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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家书


——作者:孤舟

 

老舅:您好!

清明过后,我妈受了风寒,病了几天。闲着无事,我有意无意地跟我妈聊起了家常,聊起了年轻时曾经发生的事,聊起了张家口的人和事。打开记忆的闸门,往事历历在目,虽然过去了将近六十年,虽然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但提起过去的那些事儿,我妈仍然忍不住的抹起了眼泪。多少年间,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太难了!太难了!”这句话,概括了她这一辈所碰到的事和所走过的路。联系到您的“北大好人”(见附录)回忆和三舅写的书,真是感慨万千!不由的心里微微有了一些想动笔的冲动。

文革时期,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就因为那个“祸国殃民”的“旗手”,三舅才被扣上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关进了“牛棚”,受尽了苦难与屈辱。这些事,文革后期我们也有所耳闻,但知道的不多。后来还是从他写的书里,才了解到事情前前后后的整个过程。我想,生活的艰辛,再怎样也能忍受;但是政治运动的暴风雨,真能够把人摧残致疯、致死。在这样的环境下,置身其中受到冲击不能幸免的还有大舅、二舅、老姨……,当然也包括我的爸妈。大姨、三姨、五舅家的事情听到的相对少一些。可以理解,对于经历过的事,他们都没说;包括您说的“北大好人”,这些事我们也是头一次听说。他们都默默地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不是不说,而是“不能说”、“不敢说”、“没处说”,甚至是说了也没用。这说明他们都具备同样的人品,不愿意因此累及到家人、父母和兄弟姐妹。比较而言,您在被外调中算是碰到了“北大好人”,他们尚且心存良知,同情苦难中的“东郭先生”,不愿意诬陷好人,陷害无辜,才使得您能够在动乱的年代里免遭劫难,平安度日。

您说到大姨家距姥姥家近在咫尺,可是她与孩子们从不在姥姥家吃饭一事,我1967年回张家口时就有所察觉,后来还问过我妈,从我妈口中才知道也是事出有因。大姨下面弟妹多,在家干活自然也多。她书读得少,只上过两年小学。日本人来了以后,她胆小不敢去上学,姥姥也认为女孩子不用读太多的书,只要识一些字,以后能给家里写信就可以了。加上当时家庭经济状况不允许,她也就没有接着上学。我妈同时也中断读书,去当了童工。当年她九岁,去烟厂贴花,挣了两年的钱,因为不甘心还想读书,才回到了学校,从三年级到六年级又读了四年,小学毕业的时候已经十五岁。就在那前后,大姨出嫁了,时年十六岁。大姨的婆家子女多,她又是大儿媳,一大家子的事都指着大姨一个人干。自己经济上不独立,她嫁过去以后也没享什么福。大姨怀头一胎时,就是因为站在条案上干活,不慎摔下来导致了流产。那时胎儿已成型,是个男孩儿。后来她大女儿出生,我妈去伺候的月子,所以知道了大姨婆家的一些事。我妈当时的任务就是:到时接大姨回娘家住几天,然后再送她回婆家。婆家管得严,她不能在娘家多住。大姨书读得少,活干得多,早早出嫁也是吃苦受累,心中不免有些怨气,有些自卑,加上她性格倔强,要强,不免自己和自己较劲。当然了,那时姥姥家吃饭的人也多,她不愿去添乱。这也是她和孩子们不去吃饭的原因之一。

1956年夏天,我爸妈在北京工作时,接到一纸调令,就三天时间,来不及与张家口的家人父母商量,简单地整理了行装,只带着一个收音机,就匆匆登上了南下的火车。这个收音机据说是当年他们在北京花了九十多元,每月从四十多元工资当中扣除二十元才买下的,所以没舍得扔,就带上了。不知道前路如何难走,也不知自己会遇到什么艰难坎坷,一切都是未知数。他们一路颠簸,我妈还一路呕吐,当时她肚子里怀着我妹,才三个月。火车到了广西南宁就不通了,转了米轨又转汽车,在路上一共走了十一天,才到达昆明。眼前的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包括环境、气候、饮食习惯、当地语言等等,都要重新适应。

