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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炼狱(上)


--作者:陈懋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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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作者考入四川大学。

 

正是莺飞草长、布谷催耕的季节。

 

早晨,生产队长派我去耙栽秧田,限我要在上午耙好一块两亩左右的水田,说是下午要插秧。我不敢怠慢,草草吃了几口饭就赶着牛,扛上铁耙,挽起裤脚,跳下水田忙碌起来。耙栽秧田是水稻种植过程中一项很费力的细活,要耙好一块栽秧田起码要横一遍竖一遍耙上六遍,才能达到土平泥绒的要求。一个上午要耙好两亩田已经超出正常工作量的一倍。牛喘着粗气,在我的吆喝鞭打下不停蹄地赶超时间。

 

太阳当顶的时候已耙完四遍,我正奋力压住耙杆,鞭牛把一堆高出水面的泥土往低处推,因推泥太多,纤绳不堪重负,“嘣”的一声断了。我去结断了的纤绳,老牛也许是要发泄对我的愤怒,尾巴一甩,正打在我的脸上,甩了我一脸一身的泥浆,我气急败坏地对牛大骂起来。这时,突然听见身后田埂上一个女人的声音:“老陈……老陈……”我的名字前面从来没被人加上“老”字,所以不知她在叫谁,没有理会,仍埋头结绳。

 

“陈懋谱……同志……”

 

听得出,“同志”一词是迟疑一下才补上去的。回头一看,原来是公社妇女主任、驻村干部在叫我。我好生纳闷:这么多年,无论是男女老少,非和我说话不可时,都是直呼其名,今天为何一个公社干部呼我名字后破天荒地加了一个“同志”,而且那语气已没有往日盛气凌人的严厉和鄙夷?边纳闷边听她继续说:“你马上把牛下了,到生产队保管室(平时集会的场所)开社员大会。”我更吃惊了,这些年,只有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训话会才叫我参加,这社员大会的神圣殿堂,我还从来没有享受过登堂入室的殊荣。惊疑之余,预感到我的命运可能会发生某些变化,这变化也许就从这声“同志”开始。

 

匆匆下了牛,连鞋也来不及穿,赶到保管室,室内已坐满了社员。蹑脚跨进门槛,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惴惴坐下。公社妇女主任宣布社员大会开始,接着郑重宣布:“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公社党委决定,摘掉陈懋谱右派分子帽子。”听见“摘掉”二字,我如逢大赦,心跳不已,赶忙站起来向社员们弯腰点头,感激涕零。为了这两个字,我用血泪青春奋斗了整整二十年,它标志着长达五分之一世纪的人生炼狱的结束,宣告我生命历程中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一个不容于世的孤魂野鬼终于获得一张重返人间的门票。伸出双手,分明已触摸到还略带冬日余寒的料峭春天。

 

当天下午,遵照公社的嘱咐,我背上行囊,身穿破衣,脚着草屣,满身泥浆,风尘仆仆赶往区公所知青办报到--他们要我去辅导全区知青参加当年高考。

 

从此,我离开了这个生活了十五年,洒下血汗,交织爱恨,苦我养我,患难与共的川北小山村,沿着崎岖的小道走向人生下一段漫漫旅程。

 

这天是:197855日,距彻底改变我命运的那个“不平凡的春天”刚好二十一周年。

 

写了张“犯上”的大字报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大学校园充满生机与活力。宽松的政治环境,浓郁的治学氛围,丰厚的学术蕴藉,蓬勃的求学热情,构成了大学独特的人文景观,为莘莘学子的茁壮成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声中,我奋力攀登在知识的崇山峻岭:或据案苦读,或挥毫笔耕;饮智慧之琼浆,餐文华之芳蕊;吐纳珠玉之声,卷舒风云之色。生活丰富而多采,思想浪漫而充实;不知什么是忧愁,不知什么是烦恼;乐呵呵铺筑着五彩路,美滋滋编织着成才梦。天上明霞似锦,心中好歌如潮。我们是新中国最幸福、最自豪的第一代大学生!

