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这样走过“梁山伯”范瑞娟
分类:

 

“梁山伯”范瑞娟

 

127.jpg

 

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217日逝世,这篇范瑞娟写下的文章发表在1957324日的解放日报上,在当时一度引起轩然大波。

2009年,在该文发表52年后,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专门就此事采访了范瑞娟本人,并撰文《52年前的“黄色”风波》,发表在《解放日报》创刊60周年版面集萃的《印痕》一书中。

我们从解放日报资料库中找出两篇文章与读者分享,以此作为对大师的纪念。

 

我的丈夫 我的蜜月


--作者:范瑞娟 (写于19572月)

 

11日,这是个多么令人喜悦的日子。旧的过去,新的来临了。我和伯鸿就是这一天结婚。

 

结婚的前几天,我们要到区人民委员会去登记,临去之前,我和他开了一个玩笑。我对他说:“结婚登记处的人为了执行婚姻法,对于男方询问得特别详细,你要小心准备了。”他却若无其事地说:“一切事情都可公开,既合法又合道德,不用愁虑。”我笑了笑告诉他:“人心难测的,就有这样两位青年男女,他们交往了一个时期后,到政府去登记结婚。登记处的人问女方结婚是否自愿,女方没有表示,急得男方满头大汗。最后女的摇了摇头,登记就没有成功。假如我们的事我也摇摇头,看你怎么办?”他调皮地说:“你要会摇头的话,祝英台就不会为着真正的爱情去牺牲了。”我不由得大笑起来,我知道他这句话是因为我经常扮演梁山伯而说的。

 

128.jpg

 

新房里的重逢

 

结婚,事先没有通知别人。可是,那天上海越剧院的朋友都来了。演夜场的,下装之后还赶到我们家里。尽管我们准备了吃的和玩的招待他们,可是总有一点不放心,因为院里有好些人是闹新房的能手,尤其一个做音乐创作的朋友不好办,只要他在场,非要把人闹得够受不可。为此,在新房里真叫我又喜又怕。可是,事件的发展又往往出人意外,当我担心的那位先生随着众人拥进了新房之后,伯鸿和他都怔了,原来他们是分别了8年彼此不知下落的老朋友。由于这个意外的重逢,这次闹房得以安全度过,我们在大家的要求之下合作穿了针,互相喂了糖,报告了恋爱的经过之后,大家就放过我们了。

 

袁雪芬、傅全香都要送礼,被我阻止了。但送礼的人还是有。最有趣的是我的文化老师,她送给我们一对花烛。这对散放着柔和光彩的花烛,给我们的新房里增加了不少喜悦气氛。当最后一个贺喜的人离开之后,它仍旧燃烧着,按照婆婆的意见,靠近烛台的墙上,悬着一个福禄袋,因为找不到铁剑,我把那把跟着我受尽风霜在舞台上用的铁剑配在上面。

 

129.jpg

 

有缘千里来相会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这是伯鸿刚才回答闹房者的话,它却一直在我心头萦回。我和他在相识之前,已经有了长时间的通信。他的妹妹是我的朋友,通过她使我对伯鸿的家庭,以及他幼年时代的生活,有了透彻的了解,真像我们在一起长大的一样。去年9月,我们第一次相见,不知怎的,自此以后,他的形影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头,再也移不掉。终于我和他结成了终身伴侣。

 

对于婚姻问题,我过去的确不打算考虑的。准备趁自己年轻把自己演戏所得积蓄点钱,将来隐避到乡下去度过艺人在旧社会都不可避免的悲苦的晚年。但是,中国解放了,一切都变了。对于整个社会,我由痛恨而热爱,我爱一切,第一次感到生活意志的旺盛。现在,艺术成了我的生命,我要把我的一生,献给祖国的艺术事业。

 

在蜜月里

 