第二年,爸妈把我哥和我从张家口接到了昆明。一间十四平米的屋子,住着我们一家五口。家具极其简陋,一张双人床,两张单人床,一张写字桌,一张方桌,加上一个衣柜。除了电灯,收音机是家里唯一的电器。就是这小小的收音机,给我们的童年也增添了很多快乐。闲暇之时,听听新闻,听听评书,听听电影录音剪辑,听听京剧…… 很多兴趣和爱好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培养起来的。

当时昆明铁路区工会缺干部,向铁道部要人,结果从北京铁路局工会调来两人,天津铁路局工会调来五人,其中就有我爸妈。到昆明以后,我爸在区工会的生产部,我妈在区工会的财务部,都在一个楼里上班。平静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谁知这样的日子只维持了不到一年,政治运动的无情棒就落到了他们头上。我爸当年二十七岁,年轻气盛,业务熟练,文笔也不错。他的钢笔字写得非常好,在整个铁路局算得上首屈一指,而且口才也好。说起口才,插上一句。当年我结婚时,铁路局团委为我们组织了一次全局范围内的、也是唯一的一次集体婚礼,共有十一对新人。婚礼仪式上,作为家长代表,我爸被邀请上台讲话。他手上没有稿子,上台即兴发言,讲得头头是道,精彩非常,赢得台上台下阵阵掌声。话又拉回到五十年代,当时的区工会主席是个东北人,是从车辆段工人当中提拔起来的“劳模”,大字不识一箩筐,说话写文章都不行,工作能力也很差,大会小会上还经常念错别字。我爸根本看不上这种人,骨子里特有的一股傲气油然而生,对他是不屑一顾。这种不满情绪在言语行动中有所流露,因此得罪了此人,而我爸自己却全然不知。恰逢当时全国范围内“反右倾”,反对领导就是反党反革命。我爸被单位里的某些“小人”进了谗言,告了黑状,进而遭遇临头大难。

组织部门找我爸谈话,叫他注意自己的言行。可能是当时找他谈话的人言辞过于激烈,我爸受到刺激,就和他们拍了桌子大声说:“我没什么可注意的,大不了不在你这儿干,到哪儿都是干!我凭本事吃饭。”就因为这句话,他使自己钻进了他们设下的圈套,被扣上了“反党”、“右倾”的大帽子,调到离昆明几十公里外的铁路大修队劳动改造。

与此同时,我妈也作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受到牵连。迫于大气候,单位上的人对她也避而远之,不敢与她多说话。我妈处于非常被动、孤立无援的境地。她没人倾诉,没人安慰,感觉自己举目无亲,状告无门。兄弟姐妹都不在身边,她也不敢写信告诉千里之外的父母。没想到自己千里迢迢来到大西南工作,竟然得受这般罪。委屈、无奈,她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地哭,有时甚至是大哭。无奈之下,我妈只能把一岁多的我妹送进婴儿室,把我送进幼儿园全托,星期一早晨送,星期六晚上接。她自己白天在单位上班,吃过晚饭,还有两个小时的政治学习,必须去。等她晚上九点多钟回到家,家里往往是一片惨状:我哥哭,我妹也哭,擦不干净的屎尿弄得身上也是,手上也是,地上也是。一阵擦洗过后,哄孩子睡了,我妈自己哭了。类似这样的事情真是太多太多,举不胜举。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一觉醒来,只见我妈要么是抱着大盆洗衣服,要么就是在灯底下给我们缝补衣裤。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次见她在哭泣。问她怎么了,只听她说:“这日子太难了!太难了!”当时我们年纪小,真是理解不了这句话的含义。现在看来,我妈确实是太不容易,确实是太难了!毕竟她当时才不到三十岁呀!