 

好日子在弹指一挥间匆匆而过,转眼到了1957年。这一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劫难年。几十万无辜的读书人在一场政治运动中遭遇灭顶之灾,一下子从天堂坠入地狱,用他们脆弱的生命和惨烈的经历为历史留下了一曲曲旷世悲歌。

 

这年春天,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整风运动,清除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毛泽东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号召人们“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出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把皇帝拉下马’”,鼓励民主人士大胆地“放”。410日《人民日报》发表《继续放手,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接着在13日、17日、26日又连续发表号召“鸣放”的社论。在全国上下一片“放”的鼓噪声中,在各级党委的组织领导下,“大鸣大放”很快在全国卷起狂澜。只要翻开那时的报纸,每天大部分版面都是“鸣放”消息和著名人士的“鸣放”言论。

 

四川大学作为巴蜀名校,是高级知识分子、人才精英的荟萃之地,理所当然成了“大鸣大放”的热土。运动开始只在教师中召开各种座谈会,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局面显得有些冷清。

 

一天傍晚,图书馆门前贴出一张题为《清华来信》的大字报,内容是介绍清华的“鸣放”情况。这是川大出现的第一张大字报,在全校引起强烈震撼,出于好奇,观者如堵,天黑后还有不少人秉烛夜读。这把火立即在川大熊熊燃烧起来。第二天,学生开始贴出大字报,很快把图书馆外墙贴得密密匝匝。学校为保证张贴大字报的场所,又在校园中心荷花池周围临时搭建了木栅栏,供师生张贴大字报,很快又被张贴一空。整个校园成了大字报的海洋。

 

这时我正担任川大学生会宣传部长,当然不可能置身“鸣放”之外,像参与历次政治运动一样,政治热情又一次高涨起来,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运动,5月的一天,校党委宣传部召集团委会、学生会干部开会,要求我们负责组织学生中的“鸣放”。会后,我们从各系团总支、学生会到各班级,层层进行动员,大字报、油印报、板报、自由论坛等各种“鸣放”形式大量涌现,全校师生都卷入这场规模空前的政治漩涡。

 

正是“鸣放”高潮之际,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来川大看大字报,了解“鸣放”情况,我是陪同参观的学生会干部。结束时,他把我们带到校党委办公室,对川大的“鸣放”作了指示。他说,川大的“鸣放”已发动起来,形势很好,但只是涉及了党政工作中一些具体问题,对一些重大政策问题还“鸣放”不够,应继续深入“鸣放”。根据他的指示,我们再一次进行发动,要求各系对重大政策问题提出批评建议。于是很快掀起第二波“鸣放”高潮。我为了带头,也借用冯梦龙“三言”的书名为标题写了《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等大字报。其实,我这些大字报也并未涉及什么重大政策问题,因为我对当时党的方针政策根本就没有反感,只是对一些看不顺眼的时风世象发了些牢骚,作了些讽刺,语言不免尖刻,背后还有一种出出风头的顽童心理。

 

5月下旬,省委宣传部长再一次来川大看大字报,我又是陪同者之一。他边看边说,川大的“鸣放”在方向上有问题,应引起警惕。当时我完全不知道他说这话的背景是党中央对“鸣放”已改变初衷,正准备开展反击,幼稚地认为他的谈话与党中央的“鸣放”政策相抵牾,和他上次来参观时的谈话也自相矛盾。于是毫无顾忌地写了一张犯上的大字报《质问×部长》。这一无知之举铸成终身大错,成了我后来被打成右派分子的铁证。

 

6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一改过去鼓吹“鸣放”的调子,发出了反右派的强烈信号,全国政治形势风云突变,“鸣放”偃旗息鼓,反右派的呐喊响彻全国。川大的反右派,开始只是批判章伯钧、罗隆基等全国知名人士在报纸上发表的言论。以及校内最典型的人物——写大字报攻击毛泽东思想的生物系女生冯元春,还没有点名给谁戴右派帽子。当时我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有什么问题,又积极响应号召,像当初响应号召投入“鸣放”那样,参加到反右派的斗争中去,大会小会踊跃发言批判章、罗等的所谓右派言论。放暑假前反右派暂告段落,四川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约我写了篇谈反右派体会的文章,810日在川台广播。

 

