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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炼狱(下)


--作者:陈懋谱

 

刻骨铭心的爱情             

 

村民们走了,空荡荡的村落阒寂无声。牛羊满山跑,鸡鹅遍地飞,门窗洞开,院落狼藉,一派劫后景象。百多号人的生产队只剩我们七人,我们不得不重新谋划自己的日子。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选了一座四面有围墙的宽敞院落作新居,收养两只凶猛的牧羊犬把守大门,以防不测。接着就是把漫山遍野的牛羊赶进圈里,那是队里的财富,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再把失去主人的鸡鹅全捉到我们院子里养起来,想吃就吃,想卖就卖。然后到队保管室把一袋—袋小麦扛到我们的住所,直到装满一间小屋为止。这样,我们真正有了自己可以支配一切的家,过着没有政府、没有组织、没有干部管理的自由而富足的日子。

 

半个月后,新疆建设兵团农七师的农工们才进驻我们这个生产队。重新有了政府,有了队长,有了社会组织,生活又回到从前。新队长不仅没有批评我们把公家的粮食搬进自己私宅,把私人鸡鹅关进自家院子,以及任意宰杀羊羔等“恶行”,反而表扬我们立场坚定、没有外逃,而且保护了集体财产不受损失。公社也觉得我们几个下放人员不愧干部出身,应该有所照顾,就下令把我们从这个偏远的山区队,迁到了公社所在地的坝区阿西尔。

 

阿西尔是公社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原来我们那个山区队的最大区别是,这里汉族居民较多,有不少新移民--来自内地的“盲流”人员。因此,我们的生活圈子已不再局限于几个下放伙伴,人际交往日益扩大和频繁,结识了不少天南海北的新朋友,日子不再像原来那样寂寞。这时我们原来同住的七个下放人员已有四人陆续返乡,剩下一个广东人,一个山东人,还有我,组成单身小家庭。我们三人都是音乐爱好者,老广会弹三弦,老鲁会吹笛子,我拉小提琴,管弦弹拨三乐皆俱,组成一支小乐队,闲时在家吹奏自娱,谁家有婚嫁喜庆,常请我们去助兴,渐渐小有名气,脚迹遍及四里八乡。维吾尔、哈萨克的婚礼都很隆重,一家办喜事,全村都放假,男女老少全参加,喝酒、唱歌跳舞、叼羊是必不可少的三大节目,从凌晨狂欢到深夜,方尽兴而散。我们当然也被盛情邀请,全程参与。

 

在一家维族人的婚礼上,一次难忘的邂逅,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狂欢的人群,伴着我们这个小乐队的音乐婆娑起舞,奔放柔婉的维吾尔舞姿令人如痴如醉。跳舞的人群中,有一位姑娘舞姿婀娜,外貌独特,引人注目:高挑的身材,深褐的长发,清澈的大眼,隆隆的鼻梁,白皙的肤色,兼有黄白人种的特征。乐曲终止,舞会暂停,在不可抗拒的引力下,我主动走近了她,请她唱首歌,我为她伴奏。她大方地笑了笑,爽快应道:“我唱《丽达之歌》,会拉吗?”《丽达之歌》是印度电影《流浪者》的插曲,在5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与《拉兹之歌》一起成为流行歌曲,我不仅会拉,而且会唱。姑娘柔声唱了起来:“你是我的心,你是心灵的歌……”我凝神屏气,为她伴奏。令我惊奇的是,她不是用汉语,而是用电影里的语言(印地语)。她嗓音甜美,表情丰富,唱得凄婉动人,我也拉得十分投入,我的思绪,完全被歌词的意境所同化,引起我强烈的共鸣。

 

曲终歌尽,我们谁也不说话,似乎都在体味某种特殊的韵致。良久,我开口问她,怎么会用印地语唱歌?她娓娓谈起自己的身世。她的父亲早年是印度华侨,在孟买经商,母亲是英印混血。她出生在孟买,十岁时被送回山东奶奶家,一直在国内上学,1957年在东北师大历史系读书时遭遇与我相同的命运,毕业后在一所县城中学教书,一年前又和我一样被精简,跑到新疆来找工作,结果一无所获,流落到这里,寄住在一个孤老婆婆家里。相似的经历,相同的命运,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婚宴上,她和我并排而坐,平时不喝酒的我,这天打破惯例,一杯又一杯,开怀大饮。她怕我喝醉,劝我节制,沉浸于狂热中的我哪里肯听,终于喝得酩酊大醉。这是我一生中惟一一次醉酒。

 