我爸在大修队,风吹日晒,干着繁重的体力活,心情郁闷,整日抽烟。他每月的工资从九十六点五元降到了六十四元;我妈也是二十年不给涨工资。干着同样的工作,办公室的其他人工资加到了七十八元,她还一直拿着四十三元,日子过得家不像家,人分几处,钱也不能集中使用。计划好的定期给父母寄点钱补贴家用,也成了空话,难以兑现,可又不敢将自己的实情现状告诉父母,怕他们担心挂念。每封家信都是平安、无事、放心等等,报喜不报忧。都这么多年了,一说起来我妈仍然不能释怀,觉得自己没能在经济上为家庭出力,为父母分忧,心中感到很愧疚,特别是六十年代初期姥爷病重时。

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我爸在大修队,一个月只能回家两天。他吃不饱饭,缺乏营养,加上干重体力活,得了急性肝炎,水肿,回家时还带了一身的虱子,都没人样了。我爸到家以后,我妈又忙着给大人看病,又忙孩子,又忙上班,自己又因去洗拖把被青苔滑倒摔断了腿,打上石膏,几个月动弹不了。委屈的眼泪她不知流了多少,心力交瘁,感觉自己快支撑不下去了。每当这个时候,我妈总是想,身边要是有个兄弟姊妹该多好!至少是有个依靠,有个说话的地方,有个人帮忙,那怕是几句安慰话,也能舒缓一点压力,不至于过得这么难!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熬着,直到1964年,昆明铁路局正式接管贵昆线,要筹备成立临管段。不知怎地,突然有人想起了有个叫于世勋的比较懂车务的人。这样,我爸才结束了几年的劳动改造,调回到昆明铁路局临管段业务室工作,工资调到了八十七点五元。即使这样,也是带着框框调上来的:只能使用,不能重用。至此,我们一家才得以团圆,过上了比较正常的日子。那年我爸三十四岁,我妈三十五岁。

那时我年纪小,也不知“右倾”、“右派”是什么意思,但从别人背后的指指点点,从别人眼里投过来的异样目光中,感觉这几个字很刺耳,是在人前抬不起头、受人歧视的。作为孩子都能感受到这种无形的压力,可见当年我妈要承受多少!印象当中,在我小学四、五年级以前,都是生活在这种压抑中。记得上小学三年级时,因和邻居共用一个煤棚,不知为什么,我妈和邻居发生了一点争执,吵了几句。几天后在上学的路上,那个邻居家的男孩就用手指着我,“右派、右派”的喊。我当时听到这两个字非常气愤,什么也没想,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上去就把这个男孩儿推得四脚朝天,哭着跑了。他怎么也没料到我会这样,因为我平时都是胆子很小,不敢惹事,遇事绕着走的。当时听到那两个字,心里太不舒服了,多年受到的压抑终于如火山一样爆发。之后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痛快,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后来,那个男孩的妈妈还到学校大门口来,堵着质问我为什么欺负他儿子。我理直气壮地对她说:“是他先欺负我的!”这件事我从来也没对我妈说起过,只是这次才聊起来。我妈说:“还有这事?我怎么不知道?”但这次打架过后,不知是巧合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不久我们家就被小偷“光顾”了。家里被翻了个底朝天,稍稍值点钱的东西都被拿走了。我一直认为是那个邻居点的水,只是苦于没证据,到现在一直都是个谜。

