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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语录:为人处世篇


--作者:熊景明

 

母亲出生于一九一四年,一九七三年去世。我在自传体散文集《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一○年出版)的第一章《母亲与我》中,记述了她殊不容易的生涯。

 

母亲四十二岁时,因心脏病卧床十八年,终其一生,她始终是家庭,乃至家族中的核心人物,以爱的关照、用言行,影响其子女和亲友。至今,朋友常笑我动辄就“我妈说的……”。妈语录不见得能够指导我的言行,却不时会冒出来。例如,大冷天去游泳,好像听到我妈说“这个死丫头,作死不挑日子”,然后笑起来,我行我素。

 

这篇文章引用的母亲“语录”,当然不是她的原创。从她口中说出,往往加上“你外婆说”。也许,我的外婆,她的母亲在将这些行为规范、俗语告诉她时,也会说“外婆说的”。

 

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为了写论文,在昆明访问了十九位母亲,对女性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深有感触。在讲阶级斗争,培养“革命警惕性”,提倡“恨”的社会中长大的一代,大多数人依然按传统的方式行事待人,幸而在背诵毛语录之前,妈语录已经融入我们的思维。

 

这些语录大都押韵,琅琅上口,但大多数得用方言来念才有味道。我的女儿在香港长大,不会讲昆明话了。我用别别扭扭的广东话念出妈语录时,已失却韵味,也就失掉其影响力;况且,我自觉地避免做个唠唠叨叨的母亲。妈语录的传递,在我这里已经断了。近年夏天回故乡居住,惊讶地看到许多父母不再和他们的孩子说昆明话,反而操带乡音的国语对话,听起来那么别扭。据说因为学校必须说普通话,为了让孩子从小适应,家长放弃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最生动传神的表达方式和子女交流。不知不觉中,他们在子女面前扬短避长,离弃多姿多彩的地方文化。

 

几年前,一位朋友听到我引用妈语录“天不容跳蚤长大”,哈哈大笑,然后正儿八经地劝我好好整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一个意思不同的惯用语)。断断续续,至今记下二百多条,其中许多是天南海北华人熟知是俗语,却都带有那个时代的特色,现加上一点说明或情景对话或联想,立此存照,但愿能勾起他人对各自妈语录的回忆。

 

“吃得亏,在一堆”。

 

而今回顾母亲的为人处世之道,就想起她常挂在嘴边的话:“严以待己,宽以待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过,这些言简意赅的格言,并非从孩提时代就明白。小时候我又笨,又比同班同学小一、两岁,一道玩耍,受委屈是难免的,于是就在心里叨念这句妈语录,自我调整一番。

 

“大伙吃,大伙香,独吃独生疮”。

 

物质匮乏的当年,小孩通常“口袋里没有半分钱”,幸运地得到一点糖果,母亲会残酷地要求我们与人分享。这与孩童时代的友谊誓言脗合。两人玩在一齐蛮开心,就会轻易地发出终生不渝的誓言,相互勾住小拇指道:“金鈎鈎,银鈎鈎,你的东西分我吃,我的东西分你吃,从小挨(好)到老,不挨就是短命佬”。这和人的自私习性违背的约定,不容易遵守。

 

“一人独乐,不如与人同乐”。

 

这对小孩子是理所当然的事,并非基于利他主义。没有电视和游戏机,连收音机都不普及的年代,所有的游戏:跳海牌,打死救活,官兵捉贼,跳绳,以及无数如今早已失传的游戏,都需要一伙人才能玩,许多游戏都是人越多越好。我们那一代人,唱起歌来嗓子通常不错,相信是从小玩游戏大声喊叫练出来的。

 

“一句好话暖三冬”。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位上司,曾在美国念书工作十多年。他待人接物的方式兼有东、西方的特色。秉承西方学风,研讨会上批评起人来,不留情面;持东方人含蓄的君子风度,对他佩服的人,却不轻易赞扬。一次,他在我起草的一份议案上批示“很好”,我几乎想将它保存起来做纪念品。我在他手下工作五年,心里明白他对我的评价十分正面,但这是唯一一次得到的正式表扬。

 

不吝惜对别人真心的赞赏,是绝对灵验的做人秘诀。这其实和人的个性有关,有人天生说不出夸人的话,并非明白道理就能够改变行为。后来,我准备离职去申请另一个职位。虽然失去这位下属非他所愿,他仍写了一封赞赏有加,令我面红的推荐信。既符合西方的专业精神,又具东方的君子之风。

 

那时也遇到个夸奖我的人。每天早上去到联合书院学生餐厅,卖早餐的师傅就对我说:熊小姐,你今天很漂亮。我也高高兴兴地回答:谢谢。过了好些天,我终于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你天天都这么说。他回答道:“我只会这一句国语”。

 

“得饶人处且饶人”,“冤家易结不易解”,“莫记隔夜仇”。

 

记忆中没听母亲说过“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之类的陈词滥调。然而,母亲也好,时代的风气也罢,“和为贵”是大众认可的与人交往的核心。有趣的是,当整个社会提倡“斗为先”时,父母并不在我们的面前表示异议。从懂事起,就满耳的斗这斗那,斗地主,斗资本家,斗反革命分子,斗右派分子,斗右倾机会主义者,斗四不清干部。文革开始,斗完走资派后,造反派互相斗,然后每个人开始自己斗自己,叫“斗私批修”。不止要斗还得“狠狠地斗”,不信翻开文革时代的大字报,满纸“狠批”,“狠斗”,“狠抓”,“狠狠打击”。

 

“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帮忙帮到底,送佛送到西”。

 

这种服务精神不只体现在母亲和她同时代许多妇女身上。她们不一定读过曾子的“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回到母亲去世三十多年后的昆明,周围的朋友和邻居中,依然很多助人为乐,甚至可以说助人为生活主要内容者,女性居多。她们无私地帮助的对象,都是自己的熟人和朋友。不过,投缘的话,和一位云南人交朋友,可在半小时之内。有位北京人告诉我,他到云南来了一次,现在他的朋友中有一大堆云南人,因为与一个云南人交朋友,他就会将自己所有的朋友介绍给你。大家这么做,只因为认识了一位值得交往的人,就有义务和朋友分享这份友谊。

 

 

转自《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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