从那以后,我们来往日渐密切,感情上多了一份牵挂,生活上多了一人呵护,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不是双双出现在各处的婚礼歌舞场所,就是并肩踱步在花朝月夕的溪畔林边。命运之神把我们随意抛掷在这个蛮荒之地,在经历了许许多多心灵和肉体的折磨之后,在爱已经枯萎、麻木,几近灭绝的时候,两个伤痕累累的灵魂走到了一起,爱的希冀和被爱的渴望,相互融合产生一种急遽膨胀的合力,紧紧地把我们凝聚成再也分不开的整体,为我们苦涩晦暗的生命天空,抹上了一道亮丽的色彩。

 

我们小心翼翼地构筑着自己的爱巢,深怕有什么灾难会突然降临头上。

 

这种担忧不是多余的。此前我就有过两次爱的偶遇,结果都毁于我那罪恶的“种姓”。

 

不管怎么祈求神灵的护佑,意料不到的晴天霹雳还是降临了。

 

那天傍晚,我到她住处去。走到窗外,听见室内有男人的声音,推门一看,一个面容憔悴、戴着眼镜的中年人坐在床边正和她说话。她起身平静地向我介绍,这是从东北来的老乡,到这里来看望她。见她有客人,我就告辞了。

 

第二天清晨,我刚起床,她急匆匆跑来找我,神情焦急而难过,说有重要事情要告诉我。我们在屋后的苹果林里坐下,她嗫嚅道:“我不该瞒你,昨晚你见到的那个人,是我丈夫……”

 

听到这里,我脑子“轰”的一声,不觉天旋地转。其震惊,绝不亚于听到宣布我是右派时的心境。划为右派,是我政治生命的彻底毁灭;她有丈夫,则是我感情世界的全面崩溃。她劝我冷静一点,听她把话说完。慢慢我知道,她是大学快毕业时结婚的,丈夫在沈阳某银行工作,也是右派,为了找她,把工作也丢了。

 

天哪!你为什么这么残酷地捉弄人?硬把三个命运同样悲惨的负罪生灵,阴差阳错地拉扯到一起,导演出这场撕心裂肺的人伦悲剧?

 

我陷入了不可自拔的两难境地,感情和理智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我的感情无法接受这个现实,理智却要我作出明智选择。她丈夫的命运已够惨了,我能忍心夺走他的妻子,把他推向绝境吗?对她,我更生不出怨恨,她是真心爱我,而且爱得火爆,甚至疯狂。她瞒着我,无非是担心惊破我的玫瑰梦,再回到现实的火焰山,能多厮守一天就多厮守一天,能多给我一份慰藉就多给我一份,献出她的一切来抚平我的创伤。这不是爱的背叛,而是爱的神圣。我不能伤害他们夫妻间任何一个人,我要摆脱眼前尴尬处境的惟一选择,就是立即从这里消失。把爱,留在永恒的记忆中。

 

三天后,没给她留下只言片语,我孑然一身,悄悄离开了塔城这伤心之地,痛苦地结束了我一生中惟一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情之旅。至于我走后会给她留下怎样的伤痛,恐怕是一个等到地老天荒也解不开的死结。

 

以盲流身份回乡

 

离开阿西尔时,我只有靠变卖被褥衣物换来的一百二十元钱。加上一把小提琴、几本消磨时间的古诗文,以及穿在身上的衣服,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我徒步走到县城,因没带任何证明不能住旅店,晚上只好在公园里露宿了一夜。次日我到车站遛达,认识了一个从西安来的小伙子,他听说伊犁州首府伊宁市好找工作,劝我跟他一道去那里碰碰运气。于是我登车去了伊宁。

 

伊宁是新疆第二大城市,规模大,单位多,本以为能轻易找到工作,结果跑了十几家单位,我都被赶了出来。白天,我像无头苍蝇到处瞎碰,时间还好打发;晚上没有睡觉的地方,才是最难挨的时候。旅馆有的是,就是不接纳“盲流”。有的“盲流”带有伪造的身份证明,我求他们帮忙。“盲流”多是江湖义士,从不拒绝别人的求助,帮我在旅馆登了记。睡前有“盲流”告诉我,每天晚上都有公安局的来查号,没带证明的统统抓进收容所,要我警醒点,事先看好逃跑的路线。睡到半夜,果然响起哨子声,有人推醒我:“抓盲流的人来了,快跑!”我跳下床,抓起衣裤就往事先看好的后门跑,那机敏,那速度,好似被追猎的兔子。千幸万幸,我没有被抓住。这时我才庆幸当初轻装上路的英明。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天,再也呆不下去了,我决定去乌鲁木齐,不行就再去南疆闯荡。

 

流浪生活虽只有几天,但我已习染几分“流”气:擦干眼泪,封存感情,四海为家,浪迹天涯;今朝有酒今朝醉,管他明日愁和忧;有什么路就走什么路,走到哪里黑就在哪里歇。

 