结婚之后,我们到苏州去游玩了几天,然后在上海度过了蜜月。在这些日子里,伯鸿仍到中国青年报上海记者站工作,我每天也到越剧院去。早上,伯鸿知道我睡得晚,又是易被惊醒的人,他总是抱着衣服轻步走到外室去穿。晚上,我回到家里,他已经静静地坐在桌前看书了。他总是把他从书上看到的或者采访中遇见的“故事”一一讲给我听。有时候我们一起去观看越剧,回家以后,我要他提些意见,他却笑笑默不作答。怎么办呢?我就用这样的话去激他:“原来嘛,你对越剧是没有感情的。”于是他急了,不得不将他的意见原原本本地讲出来。他是爱好戏剧的,同时还爱好音乐。当院里正在讨论音乐问题时,我把我的看法提出来和他商量;也是这样,开头他总是默默无声,到后来才将自己的见解详细地发表。我们谈了很多问题,有融洽一致的地方,也有分歧。我们总是这样结束我们的谈论:“我们懂得太少了。”因此,我们有个打算,要大量地买些书,提高我们的业务、知识和艺术修养。

 

130.jpg

 

我的丈夫

 

我的丈夫是一个对生活并不十分计较、对工作却十分热爱的人。有一次为了添置几件衣服,我拿回几个呢料的样品,问他喜欢哪一种。不料他淡淡地回答:“任何一种都可以。”一个月以来我还不知道他喜爱什么菜,仿佛他什么菜都很爱吃。可是这却使我这个作为妻子的人有些踌躇了。他认为:“我们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不能够因为革命胜利而得意忘形,奢侈浪费。”他平日总是和颜悦色的,可是有一次我见到了他严肃的脸色。我对报社记者约我写稿表示讨厌,认为这是一件麻烦事。他批评我这样是不对的,并要我认真地写好那篇稿子。我觉得他的意见很正确,终于把稿子写成了。原来他对自己的职业是非常敬重和热爱的,这也影响了我,如我曾经考虑过:“现在我演小生,将来演什么角色呢?”在这种问题面前,他是十分果断的,他表示,我应该将小生演到底。我也就决定这样做。

 

慈祥的婆婆

 

1月底,我离开上海赴东北演出。路过南京时,在那里演出了两星期。伯鸿的父亲在南京工作,于是我又有机会和婆婆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开始我很担心,婆媳关系不好是常有的事,我的婆婆不知怎样。可是没有几天我就感到我婆婆是慈祥而热心的人,在我演出时间,她经常等候我直到深夜,在我临睡之前她跟我总要喃喃地谈些心里话。我们谈得十分投机,计划着将来如何生活,使每一夜过得都很有趣。我的担心成了多余,很快地我从我婆婆身上找到了我已去世的母亲的温暖和母爱。离开南京的那天,我和婆婆真是难舍难分。眼泪从她老人家眼里流下来,我也哭了。只能硬着头皮背身离开。新社会是幸福的,我在这幸福的社会里又得到了幸福的家庭。可是,我也不能摆脱幸福中产生的苦闷。我觉得自己的才能太少了,我觉得人民给我的荣誉太大了,国家给我的照顾太多了,我担心自己会辜负他们。怎么办呢?我已经定了进修计划,决心不畏艰难努力。

 

131.jpg

 


52年前的“黄色”风波


--作者:李君娜(写于2009年)

 

1957323日,一个平常的星期六。

 

晚上7点,吃过晚饭的《解放日报》夜班编辑们,聚集在汉口路309号申报馆的三楼编辑室,开始新一天的工作。已经过了春寒料峭的时候,初春的暖意一点点弥漫在城市的空气中。

 

流水的“新闻”,铁打的“版面”。那一天,副总编冯岗当班,编辑们领了当天要发的稿件任务,分头做起事来。十点左右,编辑吕沧浩看完了稿子。等待铅字排版的时间里,他随手拿起一份香港《大公报》来“打发”时间。《大公报》那时还不能在内地发行,作为内部资料,报社编辑能够看到。

 

一篇标题为《我的丈夫,我的蜜月》的文章,引起了吕沧浩的注意。作者署名为范瑞娟,正是当时红遍中国的越剧彩色电影《梁祝》中的“梁山伯”。文章中,范瑞娟以“口述实录”的白描式语气,表达了新中国让身为戏子在旧社会毫无地位可言的自己有了一个幸福家庭的感恩心情。全文两千余字,文字朴实但自然流畅,笔下的家庭生活琐碎但情感真挚,整篇文章更是洋溢着对新中国、新社会的爱。

 

132.jpg

 

看完文章的吕沧浩,突然闪现出一个念头。他拿着《大公报》去了冯岗的办公室。“老冯,这里有篇文章,很有意思,不知道我们敢不敢登在自己的报纸上?”

