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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父亲——潘景寅


作者:潘鹭口述 舒云整理

 

20127月,父亲潘景寅冤死41年后,我专门到蒙古温都尔汗祭奠父亲,为父亲扫墓。这是母亲的遗愿,也是我们姐弟三人的心愿。

 

 

我的父亲潘景寅是空军34师副政委、林彪专机飞行员。

 

1971913日驾驶载有林彪的专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

 

41年来,关于坠机原因众说纷纭,始终没有结论。

 

父亲热爱飞行。我们姐弟三人的名字都是父亲起的,姐姐叫潘鸶,我叫潘鹭,弟弟叫潘鹏,都与飞行有关。因为父亲飞行技术好,人又老实,提升很快,从大队长、副团长升到团长、副师长,仍继续飞行。

 

直到父亲离开我们很久后,我们才慢慢知道,父亲是中央首长的专机飞行员,给毛主席、宋庆龄等都开过专机。

 

多年来,父亲执行了很多次重要的专机任务,全部圆满完成,没有出过任何飞行事故。

 

父亲曾三次为毛主席驾驶飞机。

 

1967720日,父亲驾驶的伊尔-18飞机从昆明被紧急调到武汉,由父亲担任机长,把毛主席送到上海。

 

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坐飞机,父亲驾驶的这架飞机被中国航空博物馆收藏。

 

父亲最后一次飞行是给林彪当飞行员,他只给林彪开过这一次三叉戟,不幸以身殉职。

 

 

197067月,中国从巴基斯坦进口四架三叉戟,这是中国首次拥有大型运输机。

 

本来已下达调令,调父亲到空军机关工作,因为接了这批三叉戟,要培养飞行员,又把父亲留在西郊机场。

 

父亲带队到广州改装,由巴基斯坦飞行员带飞。

 

父亲飞出来以后再教其他飞行员。

 

256三叉戟是四架三叉戟中最好的一架,因为中央规定,毛主席不再坐飞机,所以这个一号专机就给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由父亲任机长。

 

父亲常常说走就走,母亲担惊受怕,总怕他有个三长两短。父亲飞上了三叉戟,不止一次对母亲说:“这回你该放心了吧!三叉戟上有好几个发动机,不会那么巧都坏了,只要有个比较宽敞的地方就能降落。”

 

此后母亲放心多了。

 

我们家住在西郊机场家属区,以往小飞机声音小,三叉戟是大飞机,声音比较大。

 

每逢三叉戟降落,母亲都能听到,就对我们说:“你父亲回来了。”我就骑着自行车,带着弟弟去接父亲。

 

三叉戟改装好后,需要多次试飞。姐姐潘鸶因小儿麻痹在长春治疗,母亲几次催促父亲把她接回来。正好父亲申请到长春航线,“九一三事件”前一个星期,父亲去长春试航,顺便把姐姐接回北京。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还曾追查父亲与这件事的关系,其实根本扯不到一起。

 

三叉戟刚到西郊机场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还曾爬上去看过。我有幸看到过三叉戟的全貌:整个飞机都是通着的,当时还没有装修。我姐姐是第一个坐256三叉戟的客人,据她说:这架三叉戟改装后,机舱中间加装了门,里面还有供首长休息的床。

 

 

从乌兰巴托到温都尔汗的路上,我的头一直在痛,父亲的音容笑貌不断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父亲19291月出生,他从小没有母亲,跟着姑妈长大,是个苦孩子,14岁就给地主放牛。19466月,后来编为四野的部队路过他老家,他把牛鞭子一扔,跟着部队走了。他一走不要紧,地主找我爷爷要牛,交不出牛来就灌辣椒水,爷爷差点儿死去。所以后来父亲对我爷爷很好,“文化大革命”中把我爷爷接到北京。母亲专门请了保姆,最后为我爷爷送了终。

 

