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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静下想想


   ——记忆碎片中的沈从文、张兆和


作者:龙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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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沈从文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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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冬,沈从文在张兆和居住的小羊宜宾胡同的宿舍院中

 

静下想想张兆和先生。这么写,可是我从来没有照这样称呼过她老人家,我喊她,一直叫“张奶奶”。数月前,张奶奶去世了。

 

小的时候,在涉及沈从文先生的文章中认识到她。脑袋一时转不过弯,结合上下文,便将姓名里那个“和”字,误认成为一个连词,有点别扭。就是这点童心的别扭,也影响到后来,即便对别人,对毫不相干的人谈起,也还是称呼她张奶奶感觉亲切顺口。

 

静下想想,往事清晰,却不连贯,都是记忆的碎片。那些记忆如同潋滟波光,如同夏天谁家高高的窗户被微风闪动,如同宁静午后草丛中一粒两粒的玻璃珠。自己的身体里隐藏着紧张,那样一种近乡情怯的状况,就要见到分离了许多年的亲人了,就要和自己梦想中的事物贴近了。张奶奶,您可好?您不下楼去活动活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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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奶奶从里间屋子走出来,看上去,她瘦小的身体康健,只是眼眶显得疲倦发愁。她讲正在整理沈从文先生的书信,要对一些时间问题做出认定。她要我帮忙找几种大字本的“四书”和“老庄”,说自己年纪老了,看许多新东西吃力,打算读读那些熟悉的经典著作。这个时候,沈先生已经不在了,一小盆虎耳草还摆放在客厅的窗台上,那是作家生前最喜欢的草,也是他作品中那个翠翠姑娘喜欢的草。张奶奶说,这个草从湘西从文的家乡凤凰带来,它在这里长得挺好。沈先生离世前搬来的这处大房间里非常安静,我看那圆圆的草叶张开着,是在与人说话的样子。它叫张奶奶什么?这只有她老人家知道,兴许有人也能够猜到。

 

那时候,我如何都考不取个大学,甚至连技工学校也考不赢。只想学着高尔基在俄罗斯大地的浪游。可是不料,刚一开头就苦不堪言,百斤重的水泥砂石袋子几乎压迫得我败下阵来。有那么一段时间,隔三差五地下工回家,赶紧换去满是泥污的工装,跑到同住一栋楼房的沈从文先生家。那是三个小间的屋子,显得拥挤,门后过道里居然安了张单人床,那是帮忙阿姨住的。

 

沈先生一定看出我精神的摇摆,看出了我的懊丧。他说:“当作家,上大学没有用,没有用!你要到社会上去,到处跑跑,将来当记者!”

 

这一情景我写过多次说过多次,但另一个情景我还从未提起过。

 

张奶奶在一旁劝阻沈先生,“不能这么对孩子讲,还是要上大学。”

 

沈先生打断张奶奶的话,因为他当时中风出院不久,艰难地抬起手臂执意说:“没有用,没有用!”

 

张奶奶说:“将来总要找个像样工作,时代变了,现在不读大学怎么行。”

 

沈先生不再讲话。张奶奶离开一会,沈先生告诉我,“年轻人吃点苦有好处。”他的语气态度坚定,无容质疑。

 

我当时是怎样的感受呢?静下想想,莫名的委屈,全无意识。鼻子里有点酸,很温暖。可是我不能预先判断两个老人谁的说法更近合理一些。

 

沈先生说话说到高兴时分,右手频频挑起大拇指,再往下,他还要用力将一条腿搭到另一条腿上。张奶奶坐在旁边,几次伸手把他已经抬起的腿压下去。就这么反反复复之中,我看到了固执桀骜与平和沉静的差异。

 

我坐在那里,面前小茶几上有一堆糖果。张奶奶和沈先生坐对面。我不知道该主动说些什么才好。我的敏感让自己非常腼腆。自己习惯中的尴尬又要欺负我了。可是,谁也不要为此给我笑话。我面对的是沈从文。一个刚刚告别顽皮,远远没有上路的文学小青年,他不满意自己的现状,他心里怀着远大理想,面对着沈从文,还不仅仅是沈从文的一切作品同经历,而是一个正在凝视着你等待你说话的活人,我的确是紧张的。这么讲就容易引来更大的笑话,从哪一部法国作家的传记作品里读到,大凡一个成就斐然的艺术家,在青年时代面对他心目中大师的时刻,他都是紧张的。我自夸吗?就算有那么点意思吧。

 

张奶奶笑了。她说:“沈爷爷讲你的文字好,文通句顺,流畅。对吧?”她又问沈先生。

 

沈先生郑重地说“是”。他照旧凝视着我,说:“还要到处走走,走远路。到社会上去!”

 

张奶奶又说:“你发表东西用的名字真奇怪,得儿龙冬,龙冬呛,好像敲锣打鼓。”

 

沈先生在笑,窃自笑,非常得意的样子。我想这“敲锣打鼓”是他的发明。果然,他做出打鼓的动作,嘴巴里发出声音。我一心巴望他能谈谈我的习作,给我具体指导,可他却说:“有人说我多产作家。我就是写了那么多!”

