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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述史:饿


--作者:一路观看

 

人生的第一幅画面

 

我记忆的第一幅画面是这样的:那是个秋天?春天?或许是夏天?那一天,漫天阴霾。一个瘦骨嶙峋的孩童被一个陌生的成年人拽着,爬上一条高高的路基,两条铁轨伸向无尽的天边。没有父母告别、没有兄弟送行,从此,我开始了自己独自的人生道路。后来,我才知道,那个陌生人是我的爷爷,那个瘦骨嶙峋的孩童就是我。他从苏北的农村赶来,把我带回老家。那是1959年,那一年,我6岁。

 

我生于1953年的4月。我的父亲是1939年的老革命。当年,也曾经是名震一方的抗日英雄。在抗战的反扫荡中,曾经被GCD的《拂晓报》誉之为“敌后坚持的一面旗帜”。57年时,他是一所地委党校的理论教员,不知讲了什么话,他被组织上打成了“右派”。

 

那时,我的母亲也是国家干部。几十年过去了,已经是白发苍苍的她,才告诉我当年的实情:58年,组织上派人找她谈话:“你男人已经被打成右派,必须跟他划清界限”。组织要求她必须表明立场。要求她在一夜之间,必须写“一百张大字报”。就这样,在我父亲共同努力下,直到第二天太阳升的很高,他们两人才写完了这一百张大字报。于是,组织上对我母亲宽大处理,保留公职,全家被下放到一个边远的山村。说到这里,母亲说:“我当时根本不愿意写,只想死。但是,我有四个孩子,大的七岁,小的刚四岁,我不能死。”

 

了解当年的实情时,我也已经到了不惑之年,特别是亲身经历过了“伟大的文化大GM”,此刻,我完全能够理解母亲当年的心境:一个四个孩子的母亲;一个四个弱小孩子的母亲;一个在那样政治、社会环境里四个弱小孩子的母亲,实实在在是没有“自杀”的权利。在四条弱小生命的面前,连死亡都只能是一种奢望品。她唯一选择的,只能是屈辱的活着。大饥饿开始了,为了活命,父母决定将我送回了苏北老家。这样,陌生的爷爷将我接走了。

 

遥远的路

 

到了火车站,在检票口,那个陌生人(后来才知道他是爷爷),让我排在别人的背后进站,他却站到了另外一排队里,搞得我十分害怕、紧张、困惑。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离开父母、第一次排队、第一次跟着一个陌生人出行,居然他又这样抛弃了我。天地之间,一片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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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没有等感受太久,我已经随着人流,进入了车站,爷爷又拉住了我的手。几十年后,我才懂得,这是爷爷逃票的策略。他认为分成两队可以混过检票,省下车票的钱。至于孙子被抛弃的感受,他是决计体验不到的。不对!更准确的说,爷爷是没有条件去体验,那种体验太“布尔乔亚化”了。对于一个乡下的穷人,当时的一元钱,也就意味着一家人几天的活命费。他们没有资格、没有条件去考虑什么心理感受,那太贵族化了。

 

我挨着人流朝检票口走时,那种心灵的巨怖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四十多年过去了,有时我在梦中还会感到那种恐慌与荒诞。感到欣慰的是,没有任何检票员找我的麻烦。就这样,我混进火车站、混进汽车站。特别令我温暖的是,有个检票的阿姨,不但没有找麻烦,还给我们找了一个座位。

 

上火车、下火车、上汽车、下汽车,终于不再坐车了,我们又开始了步行。苏北大平原,笔直的公路,遥远的地平线。不知走了多长时间,也不知走了多远。

 

我一步步挪动着。爷爷实在心疼我,租来了两辆自行车。我们坐着后面。又不知骑了多久,终于到了一条大河边,我们下车了。爷爷告诉我:“到了。”这就是老家:一条大河、一座木桥。桥那边,一排排村庄。

 

第一次说谎

 

