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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当时已惘然

    ——《晚霞消失的时候》与红卫兵往事


作者:王斌

 

前言:这是我与朋友礼平的一次聊天,他是一九六六年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的目击者与当事人,他所谈论的前尘往事鲜为人知,可以说是一份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我的许多朋友看后激动不已,礼平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娓娓道道来,更让人多了一份亲切,这篇文字发表在《上海文化》今年的第三期,现在我的博客上予以发出,以飨关心这段历史的朋友。

 

(以下礼--礼平 王--王斌)

 

王:受老朋友吴亮的委托,今天我们作一次采访和对话,按吴亮的说话,这叫新时期文学经典的回述--《晚霞消失的时候》无疑是其中相当重要和有分量的一部小说,虽然时过境迁,但我们通过反观你的这部小说,回瞻过往的岁月,会有一些弥足珍贵的记忆被重新唤醒。对于那段发生在上世纪中国的“文革”运动,迄今已然成为历史的前尘往事,但我们有责任将它们再度召唤,以便留存记忆,澄鉴后世,这将会是一份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因为你不仅仅是一位旁观者,而且你还是当年身在其中的“弄潮者”。

新文学走到今天已经三十年了,当我们回顾往昔,从最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到后来的改革开放,80年代的文学在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等很多方面都曾经担当起了异乎寻常的历史使命。你的作品《晚霞消失的时候》也是这样一部作品。回想当初它发表在《十月》杂志上的时候,我还能记起它给予我的震撼,犹如一块巨石扔掷进一个极度平静的水平面,激起了巨大的浪花。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全民读文学的时代,文学承担起了巨大的历史使命,它不仅仅在倾诉,在指控,同时也在揭露,《晚霞消失的时候》给了我生命中的一次激情澎湃的体验,我甚至想用惊涛骇浪来形容它。那是我第一次倾听到关于宗教,关于战争,关于历史等等的完全不同于其他说辞的阐述。所以我觉得《上海文化》杂志的这个选题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一方面可以把《晚霞消失的时候》作为一个经典文本来进行一次文学史意义上的再度阐释,另一方面,借助这个文本,我们也非常关心你个人的经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样一件事: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流行过一个广泛传播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并且流传过一首关于这个“血统论”的歌曲,与你有关。

 

礼:臭名昭著。

 

王:那是你个人现在的态度。但至少在你的面前我不想这样说。许多人并不知道,那首文革中流传全国的红卫兵的著名“战歌”就是你谱写的。这个“血统论”后来还引发了遇罗克被枪毙的事件。我现在想了解的是,你为什么会想到写《晚霞消失的时候》这样一本书?它给人们的深刻印象首先就在于这是一个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敌对将领的子女之间的爱情故事,也就是一个关于“血统论”的故事,你把它讲的如此动人心魄。而它与遇罗克事件也有着相同的主题和背景。我想问这两件事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礼:问题很尖锐,题目也很沉重,但说起来也的确有点麻烦。遇罗克是因为写了《出身论》而遇难的,《晚霞》的故事讲的也是一个与“出身”有关的故事。这两件事之间当然会有联系。但我说的不止于此。当年我和遇罗克属于两个阵营,也就是你讲的我编了那首歌,遇罗克批判了我们,结果他却被杀了。“伯夷非我所杀,因我而死。”这就是联系。但你还不知道,我与遇罗克当年几乎就近在咫尺。他的文章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那正是我们学校的一些同学办的,编辑部就在离我宿舍不远的一个教研室小院子里。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名叫史康成,是他们中的成员之一。那是一个很棒的同学,现在担任着很高的职务。当年我们就曾经为了这个口号打得不可开交。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1968年遇罗克被捕的时候,史康成也被牵连,没过两天,我也被捕。我们两个关在一起,就住隔壁。

 

王:在监狱?

 

礼:不,在学校。

 

王:你们被关在学校里?

 

礼:是的,因为当时监狱里已经人满为患了。而我们两个人,一个是因为鼓吹了“血统论”,一个是因为反对了“血统论”,却殊途同归。你不觉得这匪夷所思么?

 

王:文革中的疯狂的确让今天的许多年轻人无法理解。

 

礼:“出身”这个东西今后的人恐怕会越来越难以理解了,但在那个年代,它却是我们头顶上的一片天空。不过准确的说,遇罗克的被害,应该不是因为他那篇《出身论》,因为“血统论”那个东西当时上至中央,下至群众,全社会都在反对。那本来就是一个很烂的东西,他批判这个,不会得罪了谁。他的灾难发生在他对文化革命发出了疑问。遇罗克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人,他提出的问题比我们要深刻得多。他是一个思想者和殉道者,在这一点上,他比我们崇高。那个口号流行了不到半年就臭街了,连我们自己也知道错了。甚至一开始我们就知道那是错的。所以1968年他被捕的时候,我也感到很是不解:是我们错啊,怎么却把他抓起来了呢?到1970年他被枪毙时,我已经不在北京,在江苏农场,听到这个消息更是震惊得无以名状:这到底是想干什么呢?无法理解。遇罗克比我们大,是一个青年教师,一个翩翩书生,杀他做什么?他的《出身论》也没什么错。我不是说我们现在认为他没有错,不是,他的《出身论》在当时就不算错。所以我想不明白。当初红卫兵喊出那个口号,带有很大的胡闹成分,却引起这样的后果,还是使我感到太过分了。直到文革后看了披露出来的文件,才知道他被杀不是因为《出身论》,而是因为在文革初期就发表过文章反驳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而这也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了。他比我们站得要高。认为他是因为反对血统论而被杀的,那是一个误解。遇罗克的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要远远高于这个选题。当然这也绝不是抹煞《出身论》的意义。那篇文章我看过,犀利,雄辩,知识广博,文彩飞扬。这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可惜哲人早逝了。

 

王:你从不同的方面反思了这个问题,我可以将它理解为忏悔么?

 

礼:忏悔?可以吧。但我想说的是我们不配。我们曾经为那样的东西而颠狂,我们为此感到害臊。

 

王:现在的一代受众已经不大了解过去的历史背景了,你说的这些,我从那个年代过来,我知道你说的是一些什么。但现在的人就不甚了了了。

 

礼:是啊,对于我们来说,文化革命是一段历史,但对现在的人来说,它充其量只是一个事件,一个名词而已。这一页已经被无可挽回的翻过去了。

 

王:我们还是回到小说上来吧。《晚霞消失的时候》当时产生的影响,其实已经构成了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它不仅仅影响了当时中国的先知者,也影响了普罗大众,因为当时是一个万众读文学的时代。你的作品中涉及到了佛教,基督教,近代和古代的历史,中国和外国的文化,还有哲学,科学……故事里面既有缠绵的爱情,也有血腥的战争和无情的政治。你那么早就考虑到这么多的问题,而且都是那么的艰深和深刻。你渊博的知识和开阔的思想曾令当时的我高山仰止。我想知道,是什么让你想到写这样一部作品?是什么激发了你的创作动机?