父亲虽然没有读过书,但他聪明好学,年纪又轻,被选到空军一航校学飞行,毕业分配到空军34师任飞行员。因为父亲的工作性质,他一直没有谈对象。航校同学尚登峨的岳父是老红军,在南口驻训。得知房东有个女儿孙祥凝正在北京大学护校上学,就当红娘把她介绍给父亲。一见面,双方都满意。父亲长得很精神,身高一米八,姥姥、姥爷很满意。母亲长相也很出众,脾气又好,父亲更满意,一拍即合。这时父亲已经30岁了,大母亲8岁。北京大学护校也很支持,特批结婚,但要求在校期间不许生孩子。

 

母亲后来说:“谈什么恋爱呀,就没怎么见面。老潘老出差,我那时又经常上夜班,结婚后也一样。”

 

父亲老不在家。母亲是海淀医院的护士,老要上夜班,所以我们姐弟三人都是在南口的姥姥家长大的。我小时候对父亲的记忆很少。父亲很少来看望我们,偶尔在家也从不多说一句话。姐姐潘鸶小时得了小儿麻痹,没钱坐车,都是姥姥一步步背着她进城看病。经过治疗本来已经好转,因为父亲走了,治疗没有能继续下去,至今姐姐仍站不起来。

 

 

1971912日是个星期日,父亲刚出差回来。他难得在家里过个星期日,母亲、老舅、姐姐和我包饺子。邻居给了半个瓜,父亲最爱吃瓜馅,母亲拌了两种馅,瓜馅舍不得给我们吃,专留给父亲。父亲是家中的重点保护对象,听母亲说,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在家里也没有感到困难,只要他一回家,母亲就把最好的东西给他吃,说他在空勤灶吃惯了。每个月配发的二两肉母亲都舍不得给我们吃,她和我们吃大萝卜条子和白薯,把肉留到星期天给父亲吃。

 

父亲很忙,就是星期日,也不在家。没有飞行,他就在办公室看书练字,随时待命。这时来了三个电话,都是找父亲的,有紧急任务,可是潘副政委没在办公室。父亲此时在理发室理发,以后听100团政委安治梁叔叔说,父亲这时吃了三片安眠药,准备理发后抓紧时间睡一觉,没想到要立即执行任务。父亲回到家里,瓜馅饺子还正在煮。来不及吃了,父亲二话不说提着旅行袋就出了门。专机飞行员都有个旅行袋,装着牙具、毛巾和拖鞋什么的,以备随时出发。

 

结婚的时候,组织上就告诉母亲,父亲是在执行特殊任务,经常出差,你什么都不要问,也什么都不要知道。母亲一直严格遵守这个原则。平时在家里,母亲很自觉,觉得部队上都是秘密,自己也不是党员,还是躲远一点。父亲拿回来放在桌上的一般文件,母亲看也不看。甚至作为飞行员待遇发给父亲的巧克力和水果,母亲也自觉不吃。父亲说走就走,母亲也习惯了,从来不问,既不问父亲上哪里去,也不问父亲什么时候回来。

 

这一次母亲也不知道父亲上哪儿去,以后才知道是去北戴河。幸亏当时场站政委的家属领着儿子在我家串门,以后追查,他们正好当了证人,说父亲临走确实什么也没说。

 

父亲知道此行是去北戴河,临出门,他说“今晚可能回来”。北戴河离北京太近了,飞一趟也就40分钟。晚上740分,256专机飞往北戴河,随即降落在海军所属的山海关机场。后来母亲才知道,在父亲最后一次上飞机的那个夜里,父亲一直没睡,坐在机场调度室,烟灰缸里装满了烟灰。自从50年代周恩来去万隆会议那一次被特务在飞机上安了炸弹炸了飞机后,父亲就对专机看得特别紧,宁肯自己不睡,也要保证专机安全。

 

 

在母亲眼中,父亲不爱出风头,话也极少,从不跟什么人跑来跑去,有时间就钻研飞行技术。有一件事可以说明父亲的性格,父亲有个侄子修沙河机场,想当兵。正好父亲那时在沙河机场当团长,办个男兵应该问题不大。但父亲说,你结婚我可以给你点钱,但你当兵我办不了。侄子只好回家种地。以后侄子在老家盖房子,母亲给他一些钱,算还了父亲的心愿。