我轻轻掸掉几个月来的政治风尘,无忧无虑回到乡间消夏,尽情享受故乡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

 

打入另类

 

暑假结束返校,第一件事就是校党委召开全校学生干部大会,党委书记丁耿林动员部署全校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会议结束不久,团支部书记通知我写一份思想检查,交待“鸣放”中的言论。我感到很突然,“难道自己有什么问题?”组织安排,不便多问,不能不写。我如实写了自己在“大鸣大放”中所做的工作。刚过两天,中午下课回宿舍,抬头看见宿舍大门口贴出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川大学生会要把我们引向何方?》,点了三个学生会干部的名,我的名字也赫然在目。这时我如五雷轰顶,耳聋目眩,眼前一片黑暗。凭直觉,我意识到这张大字报绝不是个人感情冲动所为,背后一定站着威严的组织。我断定自己已被毛泽东所说的这场不是阴谋而是阳谋的运动所套牢。不出所料,年级立即展开了对我的批判,不久又在全系进行批判。不容声辩,无须法律,不经审判,一顶象征褫夺公民权利、毁灭人格尊严的右派分子帽子稳稳当当戴在了头上。

 

这天晚上,我无法入睡,悄悄跑到锦江堤上独自徘徊,静静地回想这几个月我所做的一切。组织学生“鸣放”是校党委交给的任务,对所谓重大政策问题深入“鸣放”是省委宣传部长的指示,错了吗?自己写的几张大字报没有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的内容,是右派言论吗?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反复号召群众对党内的“三个主义”提出批评,我只不过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做了一些党委要求我们做的事情,这应该看作是对党忠诚的表现,为什么反被诬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再说,是党把自己从一个只读了初中一学期的贫苦孩子培养成国家干部,又送我上了大学,共产党是自己的恩人,无论怎样深挖索隐,上纲上线,我也挖不出反党的思想和感情。越想越觉得委屈,越想越觉得冤枉,而这种委屈又无处可诉,组织已把自己当成敌人,好友也弃我而去。眼前,看不到一线光明,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这时,我想到了死,以死申冤,以死明志。

 

夜,已很深了,四周一片寂静。我沿着望江公园门前的码头台阶(那时这里有渡船),下意识地一步一步走向河边,快触到河水时,突然对岸一道强光射向水面,同时传来刺耳的喇叭声,一辆汽车疾驶而过。我仿佛从梦中惊醒,怔怔站住,责问自己:你在干什么?这时我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些荒唐:这段河面我们常来游泳,深不及颈,淹得死么?死神与我擦肩而过,一道亮光,一声笛鸣,助我摆脱了第一次精神危机。

此后,我开始过一种无囚徒之名有囚徒之实的畸形生活。说是囚徒,没有把你关起来,也没有刑期,在校内有行走自由,也还可以听课。说不是囚徒,很多活动你不能参加,很多会议你无权涉足;出校要向专门管右派的人请假,返校要销假,要定期写思想检查,定期接受评审,国庆等重大节日不准外出,没有休假权,只能在校内参如劳动。除了右派之间可以讲话,没有人主动和你说话--你是魔鬼,你是瘟神。

 

人是群体性动物,需要交往是人的天性,任何人也难以禁止。同学之间的正常交往可以划一道政治鸿沟加阻隔,但右派之间的交往却无法切断。学校打了那么多右派,又经常组织在一起劳动,有段时间甚至把右派从集体宿舍赶出来,让我们单独住在一起。这样,无形中就形成一个另类社交圈,无论本系外系,教师学生,只要是右派,彼此很快就熟悉起来。如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川大副校长谢文炳教授,校党委委员、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倪受僖教授,中文系主任张默生教授等,我就是在和他们一起劳动中加深了解的。这个圈子成了右派们在严密天网下唯一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如果没有这个群体相伴,我真会窒息而死。

 