 

礼:唔……你是想在这个小说后面触及一些隐秘的东西?

 

王:是的,这部作品的真实背景一直都是你的读者所关心的。

 

礼:那就说说吧,我没什么刻意要回避的。我承认我有过一些不太寻常的经历,见过,认识和接触过一些不同寻常的人。不少事情让我刻骨铭心。这都是那部小说的故事来源。人们常常说到原型与作品的联系,我那篇小说的原型与我的作品中的人物差距都不太大。至少我觉得我将他们的风貌写出来了。我为此深感满意。今天本来打算想到哪说到哪,随便聊聊,现在既然展开了,那就将问题先归纳一下。我想你关心的无非是三件事。一是我的经历:这个礼平在文化革命中究竟都干了一些什么?他真的抄了人家的家了?(笑)二是我的情感,具体的讲就是那个让人心驰神往的女主角南珊究竟是谁?(大笑)三是我的思考,就是我在书中说的那些大道理:什么太阳啊,河流啊,还有老和尚和外国军官说的那些满是玄机的话究竟是一些什么意思?等等。咱们就谈这三件事,怎么样?

 

王:好极了,就谈这些。你的读者对此定然充满兴趣,因为那近乎是一个不可再度重现的传奇。

 

礼:先说我的经历。我的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满篇都是“我”如何如何,读者当然也就会认为这是本自传体小说。其实不全是这么回事。你看,一开头我就让人失望了。但故事仍然是真实的。只不过那不是我的经历,而是我一个朋友的。那是一个挺出色的家伙,学习不错,大度豪爽,一身的侠气,和作品中的“我”一样。文化革命一起,他带着一帮同学将他一个邻居的家抄了。他父亲是我军一位战功赫赫的中将,军史上很有名气,我就不提名字了。但这个朋友的名字我可以告诉你,他叫唐双津。我的小说写的就是他。我的朋友们全都知道这件事。唐双津家住在景山后街米粮库,这个胡同现在还在。我想如果有人真的想找到楚轩吾和南珊一家的原型,可以去那里的派出所查一查当年的户籍旧档,说不定还真能找到。那位邻居家是一个旧将领世家,祖上从前清,到北洋一直到国民党的杂牌军,三四代都是军人,最高军阶也是中将。我想他们两个中将之家,虽然来自不同的阵营,但同为军人,多少总会有些英雄相惜之慨吧。谁知文革一来,唐双津和谁都没打招呼,就将人家的家抄了。他冷不丁来了这么一手,校革委会挺着急,我忘了是孔丹还是秦晓,要不就是周坚,赶紧叫人去现场了解情况,我就去了。

 

王: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礼:下面我还会讲到,都是我们学校革委会的负责人,也是学生领袖。算是一个核心集团吧。

 

王:也就是你们红卫兵的头头吧?

 

礼:可以这么说。但那时他们可全都是反对红卫兵的,这我在下面马上就要讲到。

 

王:那时反对红卫兵一定会冒很大的风险。

 

礼:不,他们不会,我们是从内部反对红卫兵。红卫兵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铁板一块。当时我们学校的革委会刚通过决议,绝对不许抄家,不许打人,不许武斗,可唐双津就公然去抄家了。等我赶到时,抄家已近尾声,他们正在审问那个老军人。那些情景我都写进了小说中。我写的相当真实。我有一个朋友叫国少庄,他那天也去了。当时唐双津谁的话都不听。后来国少庄看到我的小说,不知道是我写的,还拍着那本书跟我说,这个小说的作者那天一定也在场,他肯定参加了那次抄家。你就知道我写的有多真实了。当时的情景充满了戏剧性。他们搞得挺像那么回事,十几个中学生将那个老军人绑起来,还蒙了眼,让人家跪在地上,一板一眼的审问。问着问着,老人的讲述就将我们全都俘虏了。抄家的也不抄了,劝阻的也不劝了,全都挤在屋子里听。那个老将军说的往事在我们的面前展现出一个逝去的时代,就像展开了一个历史画卷,让我们听得入迷,出神,大家挤了满满的一屋子来听他讲故事。那真的是一个不眠之夜。那个老头儿从跪着改为站着,从站着改为坐着,后来还有人冲了杯茶端给他,好让人家接着给我们讲故事。这就是少年人做的事。可恨起来真可恨,可爱起来也蛮可爱的。不是么?也就是在那一天,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到了南珊那一类的人物,具体讲就是那些旧世家的落难小姐,她们有着深厚的家世背景却掉进卑微的社会现实,就是这样的一些女孩子。这样的女性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在外国的文学作品中也不少,像上官婉儿,冬妮娅,还有苔丝,等等,让人欷歔,让人生怜。而这回我亲眼见到了。那个院落不大,东边的厢房据说住着他家的两个孙女。人没有见到,不知被他们赶到什么地方去了。但那间被翻得乱七八糟的闺房还能看出原先的整齐与素洁,这就足以说明女主人的修养了。这两个未曾谋面的女孩子应该说就是我所写的那个南珊的原型。但是人我没有见到,我描写的南珊来自别的想象。至于这个事件的主角,也就是唐双津和这家旧军人的孙女之间是不是真的发生过一些什么,那就只有天知道了。他们两家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我想至少是认识的。至于此前怎样,此后又怎样,那就得问鬼了。因为唐双津参军后,于1975年牺牲在了一次作战中。第二年,我写了这部小说。

 

王:啊,是这样。我也曾经认为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你的经历,没想到另有其人。但同样挺动人的。现在可以讲讲你自己的事了。

 

礼:我的事就只能讲讲那首该死的歌了。这个歌使我对不住很多的人。文革时我的班主任叫田佣,是个青年教师,只比我们大五六岁。他后来作了四中的副校长。多少年后,田老师六十岁退休时,指名要我这个班长集合同学为他祝寿。寿宴中谈起家常,知道田老师的孩子与我们的孩子差不多大。这时我显得极为惊奇,问:“你是什么时候结婚的啊?”田老师用筷子一点我,说:“你还问呢,都是你的那个破歌,害得我好久找不着老婆!”这就是我对不住人的地方。文革时我们可是一指头都没动过田老师,他和我们“哥们”着呢。但政治上的魔咒却比什么都厉害。这里我想要说一下那个“血统论”究竟烂在什么地方。现在的人听这些事不会和听天书一样吧?