八十年代后期,铁路局有文件,可以对历次运动中的一些冤假错案进行甄别平反。因为牵扯的人太多,这次平反对外没宣传,对内则宣布:上诉的受理,不上诉的不管。内部人士悄悄告诉了我妈,她就连忙赶写材料递上去,结果一直没有音讯。事情办得很不顺利,材料送到单位,办事人员说放着吧,有结果会通知你们的;送到领导家里,又被人家拒之门外,叫往办公室送。结果你推我拖,平反的事又耽误了两年,如同石沉大海。再去问,回复说找不到于世勋的档案。无奈托了熟人直接去档案室查,找遍柜子也没有,最后才在一个堆满无头案、准备销毁的纸箱里找到。让人吃惊的是,档案里根本就没有1958年“反右倾”时对我爸处理的任何记载。我们被告知,当年处理错了,让我们体谅国家有困难,这几十年扣发的工资不予补发。唯一弥补的,就是批准了他几十年前所写的入党申请。天啊!真是冤哉枉哉!三十年多年了才真相大白,我爸如梦初醒——这场不白之冤,完全是一出人为的私仇公报的荒唐闹剧,真叫人无语,叫人哭笑不得。应了老舅您那句话:此时心里不知怎样想,嘴上不知怎样说。我爸退休以后的几年,是他这一辈子心情最舒畅的时光。被压抑了几十年的他,脸上渐渐有了笑容。他每天读书看报跑图书馆,含饴弄孙,享受着天伦之乐。但这样的日子并不长。1995年冬天,突如其来的脑溢血,短时间内就夺走了他的生命。来得太突然了,那年我爸还不满六十五岁。

19681969年间,造反派掌权,整个昆明铁路局机关所有处室的人,都被集中到小石坝(现在的昆明铁路机械学校)办学习班,离昆明大概有二十公里。当时我妈带着我五岁的弟弟一起去,整天“老三篇”、“老五篇”的背诵,读报纸,学社论,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我哥19692月下乡时,我妈都未请准假回来送他。我19693月下乡,我妈再次请假,才给了她半天假来送我。送走我以后,她又急忙赶回小石坝去。当时我哥读到高一,我才读到初一,就碰上了1966年的文革,被迫中断学业。正是读书的大好时光,却被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风暴卷到了乡下去修地球,一去就是四年。

我妈当年没条件上大学,心中一直是个遗憾,一心想培养下一代上大学。我和我哥的学习都很好,结果事与愿违,天不由人,碰上了文革。更不可思议的是,这种遗憾又落到了我的头上。1973年, 我们单位已经推荐我当工农兵大学生。党委会的讨论结果都悄悄地透露给我了。正当我满心欢喜时,却被铁路局团委书记给私下替换了。事后我才知道,他的恋爱对象也在我们单位,他为她争取去了这唯一的名额。我上不了大学也就算了,反正是生不逢时,又把希望放在了我的下一代身上。那年我儿子正在读高二,学习成绩也很好,没想到我爱人突然得了病,是一种罕见的免疫系统方面的病——皮肌炎。这种病只有五十万分之一的得病概率,是一种结缔组织的病,免疫系统受损,导致全身各器官衰竭。从发现住院到他离开我们,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家庭的突然变故,使得我儿子再也无心读书,吵着要么参军,要么工作。我苦口婆心做了很多工作,他最后总算是答应接着读书,但是心已经不在学校,从高二下学期以后成绩下滑得很快。虽经多方努力,找人补课,最终他高考还是未能上线,没上成大学,只能退而求其次上了警察学校,毕业后当了警察。大学之梦又一次在第三代人身上落空。不知是不是巧合,历史总是如此惊人地相似,命运总是如此地捉弄人,进大学读书成了我们永远的梦。