反右派以后,学校里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和奇奇怪怪的体力劳动突然多了起来,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1958年初在学生中开展所谓“红专”辩论,批判“白专”道路、个人主义,人人检查,个个过关,自我批判,互相开火。很多同学躲过了反右派那一关,却无法逃过这一关。受批判者虽然不戴帽子,但左中右已阵线分明,为日后毕业分配乃至分配后的工作走向都埋下了伏笔,定下了调子,留下终身印记。接着又是所谓教育改革,名为改革教育,实则把矛头指向广大教师,掀起什么“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发动学生斗教师,不少著名教授、专家、学者被扣上“资产阶级教授、专家”或“冒牌”学者的帽子,受到无情打击。这些活动实际上是反右派的延续,是对广大教师、学生进行大规模整肃。右派分子罪不容诛,广大师生也不可信赖,当然也逃不脱挨整的厄运。

反右派斗争及这些后续运动,其理论、政策、做法,成为后来“文革”的肇端,而“文革”则把这些理论、政策、做法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发展成贻祸全国、戕贼万民的大灾难。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在大学校园也如火如荼。为了农业生产放卫星,不务农的大学校园掀起了挖花园、垦农田的浪潮。优美如画的校园转瞬变得遍体鳞伤,满目疮痍。操场变成了麦田,菜花代替了鲜花,农田搬进了城市,学校放出了卫星。有了农业丰收,没有工业硕果,哪像大学?于是校园内处处垒起了土高炉,没有原料用废铁,没有燃料用木柴,没有鼓风机用风箱,学生分成三班倒,24小时不停火,炼出了一堆堆废铁渣。就是这些铁渣凑够了当年超英赶美的钢铁指标。

 

那年头,人遭磨难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可悲的是连麻雀也难逃劫数。不知根据什么标准,经什么人批准,麻雀被列入了“四害”名单,要斩尽杀绝,一个不留。一声令下,全国立即掀起了一场空前绝后的麻雀歼灭战。领导动员说,这是一场严肃的政治任务,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规定在同一时间全国总动员与麻雀开战。据说最有效的杀灭法是驱使麻雀不停地在天上飞,直到精疲力尽坠地而死。于是,学生们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手执长竿,放声吆喝。麻雀们惊恐万状,满天乱飞,稍有敛翅,吼声又起。麻雀在天上飞呀飞,人们在地上吼呀吼,就是不见麻雀从天上掉下来。这场人与麻雀之间的堂吉诃德式大战,延续了几天,不得不草草收兵。

 

以上这些活动,有的禁止我们参加,如“红专”辩论、教育改革等,有的强迫我们参加,如毁操场种地、大炼钢铁、赶麻雀等体力劳动。不能参加的活动给我留下了大量时间,必须参加的活动,早晚也有大量时间,何况后两年基本没有上课,时间成了我最大的财富,应该好好珍惜充分利用。虽然我被剥夺了公民应该享受的种种自由,却剥夺不了我思考和读书的自由。图书馆大门还向我敞开着,也未规定不准借书给右派。我就钻了这个空子,一头扎进书海,超脱尘嚣,与古今中外的智者们倾心交谈,用智慧之泉去浇灌干涸荒芜的心田。打成右派后的两年,读书总量大大超过前两年,不仅读了大量文学名著,还系统读了西方哲学名著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记了一本又一本读书笔记。读书不仅减轻了心灵的痛苦,充实了空虚的生活,也使灵魂得到了净化和升华,对世界对人生都有了崭新的理念,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精神世界。不再自暴自弃,不再悲观惶惑,无论前路多么艰险,无论命运多么坎坷,我都会挺起胸膛坦然面对。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度过此后长达二十年的悲怆岁月,战胜数不清的艰难困苦,全靠这两年读书生活构建起的精神支柱。

 

1959年秋,四年大学生活结束。没有毕业证,没有纪念章,没有毕业合影,没有同学聚会,没有临别赠言……同学们有的我都无权拥有,属于我的只有那顶为我带来九九八十一难的右派分子紧箍帽。怆然离开母校,登上北去的列车,新疆茫茫大漠,又将增添一名年轻的流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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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川大同学摄于杜甫草堂。后排左一位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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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11月,四川大学第十届学生会成员合影。

 

流放中“恶习”难改

 