 

“九一三事件”后,组织上查来查去,没查出父亲有什么问题。105日,母亲到海淀医院上班,被打成反革命家属,办了学习班。学习班是那时的时髦语言,其实就是拘留了,不让与家里联系。

 

母亲被一关四年,因为不是地方上的事情,所以推来推去,最后关在海淀卫生局。时间长了,也就松了,没人管她了,换饭票也没人管。母亲很想看望我们三个孩子,乘机溜回家。因为没钱买车票,徒步走到南口。海淀卫生局发现母亲失踪了,请示北京市委吴德,说“政治保护”,南口派出所把刚到家的母亲弄走,升了格,关到海淀公安局拘留所。临走,母亲对姥爷、姥姥说:“爸妈放心,他们不害我,我自己不会自杀。”之后母亲“失踪”了,姥姥到处打听也找不到母亲的消息。

 

母亲被关进拘留所的日子不好过,每天白菜汤窝窝头,睡地铺。这些母亲不在乎,她性格很开朗。但在那种压力下,母亲不敢言声,不知道哪一句说错了,再扣上什么罪名。反正已经说是反革命了,批就批,就这样前后关了一年,母亲的神经有些不正常了。时间长了,也揭发不出什么新材料,几经请示,母亲才被放回家。

 

母亲从拘留所出来时,虽然才30多岁,但面黄肌瘦,头发特别长,我们都不认识她了。母亲在南口姥姥家又闲了三、四年,就这样八年过去了。母亲要求上班,海淀医院很关心,卫生局长还来看过几次,只是说不好安排,还是在家休息吧。这时,母亲还戴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姥姥也被整怕了,好不容易才出来,怕她找来找去,再被关进去。姥姥说:“让上班就上班,不让上,家里也能过,就带着孩子过日子吧。”

 

几经周折,直到1978915日,母亲才重新回海淀医院上班。先安排在北下关门诊部,那里没食堂,工资还不够她一人在外面吃饭。一、两个月后在她再三要求下回到海淀医院,被安排在挂号室。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我11岁,姐姐12岁,弟弟才刚刚2岁。母亲被抓走了,专案组想把我们姐弟三人送回父亲的老家河北迁安县农村。因为父亲老家没有亲人了,才不得不又把我们送回南口姥姥家。

 

我姨父王玉琳是南苑机场的飞行员,开飞机送朝鲜代表团去上海参观,正巧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就不让他开飞机了,让他坐火车回北京。之后停飞,被转业到沈阳。姨和姨父把1岁和3岁的两个女儿留在南口姥姥家,加上我们姐弟三人,一共五个小孩。12岁姐姐潘鸶最大,但她因小儿麻痹双腿残疾,11岁的我成了家中的“壮劳力”。家里还有三个大人,姥爷70多岁,半身不遂,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母亲被关了四年,放回家后精神恍惚。家中老的老,小的小,全靠60多岁的姥姥撑着。每天我帮助姥姥洗全家的衣服,小院都晾满了。晚上姥姥把三个小孩子哄睡了,她还要在灯下为我们缝补衣服,每天都熬到深夜。

 

父亲在时,家里经济不发愁。父亲不在了家里就塌了天,特别困难。母亲只有30元工资,姨舅们时不时帮点忙也有限,一大家子人全靠姥爷的一点退休金。家里三个小孩子,吃不起牛奶,姥姥就养了一只羊,挤羊奶。还养鸡、种菜。

 

我们姐弟也因父亲受牵连,遭遇了很多痛苦。要是父亲在,姐姐潘鸶的腿就治好了。而我当时被国家女篮选上,却因为父亲的问题政审没通过。弟弟潘鹏是甲级身体,却因为政治问题当不上兵。本来父亲对母亲说,将来孩子们的工作选三样,当兵,学外语,搞医。我们姐弟三人都没有实现父亲的心愿。

 