 

张奶奶解释道:“你要多写些,刻苦一点。”

 

沈先生补充说:“耐住寂寞,不急于发表。到社会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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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奶奶曾经说起沈先生年轻时在大学任教追求她,“他就是欢喜给人家取外号。”

 

张奶奶那时有“校花”的美誉。沈先生第一次去学生宿舍看她,张口便说:“噢,原来你就是那个‘笑话’。”一家伙,“校花”便谐音成了“笑话”。

 

真是说不好另外几个作品名称“谐音”的原创。比如,《豆豉娘怒沉百宝箱》和《太阳照着三个和尚》。

 

一个有趣的人和一个懂得趣味的人。

 

面前小茶几上有一堆糖果,我坐在那里,面对着沈从文先生。张奶奶要我尝尝她自己做的酒酿,“同沈爷爷一起吃,好吧?”

 

我说好。

 

沈先生戴上假牙。张奶奶为他胸前展了块布巾,老人的精神一下子显得振奋,有“准备好了”的感觉。

 

我同沈先生碗里的酒酿,沈先生的少些,可是他吃得慢些,如同品尝。张奶奶见我吃完,问道:“甜不甜?”

 

我说好。张奶奶转去又拿饭盆,把剩下的一点都倒进我碗里。这个时候,我留心沈先生的表情,他停了吃,双目从眼镜片后面闪着我。张奶奶也不转身,对沈先生说:“你吃那些就好了。”

 

张奶奶走开后,沈先生继续埋头。然后,他望住我,声音很小地说:“我喜欢这个。自己做的。”

 

有一天,是上午。电梯在维修。我从楼梯下去,正巧遇见张奶奶被家里阿姨搀扶着往楼下冲。她一手把住楼梯扶杆,一手端只小奶锅,非常生气,对我说:“楼下订的牛奶是馊的,这怎么可以呢,吃了,沈爷爷是要出事的!要去和他们讲道理。”

 

那天我的感受非常坏。隔些日子,沈从文先生房间所在的第五层狭窄楼道里,相拥着许多外国人和灯光、电影摄影机器,地上都是零乱的电线。不知道是哪个国家又来采访作家了。我心里暗自高兴。任性发狠地想,只要我喜欢上的中国作家,绝无问题,老外是看重的。

 

还有一天,张奶奶请她家的阿姨给我送一本沈先生的新书,是一本作品集,名《凤凰》。沈先生在扉页上题字“送给小友”。书里另外折叠夹一张便签,是张奶奶写的,其中说:

 

你家可有小锯子?若有,能否借用一下?

 

我家没有小锯子。

 

后来想想,张奶奶要小锯子做什么?她的身手又会做什么?再一想,解放后历次“运动”,特别是“文革”经历过来的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什么不会?我就见到同住的哲学家、逻辑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外国文学家,他们会粉刷房子,懂电工,会修表修锁,男人手工补衣服如同缝纫机砸出来的活儿,打得一手好家具,还会组装电视机,各类乐器、绘画和烹饪全能上手。今天回过头去看,他们真牛!他们更会聪明的沉默,潜心积极地坚守住自己的工作和思想。

 

不久以后,张奶奶他们搬家了。据说中央一位领导做了批示,搬到距离这里不远的楼房大屋子去。外人看来,都说这是中国对文化人的一种实际认可。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十几二十年间,张奶奶一直在作家协会的《人民文学》杂志做编辑,另一面,伴随着沈从文先生从作家改换面目为考古学家的工作和生活,直到一九八八年沈先生去世。静下想想,一个作家的妻子,她要承受多少磨难,忍受多少矛盾?她的流动生命和最终又得到什么?许多优秀的文学家传记早已告诉给我们。况且,张奶奶伴随的不是一个平凡的作家,而是一匹“无从驯服的斑马”。况且,她伴随了这个作家的一生。

 

人生就是一场选择。只有少数人这么选择,在追求和不经意间,得到了充满诗意与神性的欢乐幸福,为此,她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也将被永不停息的时光带走。

 

读到张奶奶早年的文学作品和她的书信。她人美丽生动,娴静明媚,坚韧不拔,她的文章同人一样。假如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多出一个“张兆和”名字,我真不以为奇怪。也好,她仍旧长远地存在着,同沈从文一道。

 

写到这个地方,我需要一缕明亮的光线,一缕淡香的气息,好让那一幕出现,并且活动起来。

 

夏初的清晨。东单公园西侧小街的人行路上。迎面走来了散步的沈从文先生,张奶奶挽着他。天气忽然热了。沈先生边走边用一只手来解开外套的钮扣,动作幅度很大地往两边敞开着,里面是衬衫和一件桔黄色薄毛衣。张奶奶生怕他着凉,赶紧为他将外套合拢,可是沈先生顽固地几次把外套敞开。

 

正在这时,他们也看到了我,沈先生最先笑了,显得不好意思。

 

2007

 

 

转自《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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