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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接触的三位中共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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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费正清访华期间在北京大学演讲。

 

他被称为“头号中国通”;他在1946年成功预测共产党将战胜国民党;他有一句名言:“共产主义不适于美国,但却适于中国。”他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在中国如雷贯耳;他是“美国汉学界的太上皇”,美国现在的“中国通”基本上都是他的“徒子徒孙”--包括被誉为“汉学三杰”之一的孔飞力;冷战时期,美国《生活》杂志骂他是“中共的长期的辩护士”;1972年尼克松访华,把他的《美国与中国》作为了解中国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

 

他,就是费正清,生于1907年,逝于1991年,几乎完整经历波澜壮阔的20世纪。

 

费正清五次来华的前前后后

 

一个美国人,一生5次来华,身份却各不相同的,恐怕也只有费正清了。

 

1929年,费正清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求学,继续攻读外交博士学位,并选择19世纪中英关系作为论文课题。这一选择,开启了他与中国的缘分之旅。

 

当时,研究中英关系是冷门,在为数不多的研究者中,还存在一个重大缺陷--未搜集利用相关中文史料。费正清决定突破这个瓶颈,填补这一空白。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除了要从零开始学会中文,还要千里迢迢前往中国搜集资料,最重要的是,还需要钱。巧的是,费正清获得了罗德兹奖学金(世界首富、英国人罗德兹于1902年创设,专供外国精英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

 

1931年,25岁的费正清以研究生的身份启程前往中国,这一天刚好是圣诞节。4年间,他结识了不少有头有脸的中国知识分子。巧的是,1932年初他刚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在上海恰遇“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第19路军与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闸北鏖战;1936年他离开中国的时候,日本正在酝酿全面侵华,不久就制造了“卢沟桥事变”。离开中国时,费正清感到自己就像一只老鼠,仓皇逃离正在下沉的船。

 

回国后,费正清在母校哈佛大学历史系任教,教授东亚史。如果不是世事大变,他也许不会再到中国,一辈子就是个大学教师。但是,二战爆发改变了他的人生。5年后的19418月,还是大学讲师级别的费正清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美国国务院下属的情报协调处远东组(19426月改为美国战略情报局,转隶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到。原来,美国隐隐感到日本威胁逼近,需要借助学术界的力量加强情报工作,于是从大学和研究机构征召熟悉东亚情况的人,费正清就在名单上。这一工作变动,为他随后赴华埋下了伏笔。

 

美国人的预感变成了事实。费正清从教员变成情报员仅仅4个月,珍珠港事件爆发。不过,美国把主要战略对手定位为德国人,并未选择立即报复日本,而是设法让中国拖住日本。为此,美国需要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华盛顿各机构都感觉有必要在中国重庆设立派出机构,情报口也不例外。在这一大背景下,19429月,费正清作为单位驻中国代表,第二次来到中国。他的公开身份,是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这一次,他在中国待了1年多,不仅更进一步了解了中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对中国政治的态度,注意到了共产党的力量不可小觑。

 

194510月,费正清以美国新闻处驻华总办事处主任的身份第三次来华。不过,他待的时间不长,一年不到便又返回母校任教。再后来,他创办了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如今赫赫有名的费正清研究中心),成为整个西方研究中国最权威的学术重镇。

 

费正清第四次赴华,则要等到25年之后了。1972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破冰后,周恩来邀请美国有关机构访华。费正清非常想念中国的老朋友,于是率历史专家团访华,开启了第四次中国之行。物是人非,一些旧人的故去(如梁思成夫妇)让他有些伤感,而且中国尚处的特殊环境也让他有些压抑。但他仍然看到:“一个勤奋工作的民族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正在建设一个新生的国家。”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小厅里,周恩来专门接见了费正清一行,而且会谈时间长达11个小时,被费正清认为是“来中国旅行的高潮。”

 

7年后的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同年8月,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华,邀请费正清随行。此时,中国的政治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费正清也想看看中国的新面貌新气象,于是第五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到北京、西安和广州进行了10天的访问。当时,邓小平正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见此,费正清感到很欣慰,觉得中国又有了希望。

 

费正清与中共三位领导人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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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费正清夫妇与周恩来和乔冠华在北京合影。

