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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叔夏:“安,是做人第一要诀”


--作者: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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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叔夏(18971962),名琥,别名普贤,字以行,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之子。经历云诡波谲、世事不胜其变幻的一生,这个昔日的单纯书生是否真的安静如初?在《郎官巷里的童年》中,严叔夏和二女儿华严(严停云)说:“做一颗棋盘上的棋子,生命把你怎么下,便怎么安。安,是做人第一要诀。”

 

 

严复三子的婚约

 

1919年元旦,严家办喜事。

 

新郎是严复的三儿严叔夏,新娘是台湾首富林本源家族的女儿、陈宝琛的外甥女林慕兰。结婚典礼在侯官老家阳岐乡的玉屏山庄举行。新房是玉屏山庄一幢清朝结构的房子,一进,房屋四边是风火墙,由严复买下。

 

这个民国时期的婚礼是阳岐乡至2004年为止最盛大的民间仪式。近一个世纪的光阴逝去,参加过这场盛宴的阳岐乡人,都和这盛宴的主角一样已经离世,仅剩2004年时已百岁的陈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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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福州仓山阳岐村的玉屏山庄故居大门,严叔夏那场盛况空前的婚礼就曾在这里举行

 

这个老人清晰记得,林家抬嫁妆的人从城门连到了阳岐,光是大箱子就有40个。据说,因为嫁妆特别多,玉屏山庄那间做新房的左边厢房只能前后打通,便于摆放东西。虽然是个雨天,但参加婚宴的人仍然不少,酒席摆了30桌。

 

严复不收人情礼金。新郎新娘拜堂时穿的是乡里人不多见的洋式礼服,陈嘉宾对新娘的白婚纱印象深刻。“新房的床特别大,有三层,丫鬟可以睡在旁边。床上还有一座金铸的观音。”

 

对于坚持门当户对理论的严复来说,这场由陈宝琛做媒的婚事的确让他满意。所以,当年还在北京的他亲自将叔夏送回了福建,而在阳岐乡的那场由他亲手操办的盛大婚礼则犹如一件精心制作的作品,隆重而正式地表现着他关于婚姻的态度--“承祭祀,事二亲,延嗣续”。

 

但,在这场婚姻里享受天伦的仅仅是严复。新家庭的男主人,24岁的严叔夏并不觉得这是幸福,甚至感觉是在延续压抑与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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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岐村的严氏祠堂

 

“土匪”的佛经

 

这个在严家被叫做“老三”的年轻人,在当时还有一个被人在私底下取的绰号--“土匪”,这个绰号和他自幼抑郁寡欢、性情暴躁有关。

这并不讨喜的性格并非天生。1897年,在严复44岁时出生的叔夏并未引起严复的注意,直至这个有些孤僻的孩子在古文诗词上表现出早慧的倾向。而母亲江氏因为是侧室,在那个封建意识浓郁的家庭倍受歧视,早年就患上精神疾病。不正常的母爱不可能给严叔夏提供一个快乐的童年,而晚年的严复又因为辛亥革命失败、新旧军阀混战、中国社会仍然看不到出路,表现出明显的苦闷彷徨,以及老庄思想中的消极情绪。这些对严叔夏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少年与成年的严叔夏消极、厌世、不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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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祖居位于福州阳岐村的下岐,因老宅常年悬挂一面“大夫第”的匾额,人们又叫它“大夫第”

 

那场由父亲包办的婚姻实际上只是一场巨富与名门的联合。因为缺乏感情基础,这对年轻夫妻对很多问题的看法都大相径庭。此外,富有的林家有些像《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林慕兰母亲的形象则如同贾母,主持着郎官巷27号大宅子里的各种事情,其中包括这个新入门女婿的工作。

婚后一个月,这对以夫妻相称的年轻人回到林家在郎官巷27号买下的一座大宅子居住。林家并不主张严叔夏出门工作。

 

作为一种寄托和解脱,严叔夏开始把主要的精力用于研究佛典。因为他文学和哲学基础好,又懂得梵文,对佛经的理解往往有所创见,经常应邀到鼓山涌泉寺、怡山西禅寺、芝山开元寺等地登坛讲经,是当时福州颇具名气的佛学居士。

 

1923年,直系军阀孙传芳入闽。据说,大权在握的孙传芳附庸风雅,派人邀请严叔夏为他讲解《老子》。因为孙是一省统兵大员,严叔夏不得不去。闲聊时,孙不可一世,想进军台湾,问严叔夏去台湾可否用火车运兵?这个连地理常识都不懂的军阀让严叔夏顿生厌恶,根本不想再聊《老子》,以后也不再去了。

 

战乱时的教书先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战争的到来使严叔夏的生活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因为战争,福州与台湾的联系中断,经堂姐夫、协和大学校长林景润的推荐,他进入福建协和大学任教。

 

同年11月,上海沦陷。因为成为孤岛的上海仍然可以和台湾保持联系,又能避开前途未卜的战争烽火,严妻林慕兰于1938年带着幼子和两个女儿迁居上海。因为在抗战前途上,叔夏和妻子的看法并不相同,不愿随同,而是随协和大学迁校到邵武,完全靠自己的薪水,养活自己和留在身边的两个孩子。

 

和之前闲适、处处有人照顾的居士生活相比,在邵武的生活几近困顿,光是住所就数度迁移。

 