 

王:这个你尽可放心,你的读者大部分都经历过那个时代。

 

礼:那就好。通常的说法是,“血统论”么,不平等,不符合党的政策,当然是错的。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它不一定不符合党的政策。文革前,出身不好的人学习再好也考不上大学,学问再大也发表不了文章,能力再强也担任不了重要职务,我看不出这样的“政策”与“血统论”有什么区别。“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过是用糙话将这些政策复述一遍罢了。我们的历史上一直有用糙话来阐释政治问题甚至哲学原理的传统,像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土不豪,无绅不劣”这些山沟版的马克思主义,就都曾经是中国革命的经典句式。

文革中的“造反有理”也是这个句式的滥觞。“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只不过又更糙一些罢了。从字面上看,从句式上看,它并没有什么“创新”。但这个“血统论”恰恰不符合党的政策,连当时的政策也不符合。因为它的动机和本意都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以为这个口号真的是要欺负那些“反动派”的子女们吗?才不是呢。这时“地富反坏右”这些“黑五类”的子女们老实着呢。他们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的历练,早就学得要多乖有多乖了。这个东西是冲着另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人去的,那些人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既不是“地富反坏右”也不是“工农兵党政”。我这么告诉你吧,这个口号是冲着国旗上的两颗星星去的。

 

王:什么意思?

 

礼:在我们的五星国旗上,大星代表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口号主要是冲着小资产阶级去。什么是小资产阶级?其实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当时我们管人家叫作“小职员”,这个“血统论”就是冲着他们喊出来的。这些人从未被人在政治上欺负过,甚至就是国民党也没有欺负过他们,现在却受到了红卫兵的欺负。这还是“血统论”吗?它连这个也不是。它根本就是混帐。所以我们在后来的文革中便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强大的对手。人家可是什么都不怕,政治上并没有什么把柄可以给我们抓。所以要我在今天再来说道说道这个当年的口号,它除了在“黑五类”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以外,并没有在文革中起什么作用。那是一个狂妄之极也愚蠢之极的口号。它选错了对象,惹翻了一个强大的社会群体,最后使我们很丢脸的被人家从文革的戏场上扫地出门。这才是它起的唯一作用。我可没有给这个口号洗刷的意思。那是一个很烂的东西,而且正因为烂,才特别扎眼。但如果以为文革中的很多悲剧就是这个东西引起的,那你可就将这场灾难的原因看得太简单了。这一点讲清楚了,我再和你讲这个口号对不起的到底是谁。现在的人讲起红卫兵运动来,以为就是一大群不懂事的孩子在瞎胡闹。这么说也对,但却不是历史,而只是一个概念。红卫兵运动有它的复杂性,红卫兵怀疑过,震惊过,思考过,也反抗过。这都是历史。而且很多红卫兵不是后来才怀疑,才震惊,才思考,才反抗的。在他们当中,至少是有好些学生领袖从一开始就在怀疑,震惊,思考和反抗着了。我将这些人称为红卫兵中的理智派或者冷静派。红卫兵中的另一些人是疯狂派。这两派的能量都不小,只不过他们还没来得及冲突和碰撞,就土崩瓦解了。当时我们学校有一个学生领袖群体,都是高三的学生,为首的是孔丹,在文革中写过文章,办过报,组织过团体,很有才华的一个人,文革前是北京市的学习标兵。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精英学生,像马凯,薄希永,秦晓,李三友,等等,都是当时的高材生。我们这些当年的校友直到现在还团聚在他们身边,就知道他们的威信和影响了。这是四中。另外还有八中的陈晓鲁,六中的董良翮,都是文革初起时的理智派。在我的印象中,陈晓鲁差不多从一开始就到处泼冷水,老是说:“这是干什么啊?你们瞎闹什么啊?有什么意思?”对文革满是无奈和不屑。我们学校还有个徐小岩,是徐向前元帅的儿子,还有杨东明是杨成武上将的儿子,都是高材生,在同学中也很有影响,但就是什么话都不说,什么事都不参加,看都不看,问都不问。后来徐帅卷进二月逆流,杨成武被难,他们也是什么话都不说,什么态也不表。这就是彻底的理智派。孔丹他们那一帮人热情洋溢,想要在文革中做些正面的事,结果差点送了命。孔丹和董良翮后来都被中央文革抓了起来,1967年他们的判决都拟好了,要不是周总理干预,他们肯定死在遇罗克的前面。

 

王:像这样的历史,人们就完全不知道了。人们不知道红卫兵运动中还有过什么理智派?人们都认为红卫兵就是一群毛孩子,一哄而起,横冲直撞,到处打人,抄家,破四旧。

 

礼:这些都对,红卫兵也确实是这样。但如果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我们这个民族也就完了。当时十八九岁的高中生,比现在要有头脑的多,主要是有政治头脑。理念也更成熟。不要以为红卫兵都那么狂热。有的是冷静的人。红卫兵运动起来以后,一个多月了,我们学校就一直顶着,全校一致的顶着,就是不成立红卫兵,一直到“818”前夕,突然听说毛主席要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四中才匆匆成立了红卫兵。这就是较着劲呢。

 

王:和红卫兵较劲,为了什么?

 

