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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右派的生死场和他的一幅老照片


--作者:姚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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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53年春,蔡恢(前排左一)与邮电部同事游十三陵。

 

1是右派蔡恢1960年在北京市清河劳改农场去世后,家属保存的惟一一张他的生前旧影。这张照片是1953年春,蔡恢(前排左一)与邮电部同事游十三陵时所摄。

 

2002年,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淘到北京市公安局1963年造册的《右派分子死亡情况调查表》,收有北京九十四名死亡右派档案,蔡恢名列其中。还原这些死亡右派的生前行迹,照片不可或缺,结果却常让人失望。因为从他们被打成右派那天起,家属就生活在恐惧中,几乎每次政治运动都少不了他们的“陪绑”,导致恐惧战胜亲情,销毁可能引起麻烦的一切物品(譬如照片)成为无奈的选择。

 

抗战时曾任梁漱溟英文秘书的翻译家张勖仁也在《调查表》里,他被打成右派后,妻子荆美英将丈夫所有的照片撕毁,连结婚照也没漏过。以至于他们的儿女张蕴新、张新梅长大成人后,竟不知道父亲的生前模样。直到近年,张蕴新才从梁漱溟之子梁培宽那里,找到张勖仁当年与梁漱溟的合影照片。

 

蔡恢的家人告诉我,蔡恢被打成右派前在邮电部会计司任科员,他早年在上海美专习画,且喜欢摄影,曾留下许多照片,可惜“文革”时家人害怕株连,将照片尽付一炬,这张照片是惟一的遗漏。

 

蔡恢的历史大致如下:1909年出生,祖籍江苏昆山安亭鹭鸶浜。其父蔡璜为当地士绅,办有砖瓦厂。1930年代,蔡恢先后在上海美专、南京中央大学数学系学习。后进入上海电信局。抗战开始后撤至重庆,任交通部川藏康电讯管理局会计科长兼川西伐木公司副总经理。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在成都上学的薛崇纶,结为夫妻。抗战结束,蔡恢到青岛电信局任会计科科长。1950年调至邮电部会计司任科员,1951年主编第一版《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会计法》。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劳改农场教养。19601221日,蔡恢因饥饿致死,时年五十一岁。蔡恢与薛崇纶育有三子:蔡键、蔡钜、蔡锐。

 

蔡恢的“问题”,主要出在解放前夕的“饿工运动”与反右前夕的“鸣放整风”。194810月,国民党政府内外交困,发布《戡乱时期危害国家治罪条例》,严禁工人罢工、怠工,违者严惩不贷。当时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民怨沸腾。为争取民心,中共地下党先后在上海、北平、青岛等地发起“饿工运动”。

 

《调查表》记载:蔡恢在“任伪职时期破坏职工饿工运动,解放初期将全局职工工资提高47 %,给国家财产造成很大损失。”据当年也在青岛电信局工作,且与蔡恢认识的鲁京仁回忆,青岛电信局“饿工运动”发生在1948年底,理由是物价上涨,职工吃不饱肚子,无力干活,要求以发放煤、菜、粮等实物形式提高待遇。“饿工运动”参与者照常上班,各守岗位,但是不工作。经职工代表与局领导谈判,大约仅两天时间,“饿工运动”就以局长陈履夷同意职工的要求而告结束。整个过程既无冲突,也无人游行或进行破坏。按鲁先生的说法:即使要破坏也轮不到蔡恢,因为他当时不过是青岛电信局的会计科长,只是一个执行者。如若他真有此项罪行,早在19501951年间的镇反与肃反运动中就被处理了。据蔡恢的大儿子蔡键回忆,“饿工运动”中父亲也支持发放实物,而且知道单位里有几个人是共产党,但他从没对别人说起过。

 