 

费正清前3次在华期间,主要和国民党打交道,虽然与共产党的接触不多,却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费正清接触最多的中共领导人是周恩来。第二次来华期间,他开始了与周恩来的交往,当时,周恩来是中共南方局书记。费正清结识周恩来的过程有些曲折:先是通过自己在哈佛的学生、《时代》周刊著名记者白修德牵线搭桥,认识《大公报》女记者杨刚,又通过杨刚认识周恩来的新闻发言人、英语超级棒的龚澎,然后又通过龚澎才认识了周恩来。

 

费正清见过不少中国人,可以说阅人无数,练就了识人的本领。他这样回顾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与周恩来的第一次见面:“周恩来作为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在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在我面前出现的是一位长着浓眉而英姿勃发的代表民众的政治家。他具有十分罕见的才智和天赋以及当机立断的才能。”他还仔细观察了周公馆,发现臭虫或许会从顶棚上掉下来,甚至雨水会打湿床铺,但“虔诚的信仰依然如故,使人感到它能将这个沉睡的国家唤醒。”

 

费正清第二次见到周恩来,是抗战胜利初期。由于重庆谈判比较顺利,周恩来打算设宴感谢居间协调的美国人,费正清从中推动出过力,自然在受邀之列。19461月上旬,答谢宴安排在当地的胜利酒店,摆了两桌。费正清的回忆现场感十足:“周恩来坐在一桌上,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将军坐在另一桌。他们两人精力充沛,神采焕发。周恩来带头唱歌,我们大家随即跟着合唱,叶剑英用筷子敲打着桌子和玻璃杯来打拍子。他们唱的是延安的歌曲。”共产党人唱完,轮到美国人唱,他们也想找一首“雄壮而生气勃勃”的歌,却发现美国当时的流行歌曲总是甜滋滋、软绵绵或者充满感伤,最后只得选择南北战争时期的一首歌。显然,费正清看到的周恩来,其实代表了充满自信的共产党。26年后,当费正清应邀来华与周恩来见面时,两人叙旧,对此事都记忆犹新。周恩来还笑言:“我想我不会唱得太多吧!”

 

费正清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已经是26年之后。1972年,费正清受周恩来邀请,率一批历史学家代表团访问中国。他这样描述近距离观察到的周恩来:“一双威严的光芒四射的眼睛”“他那乐观愉快的外表遮盖了久经磨练的坚强如刚的性格。”

 

费正清接触的第二位中共领导人是一名高级将领--聂荣臻。费正清几度来华,但基本在国统区活动,惟一一次进入“红区”是1946年。这年64日,费正清以美国新闻处驻华总办事处主任的身份,从北平乘飞机抵达张家口,在那里待了一周。他见到了晋察冀中央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并作了演讲。他对张家口的印象是:“中共干部中,最活跃的成员是美国主办的中国名牌大学的学生”,他们“正利用其受到的现代教育,为改造中国人民的生活而努力”“永远是真挚地努力于他们同胞的福利与复兴的。”正是这次对解放区进行访问之后一个月,费正清作出了著名的预测--共产党将战胜并取代国民党。其实,费正清还想去延安看看,但“始终无法凭空想出奔赴延安游览的适当理由”。

 

费正清接触的第三位中共领导人,是邓小平。1979年初,邓小平访问美国,费正清受邀出席总统卡特在白宫举行的国宴作陪。而且,他被安排在主桌,与卡特和邓小平一桌。30年来,费正清一直呼吁中美关系正常化,现在终于实现了。他感到十分欣慰,能出席这个晚宴也特别荣幸,在回忆录中写道:“多大的荣誉啊!”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即使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样严峻的考验,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发展道路依然充满了自信。

 

有趣的是,费正清为了与邓小平有共同话题,特地打电话向哈佛的中国学者询问“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文原文是什么。吃饭时聊天,费正清与邓小平问起对方年龄。当费正清得知邓小平比自己大两岁(74岁)时,感叹道:“你还有头发,我却没有了。”邓小平幽默地回应:“显然,你用脑过度了。”

 

节选自环球时报-环球网

原题美“中国通”70年前成功预测共产党战胜国民党

 

 

转自《海外汉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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