便因父亲被划为地主而失了学。我问了在座的几个人,都肯定地说,多才多艺的“钟疯儿”就是个初小学历!

 

钟裕华案发被捕时,是他新婚第七天。

 

他的死刑是在横贯全市的那条苎溪河干枯的河床上当众执行的,就在摩岩石刻燃灯古佛下面。

 

钟裕华被处极刑之后,妻子远嫁他乡。

 

宣传队的朋友们都因钟裕华的关系而受到过审查。但40多年后,他们都还不知道,“钟疯儿”究竟在传单上写了些什么!

 

丈夫早亡,两个儿子都被杀,钟裕华那性格开朗的母亲竟然还活到了90多岁,前几年才寿终。

 

改革开放之后,平反冤假错案,如林昭、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全国许多因思想言论获罪的,都平反昭雪了。钟裕华呢?

 

老宣传队员们异口同声:钟家剩下的都是没有文化被管制了几十年,夹着尾巴过日子的农村女人,敢去找政府的麻烦?

 

几天后,我和狱友黄嘉馨在一起喝茶。他出狱之后马上报读电大,经过艰苦努力,终于成为本地一位颇有成就的建筑工程师。他在看守所里与“立功”后的桂赌棍同过仓,判刑后在磺厂(劳改场)服刑时,又与曾亁明成了至交,黄嘉馨告诉了我以下的情况——

 

黄嘉馨与曾亁明是在磺厂相识的。曾乾明比黄先进磺厂几年,编在四大队一中队劳改。曾亁明原本是城里人,家庭出身不好,文革前,才十六七岁的他就被“动员”到护城公社流水大队作了农民,曾亁明虽然只读过小学,但很聪明。在农村学了一手砖工手艺,会拉二胡、能唱能跳、也会编些小品即兴表演。

 

在劳改队,黄嘉馨和曾亁明一起向原军统川东站站长高慕超、留场就业的清华大学毕业生王双荣两人学习建筑理论。曾亁明在工程实践上能学以致用,在劳改队的处境比黄强些,他也常帮助黄。黄和他应有同门师兄弟之谊,感情颇深。坐了18年牢出狱之后,曾亁明无家可归,经人介绍,到一家有3个孩子的寡妇家“上门”,除了干些体力活儿外,他费尽心思,想办防水材料之类的小厂,但都不顺利。曾亁明重获自由不到5年,便郁郁而亡,还不足60岁。

 

曾亁明对黄嘉馨说过:他们张贴出去的传单都是油印的。案发后抄他家时,搜到了一架油印机。那是在公社搞宣传时用的,以前用它印过歌单,用烂了扔在家里,大家都忘了。专案组将它充作了物证,其实根本就不能使用。真正作案的“油印机”是自己做的:先做一个木框,用圆钢做轴固定在桌面上,油墨调好之后,不用纱网窗也很少用滾筒,而用自己刮好的竹片。钟裕华和曾亁明都是手巧的人,很快便操作熟练了,印出的传单质量比油印机还好些。蜡纸、白纸就用以前在公社搞宣传用来印歌单剩下的,字体都是用的仿宋,内容主要攻击江青、针对文革,说江青有野心,文革革掉了中国传统文化;攻击林彪的只有一次,主要说他有篡权野心,搞兵变;还有就是说批孔孟有错,要挽救文化,挽救传统……自造的“油印机”用一次之后就毀掉,又没有去买过蜡纸、白纸,字迹又无特点,就不容易被发现。

 

在那十年浩劫之中,竟敢以自由和生命作代价,将自己对社会的思考形成文章并公之于世的,竟是两个加起来不到12年学历的社会最底层的青年农民!

 

我仰望蓝天白云,和风丽日,举人关遥屹在天际,那几个年轻人没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任何痕迹,不由得想起了一句宋诗:

 

白头吊古风霜里,老木苍波无限悲。

 

 

转自《昨天》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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