苏北乡村的一座学校、几排教室、一圈操场。清晨,全校正在进行升旗仪式。众多的小学生,分成各个班,正在系H领巾,整理队伍。对于一个一年级的新插班生,我感到十分好奇,又特别的无所适从。别人都在排队,我却不知站到那里。别人的脖子上都系着条漂亮的H领巾,而我却什么都没有。

 

在我的记忆中,班主任是个年青、漂亮的阿姨。她看到我后,笑着问:“你也是少先队员吧?H领巾呢?”我一下子愣住了,只感到喧闹的操场一下子安静下来,所有小朋友的眼光都盯着我。在所有H领巾的面前,只有我是个“异类”,脖子上空空的,站在整整齐齐的队伍之外。此刻,我第一次清晰而又模糊的感觉到,一定是自己家里出大事了。要不然,自己为什么突然掉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为什么别人都有H领巾,而自己没有?我感觉到,自己是没有资格与一般小朋友站在一起的。我的脚步开始朝外挪动。那个年轻、漂亮的班主任看懂了我的困惑与害怕,她走到了我的跟前,摸着我的头,鼓励地说:“我知道,你在家里就已经是H领巾了,站过来吧。”我迷迷糊糊的点点头,站了过去。这是我的人生的第一次“说谎”:我感到血一下子全涌上了头顶,天地之间,只有一个声音,就是我的心跳声。当时,我害怕极了。害怕被发现是“说谎”,更害怕带不上H领巾,而成为“异类”,被排斥在众多的小朋友之外。

 

善良而淳朴的人们啊,你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一个崇高而严密的“组织”,对于一个幼小的儿童具有怎样的威压?对于他的人性又能带来怎样的摧残!?几十年过去了,当我幼小的儿子再次“被”戴上那条血色的H领巾时,我仍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巨大的威压与屈辱。

 

饿

 

“饿”是我们这一代人最深刻的肉体记忆。老家的人口多,一口大锅熬着热腾腾的稀饭,那是名副其实的稀饭。幼小的我拿着着大饭勺,垫着脚尖使尽的在锅底里捞,但是,再捞也还是清水一样的稀饭。我吃过各种知名的、不知名的野菜。在野外,可吃的野菜也很难找到了,只有在自家的菜地里,才容易找到。那是大人们精心保护下来的。在乡村,文明的底线还被恪守着。人们不去采摘别人家小园里的野菜。

 

那时,榆树是个宝,它的的叶、钱、皮、根都可以吃。别看它的皮那么厚,用火一烤,肉津津的,好吃。知了、蚱蜢都是好东西,火一烤,香喷喷的。它成了我当时唯一的营养滋补品。

 

秋天的晚上,明月高挂。萤火虫一亮一亮的。我跟着家里的大人在大树上找“知了狗”(一种蝉的幼虫),又能玩,又有点吃。此刻,大人们脾气也变得好了,连说话也变得柔和。这是我最幸福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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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成了我们那一代人的宿命。无奈,幼小的我,无师自通的学会了“偷”。老家是苏北平原,一望无际。几个月里,我躲进公社的庄稼深处,见什么吃什么。小麦、豌豆,从青的吃到黄的。

 

有两次,我居然吃上了真正的猪肉大饺子。老家有一种风俗,死人埋葬之后,要在坟上供上一碗饺子。仪式结束之后,这碗饺子就可以给路人吃。一次,我从麦田里钻出来,感觉全村人似乎都在找我。原来,他们在喊我去吃饺子。我被大人们带到了坟地。白帽、白衣、白鞋、白幡,阴风瑟瑟。我端着碗,挤进大人堆里才敢去吃。多少年过去了,我又梦回那片坟地,只看见白衣、白幡,却不见热腾腾的饺子。我从梦中惊醒……。

 

年年挨饿,我又得了古怪的病,连续高烧,多少天不退。一天早上起床,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右手伸不直,右腿也伸不直,一用劲很疼很疼。从那时起,我偏瘫了很多年。爷爷奶奶发现我偏瘫之后,特别心疼,就用发青的小麦粒,伴着自家菜地里的野菜,煮了一碗饭给我吃。那碗饭是那样的好吃,我一口气吞了下去。紧接着全部又吐回到桌子上。接下来的一幕,是所有的人都想象不到,我自己也想象不到。没有教我,我自己又把吐出来的野菜家麦粒的饭一口一口地吃回去,一粒也不剩。奶奶在旁边流着泪,看我吃得那么香甜。

 

人们啊,这就是我的父母子邦,我是她的子民;这就是我经历过的“辉煌岁月”,我是她的见证!

