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分类:

 

六十年“两岸感受史”


--作者:黄春兴

 

162.jpg

 

1949年-1978

 

四十多年前,我家对面是一栋日据时代的卫生所,穿过它那小巧精致的花园是一片翠绿稻田。收割后,水田原几经曝晒,逐渐干硬,暂时成为邻近孩童嬉戏追逐的原野。每日午后,我们这一群讲台语方言的小孩会集结在卫生所后方,捡拾小石头和捏泥球,准备和另一群讲着和我们不同语言的小孩开战--“枪林弹雨”--直到午后的西北雨倾盆而下。更早之前,水田原西边一大片农田被竹篱笆圈起,据说政府新建了平房给外省人住。他们是跟着国民党部队从大陆来的军人,但也定居了十多年。外省人来自大陆,不,是来自眷村。在我们心中,被圈起来的眷村就是外省,就是大陆。

 

初中三年级时,为能专心准备高中联考,我暂时住到这安静的眷村。在这之前,疼爱我的小姑嫁给了外省人,就配住在这个眷村。他来自大陆的舟山群岛,那儿还有他的元配和两个小孩。我的祖母说大陆的内战撕裂了他的家庭,他单个人在中国台湾,多年回不去很可怜。祖母接纳了他和小姑的恋情。从那时起,我家里就有了一个外省人;从那时起,家里偶而会收到从香港转来给小姑丈的大陆信,几乎每封都曾被情治人员拆开过。

 

服役时,我的部队驻在金门,是国共战争的最前线。那时,金门和厦门的两岸军队正进行着隔日两岸轮流开火的炮击战。一到炮击时间,我们就得立即回到山洞里。初抵金门时,长官告诉我们:“别太紧张,炮弹都会落到固定的地方,躲进山洞只是命令。”大武山上,有座没有伪装掩护的雷达站,在烈日下闪闪发亮。某日下午,长官带着我们巡山,在制高点,我赫然发现对岸也有一座在烈日下闪闪发亮的雷达站,突然想起Robert Axelrod 在“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中文译为《对策中的制胜之道》)书中所描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地故事,和那群为传递双方士兵期待和平的讯息而被打得稀烂的壕沟枯木。

 

1979年-2009

 

南寮渔港是新竹市的一个滨海传统渔村,而新竹市则是中国台湾地区高科技的重镇,也是国共战争时期清华大学(北京)南迁到中国台湾地区的城市。另个南迁的交通大学(唐山/上海)也设在新竹,而中山大学(广州)则选择中国台湾地区南部的高雄港。我到清华大学教书(中国台湾)时,正逢学校脱胎换骨,推土机打掉老旧的二层教学楼,一座座的八层院系大楼拔地而起。国民党政府调整了多年来的两岸策略,以“立足台湾”取代过去的“反攻大陆”,愿意在中国台湾地区建设永久性的大学校园。

 

在周末,我们几位老师会相约去南寮,那儿的海产鲜肥又价廉。餐厅老板有意无意地说:“虾蟹、黄鱼、香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那几年,南寮渔民出海但不捕鱼,开着小渔船越过海峡中线,从事起“海外贸易”。老板又说:“渔船已经可以在大陆沿海靠岸了,只剩下回到中国台湾卸货还得趁着夜黑风高,在海防疏忽的时刻丢包抢滩。走私的毛利润本来就高,现在风险又降低了一半,很诱人的。”

 

海防真的疏忽吗?有人说是走私渔民买通了海防官员,有人说是海防岗哨的阿兵哥不想多管,反正走私香菇鱼虾危害不了台湾地区的安全。那些年头,台湾地区经济两位数成长,连续十多年下来,渔民早已沦入低所得阶层。走私的所得是要给孩子们缴学费的,谁狠得下心抓这群朴实的渔民入监牢?随着预期逮捕几率的下降和预期走私报酬的提高,随着家户的口耳相传,到1980 年代末期,南寮渔港成了台湾地区最知名的走私天堂。

 