1969年下乡,去的是西双版纳的建设兵团,两年后的1971年,才有了第一次探亲假,假期是十四天。当时我妹妹生病住院,得的是再生障碍性贫血。为了多陪陪重病的妹妹,我超假三天,返回兵团时还被扣留在景洪机场——那时公路不畅,从昆明到兵团坐汽车,路上要走五天,所以我坐的飞机。我走后的十一个月里,我爸妈几乎没上班,每天到单位报个到,就到医院去轮流守护我妹妹。当时的医疗条件及技术很有限,也没有现在的什么骨髓配型,什么脐带血、什么造血干细胞。医院对这种病束手无策,只能靠输血、吃阿胶,还有中西医的一些简单治疗。妹妹每星期输两次血,每次二百毫升,输了整整十一个月。我爸妈就像疯了一样,只要听说什么药能治这个病,就想方设法去买;不行,就再换,再买…… 妹妹走后,我爸妈欠下了近三万元的债务,这在当时真可谓是天文数字了。他俩的工资每月除了吃饭,其他都用于还债。我每月在兵团二十六元的工资,自己留下十二元,其余十四元寄回家。我哥在乡下种水稻挣工分,自食其力养活自己。七、八岁的弟弟虽然年纪小,但也懂得为父母分忧。他每天放学去给姐姐端水送药,洗脸洗脚,然后给她盖好被子,放下蚊帐,才离开医院,独自在昏暗的路灯下走回家睡觉。当时大人已顾不了他了,全身心的把时间精力都放到了我妹妹身上,但最终也没能挽留住她。无情的病魔还是夺走了妹妹年轻的生命。那一年,她还不满十五岁。

最后病重抢救时,妹妹口鼻大量出血,我妈抓起床单枕巾试图去堵都不行,就直接用双手去捧。妹妹也被这症状吓懵了,用手拉着抢救医生的手大叫:“医生!救救我!医生!救救我!”说完后,她马上意识到父母还在身边,又转过头来懂事地对着妈妈说:“妈,别怕啊!别怕啊!“试想,谁能接受这样残酷的现实!这时的我妈,真是心如刀绞,悲痛欲绝,眼睁睁的看着女儿在自己怀里咽了气。在场的所有医生护士都忍不住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主治医生都说,我从医几十年,就见过你们这一对尽心尽责的父母。

人世间最大的痛苦就是亲人的生离死别,何况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更是痛上加痛。说了妹妹,再说说我哥吧。我哥的病是慢性阻塞性肺炎,也不知是先天遗传还是后天得的,从2006年查出来到2015年,整整十年,他一直受着病痛折磨。2013年以后,病情逐年加重,每况愈下,一年有一大半的时间是在住院。201597日,我将我哥接到我妈处住下来,方便照顾。他在我妈家里住了整整一个月,老妈也伺候了他一个月。这时我哥已吃不下睡不着,人瘦成了一副骨架,靠着两天一大瓶的氧气维持生命,真让人不忍心看着他受罪。到了107日,我哥出现了轻度昏迷,从早上7点到9点一直处于叫不醒的状态。我们立即将他送往医院。临出门时,他又清醒了,对我妈说:“妈!我出院后还要过来住。”我妈答应他说:“好,妈妈等着你!”没想到这竟然成了他们母子之间的最后两句话。我哥住院那几天,为避免让我妈过度伤心,我和弟弟一直没让她去医院。最后抢救那天,我妈就好像有心灵感应一样,自己下楼,推上轮椅,通过医院的升降电梯来到了病房。医生都说,你们快把老人家推回去。这时我哥已经处于休克状态,不管谁叫都没反应。我妈上去贴着耳朵叫他,说:“我是妈妈!我是妈妈!”很神奇,我哥似乎听到了,只见他把眼睛睁开,抬起头来,离开枕头有半尺,然后又无力地落了下去…… 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我都几乎把持不住要昏厥,可想我妈是受着怎样的煎熬…… 一个月后,我们将我哥安葬了。又过了一个月,我弟弟开车把我妈拉到墓地,去看了看我哥。痛哭一场后,妈妈回到了家。那年,我妈八十六岁。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我爸这一辈子,为“年轻”二字付足了学费,代价十分沉重;而一句“太难了!太难了!”也伴随了我妈一辈子。这一辈子,他们走得都很艰难,都很坎坷。一次又一次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的打击,都没能把我妈击垮,这说明她是个坚毅、刚强的母亲!我总在想,这大概就是命!我们人类是无法和命运抗争的。但愿我妈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够开心快乐,永远都不要再说“太难了”!