车过秦岭,窗外青山渐渐隐退,进入八百里秦川。川内阡陌交通,良田纵横,林盘村落,点缀其间,与蜀地无异。视线远移,景色大变,近丘远山,黄土裸露,看不见一点绿色,也难见些许人迹,仿佛另一世界。这时,我心里一沉,怅然涌出异乡漂泊之感。生我养我的天府之国离我越来越远,故乡亲人只能梦中相见,漫长的天涯苦旅,在车轮的咣当声中一步一步展开。

 

第三天凌晨,车抵尾亚,这里是甘肃和新疆的交界处,又是兰新铁路已通车的最后一站。我们要在这里改乘汽车进疆。初秋时节,成都尚穿单衣,这里已寒气逼人。走出车厢,眼前尽是黑压压的人群,他们是从内地到新疆找饭吃的,通称“盲流”人员(即没有正当外出手续,又无明确去向,盲目流动的人)。招工单位多是新疆建设兵团的农场,不下二三十家,招工人员站在各自的汽车上高声叫喊:“找工作的人快到这里来报名,有无手续都收,马上就开车了。”那架势很像自由市场高声叫卖的商贩。“盲流”们纷纷涌向各招工点,挤满一车就拉走,第二辆车又接着叫喊。看着这景象,我不禁想起美国百多年前大批民众涌向西部淘金的情景,想想自己的处境不也和这些“盲流”大军不相上下吗?不知等待他们和我的命运是吉是凶,是喜是忧。

 

那时客车很少,我和赴疆的川大同学挤上一辆货车向乌鲁木齐进发。汽车在一望无际的荒原上奔驰,车后扬起阵阵黄尘,像喷气式飞机掠过天空留下长长的气浪,始终尾随其后,不会消散。黄沙、砾石构成的地表,就是我想象中的戈壁。戈壁上不长树,偶而可见一丛丛黄褐色的野草,后来知道那是极耐干旱的芨芨草,很像我的生命。

 

颠簸两天,抵达乌鲁木齐,住在自治区政府招待所等待分配。其他同学很快落实了单位,剩下我们四个右派苦熬。过了一个星期,叫我们到教育厅报到,厅里安排我们做整理陈年档案的工作。冬天到了,我们四人仍住在一间原来无人居住的破屋里。室外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气温经常在零下二三十度。普通居室不是暖气,就是热炕,我等居室取暖设备概无,宛如一座冰窟。为了不致冻死,我们只得两人挤在一床,拥脚而卧,以体温互暖,熬过长夜。当时我曾写过一首小诗,记得有两句是“粥薄愁昼永,衾寒盼晨鸡”,这是当时落魄境况的真实写照。

 

这年冬天,乌鲁木齐正在修一大型水渠,各单位都要轮流抽调干部去工地劳动,我们四人当然成了教育厅的常任劳动代表,无须轮换。工地距城有七八里地,每日徒步早出晚归。老天像有意为难我们这些刚到新疆的四川人,每日大雪不断,地面冻土如铁,十字锹挖下去,只现一个白点。不多久,手掌就震出血口,脸上也冻得麻木。别人都皮衣皮帽,毛靴毡筒,全副武装,我们每人每月只有35元生活费,无力购置御寒皮装,穿着四川带去的棉衣绒裤,立于冰天雪地之中,不得不拼命劳作来调动体内热能,以抗御酷寒。为此我们每天至少要比别人多干一倍的活。这样接连干了三个月,春节来临,工地停工,我们才算上完来新疆的第一课,初步品尝了人世的艰辛,也为适应新疆的冰雪生活奠定了基础。

 

1960年春节过后给我们正式分配工作。其他三人分别去了南疆的库尔勒、喀什、和田,我算幸运,留在了教育厅筹办的新疆教育行政干部学校。5月,自治区各厅局为了缓解蔬菜供应困难、改善职工生活,纷纷办起了农场。教育厅也在米泉县高家湖(其实这里没有湖)办起了自己的农场,干部轮流下去劳动,一月一换。以我的身份,自然又成了干校驻农场无须轮换的常任代表。在农场劳动虽然比机关辛苦,但可以吃饱肚子,还可以在农民那里买到鸡蛋,又少了许多精神上的羁绊,可以不受拘束地唱歌、拉琴,可以和教育系统的右派分子相识相知相乐,生活不仅不觉得寂寞,甚至有点浪漫而富有诗情画意。