解放后,职工实物工资变为薪水工资,青岛邮电系统的“高工资”,加大了新政权的经济压力和行业间的工资差距。发起“饿工运动”的初始目的,与由此造成的尴尬结果导致蔡恢陷入一个悖论怪圈,无论他是支持还是反对“饿工运动”,都罪责难逃。当年的局领导陈履夷等已经逃跑,总得抓个人来顶罪,蔡恢成为合适的人选。至于是否有确凿证据,结论是否符合事实并不重要。据蔡键回忆,“三反”“五反”时,父亲为这件事,晚上拼命边抽烟边写材料。母亲有时劝他说,你别写了,写这么多有什么用呢?反复也就是那些话,别人还不信。父亲说不写不行,不写满足不了领导的要求。

 

整风运动开始,蔡恢又一次卷入政治漩涡。在鸣放气氛鼓舞下,他画了三张题名为“党的教育家”的漫画。第一张画了个形象凶猛的狮子坐在崖石上,周围有一群竖耳静听的小兔子;第二张画了一个头戴棉干部帽的狮子,在办公桌正面坐着,手握大印即将盖下;第三张画了一个身穿干部装、青面獠牙、肚大耳肥的人在指手划脚,背景一片漆黑。这三幅漫画,不过是讽刺邮电部会计司个别领导居功自傲、自以为是的霸道作风。而《调查表》却将此上纲为“污蔑党为统治人民的暴君”“人民是受统治受压迫的小兔子”。《调查表》还记录:“报纸上批判储安平的反动言论时,他以‘批评党不是推翻党’为名,写了一张大字报,为储辩护。污蔑反右斗争是限制人家言论自由,并画了一张‘隔墙花影动,疑是敌人来’的漫画,污蔑党的反右斗争是捕风捉影,大惊小怪。” 这些在今天看来的大实话,被邮电部领导反右运动的五人小组作为罪证,老账新账一起算,将蔡恢开除公职,送往劳改农场。蔡恢在极度饥饿与劳累中送掉了性命。

 

北京市地方国营清河农场寄给蔡恢家属的死亡通知书上这样写道:“我场于家岭分场教养分子蔡恢因患心脏病、老衰病,久治不愈,已于196012216时病死。尚遗留一些物品,希于十日内来我场于家岭分场领取。”

 

曾在于家岭分场劳教的原第二机械工业部右派分子赵文滔,在其所著《伤害》一书中回忆,于家岭分场一马平川,围墙电网环绕,四角岗楼林立,来到这里犹如进入生死场。这里没有医院,没有医生,也没有药物,因饥饿而病倒的犯人只能集中在病号室等死。检查病号的方法很简单,谁的臀部已经瘦得没了肌肉,只剩下两根玉米杆似的股骨,支撑着一个下陷的皱皮黑洞--肛门,就会被认为是病号,不能再劳动了。

 

据《调查表》记载,蔡恢病倒后,“因‘海外关系’未办理保外手续”,最终被死神夺去生命。赵文滔对我说,三年困难时期,一千多人的于家岭分场至少饿死二百多人,蔡恢只是其中之一。据《调查表》记载,蔡恢葬于于家岭分场公墓62号。其实,所谓公墓不过是一片乱坟岗子,62号更是子虚乌有。当年埋在这里的死亡右派,如今均已尸骨无存。

 

据蔡恢的三儿子蔡锐回忆,父亲被收容离家时,天真地以为劳动教养重在教育,带走平时所用的一块瑞士手表及派克金笔一支。父亲去世后,母亲去农场领取遗物,却只带回一个空手提箱及人民币126角。悲痛欲绝的母亲向场方索要遗物,竟遭喝斥,谓其讹诈。母亲只好噤声。蔡锐给我看了197957日邮电部政治部补发的“革命工作人员死亡证明书”,上面写道:“蔡恢同志不幸于19601221日因病死亡,特向革命家属表示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贡献,除给予抚恤外,特发此证。”

 

“证明书”充满时代特色,今天读来,颇有黑色幽默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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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62年春,蔡恢家人在北京。前排左一为蔡钜、左三为蔡锐;后排右一为蔡键、右二为薛崇纶。

 

 

转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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