台湾地区渔船能在大陆沿海靠岸,关键在于1978 年底邓小平在推动改革开放时,也同时提出要“为统一创造条件”。大陆创造的条件就是“绑紧两岸经济关系”,其做法之一是“推动两岸直接贸易”;台湾地区面对这统战的对抗策略是“坚持间接通商原则”。于是,大商船往来不了,倒是便利了小渔船的走私。

 

三十多年的两岸隔离,四十多万迈入高龄的来台战士涌起故乡思念情,开始利用各种管道返回大陆探亲。不久,南寮渔船除了走私渔货,也开始偷偷运载老兵,悄悄地在大陆沿岸登陆。偷渡探亲的人数愈多,愈是勾起思乡者的乡愁和愤怒。1987 年,老兵们终于打起“想家”的抗议布条走上台北街头。同年底,政府也就宣布终止“临时条款”回归宪政,也同时全面开放赴大陆探亲。如预期地,旅行业者先是推出“大陆探亲旅游团”行销老兵,不久就改为“大陆旅游团”招揽一般百姓。民间旅游的热络大幅地降低台商到大陆违法投资设厂的政治风险和资金往来的成本。先到厦门、深圳等经济特区,然后扩展到东莞、苏州、上海等开发区,十年间,台商已遍及大陆各个省市。

 

根据最近统计,在中国大陆的台商约160 万人,意味着近100 万个台湾地区家庭或约300 万人在经济上和大陆紧密相关。在台湾地区有注册的大陆配偶数约25 万人,也就是有近100 万的台湾地区人是两岸共组家庭。若再加上每年赴大陆旅游人次超过400 万,每天就有超过50 万人正在大陆旅游。可记得,台湾地区总人口数是2300 万人,若将上述数字换算成百分比,那是很惊人的。

 

新的世代

 

六十年来的两岸关系可以从两岸人民生活感受的变化来审视,然后划分成“1949年-1978年”和“1979年-2009年”两段时期,而这刚好也就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前与后。

 

第一段时期的两岸关系,在台湾地区人民的眼中仅是国共两党的政权争夺战从大陆打到台湾地区,然后迫使他们去接纳来自大陆的外省族群;相对地,会有切身之痛的是滞留在台的外省军人与他们无法团聚的大陆亲人。三十年的岁月和新组家庭的温暖逐渐淡化他们的思念,不再“午夜梦回泪湿被”。到了第二段时期,“大陆”沉淀为外省族群记忆深处的故乡,“台湾地区”则在大陆官方的政治宣染下成为民族感情的新图腾。至于非外省族群的台湾地区人民,乐见大陆的改革开放和共产意识型态的消退,潜越海峡中线,以新的经济、文化、感情的交流重建断裂三十多年的两岸关系。

 

相对于人民的心情感受,两岸政府则充满着谋略和算计。在第一段时期,国民党政府誓报兵败之辱,一心想光复大陆;而共产党也铁了心,誓要歼灭国民党军队,解放台湾地区。到了第二段时期,两党的政坛老辈萌生休兵和好的心态。蒋经国开放台湾地区老兵赴大陆探亲,不仅出于人情,也深知不能再继续割离这个民族;而大陆的领导人陈云也说:“要趁我们这些老人还在的时候早作打算,早下决心,先把国家统一起来。”这时,台湾地区已经走上政治民主化。

 

国共战争已过了一个甲子,当事人已凋零殆尽,而战时出生的婴儿也届退休年龄。登上时代舞台的是在承平下成长的新世代。这几年暑假,我指导了不少来自中国大陆的北京、清华、兰州、苏州、浙江、中国科技等大学的交换学生,他们的思想与生活方式和台湾地区的大学生没什么差异:为就业烦恼、为出国猛读英文、哈日哈韩也哈台、谈化妆逛商场、手机不离身、熬夜MSN、写满心情表白的blog……。在这个生活文化中,他们学习到不同程度的生活独立:在妆扮自己中学会个人特色,在工作中学到个人意见的充分表达,在对就业的不满与失望中学到自由选择和“以脚投票”。他们也有死党一起逛街、聊天、上网。这是两岸关系的第三段时期--是一段两岸青年拥有极为相近的生活文化的新时期。

 

多么奇妙的历史时刻,两岸的新世代竟会在相近的生活文化中长大!他们的思想、生活方式、成长经验完全不同于前两段时期,我们无法要求他们继承过去。他们得开创属于自己世代的两岸关系--适合他们的思想、生活方式、成长经验,不是吗?