 

大概因为我是农场的常驻人员,又大概农场领导是个政治立场不那么鲜明的“糊涂人”,他见我劳动诚实,又没有轮换机会,不应该长期干重活,不久就给我派了再美不过的轻松差事--看守瓜园。这活只需日夜守在瓜棚里,看住牲畜不要撞进瓜园,至于贼那是无须防的,因为瓜园远离村落,平时是没有人去的,即便有人去了,那也是难得的稀客,可以有人说话,不再是哑巴。管他相识不相识,挑最大最甜的瓜请他吃,边吃边天南海北地瞎吹,如果留得住,还留他住上一天半天,离去时还要送他两个大瓜。这是我向当地人学会的慷慨与大度。在这里,我和小鸟轻声絮语,对草原倾诉衷情,伴孤灯忆繁华落尽,狂躁的心绪在独处的宁静中得以宣泄和纾释。

 

10月瓜尽藤枯,无须看守,寒冬将至,农事日稀,大部分农场人员撤离回城,我也跟着回了单位。恰逢单位开展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运动,要求职工写大字报揭露机关的铺张浪费。我那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的恶习难改,又胡诌出一张《近水楼台先得月》,历数机关后勤工作的诸多弊端。这是所有大字报中最具爆炸力的一枚炸弹,观者甚众,反应强烈。未几,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干校停办,精简人员,我首当其冲,被逐出教育厅,调往新疆西陲中苏边境上的塔城三中。行前开会给我做鉴定,人事科长首先训话:“你不思悔改,乱说乱动,不宜在机关工作。以后你在新地方要规规矩矩,检点行事,痛改前非。”我明白了,他说的“乱说乱动”定是指的那张大字报,我的档案里肯定又会增加一页新罪证。咎由自取,予复何怨,走就走吧。

 

亲历“伊犁、塔城事件”

 

塔城距乌鲁木齐千里之遥,紧靠中苏边界,晚上可看到苏联那边的灯光。这里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有维吾尔、哈萨克、蒙古、达斡尔、回、俄罗斯等少数民族。城里有三所中学,其中两所是民族中学,我所在的塔城三中是一所汉族中学。校长是一位和善长者,对我很客气,生活待遇与其他教师一视同仁,教师对我也很友好,看不见异样的脸色。跟教育厅比,判若两个世界。校长为安排我的工作颇感为难,他坦诚地对我说:“你现在的处境怎么敢叫你教语文,可不可以改教数学?”我如实相告,我没有这个能力。于是只好安排我到教务处,做些了解教学情况的工作,每天的工作就是听课。听课后要跟上课教师交换意见,还要向教导主任汇报。这样,我不成了管教师的人了吗?显然与我身份不符。再有,我虽然从教育厅调来,但对教学是一窍不通,怎敢对别人指手划脚?因而给我心理上造成很大压力。没办法,只好热炒热卖,找来几本教学法书籍,记了些新名词,煞有介事地和同事们商讨起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问题。不过,这时我已吸取在教育厅的教训,牢记不要“乱说乱动”的训示,交换意见也好,汇报也好,我总是挑好的说,抹得上下都满意。生活教会了我圆滑世故。

 

过了三个月,精简下放运动从自治区发展到地市县级,学校也属精简范围,领导要求每个教师都要写申请,表决心,我当然也不例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递交了申请书。不到半月,学校宣布我的申请已被光荣批准,而且是唯一被批准的人。感谢校长这位好心人的苦心运筹,可能是怕直接点我下放会使我感到难堪,才搞了这个人人写申请的庄严过场。其实他们心中早就有数,我这个被教育厅视为多余的人,在这边陲小城也是一个多余的。

 

我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只要头上有这顶帽子,什么不幸都可能随时降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我的直接上司教导主任是位心地善良的老大姐,积极为我张罗下放地点。她爱人是塔城县委书记兼十月公社党委书记,她说就到她爱人那个公社去,日后也好有个照顾,而且那里还有自治区科委几个下放汉族干部,可以住在一起作伴。

 