礼:主要是因为具体的历史情况很不相同。文革初起时,也就是在1966年春夏之际的那34个月中,形势变化非常快,简直令人目不暇接。红卫兵是从海淀区的几个重点中学搞起来的。主要是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当时一些学生对教育体制有意见,文革一起,率先罢了课。老师没办法。这时工作组进校,劝阻又不行,他们就又与工作组顶了牛。工作组在我们党的政治传统中从来就是钦差大臣的角色,谁敢惹?可这些学生中有不少干部子女,底儿硬,就敢惹,于是跑到圆明园的野地里开了个会,写了篇《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署名“红卫兵”,造了工作组的反。红卫兵的名称就是这么来的,由当时的参与者之一张承志命名的。最初的红卫兵是一些对教育体制有看法的学生,他们有自己的见解,有些思想在今天看来也是很出色的。毛主席见他们敢反对工作组,就想通过他们来打倒刘少奇。因为工作组是刘少奇派下来的。这下工作组就倒了霉了,不但全数撤回,毛主席还亲自给清华附中的那个“红卫兵”写了信,支持他们的“造反精神”。这下不得了了,群众遍地而起,刘少奇犯了错误的消息满天乱飞。这就是红卫兵最初的情况。乱天下者是红卫兵,刘少奇也就是因为这个在政治上遭到重挫。所以那一阵儿,江青对红卫兵的那个亲热劲儿,真够让人肉麻的。那时中央文革的那几块料,像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名字现在的人不大知道了,那时却是中国政坛上的明星,整天围着海淀那几个学校转,江青今天抱着这个掉眼泪,明天搂着那个擦鼻涕,反复动员和暗示这些红卫兵“小将”们:你们要挖出“中国的赫鲁晓夫”来才算数啊!谁呢?刘少奇呗!说得明镜儿似的。但那帮“红卫兵”就是按兵不动。没听懂吗?心里明镜儿似的,门儿清,就是装傻:爷昨天造反,今天不干啦!这就是觉悟。江青别看是主席夫人,文革前神神秘秘的,文革中一出来就让人腻歪透了。所以要让这些红卫兵表态,他们都抱着肩膀坚定的站在刘少奇一边。海淀区的红卫兵是最先起来的。等我们城区各个学校的红卫兵也起来时,他们已经与江青暗顶起来了。城区的红卫兵就是在这个时候走上文革舞台的。这时的红卫兵运动实际上已经很矛盾了。一方面,毛主席号召造反,父母也要我们听毛主席的话。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很躁动不安。文革初起时的那个气氛,在很多方面都是很合人们心思的。但中央文革做的事,特别是江青那个德行,也实在让人看不过眼。而一些乱象的势头也让一些有头脑的人感到了担忧。所以城区的红卫兵起来以后,做事的风格就与海淀区的红卫兵很不相同。他们是第一批红卫兵,当时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有“创始红卫兵”和“红卫兵运动策源地”之称。我们只能算是第二批。但第二批对第一批却很有些看不上眼。

 

王:文人相轻,红卫兵也相轻。

 

礼:相轻的才厉害呢!首先就是对“红卫兵”三个字瞧不上眼,觉得这个名儿太嫩,太小儿科。再就是那一身行头,也就是后来那个著名的红卫兵式军装。不就是人家没有你们有么,显摆什么呢?还戴上袖章,红红绿绿的,盛装游行似的,觉得太张扬,这都不大合我们的心思。所以我们学校就是不成立红卫兵,我们还是打着共青团的旗帜,尽管这时团中央已经没有了。我们学校的校领导不是被学生打倒的,是运动一起来,自己就主动瘫痪的。工作组一来就交了权。工作组也不是被学生打倒的,是被上面撤回去的。这时学校出现了权力真空。于是几个高年级的学生站出来,召集各班的学生代表开了个会,宣布成立联合团支部,以团代党,领导运动。做事的风格也很不同。海淀区的红卫兵一直都是群龙无首,他们中有一些活跃分子,像卜大华,牛皖平,洛小海,彭小蒙,张承志,陶正,都是红卫兵运动的发起人。张承志后来成了很著名的作家。彭小蒙一度是江青的直接联系人,江青抱着哭的人就是她。但他们始终没有一个公认的头头。城区则表现出组织意识,八中以陈小鲁为首,六中以董良翮为首,四中则产生了一个领导集体,为首的是孔丹,成员有秦晓,李三友,马凯,戴小明,周坚,赵胜利,等等,这三个学校成为城区红卫兵的主力,但最初都不肯叫红卫兵,而是各有名堂。红卫兵运动起来以后做了很多过激的事,像抄家,破四旧,批斗,等等,但是在红卫兵运动的高层,却有过一个非常理智的核心。当时群众造反,有两件事是必作的,一是斗领导,二是抄档案,因为档案中有大量可供攻击的材料。所以很多地方的档案在文革中大量散失。而我们学校是马凯接管的档案,那一阵守着那批档案,管得很紧,四中的档案因而完整的保存了下来。这在有些学校是很难得的。后来李敖从台湾回访母校,四中能将他的成绩单拿给他看,让他知道当年他是不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四中的,马凯应该说是功不可没。那一阵他们真是干得有板有眼,像模像样的。在那么一个疯狂的时代,这些作法简直就是奇迹。

 

王:这么说你认为自己不属于这些理智派?

 

礼:不属于。理智是人生最有价值的财富之一,它属于那些最优秀的人。我在文革中也和当时的很多的中国人一样颠狂的对待过一些人和一些问题,所以我们都不是理智派。我们正是因为缺乏理智而将一些事情做得很难看。这与错误倒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当时大家都在错误的文革路线上挣扎,但有的人作的就是比我们好看。他们也有这样那样的错误,那是一个没有人不犯错误的时代。但与我们相比,人家的层次不同。不同在哪里呢?就不同在他们的行为比我们要好看。他们也有错,但错的不丑,不混,不烂,这就是有品格。在文革中,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人,也不管做了什么,甚至对我本人怎样也不重要,只要他们有品格,就足以使我深怀敬意。这样的人我见过不少。那时我们学校有一个群众组织叫新公社,取巴黎公社之义,是我们的对立面。他们当中有一个同学叫杨小青,和我们积怨甚深,见了面就怒目而视。后来有一次外校的武斗打进了我们学校,混战中我陷入重围,杨小青拼着命将我救了出来。但事后我们见了面还是怒目而视,管这叫“坚持原则”。但我心里却尊重他,当时就敬重他。倒不是因为他救了我,而是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人是有大丈夫气,有真男子的襟怀,不那么斤斤计较,庸俗琐碎。

 

王:我完全同意你的话。但你总不至于说自己是一个没有品格的人吧?

 

礼:人们怎么看我写的那个李淮平,就怎么看我好了。在品格问题上谁也没资格作自我评价。

 

王:你还没有讲你对不住的究竟是谁呢。是你的这些老大哥么?

 