 

那段时间,《解放日报》总编杨永直被调去了长宁区任职,另外两个副总编王维和魏克明被调去了《新闻日报》,临时“补缺”的副总编冯岗成了报纸唯一的负责人。既要上白班也要上夜班的他,看上去有点疲惫,但依然很谨慎。他看了文章,有点犹豫:不登吧,可惜了这篇好文章;登吧,可能出问题,毕竟直接讲述个人家庭生活的文章在新中国的报纸上还从没有过。

 

冯岗拿着报纸走出自己的办公室,来到编辑室,他想问问大家的意见。夜班编辑部主任张伏年近期一直高烧在家休息,于是他问夜班副主任陈迟:“你说这文章可不可以登?”

 

陈迟说:“你定吧。”

 

当时夜班编辑部的同志,大多是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大家看冯岗有点难下决定,就一起玩笑着起哄:“敢不敢?敢不敢?”

 

“有什么不敢?登。”冯岗决定把这篇文章登在第二版国际新闻版上。

 

又不知谁提议说:“《大公报》上没有照片,我们可以配张照片。”范瑞娟和她的丈夫陈伯鸿的家就在上海,于是报社马上派人去她家要新婚合影。夫妻俩都不在上海,范瑞娟的胞妹拿了一张合照出来。之后,连同文字一起,排版、校对、印刷……一切程序如常。

 

天快亮的时候,夜班编辑们结束了当天工作,像往常那样,去了报社附近云南路上的一家小吃店吃过早饭后,各自回家。

 

谁也没想到,一场不同寻常的风波,等待着他们。

 

第二天,1957324日,《解放日报》第二版,《我的丈夫,我的蜜月》见报。

 

133.jpg

 

“丈夫”和“蜜月”这两个在今天看来无比正常的词语,赫然出现在党报的文章标题里,弹眼落睛的程度在当时绝不亚于今时网络惯用的“标题党”新闻。

 

此时,1956年提出的思想解放大潮的余波仍在,而即将在1957年掀起的全党反右倾整风运动尚未开始。尽管报纸的宣传环境相对宽松,但建国第八年的社会人文环境,依然非常保守。

 

这一“文”激起了千层浪。

 

虽然全文没有任何一处不雅字词,但很多读者对这篇又是“丈夫”又是“蜜月”的文章义愤填膺。“什么丈夫,什么蜜月,黄色,黄色。”“迎合小市民兴趣,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冲淡党报的战斗性。”“《解放日报》不应该登这样的文章。”几百封读者来信像雪花一样寄到编辑部,语气无一例外都是指责。也有读者直接给市委写信,说“作为党委机关报,怎么可以登这么‘黄色’的文章?”

 

更有甚者,当时指挥部设在上海的东海舰队,看了该文后紧急召开会议,会议认为《解放日报》出现了“反党集团”,证据就是《我的丈夫,我的蜜月》。这支部队提出了“保卫党报”的口号,准备包围《解放日报》。

 

受到指责的不仅仅是《解放日报》,还有作者范瑞娟和其丈夫陈伯鸿。

 

范瑞娟写这篇文章,是因中国新闻社的再三约稿。当时,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梁祝》在香港连映100多场,“梁山伯”和“祝英台”本人备受港人喜爱。中国新闻社给范瑞娟布置“命题”作文,请她谈自己的婚姻生活,借此向港澳和海外读者介绍新中国戏曲演员的幸福生活。范瑞娟写好文章,自己取了标题《新中国帮助我建立了一个幸福家庭》。中国新闻社发给《大公报》时,根据文章内容和读者对象,把标题改为了《我的丈夫,我的蜜月》,《解放日报》刊登时沿用了《大公报》的标题。

 

134.jpg

 