汽车在石河子停车吃午饭,旅客们拥向食店卖牌子的窗口(那时的餐馆都是先买牌子再端饭),我也挤进去买好牌子,顺手把钱包放回口袋。吃完饭,司机师傅喊旅客上车,我掏钱包取车票,不禁大吃一惊,钱包没了!—百多元活命钱、车票,还有那位“伤心人”的照片,统统不翼而飞。我向司机说明情况,他还算通情达理,让我上了车,没把我丢在石河子。

 

到乌鲁木齐已是晚上,我身上一文不名,这里有川大的老同学,本可以去求助,但看看自己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有什么脸去见他们?我咬咬牙,决定还是自己救自己。当晚我饿了一顿,在车站候车室挨到天明,饥肠辘辘,得想办法找饭吃。看看身边有什么可变卖的:小提琴舍不得,书不值几文钱。身上一件毛衣,一件毛背心,一件肮脏的卡其布外衣。毛背心是心上人织的,饿死也不能卖,外衣没人要,能变钱的只有那件毛衣。好在这时已是5月,冻不死人了。于是我手拿毛衣,在车站见人就问:“买不买毛衣?”“买不买毛衣?”一连问了十几人都摇头。这时我才来了个脑筋急转弯:车站都是旅客,出门人买毛衣干吗?看来必须找本地人,而且最好是老太婆,她们心软,对落难人有同情心。我走出车站,在一个摆香烟摊的老大妈面前站住,向她诉说了我的遭遇。她听说我已一天一夜没吃饭了,善心大发,花二十元买了我的毛衣。现在二十元钱不值一提,但那时相当于我在职时半个多月的工资!

 

我千恩万谢告别了老大妈,在一个卖烤馍小摊上买了个馍,边走边吃。这时后面有人拍我肩膀,回头一看是个陌生人,他拽住我的手臂叫我跟他走,我以为是抢匪,拼命挣扎,大声呼救。接着又上来两个人把我架住,不由分说挟持到车站后面的一处平房前,我一看这里是车站派出所。原来,公安人员从我卖毛衣那刻起就在跟踪我,现在把我当“盲流”抓起来了。

 

走进派出所,里面已抓了十多人,以后又陆续有人被抓来,到下午5点已有二十多人。这时来了两个民警,把我们带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分局,先叫我们在一间大屋子里呆着,我以为是等待询问,结果不是。晚上8点,我们二十多人被塞进一间没有窗户、不足十平米的黑屋,屋角放着尿桶,溢出的尿遍地流淌,臭气熏天。地上连根稻草也没有,不要说躺下睡觉,就是蹲也蹲不下。大家只能呆呆地站着,垂着脑袋,你靠着我,我靠着你,等待长夜一秒一秒地缩短与黎明的距离。

 

第二天早晨8点开门,放我们出来,排成一行照单人相。每人胸前贴一张白纸,上书一黑字“收”。别人照相时,我在一旁琢磨这“收”字的含义:是收监吗?我没犯法呀?是收钱罚款吗?我也没钱呀……想来想去都不得要领。照完相,也不给饭吃,叫我们带上自己的东西跟民警走。一行人从城里走到城外,翻了两座山,在山坳里一座四面有高墙的大院门口停住,门上挂个牌子:“乌鲁木齐市收容所。”我这才省悟照相时胸前“收”字的含义,原来是此人已送收容所。听以往被抓过的“盲流”说,凡是抓进公安局的人都要照相存档,作为有无前科的依据。如果再次被抓,就没有第一次那么轻松。

 

这座收容所是个四合院,进门是办公区,两侧是被收容人员宿舍,后排是伙房。我们刚收进来的人住东边一间空屋,地上铺有麦秸,但没有被褥。其他房间已住满了人,有的在麦秸上睡觉,有的靠在墙边打盹晒太阳,还有的三五成群,蹲在地上自画的棋盘前,用碎石子作棋子,神情专注地攻战杀伐。看上去,关在这里的人都很悠闲。我两天一夜只吃了一个馍,饿得直不起腰,躺在麦秸上发愣。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四川老乡是刚从家乡过来的,偷偷地从自带的棉被里掏出个小口袋,里面装的是花生米,独自吃了起来。我再也顾不得什么体面和羞耻,伸手向他索要,他大大方方抓了一把给我,暗示我吃时用手掩住嘴。我知道他的意思,万一被管理人员发现带有食物,会立即被搜走。好不容易等到午饭钟响了,“盲流”们拔地而起,一窝蜂飞步奔向伙房,排长队领饭。一个馒头,一碗菜汤,这就是午餐。我怕几口吃完,看见别人还在吃会流口水,就把馒头掰成指头大的小块,放进嘴里让它慢慢溶解,再咽进肚里。这是我一生中吃得最慢、最香,也最不解饿的一顿饭。