礼:不是。当我们学校作为城区红卫兵的核心力量出现在文革舞台上的时候,我们与海淀红卫兵的背景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如果说毛主席的光辉强烈的照射着海淀红卫兵,那么在城区红卫兵,像四中,六中,八中这几个重点学校,则一直有一个人的身影在浮动,这个人就是周总理。记得当我们终于明白刘少奇已经肯定保不住了的时候,有一次我问李三友,或者是戴小明,我记不太清楚了,我问他们现在该怎么办?这时已经是“818”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后,刘少奇在天安门上的位置由第二位排到了第八位。李三友抑或是戴小明意味深长的看着我,无奈的语气中透着坚定,说:“还能怎么办?紧跟总理呗!”他们说的不是“紧跟主席”--那可是人人都在说,也人人都要说的话啊。但他们就是毫不含糊的说:“紧跟总理!”刘主席在,就紧跟刘主席,刘主席倒了,就紧跟周总理,那毛主席呢?这个话一推,那时可就是个死罪。但那却正是大家的共识。所以城区的红卫兵继起之后,那个势头一下子就盖过了海淀。这时海淀的那批“首创红卫兵”已经让江青和陈伯达给搞得蔫头搭脑,中央文革整天催着他们去打倒刘少奇,但他们磨磨蹭蹭,避着,躲着,死活也不上那个套。而城区红卫兵起来之后,却是一番气冲霄汉的景象。当时四,六,八三个中学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纠察队”,专门纠察红卫兵。李三友号称“李铁笔”,两个月中连写了十三道“通令”,口气大得不行,不许抄家,不许打人,不许抢文件,不许斗干部,不许这,不许那,居然声动海内,各地的批斗浪潮一时敛息了很多。而这一切的中心思想,就是要保住刘少奇。也就是在这一两个月中,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周荣鑫与纠察队建立了联系,批拨了一个办公地点,做为纠察队的总部。董良翮和陈晓鲁都成了纠察队和总理之间的联系人。这时红卫兵运动中发生的一些事情,是后来的人们很少知道的。至少有两个月的时间,也就是在1966年的89月间,北京最混乱的时候,周总理通过这个纠察队做了一些别的力量完全做不到的事情。文革中,第一个被群众打死的部长是煤碳部长张霖之,事情发生的很仓猝,令总理措手不及。打手主要来自煤炭学院的大学生。不久冶金部长吕东又被群众围住,准备带到冶金学院去批斗。当时被批斗的人,一旦落到学生手里肯定没命。这时纠察队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冶金部的干部随后就赶到了纠察队。董良翮已经集合了一批队员等在那里。我们学校的袁塞路和国少庄也去了。他们后来给我讲述了那天的情况,简直是惊心动魄。他们只有十几个人,面对数千群众,居然就挡住了这股洪流。“红卫兵”是毛主席支持的,更何况来的还是红卫兵的“纠察队”。这样对峙了整整一夜,群众才散去。还有一件事则很离奇,那是宗教学院的学生造反,将香山碧云寺的佛牙掘了出来,说要砸碎,先开大会“批斗”佛牙。也是接到总理办公室的通知,但纠察队正好没人,值班的赵胜利只好只身前往。他赶到现场说明了身份,那里的群众与和尚居然也就让他将佛牙取走了。我问过赵胜利,佛牙是什么样,他说他也没看,装在一个纸盒子里,就用书包这么卷了回来,交给了西城公安局。在这一段时间里,纠察队处理了不少这样的事。不过我认为这期间的最大事件应该还是陈晓鲁受周总理的委派,前往海南岛筹办一个红卫兵农场,准备将北京的红卫兵都送到那里种橡胶,这实际上也是文革的结束方式之一。当时我们都跃跃欲试,高兴的不得了。但这个计划后来未能实现,一些人就跑到越南和缅甸打仗去了。这应该是后来的上山下乡的先声。在所有这一切的事情中,都可以看出周总理的影响。纠察队的这些头头脑脑们,眼睛盯着总理,耳朵听着总理,猜测着,揣摩着,分析着,力图跟上总理的思路,只要总理有一点意思就直接出手,处心积虑想要帮助总理去做一些什么,我们今天想起来,仍然可以感到这群忠心耿耿的孩子是多么的可爱。而当时手边有这样一支可以直接影响文革运动的力量,对于四面楚歌的总理又是多么宝贵!但是后来纠察队却在群众中留下了很恶劣的印象。这里面除了江青,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妖魔化以外,我们自己也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先是唐双津他们的那些抄家活动,后是我编的那首烂歌,最后则是一些纠察队员不去纠察红卫兵,反而卷在普通红卫兵中一起去造反抄家破四旧,不久,有纠察队员打死了人。这一下事情就闹大了。我可不想夸大我的作用,但我想那个歌在这个过程中还是难辞其咎的。

 

王:那个歌是怎么编出来的呢?

 

礼:其实事情也很偶然,起因是我们学校一个同学的哥哥在轻工学院受到对立派的围攻,我们就赶过去支援。那时这一类的争论很多,支持谁反对谁也没什么理由,完全是盲目的,碰上谁就是谁,有时根本就是瞎起哄。那场辩论争论的是什么事我们最后也没有搞清,好像也没有出身问题在里面。对立的两边不是以红五类和黑五类划分的。那时黑五类哪敢讲话啊。但我们得造声势,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由分说先给对方扣一个帽子,这个帽子就是说对方出身不好,这叫混淆视听,浑水摸鱼,这样一上来就将他们的发言权剥夺了。这一招在那时的所谓大辩论中是很奏效的,往往对方一下就乱套了。这种胡搅蛮缠在当时可说遍地都是。战术定了,大家又想找一个合适的歌到会场上唱一唱,一定很有声势,但一时找不到。大家就撺掇我瞎编了一个,连词带曲一挥而就。为了起哄,大家还七改八改,有意弄得更难听一些。结果到会场上一唱就轰动了。各路红卫兵也不听辩论了,纷纷过来抄谱,就像发现了什么稀罕玩艺儿似的。那个时候和现在也一样,出洋相的东西保不齐就成了流行艺术。这个歌随后就唱响了全国。我在贵州串联时,甚至听到过铜管交响乐的演奏呢。这个恶作剧的意外效果使我很是错愕了一阵,又有些洋洋自得,但后来就不可笑了。批判血统论的时候,各路红卫兵追着我的屁股后面打,从家里将我拎出来批斗。有一阵挺惨的。说来你也许不信,有一阵连我也做好被枪毙的准备了。那可不是空穴来风。有一阵传说江青说过着这样的话:“他们不是有一个歌子吗?血统论,血统论啊!那个人坏透了,应该枪毙。”我听后吓得腿都软了。我甚至像阿Q一样想象过自己上刑场时需要怎么表现一下,,以免死得很没有面子。那时就是这样人人自危的。后来我没有找到江青这个话的出处,显然那是人家吓唬我的。但后来我倒是很热烈的希望江青真的说过那些话了。和所有愿意述说自己在文革中遇到过灾难的人一样,我也很想这样向人们述说。但平心而论,在文革中,还是我给别人带来的灾难更多一些。对了,这个口号还可能直接害了另一个人,就是刘少奇。我那个歌流行起来以后,参与其事的人都有点洋洋自得。1966年底,我从外地串联回来,在革委会遇见了秦晓,他满脸无奈的说:“你们搞的那个破玩艺儿尽添乱,现在红卫兵彻底完了。”我惊问怎么回事,他说:“血统论呗,中央文革要批红卫兵了,现在我们什么事也做不成了。”以后不久就开始了对红卫兵的清算,“血统论”被直接归罪于刘少奇,叫做“刘少奇的反动路线”。现在很多人都忘了,1966年底刘少奇被最后打倒,罪名其实就是这个血统论。但这与他有什么关系呢?作为当事人我知道这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刘主席的儿子刘源当时就在我们学校,我们都知道刘主席是明确反对这个口号的。但他还是承担着这个罪名被打倒了。但谁又会想得到是这样的结果呢?太出意外了。对红卫兵特别是纠察队的清算因为我们自身的种种劣迹而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先是打死人的那几个纠察队员被抓起来,随后是对血统论的公开批判,然后是与刘少奇挂上钩,叫作“刘少奇的反动血统论”。我们的丧钟就是这样敲响的。