时年31岁的陈伯鸿,是《中国青年报》上海站站长。文章刊登出来后不久,连同另一篇陈伯鸿署名的“有问题”文章一起被报社总部两“罪”并罚,去北京接受停职审查。

 

风波的波及面越来越广,上海市委也紧张起来。事件如何定性?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有点犹豫,因为他也看了文章,并不觉得该文出格。

 

这时,距离毛泽东在2月份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还很近。几天后的4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江苏、浙江、福建、安徽、上海41市领导干部会议,听取有关思想动态的汇报。柯庆施汇报上海相关工作后,顺带汇报了《解放日报》的这起风波。

 

毛泽东当即问:“《解放日报》收到多少封来信?”

 

柯庆施答:“几百封。”

 

毛泽东说:“上海人口有四百多万,才几百封反对信,少数嘛。我们也不能天天都是《上甘岭》。”

 

毛泽东的这番话,成为平息风波的速效药。消息传回报社,所有编辑悬在嗓子眼的一颗心就此放了下来。

 

同年624日,《解放日报》总编辑办公室正式书面答复《我的丈夫,我的蜜月》一文来信读者,说:“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多种多样的,人民群众的兴趣要求也是很广泛的,他们不但需要向报纸上了解各个时期的国际国内的大事,同时也需要从报纸上了解各个时期各界人民生活的面貌。”

 

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200935日,依然是初春的上海。

 

经过42年的时间沉淀,当年的新闻人更客观理性。事件亲历者之一、夜班编辑部副主任陈迟,回想起这个版面,认为:“尽管首开报道内容先风,但也有经验教训。就那时的大环境而言,并不适宜在党报上登这篇文章。”

 

而“旁观者”也许更清楚,当年在同一楼层办公、任《新闻日报》副总编的王维,以“局外人”的身份在多年后的今天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篇文章本身非常好,《解放日报》当时拿来刊登也有助于打破党报自己给自己塑造的‘孔夫子’严肃面孔。再说,孔夫子也可以谈恋爱。只是,版面编排上的确存在问题。首先,它刊登在第二版的右边,而第二版的左边是《万余青年倾听上甘岭史诗》,一边是讲部队在前方流血牺牲,一边是说明星在后方谈情说爱。这样的对比,也难怪很多读者在感情上接受不了。如果缓一缓延后几天发或发在《朝花》副刊上,应该好些。另外,中新社向海外华文报纸供稿改的标题,我们的报纸还是应酌情修改。”

 

135.jpg

 

今天回望过去,不仅仅只是“功”与“过”的评述。

 

已近90高龄的范瑞娟,住在长乐路的老公房里。先生陈伯鸿已故去,健在的范瑞娟回忆起当年的风波,仍心有余悸:“我看到报纸标题时,就懵了,我自己取的是《新中国帮助我建立了一个幸福家庭》,没想到见报被改成了《我的丈夫,我的蜜月》。毛主席当时平息了这场风波,不过1966年文革开始,造反派还是以这篇文章为由批斗我们。”

 

老人嘱咐要澄清一个误会了42年的细节:《解放日报》登的那张照片,读者一直以为是他们的结婚照,其实是订婚照。订婚照上,范瑞娟穿旗袍,陈伯鸿穿列宁装。范瑞娟说:“还好,我妹妹随手拿给编辑的是这张照片。如果当时拿的是结婚照,麻烦就更大了。”

 

老人特意取出结婚照。1957年在淮海路照相馆里拍的这张照片上,新郎穿西服,新娘穿白婚纱,非常洋气。可以想象,如果当年这张照片登报,1957年的风波也许还要来得更猛烈些,而文革翻“旧账”时,他们夫妻的“罪名”也将更大。“虽然庆幸当年没有登结婚照,但如果现在《解放日报》还要讲我们的故事,我希望登结婚照。今天的新闻环境,已经翻天覆地变化了。”

 

同一张照片,在当年登报是她的恐惧,在今天却是她的希望。这位中国最有名的“梁山伯”,用她自己和《解放日报》的故事,不经意展现出中国新闻报道历经时间打磨后化蝶蜕变之美。

 

 

转自《朝花时文》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