 

吃完饭,我跟先前关进来的人交谈,才知道收容所对收容人员有一套独创的管理方法。他们对关进来的人不打不骂,而是采用“饥饿疗法”以示惩戒。每天配给三两粮,加上一点白菜帮子,三餐改成两餐,饿得你七痨五伤。其意图有三:一是迫使你尽快交待自己的来龙去脉,便于送你回家;二是让你知道收容所不是招待所,进来是要付出代价的,怕挨饿就别再做“盲流”;三是那时粮食紧张,普通居民每天只配半斤粮,你“盲流”还想吃饱?我恍然大悟,先前看到的“盲流”们那派悠闲自在的景象,不过是他们用来对付饥饿的招数罢了。我暗下决心,必须尽快脱离这饥饿的苦海。

 

不等传讯,我立即主动找到管理干部,交待了我的家乡地名,要求遣返回乡。怕他们再把我送回塔城,我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及在新疆的一切经历,编造了我是来新疆找工作的鬼话。本以为很快就可送我回乡,不料此后再没人过问,我被继续“收”在收容所。第三天,我实在不堪其饿,便拉起无论怎样潦倒也不忍舍弃的小提琴,碰巧伙食管理员从门口经过,听见了琴声,出于好奇,进来问我是哪里人。听口音他也是四川人,我开口便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他一听,乐了,要我中午开饭时到伙房去一下。中午我遵命走进伙房,他叫我就在里面吃饭,不要出来。这一顿是我离开塔城后吃的第一顿饱饭。从这天起,有这个老乡关照,我的日子不再那么难熬,对于遣返不再那么迫切。我心想,只要有饭吃,愿“收”多久就“收”多久吧。

 

又过了半月,收容所里已人满为患,开始遣返了。说起来叫人不敢相信,我们乘坐的竟是专列,整列火车拉的全是遣返人员。车到兰州,又住了一夜收容所,遣返人员按省区在这里分流;四川的送到广元收容所,关了五天后,又按地市州分流;绵阳地区的送到绵阳收容所,又关了五天,再分流送往各县收容所;最后送往我的家乡三台县收容所的,只我一人。

 

在历尽边疆寒冷和饥饿的折磨,饱受感情和人格裂变的剧痛之后,我总算回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家乡了。到家那天,老父亲大吃一惊,做梦也没想到我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见我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满身腥臊,父亲老泪纵横,哑然无语。

 

脱胎换骨成老农

 

回到梦绕魂牵的家,疲惫不堪的身心本应得到一点安息,但家庭的巨大变故,使我伤心至极。三年前,慈爱的母亲为我的不幸命运忧思成疾,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永远闭上了眼睛。听父亲说,母亲临终前一直呼唤着我的小名,希望能见我一面,而那时我远在新疆的戈壁滩备受煎熬,连老人家去世的消息都不得而知。如今在母亲的坟茔前,我能见到的只有青青墓草,点点昏鸦。父亲已经七十多岁,还要佝偻着身躯在田间耕作。父母为我操劳一生,没享我一天福,还要为我担惊受怕。看看家里,还是土改时分地主的两间土屋,一架木床,一张饭桌,几个破罐,这就是全部家产。良心的自责,灵魂的伤痛,家庭的贫困,生活的艰难,一齐向我压来,使我焦灼万分,寝食难安。这时我才意识到,家乡不是避风港,家庭不是安乐窝,穷山沟的生存之路将更加难走,我的境况将更为困厄。

 

我要面对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必须适应山区繁重的体力劳动,用筋骨和汗水去挣工分养活自己和父亲。第一天出工是挑粪水上山淋玉米,挑担是山区农民的基本功,就像少林寺和尚练功是从双手提水开始。无论播种、施肥、抗旱、收割、送公粮,乃至家务活,无处不用肩挑,挑不起百八十斤就不能叫“主要劳动”(当时农村把劳动力分为“主要劳动”和“附带劳动”两大类,前者一般指能干重活的男性青壮年,后者指只能干轻活的妇女、老弱、少儿)。不是“主要劳动”,每天就挣不到十分、分不到一斤粮食。我想挣十分,首先就必须学会挑担。其实,在川大毁操场办农场时我就经常挑粪,不过那是平路,距离也不远,挑的担数也不多,又不是每天挑,并不觉得怎么吃力。现在不同了,挑上百来斤的粪水,还要爬行一两里山路,每上升一步都气喘吁吁。随着趟数增多,肩膀越来越痛,步子越来越沉,汗水淋漓如雨。我索性脱掉上衣,赤膊上阵,任烈日炙烤。毕竟我是吃过苦的人,一天终于坚持下来。但到晚上睡觉时,肩膀肿痛难忍,背上皮肤全变成了水泡,火辣辣如针刺一般,全身散了架似的动弹不得。咬牙熬过第一天,日子一久,挑担对我来说已是家常便饭,练就了一副能承载任何生活重担的铁肩。去区收花站卖棉花,翻山越岭二十多里,百斤重担,两个钟头就能到达。到县城挑化肥,四十里山路,中午还要回家赶午饭。凭这本事,我挤进了“主要劳动”的名单,每天可挣十分以上(折合人民币一角五分,秋收时可分到一斤粮食)。

