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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琐忆

 

--作者:魏君贤

 

 一九八八年秋天,按惯例应是阳历九月一日,我到彭阳二中报到,被分到高一(四)班,成为这所刚刚设立的中学的第一届高中生。她是我所经历过的第五所学校,此前的四所学校依次为海口小学(一到二年级)、固原四小(三到六年级)、固原四中(初一及初二)及廼河中学(初三)。小学从彭阳转去固原是去为逐个参加升学考试的姐姐们陪读,再由固原转回彭阳是随着父亲的提前退休。

 

        二中校园北侧临街是一座四层高的主楼,每层至少有六个教室。一九八八年因学校新设之故,只有初一和高一两个年级,其中高一四个班、初一两个班,主楼二层自东向西是高一的(一)到(四)班及初一的(一)到(二)班。一年之后,我们全体升至三层;再一年之后,又全体升至四层。年年都用新教室、新桌椅,把旧的教室留给新的低年级同学们去使用,可以说是我们这一届学生占尽了新学校的便宜。全新的彭阳二中,在我们这一届升到高三的时候,才真正成为从初一到高三的各年级学生都有的完全中学。

 

        新学校,新学生,当然还有新老师。印象中我的高中生活是在一个完全没有拘束的环境中自由生长,直到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九八八年的彭阳二中,我们所遇见的老师整体而言是多么的年轻——他们大都刚从大学毕业分配而来,以我现在三十五岁的

心态回顾,我在彭阳二中的老师们可以说还是一群二十二岁左右的孩子。一个暑假之前,还是宁夏大学或其他师范院校的在校学生,而在那个学生时代最后的暑假之后,他们就走上讲台,勇敢地面对着我们这些平均年龄只比他们小七岁的、无法无天的高中新生。

 

        因为二中的高中生来自全县各地,我们中间的大部分是住校生,小部分是住在县城的走读生。我家在彭阳县与固原县交界处的山里,离县城有三十多公里,按说应属于住校生之列,但因二姐在县医院工作,三年里我一直住在她家,基本上每个周末才回家一次。按每年两学期共四十五个周末计算,每个周末骑自行车往返七十公里,每年共计三千一百多公里;三年累积长途骑自行车里程是九千五百公里,也就是一万九千里路,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也相距不远了。这近两万里路的长距离自行车训练,为我的身体打下了现在工作中每年在各地飞行数万公里所需的基础。

 

        从姐家到二中应有两三里的步行距离,上学的日子里每天上午、下午和晚自习来回共计三个来回,都会经过县城当时新修的主街。和我此前曾呆过数年的固原相比,彭阳的县城小而整洁,特别是从税务局家属院到二中的一段,只有宽宽的马路和路旁新栽的小树,马路两边是县城各机关新盖的办公楼。这段路的中间位置路南坐落着我最喜爱的县图书馆。印象中高中三年,我可能读完了图书馆二分之一以上的书。不知还有没有当时的馆员记得那个每次来归还一大摞书又抱走一大摞书的少年。可以肯定的是,图书馆里的有些书、有些杂志,当时可能只有我一个人翻过或借过。有时我在上课时低头在课桌下看这些书,还挨过讲台上扔下来的粉笔头。现念及此,我对老师们这些小小的“惩罚”心怀感激。如果不

是粉笔头而是罚站或逐出教室,我可能也不会是现在敲电脑写字的自己了。

 

        高中三年,每天骑自行车或步行穿过这条街道来回于家和学校的快乐时光,是我对青涩年代的回忆中明亮的风景。最令人难忘的当属每每下晚自习后,在昏黄路灯下和几乎固定的几位好朋友一道回家的路途,那简直可以用“咏而归”来形容。晴朗的夜空有繁星点点,而雨雪天,无论是丝丝细雨还是鹅毛大雪,在路灯的照射下都显得美仑美奂。所有这些都作为宝贵的记忆长存心底,时时引人遐思。

 

        我在二中的读书和学习是非常轻松愉快的。可能是因为当时本校没有往届毕业生,校园里没有太过浓厚的高考及升学气氛(至少我个人感受是如此),我的高中时代并没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危机感。事实上,在那三年里,我读的书可能比我在大学时代所读的书还多。各种关于人生、社会及世界的观念皆在彼时初步形成。

 

        非常幸运的是,我高中有一大半的时间赶上了闪亮的八十年代。世人现已达成共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该世纪后五十年中对中国人文环境而言最为辉煌的时代。无怪乎我一上高中就完全被县城图书馆当时引进的各种新书及报刊杂志所吸引(如今在回忆中最不敢相信的是那里居然有《走向未来丛书》中的大部分书籍,还有《星星诗刊》)。很难想象,彼时一个远在西北山区一隅小县城里的高一学生,经知道了马克斯 • 韦伯这个名字,读过了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当然,这些社科著作当时看了也是似懂非懂,真正看得进去的还属文学名著,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卡夫卡的《城堡》和《审判》,等等。在我进入大学的第一个星期,光凭这些书名就震了当时军训同宿舍的其他十一位同学——他们基本上都来自大城市,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从初中就把百分之百的精力投入了高考战役。

