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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与谭慕愚的50年情缘

 

--作者:余英时

 

我读顾的《日记》,从一九二四年开始,便为这个伟大的故事所吸引,以后《日记》中几乎随时随地都是谭的身影。顾为她写了无数的诗,也做了各式各样的梦,其情感之浓烈,可想而知。遗憾的是,我所能看到的都是顾在《日记》中所提供的片面记载,对于谭的一方面,我几乎毫无所知;后来虽找到了一两条《日记》以外的资料,但都是关于谭在北大读书时期的政治活动。至于谭对顾得感情究竟是怎样回应的,她的内心又是如何感受的,我仍然是茫无所知。但仅从《日记》所见,谭已不失为一位出类拔萃的现代女性,而终日在故纸堆中出入又复谨言慎行的顾颉刚竟是一位浪漫的情种,更使我为之挢舌不下。如果不将这一段情缘揭示出来,我们便不可能看清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本来面目了。

 

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三日的《日记》载:

 

与介泉夫妇、缉熙及北大女生黄孝征、彭道真、陶桓连、谢祚茝、刘尊一、谭慕愚游颐和园、玉泉山,由彭君之兄及其同乡何君领导。上午八点一刻出门,下午八点一刻归,游甚畅。

 

颐和园最佳处为谐趣园,前数次所未到也。竹影泉声,清人心骨。予不到颐和园,已十年矣。今日与女子同游,颇感乐趣。必像我辈无玩女子之心者,社交公开始无可弊。否则但以女子为牺牲耳。

 

这是他和谭慕愚初逢之一日。五十四年之后他在此条之末题诗并跋云:

 

无端相遇碧湖湄,柳拂长廊疑梦迷。五十年来千斛泪,可怜隔巷即天涯。

 

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偶展此册,不觉悲怀之突发也。因题诗于上,以志一生之痛。

 

为诗及跋语时他已八十五岁高龄,再过两年便下世了;他自叙五十余年中为她留下了“千斛泪”,而两人爱情终无结果则是他的“一生之痛”。持续了这样长久的情感在二十世纪中国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少见的奇迹。一九七八年九月谭的“右派”帽子还没有摘掉,两人虽同在北京,却不能相见,这是最后一句诗之所指。

 

顾、谭往来最多的日子在一九二四年四月到一九二六年六月这两年之内,以后便会少离多,主要靠通信来维持关系。下面我将就他们交往最密切的三个阶段——即一九二〇年代、一九三〇年代和一九四〇年代——分别点出他们情感发展的高潮。由于我的基本资料是这部《日记》,事实上真正呈现出来的只是顾对谭的一往情深。顾先生在一九四三年曾自编一张《与健常往来年月表》,起一九二四,迄一九四二,颇便检查(见《日记》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条末),因此下文将略“事”而详“情”。顺便说明一下一九三〇年代后谭慕愚的正式的姓名是“谭惕吾”,而《日记》则往往称她为“健常”,也许是她的字或号。

 

顾对谭似乎是一见钟情,交往十几天之后他在《日记》上写道:

 

以谭女士之疾,心甚不定。吾对她以性情上之相合,发生爱敬之心,今一闻其病,我之心搅乱乃如此,吾真不能交女友矣。(一九二四年月五月一日条)

 

同年六月二十一日条又记:

 

予与介泉言,如予者无资格入情场,而此心终不能已,缠绵悱恻,殆不可堪。思之良愧!自游颐和园至今日,才六十九日耳,乃觉有半年之久,时间之主观如此。

 

很显然的,一缕情丝已把他牢牢地缚住了。这种一见钟情之感是怎样触发的呢?他自己有一段描写:

 

予于同游诸人中,最敬爱谭女士,以其落落寡合,矫矫不群,有如幽壑绝涧中一树寒梅,使人眼目清爽。(同年四月二九日条)

 

“落落寡合,矫矫不群”是一种孤高的风骨,顾自己也是如此,也就是所谓“性情之相合”。一年以后,相知更深,他又有进一步的分析:

 

予性有两个倾向,一爱好天趣,二勇猛精进。好天趣者,友人中如(俞)平伯、(叶)圣陶、介泉皆是,故甚契合。惟勇猛精进者乃绝少,而不期于谭女士得之。

 

情丝绸缪,非偶然也。(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四日条)

 

同年十二月九日日记云:

 

得谭女士覆书,知其肯纳我言,极慰。她极勇猛,眼光又甚锐利,如得专心为学,定可出人头地。予交友多矣,如我之勇猛而肫笃者极少见,而不期于女友中得此同调。特其棱角太露,到处生荆棘,更使我悲伤耳。

 