 

1964年冬天,公社大兴水利工程,我被派到水渠工地劳动。工地有两种活,一是挖明渠,一是抬石头。抬石头比挖明渠苦得多,但工分高,我想挣高工分,就选择了抬石头。我是第一次干这活,以为只要担得起就一定抬得起,其实不然。四人抬一块重约千斤的长条石,必须起落一致,步伐一致,用力一致,既要个人有过硬肩力,又要整体协调;套绳,用力,跨步,喊号子,都有讲究。稍有不慎,就会伤人。这一切我都得从头学起,所幸我已有挑担的基本功,再经同伴指点,自己悉心体会,抬上两趟也就会了。只是压在肩上那两三百斤的重量,大大超过以往挑粪水,一时难以应付。石头一压上肩,小腿就不住颤抖,腰也伸不直,只有靠集体喊号子来壮胆、运气,把憋在胸中的能量全部释放出来,转化为向前跨步的动力。为了把号子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我独出心裁,把一些节奏感强烈的歌曲,如《大路歌》《解放军进行曲》等,编排到我的号子中去,把对重量的注意力转移到对音乐的体验上去,通过释放和转移的心理效应,肩上的重负和心中的苦况得以大大减轻。

 

总算闯过了担抬这一关,农村最艰苦的活计已被我征服。队长说,你只会担抬,还不能算“全挂子主要劳动”(技术全面的劳动力),还要会抛粮下种,犁牛打耙。想想也是,只会干担抬等粗重活,不过是一头会说话的牲口而已,算不上地道的农民!于是,我又开始学抛粮下种,犁牛打耙等技术活。其实这些活并不复杂,只要稍动脑筋就能学会,而且比担抬活路轻松得多,工分也高得多。不久,我成了队里为数寥寥的专业犁耙手,由“主要劳动”升为农民技术职称最高的“老农”。有了这“老农”身份,就可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每天只需手拿鞭儿,跟在牛屁股后面,慢悠悠地吟诵自己的风花雪月,耕播自己的喜怒哀乐。

 

当犁耙手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比较自由,不受集体出工收工的限制,上午可早出早收,下午可晚出晚收。这样,中午就空出了大量时间,我就利用这段时间在家搞起了竹编。我家屋前屋后都是竹林,就地取材不用买;不会编就找来样品比着做,在实践中学技术。不久,簸箕、箩筐、竹席、晒簟等都会做了,除家用外,逢场天还可拿到街上去卖几块钱,换点针头麻线、麻花油馍之类回家。

 

至此,我基本上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造,由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倒霉读书人,变成一个从外貌特征到生存状态都完全泥土化的乡间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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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这张照片后面题道:贫贱之妻不可忘……

 

贫贱夫妻百事哀

 

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贫困的空壳家庭,迫使我不得不寻求精神寄托和生活伴侣。亲人们为我物色过两个对象,都因不是她看不上我,就是我看不上她而告吹。最后,还是我教的农民夜校里的一个姑娘,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和我同队,每晚夜校下课都陪我一道回家,渐渐亲近起来。她手脚麻利,凡是计件农活,都比一般妇女干得快,因而挣的工分也高。她的身体也十分健壮,不怕吃苦,敢和男劳力一起担粪水、送公粮。性格也很泼辣,是典型的“川辣子”,谁要是无礼于她,会骂得你狗血淋头。还有她家是贫农,在那个以阶级成份定身价的年代,没有人敢欺负她。更重要的是她脑子里没有僵化的政治标签,不嫌弃我是右派。有这几条,我觉得,她就是我心中的黑牡丹。

 

一天晚上,大队放电影《白毛女》,我约她一起去看。白毛女的悲惨遭遇,看得她不停地抹眼泪,没想到一个识字不多的村姑,感情世界如此丰富。回家路上,我为她轻轻唱起大春思念喜儿的那段插曲,她不禁紧紧抓住我的手,趁这感情热线接通的瞬间,我向她表白了爱意,她腼腆地接受了。不久,大哥为我做媒,向她父母提亲,未遭拒绝;但她当民办教师的哥哥坚决反对。不过,她本人的态度坚决,又得到父母的支持,哥哥的反对宣告失败。为这件事,我们婚后若干年,她都不肯跟她哥哥来往。我们于196571日结为夫妻,这年她十九岁,我三十一岁。