 

王:如果光看你的小说,我们一直以为你是因为沉痛的个人经历,尤其是因为爱情上的失败才写了这部小说。看来你还有着更沉痛的理由。不过我还是不理解,你为什么要将一些并不是因为你的原因而造成的后果也承担在自己的身上?刘少奇的被打倒是四人帮造成的,应该与你的那首歌完全无关,你大可不必为此自责。但是你表现得很沉痛。事过境迁,这些往事对于今天的你真的还有关这么沉重吗?

 

礼:何止是沉痛,我们经历的是心灵的崩溃。文革前,毛主席和刘主席的二元中心在人们的心目中是神圣的革命象征,文革中一朝倾覆,当时曾令我们痛心不已。毛刘周的三位一体则是我们的信念,也在文革中四分五裂,同样使我们备受煎熬。在那些所谓的峥嵘岁月中,周总理曾像父亲一样与我们朝夕相处,他神话般的完美人格就近在咫尺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那是令人震撼的人间奇观。很多人直到今天想起他来还会一掬热泪,这份情感值得。我们有些事情没有做好,牵累了父母,便会生出负疚之感。我们在总理面前的心情就正是这样。对于文革的历史,我们既是亲历者,又是目击者。如果我们无动于衷,那就真的是没心没肺了。后来我常想,在那些伤痕文学中,谢天谢地,我直到现在还不认为我的小说也属于此类,人们总是将文革中的人分成两种,一种是整人的,一种是被整的,所以文革的历史就是魔鬼与良善的搏斗。但是在这个历史性的浩大事件中,有没有更复杂一些的人呢?当然有,而且绝大多数的人其实都是这样的。我再给你讲讲红卫兵的反抗吧,你就能理解红卫兵这个历史事物是多么的复杂了。由于红卫兵死活不肯打倒刘少奇,毛主席终于决定将这些“小将”一脚踢开。这都是一些吃香喝辣惯了的干部子弟,在文革初期又是这样的炙手可热。现在一下子落到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地步,立刻就疯狂了。就我知道的情况而言,红卫兵在溃散以前可以说完全失控了,他们呼啸成群,到处惹事,特别是在群众面前瞎折腾,展现他们的优越感,引起极大的社会反感。这些孩子一边与中央文革对抗,一边和普通群众叫板,丧失了最起码的纪律性。红卫兵的行头也是从这时开始变味的。当初红卫兵穿上军装是为了表示要学习解放军,现在不是了,帽子要呢子的,军装要料子的,鞋子要皮子的,什么三接头,将校呢,将军帽全是这时候出现在这些中学生身上的,成了时装秀。这是文革前从未有过的景象,风气就这样败坏了。这不但令群众反感,连我们自己也觉得颜面扫地。但最要命的却还不是这个。红卫兵和纠察队中的很多人不甘心就这样退出政治舞台,又成立了一个“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参加者都是一些极具判逆性的成员。这时理智派还想力挽狂澜,但已经没有人再听他们的了。19661226日,“联动”选在毛主席生日那天成立,我去了,那其实是一个狂热的誓师大会。我们学校的李三友,戴小明和张小刚代表纠察队在大会上做了一个联合发言,主张不管运动怎么发展,都要首先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当时刘少奇已经岌岌可危,周总理在风起云涌的群众造反面前也是穷于应付。他们这时避免激化矛盾,其实是对的。但大部分人作了相反的选择。北大附中有我一个初中同学叫项东平,原来是一个很腼腆的人,这时却是“联动”的首领。联动的核心成员有“三平一刚”四个人,他是“三平”之一。他指着正在发言的戴小明他们对我说:“你们学校是怎么搞的?江青连刘主席都要打倒了,还检讨我们的错误?我们没有错误,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我们要彻底批判毛主席的错误路线!”我吓坏了,这是我在文革中听到的最放肆,也最勇敢的言论。这其实也正是联动的内部口号之一。我知道红卫兵在劫难逃。那天开完大会我就溜了号,但有几千个“联动分子”前去冲击了公安部,被干警打了个屁滚尿流。联动又反复纠集,前后六次冲击公安部。后来我们听说正是这件事让老人家彻底震怒了。于是从海淀的红卫兵到城区的纠察队,所有首领人物一网打尽,孔丹、董良翮,宫小吉这些红卫兵的头头脑脑被抓了三百多,罪名有反对文革,反对江青,死保刘少奇,建立反动组织等等。第二年,公安机关好像又想起了“血统论”这个问题,把我也逮了起来,算是一条漏网之鱼。这时监狱里已经是满满当当的了。

 

王:这番经历真够惊心动魄的。

 

礼:所以红卫兵运动真的是很复杂的。但我们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历史研究,却没有一篇文章写出过这种复杂性。我们还说要认识历史,从这样的文章中认识不了历史,什么也认识不了。伤痕文学之所以没有历史价值,就是因为它将这些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简单到了幼稚的程度。文革前的作品就是这样简单化的,将历史归结为善与恶的冲突。文革后,我们的认识还是这样。这就真的应了马克思的那句话:“在经历过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后什么也没有学到。”邓小平曾经用很不屑的语气谈到那时的伤痕文学,说它“哭哭啼啼,没有出息。”谢天谢地,我的主人公在整个小说中只掉了一滴眼泪。我笔下的人物追求着一种内在的坚韧与遒劲,无论男女,都没有娘娘腔。我的小说不是伤痕文学。谁说是我和谁急。

 

王:我也这样认为。现在请你再讲讲这些经历是怎么转化为小说的吧。它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

 