 

那三年,咱兄弟是怎样活下来的?

 

57年,我父亲被打成右派,极右的那一种,管制劳动,全家被株连下放。59年开始的三年大饥饿,连正常国民都被大量饿死,更别说极右的家属了。那么,咱兄弟弎是怎样活下来的?

 

首先,这归功于我父母的英明战略:将我弟弟送人;将我则送回苏北老家。父母两人只养哥哥一个人。但是,全家仍然挨饿。一次,哥哥偷偷的掰了公社的一棒生玉米吃,被一个D性强的公社干部抓住,用手扳开他的嘴,硬是将生玉米粒掏了出来,接着召开公众大会,组织批斗,逼着我妈妈发言。罪证:那几颗淌着口水、鲜血的玉米粒。那一年,他8岁。

 

再说我自己回到苏北的老家后,饿得整天去找野菜,逮大蚂蚱,剥榆树皮。一有机会,就钻进公社的大麦田,偷吃生麦粒与豌豆。从未灌浆的青麦穗,一直吃到小麦黄。我的老家是大平原,一望无际,小孩一钻进去,大人根本找不到。就这样,躲在麦田深处,吃了睡、睡了吃,一直也没有被干部们抓住。现在回想起来,更可能是生产队的干部,同情我这种孤儿类的遭遇,对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最走运的是我的弟弟,他被一个山区的农民收养了。那个农民姓吴,人特别憨厚,对我弟弟特好。大山里,毕竟能吃的东西多,找到什么好吃的,他们总是都先给我弟弟。

 

当死亡越来越逼近时,“奇迹”却降临了。感谢D!它再一次伟大、光荣而正确的,纠正了自己的这点失误,三年大饥饿终于结束了。

 

饥寒综合征

 

62年开始,大饥饿结束了,我的父亲也平反了。据官方说,那叫“反右扩大化”。谢天谢地,为了在全国整“十几个右派”,他们一下子”扩大到55万。我所经历过的“辉煌历史”,辉煌的特色之一,就是咱特勤于纠正自己的错误。谢天谢地,我们慢慢的能吃饱饭了。不幸的是,我再也不可能“吃饱”了。准确的说,我再也体会不到“吃饱”的滋味。每次吃饭,我不是吃得不够,就是吃得太多,就是找不到“吃饱”的感觉。

 

每次吃饭,我总是狼吞虎咽,端着大碗,一碗一碗接一碗,一直吃到“撑”的难受。旁边人看呆了,我自己却浑然不觉。这种毛病,被几个同事戏称为“饥寒综合征”。

 

几十年来,我有个奇怪的病症:眩晕症,又称美尼尔氏综合症。或轻或重,每年里都要发作多少次。上海、北京、南京,各大城市,四次求诊,基本无效。用众多名医的话,这是国际医学的难题。后来,咱们这个小县城里,一个老中医告诉我,这是“脾虚”所致,是长期暴饮暴食的后果。又开了两种中成药“归脾丸”、“补中益气丸”,吃了之后,居然效果显著。从这开始,我就开始控制自己的饮食。慢慢的,我似乎又找回了“吃饱”的那种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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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之后,全国开始废除粮票。母亲翻箱倒柜,将我们弟兄几家所有的粮票都搜走了。她还花钱,四处去购买别人要扔掉的粮票。我们劝她不要收集这种废纸。她断然拒绝,说万一哪天再用怎么办?她被饿怕了!饥饿已经成了我们这几代共同的记忆,成为我们几代人的共同的心理生理的病症,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转自《苍山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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