 

婚后生活,没有文人小说里写的那么多的浪漫和甜蜜。经过岁月的涤荡,我的感情已洗尽浮华,只剩下农民居家过日子那份沉实,正好和妻那纯朴的感情表达方式相融洽,共同演绎着苦难年月那段质朴无华而又感人肺腑的乡村恋曲。

 

那时生活很困难,每到春夏之交,青黄不接揭不开锅时,她总能从外面弄几把青豌豆、青胡豆什么的回来,加点自留地里的牛皮菜凑合着过几天,而我却没这本事。家里没有油盐钱,她除了拼命干活多挣工分外,还会在中午收工后顶着烈日到山上割梭草(一种可制绳、造纸的纤维植物),卖了换回一两元钱补贴家用,而我就吃不了这个苦。她看我在队里干的多是重活,体力消耗大,盛饭时总是把锅底较干的饭舀到我碗里,自己喝锅面上的稀汤。“文革”那阵我挨批斗,她不是用眼泪来稀释我的悲哀,而是把平时舍不得吃的鸡蛋煮给我吃,狠心把要拿去变钱的鸡杀了给我补身子。私下听见有人骂我右派如何如何,她会挽起袖子跟别人厮打。人前人后,她从未因丈夫是右派而觉得矮人一等,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从不低下她那高昂的头,和我的怯懦形成强烈反差。就是这样一个朴实、坚强、泼辣的女性,与我这个“十恶不赦”的背时鬼携手,并肩走过那段长达十五年的风风雨雨。

 

婚后第二年我们有了儿子,一个只活了七天的儿子。她分娩那天,恰逢我去公社参加“五类分子”义务劳动,家里只她一个人,她又没有分娩经验,不知经过怎样的痛苦挣扎,胎儿才坠落地上。同院邻居一位大娘听到婴儿哭声和妻的呻吟声,赶紧过来,用传统方法结扎了脐带。等我晚上回家,看见又白又胖的儿子甜甜睡在妻子身边,我兴奋得俯在儿子脸上亲个不停。第五天,孩子吃奶出现异常,舌头裹不住奶头,啼哭不止。我马上上街请来医生,医生诊断后开了药方,说这药吃了不见好转可能麻烦。果不其然,服药无效,第二天孩子出现抽搐,服药打针更无效。第三天抽搐加剧,全身僵硬,向后强直,像一根扁担。我痛苦万状,欲哭无泪。到晚上,孩子的躯体渐渐冰凉,一个来到世上只有七天的稚嫩生命,就这样无情地被死神抢走了。医生说,孩子死于结扎脐带没有消毒而感染的新生儿破伤风。

 

1967年我们又添了个女儿。这次汲取第一个孩子夭折的惨痛教训,临产前一个月就做好了接生器材的消毒工作,预产期内,我守在家里哪里都不去。这次是我亲自接生,女儿顺利出世。由于妊娠期间,妻营养不良,孩子十分瘦小,体弱多病,经常感冒,一感冒就出现哮喘。断奶期间,孩子的营养更成问题,用瓦罐煨点米粥放点猪油就是她的营养佳品。一岁后,女儿就和大人同锅吃饭,她饭量小,又挑嘴,不吃红薯、牛皮菜,而这正是我们大半年的惟一主食。奇怪的是,这样恶劣的饮食并没使她变得面黄肌瘦,反而一天天胖起来,那红扑扑的脸蛋,亮闪闪的大眼,十分逗人喜爱。但有件事叫我们十分忧心,孩子三岁多还不会说话,以为是个哑巴。在我坚持不懈的诱导训练下,女儿慢慢会说话了,五岁时口齿已十分伶俐。家里有这样一个费尽千辛万苦抚育出来的可爱女儿,给我们没有笑声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欢乐。

 

1973年冬天,女儿刚满五岁,一场惨绝人寰的生命浩劫突然降临她的头上,我再次坠入感情崩裂的无底深渊。那天凌晨,妻把饭做好,喊女儿起来吃饭,没有反应,以为睡着了,再喊,还是不应,走到床边用手摇也摇不醒。我一看急了,忙掐她人中,毫无反应,女儿已深度昏迷。我立即跑上街请医生,我们家距街五里路,医生不愿下乡,要我把孩子背到街上去。我又急忙回家把孩子背到卫生院,医生切脉良久,沉重地说,已摸不到脉搏跳动,赶快送县医院。这时已是中午。

 

