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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越生:五七干校里的另一位先知


--作者:丁东

 

昨天说到顾准。他最后供职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即使下放五七干校,也有顾准这样的人不肯放弃独立思考。同时在思考的还有另一位学者,他的名字叫孙越生。

 

孙越生是浙江绍兴人,1925年出生,1997年逝世。孙越生是王亚南的学生,又是王亚南儿子的老师。王亚南以翻译《资本论》闻名,又是中国第一个系统研究官僚政治问题的学者。他在1948完成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具有开创性,当年孙越生就是王亚南写作的助手。文革中,孙越生获悉王亚南被迫害致死,决心继续老师的课题,对中国当代的官僚政治进行剖析。

 

当时他在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里,悄悄地绘画,写诗。他在19722月的一首诗里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无权的知识在无知的权力下哭诉,这是科学的踌躇;渺小的智慧求伟大的愚蠢宽恕,这是民主的踌躇。效率和公平如何才能兼顾?自治和集中怎样取得同步?这不是短暂的烦恼,这是历史的踌躇。”同年6月,他面对月夜下的碾子,做起了“麦收场上民主梦”:“你的作用表现为:施加压力不放松,相互制衡又驱动。制约官僚政治的对策,也在民主压力下不放松,相互制衡又驱动”。国人几十年后思考的难题,竟然被孙越生以诗的形式点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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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越生在五七干校的水粉画)

 

1980年代初,孙越生把王亚南尘封多年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重出新版,并结合现实写了新序。接着开始撰写《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他直面古今中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官僚政治现象,让思维的野马纵情驰骋。官僚主义被他赋予特定的含义,它不再是通常所说的官员作风问题,而是权力与生俱来的自利冲动,是和人类自身文明史同样悠久的痼疾。他深入到人类的起源、国家的职能、国家的消亡、剥削的性质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质疑成说,另辟蹊径。他否定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劳动创造人类论和国家必然消亡论,并依据考古发现,否定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田园诗般的图景。他从官和民的对立和制约关系中,重新考察了人类文明史。他提出的新说,逻辑之严密,理论之彻底,视野之开阔,都让人心智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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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越生认为,官民关系本来是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课题。放眼全球视野,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官民矛盾史,官民对立史。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就产生了官民分化。其中某些社会成员掌握了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他们可能名叫头领、酋长、国王、皇帝、苏丹、可汗,也可以叫总统、总理、主席、首相、大臣,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称谓,但共同的特点是掌控着支配其他社会成员权力。没有官民分化,无从产生国家,无从进入文明。有了官民分化,就有了官对民的伤害。如何减少这种伤害,成为古往今来志士仁人苦苦探寻的难题。近代以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大体有两条路径,一条是革命的路径,一条是宪政的路径。革命的路径通过暴力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地主、资本家,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最后仍不能避免政权执掌者成为伤害人民大众的新官僚。而宪政的路径着眼于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和制衡。放弃国家消亡的空想,承认国家的公共职能是文明所必需,通过竞选、监督、弹劾、罢免等制度,让掌权人由民众选择,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同时让立法、司法、行政权力互相制衡,把权力关进笼子,把官僚政治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前一条路径付出了太多的代价而没有看到希望,而后一条路径则已经显现出曙光。孙越生就是中国思想界告别前一条路径转向后一条路径的先驱者,是当年中国学界在这方面想得最深、走得最远的一个。

 

我的中学同学常大林是孙越生生前友好。1988年他协助胡绩伟主编一套民主研究丛书,将孙越生的著作列入其间。次年丛书流产,此书手稿也被锁进抽屉。孙越生病逝后,我通过常大林读到了此书的手稿,和李辉商量,将此书和孙越生的其他文字编成《孙越生文集》,请邵燕祥、常大林写了序跋。当时贺雄飞联系了内蒙的一家出版社,已经排版,到最后还是功亏一篑。后来,王一方有意在青岛出版社推出,郭沂纹有意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两家竞争,我碍于情面,请王一方退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感到这部遗著份量太重,想请王亚南的儿子作序。王亚南的儿子这时已经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他开始满口答应,看了稿子却再也不做声。

 

我又将书稿推荐给赵虹,他在《社会科学论坛》杂志上连载了《官僚主义起源论》,《官僚主义元模式论》仍无问世的机会。2008年谢泳趁纪念厦门大学老校长王亚南之机,在《新京报》发表长文《从王亚南到孙越生》,引起了福建教育出版社林冠珍注意,她找到我,与孙越生的女儿联系签约,终于让这部杰作问世。袁伟时教授读后非常震撼,在微博上感慨孙越生是又一个顾准式的人物!顾准的代表作《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在他身后20年出土,孙越生的代表作在他身后15年出土,这是不是中国当代思想家的宿命呢?

 

 

转自《小众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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