 

        读书使我的高中阶段始终保持了一个纯正的文学青年形象。在学校鼓励和支持下,我和另外一位同样姓魏的校友一起创办了一个文学社团,甚至还以油印的方式出版了几期叫做《茹河》的社团杂志。这样的校内社团和杂志不能满足一个十六岁少年的虚荣心和表现欲,我那时还向外面的一些报刊杂志投稿,有一些居然还被发表出来了。八十年代是一个纯粹精神的时代,类似我当时那样的文学青年全国不在少数,有一些就开始书信往来了——最夸张的一天我收到十封左右的来信,这在一个县城中学里应绝对是罕见的。

 

        由于对文学的狂热,在文理分科的关口,虽然数理化每每成绩接近满分,我还是未能顾及老师们的劝说,毅然选择了文科。彭阳二中的老师们又一次对我的决定给予了宽容和理解。虽然进入文科班,这并未影响我与理科班的几名同学一起在高二那年代表学校参加全国高中数学联赛,并获得自治区惟一的一个三等奖。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在大城市,和我同龄的孩子们从初中甚至小学就已经开始为了这个比赛参加培训,而如果在这个联赛中获得一等奖,就会有机会免试进入重点大学,以及参加国家奥赛培训甚至代表国家出国参赛。而我当时可以说是直接冲上赛场的,很多题型都是在试卷上才第一次见到。数学老师带我去距离彭阳近三百公里的吴忠市领取中国数学学会为这个比赛的颁发的奖章,是我上大学之前仅有的一次出远门。

 

        我的高中时代,就是在彭阳二中、县图书馆以及位于山区家里的田间地头、山野小溪,以这样轻松自在的方式度过。这三年时间,留存在我记忆深处的是洁净的空气、新鲜的阳光、纯粹的友谊、亦师亦友的师长、崭新的学校。

 

        考虑到此文最大数量的读者将是比我小二十岁甚至以上的小校友,他们会在文中寻找“他是如何准备高考的”这样的话题,我必须坦诚地讲,高考在我整个高中生活中份量极轻;那时的我,用一句庸俗的比喻,就象一块被扔进了水里的海绵,把几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时间都用在与课程无关的海量阅读之中。后来每每有亲友为小孩问及学习经验,我的回答在他们听上去肯定非常可憎:读大量的闲书。一九九一年临高考前,电视上热播一部电视剧《渴望》,为了不落下一集的剧情我甚至逃过晚自习——那时的我,满脑子想的是如何成为一名作家、编剧或电影导演,哪怕电视剧的编导也行。而高考的那几天,我是漫不经心地穿着一双拖鞋往返于姐家和设在彭阳一中的考场之间。

 

        总而言之,我的看法是,如果你不把高考看作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那么它极有可能不会成为你生命中的一件大事;如果你于十五岁起开始打开眼睛观察人生、社会、国家甚至这个逐渐变暖的地球,可能你的人生将会与你专注于高考而有很大的不同。——这两句大话专门送给在我高中毕业两年之后方才出生,并将于今秋进入彭阳二中读高一的我的小校友们。要知道,你的今天和我的昨天的不同之处在于你识字之后就拥有互联网,只要你不把上网时间花在网络游戏和聊天上,那么,谷歌的搜索技术就能把你带往任何你想去的地方,让你掌握任何你想了解的信息。互联网使你不再因地处偏远而与全国范围内的同龄人形成任何知识或眼界上的差距。

 

        对我而言,离开彭阳二中之后,生命的区间和层次真正拉开和丰富,我也就永远地失去了在西北小镇及山野之间悠游自在的读书时光。经过一年军训之后我于一九九二年真正进入北京大学。虽然我报考的是中文系,但因当年是法律系老师代表北大赴宁夏招生,考分奇高的我被他们从偏爱的角度“强行”录取到法律系,从而在后来非常自然地成为一名执业律师,在法治这个我们国家最脆弱的环节上做一点微不足道的修补工作。这个故事告诉我,命运无法预设。多年之后的今天来回顾,我在彭阳二中读高中的那三年,正是我目前以一名专业人员致力其间的中国资本市场最初孕育及草创的三年;自那以后,这个市场虽然历经近二十年的风风雨雨,但目前来看远未成型、惶论成熟;而我本人,从彭阳二中毕业

迄今十七年,经过了许许多多的成长故事,已经完全不是当年的那个胸怀远大的西北少年了。

 

        我读大学二年级的那年是北大九十五周年校庆,时隔多年之后,二零零八年五月三日晚间的新闻联播中一则有关国家领导人视察北大的新闻提醒我,北大马上就建校一百一十周年了。以北大之大,一百一十周年也似与我无干,而我却因此想起远在家乡的高中班主任杨巨辉老师转折捎来的关于彭阳二中建校二十周年请我做文的嘱托。于是长夜难眠,写下此文,并谨以此献给我曾经切实拥有的青春和将届弱冠之年的年轻母校。

 

二零零八年五月四日凌晨四点

于北京朝阳公园寓所

 

转自:《时间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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