回到家里,家无分文,我又马上跑到生产队借了二十元钱,午饭顾不上吃,急匆匆背着女儿往县城跑。那时乡里不通公路,只有步行,天快黑才赶到县医院。先到急诊室,两个值班医生正在闲谈买家具的事,眼睛瞟了瞟我怀抱里深度昏迷的女儿,连问也懒得问一声。在我一再哀求下,才慢吞吞地作例行检查,一会儿量体温,一会儿抽血,一会儿抽脊髓,就是不做任何急救,足足折腾了将近一个时辰,才叫我到住院部住院。住院部医生见状立即抢救,挂上输液瓶已输不进液了,血液反而倒流。晚8时,女儿停止了呼吸。我抱着女儿微温的躯体,放声大哭。上苍啊,我究竟犯下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孽?你竟把人世间所有的不幸都编排到我的人生履历里,让我一次又一次去经受风刀霜剑的无情摧残!惩罚了我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去惩罚一个柔弱无辜的小生灵!

 

记得头天晚上吃饭时,女儿端着一碗牛皮菜煮红苕,哭着不肯吃,她妈忍不住打了她一巴掌,她才喝了两口汤,然后带着泪痕睡了。没想到这就是她最后的晚餐,她再也没有醒来。女儿生前爱漂亮,嚷着要穿一件花衣裳,这个在任何家庭的小女孩都会有的小小愿望,我这个做爸爸的都无法满足她。如今,女儿穿着她姑妈的女儿小时穿过的一件破棉袄离开了人世。活到五岁,女儿没吃过一顿好饭,没穿过一件新衣,草草结束了自己刚刚开始的生命。只怪她投错了胎,找到我这么个不中用的爸爸!

 

我止住抽泣,问医生女儿患的什么病,医生说,是营养不良造成的低血糖昏迷,延误了治疗时间,如果能在发病两小时内送进医院抢救,还不至于死亡。我没有能力阻止时间的运行,只好放弃对女儿死因的深层追索,不得不回到可以轻易破解任何生命难题的宿命论上来:天意如此!

 

苟全性命于乱世

 

我回乡那年冬天,各大队、生产队都要办农民夜校,开展扫盲工作,帮助没念完小学的失学青少年完成小学教育。队长把我们队办夜校的事交给了我,这是我离开川大后做的第一件与文化沾边的事,自然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队长把房子找好,我负责布置教室。门板当黑板,石条当课桌,墙上贴几张标语,俨然一所乡村小学。开学那晚,不管是不是入学对象,全队男女青少年都来了。第一夜没上课,教大家唱《社员都是向阳花》,那时农村没什么文化活动,年轻人能聚在一起,唱唱歌就是最大的乐趣了。我这办法还真灵,以后每晚学员们都来得很整齐,入学率百分之百。

 

全校三十多人,从扫盲班到小学一至五年级,一个晚上要上六个“班”的课,我是六个“班”的老师,也是这所学校的“校长”。规模之小,班数之多,教师之少,设备之陋,恐怕算是世界上最独特的学校了。从当年10月到次年6月夏收,上课风雨无阻,从未间断,公社统一测评,学员成绩都在良好以上。凭这入学率、巩固率和办学的生命力,我这所夜校在全区农民夜校评比中得了先进称号。当然,我做的这一切都完全是尽义务,没有任何报酬,图的是不要让生命与文化绝缘。

 

“四清”那年,公社办农业中学,党委书记听说我会教书,准备让我去当教师。这事不知怎么被“四清”工作队知道了,对我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一个大学生怎么会跑回来当农民?于是找我谈话,我怕以后惹出麻烦,如实亮出了我的右派帽子,把他们吓出一身冷汗:险些用了坏人。不用说,当农中教师的事泡汤了。

 

我的右派故事,很快成了乡里的头号新闻,我因而也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五类分子”应享受的各种非人待遇,当然不能例外;但“五类分子”做梦也不敢想的好事,有时也会落到我的头上。比如大队团支部开展各种活动,就常常请我这个早就被开除团籍的非团员参加,教他们唱唱歌呀,写个快板、花鼓词呀,排练文艺节目呀,演出伴奏呀,等等。这些场合,他们不管我的右派身份,老师长老师短喊得很亲热。我也忘乎所以,和小伙子大姑娘们打得火热。

 

“文革”初始阶段,还没祸及“五类分子”。那时各大队都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们大队的团支部,在开展文化活动方面本就走在全公社前面,这时当然更为活跃,很快组建了宣传队。他们根本不在乎我是右派,请我当了宣传队的辅导员,排了《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和一些小歌舞,这是全公社惟一能排大戏的宣传队。先在本大队各生产队巡回演出,接着被公社指派到各大队演出,后来又被邻近几个公社请去演出,最后调县上参加汇演。参与这些活动,虽然挣不到工分,年终分配要减少收入,但可降低体力的过度透支,缓解心灵的桎梏,转移对自己不幸命运的关注,忘却现实的严酷,在麻木中苟全性命于乱世。