 

母亲放出来后非常不服,到处写申诉信。她首先就想到了宋庆龄。宋庆龄每年都要往返于北京和上海,常坐父亲驾驶的飞机。有时宋庆龄指名要父亲担任机长,她在上海还请父亲吃过一顿饭。“九一三事件”前,宋庆龄仍在等父亲送她去上海。所以母亲第一个想到了她。宋庆龄接到母亲的信后,很快派秘书到海淀医院来了解情况,但阴差阳错没见到母亲。

 

198011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费尔的谈话。

 

因为正值审判“两案”,费尔专门问:“你们是怎样对待“九一三事件”中的飞行员的?”

 

邓小平说:“据我个人判断,(林彪)飞行员是个好人。”

 

我们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这句话,鼓起了上访的勇气。

 

我陪着母亲上访了整整一年,终于拿到父亲的“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空军34师给我们家落实政策时,母亲提出三条,一是大女儿潘鸶是残疾,安排工作,减轻负担;二是二女儿潘鹭在南口上班,调回城里工作;三是抄家时东西丢了,要折价赔偿。这几条要求西郊机场基本上都答应了。但母亲提出房子问题没有解决。“九一三事件”后,原来分配给父亲的住房被强行收走。当时机场没有房子,就拖下来。以后要给母亲西郊机场的房子,母亲不要,她对父亲的死伤透了心,不想再听到飞机声了。

 

 

父亲自1971913日牺牲后,母亲和我们三个儿女都很想为父亲扫墓,无奈母亲因政治以及身体的原因始终未能成行。父亲最后这次飞行是从北戴河起飞的,于是北戴河就成了母亲的祭拜地。拿到父亲病故通知书以后的每个夏天,我和弟弟潘鹏都要带母亲去北戴河海滨,这是全家心照不宣的秘密。

 

200482日,我们陪母亲从北戴河海滨回来,全家聚餐,庆祝八一建军节。表面上看不出母亲有什么异常,饭后母亲洗了澡,也洗干净了衣服。她最后望了一眼孙子,走到房门前,顺势滑到地上,永远闭上了双眼。我们这时才知道,母亲每次从北戴河回来,表面上心情很好,但心里悲痛万分。

 

要说母亲的晚年很幸福。弟弟潘鹏的儿子健康活泼,已经上幼儿园了。弟弟潘鹏是母亲唯一的儿子,因为长期无房,结婚多年却不敢要孩子。直到几年前,我和弟弟同时买了相邻的经济适用房,母亲才盼到孙子。要是父亲健在,看到一大家子人,尤其是看到宝贝孙子,真不知道要高兴成什么样子。可是现在……

 

我们姐弟三人在母亲老家北京南口的山上为父母建了一座合墓。合墓中只有母亲的骨灰,而代表父亲的,只是父亲生前用过的一支钢笔,以及朋友在温都尔汗坠机现场捡回的一小块熔化的飞机铝片。

 

 

父亲冤死41年了,我终于来到埋葬父亲遗骨的蒙古温都尔汗的荒原上。我们在蒙古乌兰巴托见到研究“九一三事件”的蒙古学者达西达瓦教授,他认为林彪专机是驻蒙古的苏军打下来的。我们在温都尔汗现场附近见到一家牧民。老牧民告诉我们,中国飞机失事后他到现场看过。听目击者说飞机是先着火,后掉下来的。

 

父亲飞机的坠毁至今还是一个谜。

 

坠机地点是一片荒漠,机上九人的合墓已经毫无踪影,只能估摸着是在半山坡上。我把事先准备好的两个装满鲜花的花篮放在墓前,把酒洒在干燥的土地上,然后我深深地向父亲鞠了三个躬。我在父亲的墓前站了很久。我告诉父亲:您安息吧,母亲虽然已经离开我们,我们姐弟三家人互相照顾,都生活得很好。不远的将来,我们姐弟还会一起再来看您,并争取把您带回北京南口,和母亲永远团圆。

 

 

转自《雪夜闭门读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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