1941年至1942年,物价上涨、粮食紧张。严叔夏的战时生活,简朴,简单,以至简陋。住在学校北门理学院后小木楼时,他必须和其他人一样,在自置的小炉灶上自己动手煮饭。只是,在一些生活细节上,还表露出一些大户人家里的讲究。严叔夏有一个棉花酒精盒,饮食器具和双手都要先用酒精消毒过。

 

不久,皖南事变,福州一度沦陷,前线败退,政治黑暗,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被占,家人陷敌,这一切变故加上强烈的生活反差,都让这个从名门望族的身份中走出来的文人常常感觉前途困惑与茫然。烟、酒、茶是这个当时并不善言的中年男人的另一种寄托。

 

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这个教书先生因为才气逼人、思维延续着父亲严复的开阔、坚持黑格尔的唯物论、对危难中的国家和民族颇多忧虑,吸引了不少进步学生的目光,但他的生活仍然保持着在郎官巷27号的诸多习惯,比如早晚烧香念经。

 

19427月,日寇沿浙赣线西进,直下江山、上饶、铅山,闽北局势紧张。严叔夏突然萌生了山居观变的念头,决然离开了协大,结伴买舟,沿富屯溪南下,避居古田山乡一学生家中。

 

1944年,严叔夏转入南平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教国文。其时,他的长衫换成了袖子常常被挽起的短装,开始阅读《西行漫记》、《大众哲学》等书。一向抑郁的心境也开始变得明朗。

 

独留大陆

 

抗日战争胜利后,福建协大迁回福州。严叔夏重回协大任教。

 

大局势的暂时稳定并没有给这个分隔两地的家庭太多喜悦。妻子林夫人一家打算在这个时候迁居台湾,投奔当时在台湾颇有经济实力的祖父林维让,避开大陆的政权之争。因为在八年抗战的特殊时期体验过独立新生活,严叔夏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轨道,他再次背叛这个家族的选择,独留大陆。

 

三年内战时期,严叔夏在福建协大这所以保守闻名的教会学校的教师中,像个异数。他继续大量阅读所能得到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的资料。在协大,他是学生运动的领袖们无所不谈的朋友。

 

1947年下半年,由中国民主同盟福建省负责人林植夫、周问仓介绍,严叔夏开始参加地下民盟的一些活动。福建协大的地下党员经常在他的住所存放物件和过夜。

 

1948年,学生运动频繁。他曾经专程拜访当时任福建省主席的李良荣,向其郑重提出希望他对学生运动采取宽容态度,不要抓人、杀人。

 

亲历政治

 

福州解放后,严叔夏被选为福建协和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这个并不熟悉行政工作的50岁男人开始以参与者的身份接触政治斗争。

当时的协大是一个接受美国教会津贴的私立学校,特殊的时期使这个学校同时处于两个委员会的管理之下,一个是行政当局的校政委员会,一个由全校师生选举的校务委员会。校政当局受美国教会直接控制,在对待学校改革的具体工作上,常常表现出消极、被动、观望、不合作,甚至公开敌对的态度。校务委员会则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监督和协助学校当局执行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机构。

 

两个委员会持不同立场、代表两种力量,斗争便不可避免。对于校务委员会来说,在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的同时,团结全校的师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这个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任务就是,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斗争中取胜。

 

这样的挑战,是符合逐渐快乐起来的严叔夏关于政治的理想的,而1957年之前发生的一切也都足以证明,这个在新旧更替的年代出生、成长、成熟的文弱书生,有足够的能力完成他为自己设定的每一次转变,直至1957年。

 

19521月,严叔夏正式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同年,“三反”运动结束,严叔夏调任福州市副市长,分管文教。不久,他写诗赠给在新加坡任建筑师的四弟璿,刊登于《光明日报》,希望他回国工作。

 

1957年,严叔夏被划为右派。

 

1961年,右派摘帽。

 

1962922日,病逝福州。

 

1979年,右派平反。

 

在阳岐乡的玉屏山庄、郎官巷的古宅,都很容易让人想起这里曾经的主人严叔夏,想象戴圆黑框眼镜的男子穿着绸缎料子的长袍,在种植着四季花草的庭院看书的情景:面白、儒雅、少言。这个青年男子和艳阳下的古居一样安静。

 

无法想象的,是严叔夏离世时的心情。

 

在后人为他整理的传记里,1957年至1961年那段灰暗岁月,他仍然沉默地为芳华话剧团修改剧本。

 

经历云诡波谲、世事不胜其变幻的一生,这个昔日的单纯书生是否真的安静如初?在《郎官巷里的童年》中,严叔夏和二女儿华严(严停云)说:“做一颗棋盘上的棋子,生命把你怎么下,便怎么安。安,是做人第一要诀。”

 

只是,晚年体味了反人性的诬陷和背弃之后,严叔夏的这种“安”是阅历太多、见事太明的无可奈何?还是为了保存理想的完整性,选择的一种不抹杀自己、又无损于人的智慧生存?

 

摄影:庄方 照片均摄于2004年。

 

作者简介

郑芳,1978年生于江西九江,传统媒体从业14年,曾任《homeland家园》杂志副主编。现为独立策划人、独立撰稿人,以个人视角记录个人史、家族史。2016年创建微信公众号“看不见的福州”。

 

 

转自《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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