 

“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我的日子变得严峻起来,一次又一次戴高帽,挂黑牌,游村游街示众。第一次游街回来,我心里很难过,觉得面子扫尽,吃不下饭。妻见我垂头丧气,中午特别炒了一盘鸡蛋,边往我碗里夹菜,边劝慰说:“你看公社党委书记都陪你站在一起挨斗,你有啥想不开嘛!”她这一简单的类比推理,胜过我读万卷书。从此,我把这么多年都折磨不掉的自尊心,当作精神枷锁彻底砸碎,以超然物外的心情,视游街批斗为少儿游戏。

 

批斗我的那些造反派大小头头,不少是我在搞宣传队时结识的小青年。别看他们在台上对我声色俱厉,强词夺理,无情批判,煞有介事,背后却帮了我不少忙。比如,游街示众时给别人戴的高帽子,里面都装有荆棘,给我戴的高帽里塞的却是稻草。又如,明天如果要开批斗会,当晚会有人来报信,教我应对的办法:游街时他们会派专人来揪我,要我主动把头向后仰,他们揪头发、扭胳膊只是做做样子。再有,批斗会开始,台上喊“把右派分子×××揪出来示众”时,要我主动跑快些,自己跑上台,不要被他们揪住,可免受“坐喷气式”之苦(“坐喷气式”是“文革”中整人的一种方式,具体做法是:两人在后分别拽住被揪斗者的胳膊,用力向后扭,像喷气式飞机的双翼,拽住被揪斗者的头发用力向前摁,像飞机的机头,被揪斗者的头和手臂形成强烈的反向张力,产生撕裂般的疼痛)。还有一次,公社造反派头头计划晚上开批斗会,打人的柴块准备了一大堆,准备收拾几个他们认为最坏的人,我也被列入了黑名单(据说他们认为我跟宣传队某个女知青有什么说不清的关系,其实根本没那回事)。他们派一个知青来抓我,这位知青与我相识,走到半路就回去交了差,说我不在家,使我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事后他告诉我,那晚挨斗的人,没有谁不被打得死去活来。

 

“文革”中,我在精神上虽然受到残酷折磨,但未遭受多少皮肉之苦,这不得不感谢我那些少不更事的年轻朋友们。

 

超然一点看,“文革”千真万确是一场疯狂的游戏。与一般游戏不同的是,它是以整整一代青年的灵魂迷失与青春荒废为沉重代价而记入历史。

 

平反后的意外打击

 

1978年落实政策时,一则内幕消息惊得我目瞪口呆、啼笑皆非。县落实政策办公室一个干部(我的同乡)告诉我:我是从新疆“盲流”返乡,右派身份是自己交待的,也就是口说无凭,没有任何组织材料为依据,所以落实政策遇到了麻烦。

 

这么多年,从没有人怀疑过我的右派身份的真实性,现在快熬到头了,怎么却反而不够“资格”了?既然我的右派身份没有实据,凭什么把我折磨了这么多年?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我不知道是现实嘲弄了历史,还是历史嘲弄了我,反正我陷入了哭笑不得的窘境。无奈之下,我不得不再次向组织交待我在川大被打成右派的经过,以及我的档案可能存放的地点。县落办根据我提供的线索,先后三次去信新疆塔城地委统战部,半年后,终于收到从新疆寄回的档案,落实政策终于有了依据。同时,经我本人向川大中文系老同学求助,川大党委于19793月给我寄来了错划右派分子的改正通知。这样,我长达二十年的冤案才得以昭雪。

 

至此,我本可以平心静气地告别过去,面向未来,不料还有更令我伤心的消息接踵而至。也是县落办的人告诉我,他们打开我的档案,里面明明白白地记载着,我的右派帽子早已在1961年摘掉了!听到这迟到了十八年的“喜讯”,我不仅笑不出来,反而气得我七窍生烟,痛得我老泪滂沱。1961年,我才二十七岁,刚下放十月公社,距塔城咫尺之遥,这一关系我生死攸关的消息为什么不通知我?而让我继续忍受长达十八年的灵肉之苦?人生中最宝贵的英盛年华,就这样付诸东流。我该向谁讨回青春?我该向谁倾诉因此而导致的一个鲜活生命的毁灭?

 

问天无言,问地无语。起诉已没有被告,申诉已失去时效。正义和良知早已失落在那个狂悖时代的茫茫迷雾之中,杳无声息。往者既已,那就把这个永远没有答案的苍凉诘问,连同我半生血泪酿成的千古遗恨,统统尘封在绵延无尽的历史卷帙中,让后人去评说吧!

 

 

转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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