自从打成右派以来,这是第一次遇见这么关心我的人。老大姐的关爱大大缓解了我被抛弃的孤独感。我振作起精神,用发给我的最后一笔三个月工资,买了几十本农业科技书籍,决心弃文务农,在广阔的田野上去重写自己的青春。从那天起,我就和单位彻底脱离关系,一无所有,成为赤条条的一介农夫,我的生活阅历也从狭小的单位扩大到纷繁万象的下层社会,让生命去接受更惊心动魄的考验。

 

十月公社离塔城四十多里,我落户的新光大队一队是个农业队,离公社又有二十余里。村子坐落在一个山口前,背倚巍峨雪山,面临波状莽原,用今天眼光看,那是一处风景绝佳的旅游胜地,但当时我是一穷困潦倒的流放者,哪有闲情逸致去欣赏美景!我被安排到生产队长家居住,主人是哈萨克族,能说简单的汉语,夫妇俩加一个小女孩,三口之家。男主人剽悍爽直,女主人文静温柔,夫妻性格迥异,但相处甚得。他们待我如亲人,照顾有加,劳动安排拔草等轻活,能干多少干多少,伙食不是牛奶煮面条,就是炖羊肉,比在单位强多了,不到一月,我就红光满面,精神焕发。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他根本不在乎我的贱民身份。我如实告诉他我是右派,他说公社已经通知过他了。他问我什么叫右派,我觉得简单几句汉话回答不了他的问题,就打比方说:“右派分子就是你们这里从前的巴依(哈语“地主”音译)。”他笑了笑,摇摇头:“不,你不是,你不是。”在这个憨厚纯朴的哈萨克人面前,语言显得多么苍白,习惯用政治概念图解世界的人怎么也无法理解表现在平民百姓身上那博大的胸怀。

 

我吃住在他家,大队每月只给他家拨一份我的口粮,其他什么都没有,我已是没有工资的人,不可能交伙食费,而他们根本就不在意。我不好意思白吃白住,唯一能为他们做的事就是劳作之余帮助他们带带小孩。孩子只有一岁多,正呀呀学语,我用汉语教她叫“爸爸”、“妈妈”、“叔叔”,哭闹时为她拉拉小提琴,这孩子具有哈萨克人特有的音乐禀赋,只要一听到琴声就不哭了。孩子也很亲近我,收工回家,老远就向我扑来,抱着我“叔叔,叔叔”叫个不停。在这远离故乡、亲人的边塞山村,在受够世人白眼的屈辱之后,这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人间至情温暖了我那颗冰凉的心,改变了我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偏执态度,相信人性的火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不会熄灭。

 

1961年春天,塔城地区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边民外逃苏联的“伊()()事件”,我目击了这次重大事件的一个侧面。

 

4月的边疆,风和日丽,冰雪解冻,大地复苏,草原吐绿。牛羊走出圈棚在牧场上转悠,蛰居一冬的农民忙着准备春耕,草原一片宁静。一天,村子里突然热闹起来,三五成群的陌生人骑着马这家站站,那家停停,好像商量着什么,离去一拨,又来一拨。这反常现象引起了我们几个下放干部的警惕,担心是不是要出什么乱子,便悄悄去向平时相处甚好的年轻人打听。他们说,明天一早他们就要回老家了,到苏联去。他们解释说,他们父辈原来是苏联人,是30年代苏联搞集体农庄时逃到新疆来的。傍晚,我的房主人从公社开会回来,告诉我,公社开会布置明早集体越境到苏联去,问我跟不跟他们一起走。我感到事情太突然,太重大,沉思良久,无言以对。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犹豫,不再谈这事,就进里屋去取出一个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十多张十元的人民币,说:“这钱在那边也用不上,就送给您吧。”我推辞不过,听他也说得在理,就收下了。我也拿出在乌鲁木齐工作时买的一件灯芯绒茄克衫,脱下身上的毛衣毛裤、皮鞋,尽其所有,全部送给了他,以感谢他们夫妇对我的兄弟情谊。晚上他们收拾东西,通宵未睡,我在炕上辗转反侧,彻夜不眠,何去何从,难下决断。

 