礼:它是在文化革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的,我写它的时候,中国正处在黎明前最灰暗的时刻。请注意我说的不是“黑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小说应该早于所谓的“新时期文学”,它在年代上属于手抄本时期,只是没有来得及传抄起来而已。我在新时期的文学大潮中应该是最早的起步者之一。这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正是因此它才没有受到新思潮和新风气的影响。它的风格还保持文革时代的原生气息。这是我很珍重的特色。其实早在那次抄家之后,我就开始构思这样一部小说了:一对刚刚邂逅的少男少女在抄家中意外重逢。但这个故事一直也没有清晰起来。我既不知道该写些什么情节,也不知道该用什么笔调。19761 8日,我在清晨的广播中一听到哀乐,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周总理去世了。随后便是痛苦与愤怒的一周。一周后,总理遗体火化,丧事结束,我的情绪突然翻江倒海般崩溃了。我一辈子也没有这么哭过,好像一生的泪水都在那一天倾泻了出来。从傍晚到深夜,我哭了四个多钟头,嚎啕大哭,哭得战友们全都莫名其妙。甚至连我自己也至今都不能理解我这辈子竟会有这么一哭。也就是在那一天,我决定要写文革,写我的感受,写我的思考,而不管它写出来后会是什么。这时整个中国还没有一篇关于文革的小说,因为文革还没有结束。所以我相信,我应该是第一个拿起笔来描写文革的人。半年后,这篇小说在批邓运动中完成了。所以它是在文革未期的漫天阴霾中写出来的。写作这部小说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个人情感上的挫折。这年我三十岁,三年中谈了四次恋爱全都无果而终,我终于意识到我很可能要在郁郁中独守一生。于是文革与爱情这两个要素,突然之间全都具备了。

 

王:我听你说过,南珊的原型就是你现在的夫人,这又是怎么回事?

 

礼:我这样说过?

 

王(笑):当然,你不至于那么健忘吧?那天我俩在随意地聊你的这部小说,你当时脱口而出。难道这话你从未向别人透露过?

 

礼:那倒不是,这件事在我的朋友圈子里差不多都知道。

 

王:可以讲讲吗?这恐怕是读者最关心的事情了。

 

礼:这件事就比较简单了。是这样,我们那一代人与今天的孩子很不一样。现在的中学生,泡妞的,早恋的,不以为羞,还相互炫耀。但在我们那个时代,少年人却以能把持住自己为风尚。早恋在那时被当成很丢脸的事,更不要说去和女孩子们犯腻歪了。我那时就是这样一个愣小子,从不和女孩子接近。但到底还是一个俗人,所以有朝一日,当一个真正出色的女孩子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傻小子还是真的是就傻了眼了。那当然是一个绝顶美丽的女孩儿,但美丽得让人掉泪就不是此前我可以想象出来的。我见她第一眼时,心里就是这样的感觉。这感觉够有特色的吧?她年龄比我小很多,神态中却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含蓄和高贵,这么和你说吧,当她第一次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那脚步就像从我的心上走过去一样。那是我第一次领教神不守舍是什么滋味。她方方面面的“条件”都比我好得太多太多,我觉得自己配不上人家,我的朋友们也都公认她出类拔萃。后来我们恋爱以后,连我的父母也认为我配不上她。而我们最初相识的时候,因为我进退失据,又得罪了人家,所以我就真的是万劫不复了。你看过曹植的《洛神赋》吗?我就像曹植一样单相思起来了。被人家迷倒却又无缘,那种惆怅可真不是个好滋味。所以我曾决心放弃。我想忘掉她,她的形影却很多年都挥之不去。就这样过了好几年,我到了不得不婚的年纪。这就又有了几个我对不住的人。我想我也许能割舍这段心缘,所以那几年我谈过几次恋爱,但谈一个崩一个,都是我丢弃人家。老实说,那几个女孩都非常不错,以致后来连我的老父亲也指责起我来了,说:可以了,这事不能没完没了,你究竟想找个什么样的?但我却越来越清楚,当有一个人的心中永远惦念着另一个人的时候,这场婚姻对两个人都是终生的灾难。这时我和她已经七八年没有联系,甚至就是在当初我们接触的也不多,我甚至估计她已经将我忘了。就是在这样的苦恼心情中,南珊的形影跃然纸上。在这之前,双津战死时,我曾经尝试着去写他的故事。因为他是烈士,抄家这件事我就揽到了自己身上,所以小说我是用第一人称“我”来写的。这时那个旧将军的孙女还是一个空白。而一用“我”字,她们和我爱人的形象顿时重合了起来。这时故事的发展就如决江之水,倾泻而下,再也止不住了。1976年,总理去世,唐山地震,主席去世,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是中国历史翻天覆地的一年,在我个人的生活中也是决定性的一年。这年我写完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然后带着它几经辗转,联系上了我的爱人。当年十六岁的她这时已经二十四岁,她身边的人也正忙着给她介绍对象。但就是这样,她也没有将我的重新出现当作一回事。我能庆幸的只是她还记得我。这时我的小说真的派上了大用场。她的经历与南珊并不完全相同,但她是一个冰雪聪明的人,看完小说就明白我写的是谁,讲述的是什么了。我们都知道,对于恋爱中的人来说,会写情书是有用的,再能写点情诗就更可以指望芳心期许了,而我拿出来的可是一部爱情小说啊!她看了果然大受感动,我就这样得到了她。我的幸福不是可以用语言来形容的。她曾经让我惊若天人,但结婚这么多年后,她还常常使我感动。她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奇迹。我的情感有过两次奇遇:两个魂牵梦绕的情人,和两次刻骨铭心的恋爱,她们一个无私的嫁给了我,一个则成了我永远的顾盼。有时我们常开玩笑,我说你的命主应该是一位白马王子或者黑衣侠士,而我却成了一个幸运的牧羊人。这些笑谈使我们的生活就像一个永恒的童话。我们是那种神仙夫妻,美满,惬意。但我们也一直很小心的避免我们的生活进入人们的视线,所以我从未公开谈论过这些。好在现在我们也老了,可以用比较轻松一些的态度来讲述少年时代的往事了。

 

王:我们可以通过她来想象南珊的形象么?

 

礼:应该是可以的,至少在我的写小说的时候,南珊就是她那个样子,尤其是她的相貌。对于我们的情感,我只能讲这么多了。

 

王:谢谢你,礼平,这样的爱情也可以成为一个文学经典。

 

礼:谢谢你,王斌。

 

王:使我们感兴趣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思考了。在你的小说中有很多的思考,反复讲到了哲学,宗教,政治,战争,还有文革,有许多思考,这些内容让我们感到这个作者的知识是如此丰富,三教九流,涉及的领域广泛,好像作者什么都知道似的。我不认识你之前,想象中的你就像小说的那个泰然自若的老僧,登高望远,一览无遗,又象是小说中的那个“我”,风神俊朗,英气勃勃,我想知道你的知识从何而来?你究竟读了多少书?毕竟那个年代能读到的书可谓寥若晨星。

 

礼:我读了很多书么?我没有读多少书。读者觉得这个作者读了很多的书我想是一个错觉,因为我在小说中提到的许多书我都没有读过,甚至没有见过,比如《奥德塞》和《伊里亚特》,比如英文版的《莎士比亚集》,还有《大藏经》和《华严经》,等等,我都没有读过。我想读者一定是让我给忽悠了。

 

王(笑):那我还真被你给忽悠了,居然相信这些书你不但读过,而且读得很精,理解得也很透。你是读懂了的。否则你怎么可能将这个小说的哲理部分写的那么通透和流畅?