 

历史的智慧

 

面对即将承接的新世代,作为他们导师的学者该如何指导他们去开创新的未来?负责任的官员该以怎样的政策拓出足够大的空间让他们能追寻自己的理想?我们能否在六十年两岸关系的演变中觅得几丝历史的智慧?

 

八二三金门战役之后,两岸分治已成定局,“海峡中线”成为不能跨越的红线。在大部分的时候,两岸都是各行其是、隔海相互放话。

 

海峡中线禁区降低了两岸冲突的风险,但对于基层人民,跨越海峡中线则能让自己活得更好:老兵跨越海峡中线可以看到孩子已经多大,渔民跨越海峡中线可以分享贸易利得。口耳相传的走私利益冲垮了海峡中线,也诱发两岸关系的演进。然而,最重要的推力来自大陆官方允许台湾地区渔民靠岸登陆的统战策略。或许大陆官方预估过台湾地区渔民的走私潮,但我不相信会算计到外省老兵的偷渡探亲潮。若时间再往前推,如果没有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谁敢提议让台湾地区渔船靠岸登陆?从“改革开放”到“允许靠岸登陆”是一连串的政策演化,其原初目的并不在于改变两岸关系。

 

事后追记功绩的意义不大,但我们确能从历史中获取智慧。假设当时大陆官方采取的政策是针对特定的利益或对象,势必无法降低台湾地区渔民走私的风险和成本,南寮就不会成为“走私大港”,渔船也不会偷载老兵返乡。不论有意或无意,当时的政策幸运地采用“普遍适用原则”,让百姓都能在各自利益计算下寻找自己的适用方式。于是,非原初预期的发展出现了。

 

“普遍适用原则”也曾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思考过的“政策原则”(我加上引号,因为这是转借和应用哈耶克的学说)。他在思考经济问题与经济理论的区分时质疑道: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性和主观偏好,并不需要经济理论去指导他们的消费和生产。他们自己会在议价中决定特定交易的价格,也不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他们都能处理自己的经济问题,并不需要经济理论的闲言闲语。那么,经济理论的议题在哪里?根据经济理论拟定的政策又该是什么?

 

哈耶克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发现:经济学家常有干预百姓日常经济行为的倾向。他们常仿效自然科学家,认为自己拥有较一般百姓更多的经济知识,有责任和义务帮他们设计更好的经济生活。哈耶克认为这种态度是对知识的错误认识,因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结构并不同。

 

在自然科学中,科学家只要依据抽象理论所建立模型,再将个案资料输入,便能推算个案将发生的现象和问题。譬如今年台湾地区南部发生的山崩灭村惨剧,地质学家只要调查该地区的地质资料,就能较当地居民更精确地预测山崩危机。也就说,科学家能在台风来临前根据科学知识强制居民撤离山村。

 

但社会现象则是在个人的行动和彼此的交互影响下开展出现,随时在变化,因此,即使社会科学家能像古希腊天神宙斯一样盯紧着人的一举一动,依旧无法预知人的行动和社会的发展。换言之,客观模型在社会科学中是不具有预测意义的,社会科学只能预测社会展现的过程,而其理论的内容便应是人的行为模式和社会演化的普遍法则。以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为例,经济理论的意义不在于对个人的选择和行为加以解释,而在于发现行为模式和普遍规则,如市场价格如何形成?货币如何演化?利率如何引导投资?个人间的片段知识如何协调合作?

 

两岸关系也是社会科学,探讨的是两岸人民交互影响下不断展现的现象。新世代有自己的想法和期待,就如同对日剧、韩剧、好莱坞的动作片或法国情爱电影各有喜爱一样,我们不论说出什么具体的见解都未必是他们的心声。因此,学者和官员必须避开对特定对象或利益的关注,而尽力于发现普遍利用原则下的行为模式和政策。譬如过去大陆提出的靠岸登陆、两岸三通都符合普遍适用原则。

 

 

转自《风灵》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