                                            20174  于昆明


附录:


追忆不相识的北大好人


--作者:冬牧


大约是19711972年,我所供职的单位派出二人到北大搞外调。外调针对的是我,调查对象是我一个在北大教书的兄长。

文革开始后,那位“旗手”在北大的群众大会上,亲口点名批了一串人。这些被点者都成了 “走资派”、“牛鬼蛇神”、“现行反革命”…… 我哥哥就是这串珠上的一个。他被戴上了“把阶级斗争搞到毛主席家里去了”的大帽子,这在当时是吓死人的。从此他进“牛棚”、做苦工、挨批斗、遭羞辱,每月只给十几元的糊口钱,一家几口生计被断,其苦可想而之。但这些事都是在几年以后,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才陆续知道的。我哥哥当时从未与我们提起过他家的困境。

说到这儿插一段题外话吧。我远在昆明的二姐,有一年家被盗贼破门洗劫,家财尽失,当时也到了生活无着的地步。再后来,她十五岁的爱女身患白血病,为救孩子的命,他们又倾尽财力,家里再度一贫如洗。这两次灾难,二姐当年也没向兄弟姐妹述说,也是事过几年后我们才知道的。我的大姐出嫁后,婆家距我爸妈家咫只之遥,举步便到。但她从不到娘家吃一顿饭,她的几个孩子也不在姥姥家吃饭。提起这事,我妈曾生气地对我嘟囔:“你大姐不是我亲生的!”我听出了妈妈心中难过的复杂感受,但我也不知心里该怎么想,嘴上该怎么说!

话再扯回来。

那时我当医生,同事中一个护士是我们单位“一把手”的夫人。我与她没什么私交,也没什么个人恩怨。但事实证明,这只是我单纯的单方面的认知,实际上她对我积怨很深,“枕边风”招至了针对我的外调。积的什么怨?我今天也说不清,看来都是这位当时年近四十的女人所在意的工作中的末节琐事、舌尖上的家长里短吧。当年但凡被外调的人,有的被批斗,有的被遣回原籍,有的被调职去“打杂”,但奇怪的是,我被外调后却安然无恙,没受什么大冲击,仅仅是逼我退交分给我的一间类似筒子楼的住房,但也没退成。

文革结束后,一次我与参与外调我的李姓同事聊起当年的事。他说,外调时接待方的人说你哥没什么大事——原话记不清了,大意如此。虽然事过多年,我听后还是很震惊。当时像我哥哥这样一个顶着大“帽子”的人,被接待单位的那个人或那几个人轻描淡写成“没什么大事”,他们竟如此大胆!这个或这几个我不相识的人,他们做如此回答,我设想可能有如下几个原因:一是他们对“旗手”霸道污人、借公事泄私愤的行径看不过。“旗手”咆哮公堂时还叫喊:“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二是大而言之,他们对文革也持负面看法。三是我这位兄长他周围的人,包括他的子女,都戏称他“东郭先生”。这则寓言是讽东郭救狼一命,反而差点被狼吃掉。但再想想,东郭如不是一个心地宽容、不事计较、有怜悯心的人,他能去救那也是个生命的恶狼吗?所以戏称我哥东郭的人,是在这个层面的认知上定义他的,对于这一点,大概接待外调的人也认可。四是接待外调的人是有良知的善人,他们不落井下石,不钻营求荣,他们有胆量,敢承担。

忆起这些事,我对那个或那几个不相识的北大好人心存感激!

再插几句似乎题外的话。当年我单位有一王姓、一赵姓二位副职领导,他们都是1949年以前当兵的老革命,也算是我的“同学”。我们当年同在“干校”摸爬滚打,接受再教育。既然干校叫学校,我们就有同窗之谊吧!那几年他俩在“班子”中有掣肘作用,也保护了我。现在他们都已作古,在这里一并对他们表示怀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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