 

礼:我可是把我的老底都给抖出来了!这么说吧,上面提到的那些书我的确都没有读过,在文革结束以前,这些书也根本就找不到。但评介它们的书我读过一些,比如任继愈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文革期间人们可能见到的唯一一本与佛教有关的书,我对佛教那些很有限的知识就全都是从这本书中来的。我估计我看书可能比别人更“较真”一些,我说的不是“认真”。很多人在读书时,关心的是作者在书中说了一些什么,我更关注的则是书中透露出来的那些生活与事实的原貌是怎样的。但我也没怎么细琢磨过这个问题。总之艺术这个东西很能忽悠人,一个作者在他的书中云山雾罩,能把读者俘虏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很成功的范例,如此而已。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老实人,老实人听我们这些不怎么老实的人说事,效果往往就是这样。对了,说到读书,我其实是特别反对一味的多读书的。我在小说中也表述过这样的想法。我见过一些所谓的饱学之士,说起话来引经据典,简直就没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但他们在理解力上却很蠢,根本就没弄明白这些书讲的都是一些什么。这种人很多,甚至大学里也有这样的教授,还有一些教材也是这样编出来。读书应该怎么读呢?我主张别太认真了。读书太认真就读变了味了。

 

王:我没太听明白。读书为什么不能太认真?这是什么意思?你还是说得更清楚一些,不然会误人子弟的。

 

礼:这恰恰是我想强调的意思。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读书?是文革中学校停了课以后。当我们不再坐在课堂里的时候,我才真正发现了书的世界。那时不上课了,许多课外书立刻就在同学中流传了起来。这些书五花八门,除了文学名著,还有各种史学,哲学,科学的读物,我也就是在这时才第一次知道了还有人在读着这样的书。那些书可太有意思了。当时我就觉得,我们要是读着这些书长大,那该多有意思啊!而那些很早就开始读这些书的同学则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聚在火炉边瞎聊,不知怎么就提到了《颜氏家训》这本书是哪个朝代的,有人说是唐朝的,有人说是汉朝的,还有人说是宋朝的,这时有一个叫赵康康的同学就说那是“南北朝”的书,我一听就愣了。“南北朝”?这是个什么朝代?他居然知道还有个“南北朝”?其实“南北朝”小学的历史课里就有,考试中也考过。但谁记住了呢?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但他居然就知道在这个“南北朝”还有过《颜氏家训》这么一本书。我暗自称奇,心想我也太孤陋寡闻了,这才下决心要多看一些杂书和闲书,因为心里对人家太羡慕了。后来过了很多年,我又碰到赵康康,他已经改名赵康。我就问他:你怎么那么熟悉“南北朝”这么一个朝代?又是什么时候读过《颜氏家训》这本书的?他也感到很奇怪,说我什么时候和你们说过“南北朝”了?我也没读过《颜氏家训》啊?这就和我今天的情况很相似。同样是一些书,同样是读过了就忘了,但是课堂上的书本让我们费尽心力,课外的书籍却我们轻松有趣。读这些闲书和杂书,使当年的赵康康在我眼中显得是这么的潇洒和充实,对课本的苦苦背诵和修炼却使我们变成一个又一个笨蛋。这就是认真和不认真的区别。

 

王:精辟。当年你一个同学的一句话就改变了你的一生,你的小说其实也影响了很多人的人生,你们共同的读书方式,的确是很值得现在的年轻人借鉴的。想来你对于哲理的思考也是得益于此了?

 

礼:我对于哲理的思考主要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王:是吗?我对此感到惊奇。

 

礼:不但你,可以说所有的人对此都会感到惊奇。很多的读者都认为我那些哲理思辩是属于宗教范畴的,不是吗?甚至一些外国读者,一些港台和欧美的学者也认为我的思想带有宗教性质。对此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我对此说不出好听的话来。我只能说,就纯粹的学术意义上来说,这个世界对我的思想的判断一直都是不及格。

 

王:自2001年我们认识以来,你在我的眼中一直是一位过于和气的谦谦君子,这让我心里多少有些暗暗的失落,因为当年看你的《晚霞》,在我的想象中,那位写下这些文字的人,一定是位气宇轩昂的人,可真见到了,我一直无法将你现实中的你这个人与小说留给我的强烈印象联系起来,但现在,坦率地说,你刚才的狂妄之语让我非常高兴,这才是我想象中的礼平,你接着说。

 

礼:我先讲讲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是怎么影响我的,他们的一些著作是我阅读过的最有意思的书籍之一。仍然是在赵康康给我们讲《颜氏家训》的那个时候,有一次我还碰见高年级的李三友和王向荣在宿舍里聊天。两个人聊得眉飞色舞,讲的是什么呢?是他们刚刚看过的恩格斯的《自然辩法证》。从他们那兴高采烈的描述中,我意识到这本书有意思极了,讲到了很多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文笔极为精采。我赶紧找了一本来看,读完以后,我震惊了。这本书写的太出色,太痛快了!梅林对恩格斯有一个评价,说他就像一艘升火待发的快船,随时准备驶入科学的海洋。那本书就载着我经历了一次科学知识的惊涛骇浪。自此以后,我长久的陶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这使我在这个领域中有了相应的理论准备。而在这个领域中,我相信我的读法与有些人是很不一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我心目中的哲人,而不是我灵魂中的上帝。我阅读他们的书是出于喜爱和钦佩,而不是出于义务和忠诚。正是由于秉持着这个立场,我才至少有相当的部分是读懂了,并且有了我自己的见解。好了,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这件事的结果是怎样的:到了文革后期,也就是当我写到这部小说的最后段落时,我在澎湃的激情中打算就用这些东西来和那个“文化革命”宣战,和我讨厌透了的那个“文化”宣战。这其实也就是打算做和遇罗克差不多的事情。

 

王:这也就是说,你在那个文革尚未结束的日子里,就打算为真理而战了?

 

礼:我才没那么傻呢!文革中不但出了个遇罗克,还出了个张志新,那才是一些献身的人呢。文革中,我亲眼见过枪毙“反革命”,知道上刑场是什么样子。我可不想学那个样子。明知是覆辙还要去蹈,我不是也太呆了吗?我打算和他们玩些新花样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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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和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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