半夜时分,村子开始喧闹起来,鸡鸣犬吠,牛哞马嘶。走出房门一看,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套车,装东西,能带走的只有衣被等物,牲畜、家具、农具等大宗家产都毫不可惜地舍弃了。队长套好自家的车,便去组织各家各户准备上路。一时间,呼儿唤女,扶老携幼,车轮转动,首尾相接,庞大车队浩浩荡荡开出村子。像归去的游子,像出征的战士,走得那么匆忙,去得那么从容,没有一丝眷恋,没有半点戚容。这大概就是游牧民族的豪爽天性吧。

 

村子里的人都走了,只剩我们几个汉族下放人员,不得不聚在一起商议去留,多数人主张走,我主张去边界看看再说。于是我们立即套了一辆马车,尾随而去。走到与其他村落交汇的路口处,只见各路车队越来越多,每到一个路口,又加入一支两支车队。上了通往边界的公路以后,马车、牛车、人流形成多路纵队,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只能缓缓蠕动。年轻人的歌声笑声,小孩的啼哭声,赶车人吆牲口的叫骂声,此起彼落。这景象只在过去描写战争的影片里见到过。平时只要一个钟头就可到达边界的路程,这天竟走了整整一天,下午5点才到达边界。

 

想象中的边界一定森严壁垒,其实完全不是。沿我国一侧看不到一根界桩,一个哨所,一兵一卒。脚下一条约莫十多米宽的干涸小河就是边界。那时中苏关系尚未破裂,我国边界一侧完全不设防,号称和平边界。对面景象就大不同了。过河就是一道铁丝网,网后是一条二十多米宽的松士带,据说兔子跑过这里都会留下脚迹,更不要说偷渡者;松土带后是边防公路,装甲巡逻车间隔几分钟就驶过一辆,如临大敌。今天与往日不同的是苏联一侧边界铁丝网拉开了一个大缺口,后面是黑压压一大片临时搭建的帐篷,看样子早就做好了接待逃亡者的准备。这边的车队越过小河就从这个缺口进入苏联。

 

我们几个人想到对岸看个究竟,也跟着车队进入了铁丝网。这里车马喧嚣,人头攒动,高大的苏联军官,威严地虎视着人群,不时用马鞭指指点点,大声呵斥着什么。过了一会儿,有军人来给饿了一天的逃亡者分发面包,是苏联电影里见过的那种切成块的黑面包。有个汉族小伙子不识好歹,拼命往里挤,站在一旁维持秩序的军官,扬手就是几皮鞭,抽得小伙子抱头钻进了人群。那军官趾高气扬,怒目圆瞪,挥鞭打人如打牲口的神态,深深刺痛了我的自尊心,老大哥的形象在我心中顿时一落千丈。我马上问同伴见此情景有何想法,是去是留?几个原先决心逃往异地的人这时都改变了主意,同声回答:回去!我们立即驾车离开了这个只呆了半个钟头的国度。

 

这次难忘的经历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民族感情。不管自己怎样受过同胞的凌辱,一旦面对异国民族欺负自己的同胞时,会不由自主地忘却宿怨,认同自己的民族。由此,我也联想到教育理论上的一个严肃的命题:抽象的道德理念,只有融入活生生的情感体验,才可能转化为有血有肉的道德行为。

 

据事后了解,这次边民大规模越境事件共有六万多人去了苏联,起因据说与苏联驻伊宁领事馆有关。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与苏联接壤,有不少原来从苏联跑过来的农牧民,没有苏联护照。50年代后期,领事馆开始给他们颁发苏联护照,领到护照的人就可以回国。当时我国生活极度困难,要求领取护照的人越来越多,领事馆应接不暇,又难以甄别,就说,你们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于是引发了这次越境狂潮。同时,在少数民族内部,又是一次有组织的严密行动。事前层层动员,统一了行动时间、路线,公社、大队、生产队各级少数民族干部负责组织指挥,一呼百应。加之边界没有驻军,地方政府处于瘫痪状态,根本无法阻止如此大规模的越境行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几万人的越境行动,竟在一两天内完成,而且异常平静,没有出现任何暴力和破坏活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转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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