可知他最心折于谭慕愚的地方是她的“勇猛精进”的气概。事实上细读一九二四至二六年的《日记》,我们发现:这两年中顾、谭两人同在生命里最旺盛、创造力最辉煌的时期,不过前者的领域是学术,后者则是政治而已。顾的“古史辨”运动即在此时跃起,他那篇著名的《自序》是在谭离京前写成的,她并且预读过原稿(见《日记》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及十月八日条)。她的国学基础很好(见《日记》一九二四年七月三日及二十一日条),最后入北大史学系也是接受顾的鼓励(《日记》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上引日记中“肯纳我言”,即指此,所以谭后来也一直把顾当作老师。但谭的志业在政治,是当时一位热血沸腾的爱国学生,下文将做交待。总之,他们两人都进入了“勇猛精进”的人生阶段,彼此深相契合,是很自然的。

 

他们最初交游时,顾尚独居北京,但同年九月十八日他的续弦夫人殷履安女士入都定居后,他的内心冲突便愈来愈掩盖不住了。他们是旧式婚姻,履安虽只有小学毕业的程度,但特以贤德著称,内而持家,外而待客,无不情礼周到,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所以顾在《日记》中也常常自誓决不背负履安。下面两个梦最能说明他内心的天人交战。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梦中见一人,昏夜中可近而卒不近,予谓之曰:“我没有法子和你好,你也不值得和我好,我们还是永远留着这一点怅惘之情罢。”醒来思之,不觉泪下。时天未晓也。

 

梦中人当然是谭慕愚了。一个半月之后,同样的梦又来侵扰他了:

 

拂晓得一梦,去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所感略同。履安外出,其人过来,遂与共候门。迄深夜而履安不至,二人相对,极温存,又极无奈。她道:“你感到兴味吗?”答之曰:“妹,我不敢以自己的快乐而把你牺牲了。”觉后思之,情意无尽。不期卧病之中,乃有如许闲情。(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一日条)

 

所以在整个第一阶段,他们并没有“谈恋爱”,而且表面上还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女方尤其如此。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八日,他写道:

 

慕愚来书,过于敷衍,使我不快。案头文竹,渐渐枯矣,交游之缘其将尽耶?三月十八日相对默坐两小时许,其最后之温存耶?思之惘然。

 

可知他们的感情表现仅止于相对默坐,彼此心中都荡漾着一丝温存的滋味而已。这无疑是一种纯精神的交流,也许接近所谓柏拉图式爱情吧。

 

谭慕愚至迟在一九二五年已成为国家主义派(青年党),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下,她参加了许多反帝国主义活动,表现了大无畏的勇猛精神。顾先生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的日记说:

 

《晨报》载三日YX队(按:即“五卅运动”)至东交民巷时,前队(北大)迟滞不进,有女士二人径前夺旗,曰,“时已至此,还怕死吗!”大队遂随之而进。至栅门,门紧闭,乃高呼而返。彭女士言谭女士当YX至东交民巷时极激昂,《晨报》所言,或即是她。十一日,谭女士来,询之,谓即彼一人。

 

顾对谭的“勇猛”气魄知之甚深,故读报即认定夺旗而进者必有谭慕愚在内。他为谭的爱国热忱所感,竟也抛下文字,参加救国运动。同年六月九日的日记说:

 

今晚谭女士来,面容憔悴,嗓音干哑,闻自沪案起后,每夜至二三时始得睡,早五六时即起,在救国团日夜操劳。她身体本弱,向不能迟眠,今因国事如此,令人泪下。我为文字所迫,无时间作救国运动,明日教职员本拟不去,今日她来,使我不忍不去。

 

这并不是顾因情有独钟之故,刻意夸张她的勇敢与劳绩。试读闻一多在一九二六年的一段生动描写:

 

前者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发起反日俄进兵东省大会,开会时有多数赤魔溷入,大肆其捣乱之伎俩,提议案件竟无一成立者。结果国家主义者与伪共产主义者隔案相骂,如两军之对垒然。骂至深夜,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有女同志者排众高呼,痛口大骂,有如项王之叱咤一声而万众皆喑。于是兵荒马乱之际,一椅飞来,运斤成风,仅斫鼻端而已。女士尝于五卅运动YX时,揭旗冲锋,直捣东交民巷,故京中传为Chinese Jeanned Arc焉。此亦趣闻,不能不与同志言之浮一大白也。

 

闻一多当时属于“大江社”,也是国家主义团体之一。信中所言“女同志”即谭慕愚,可知她自上一年五卅YX一役已赢得“中国的圣女贞德”的尊号,何以知此女即谭,李璜记述一九二六年三月十日去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的“反俄援侨大会”云:

 

主席台系从后面上台,因之主席台后门必须把守,最为重要。于是我派台湾籍北大同学团员林炳坤与谭慕愚守主席台后门,因林身高力大,而谭系北大女生,当时风气,对于女子,尚不敢乱下拳头。我两次参加YX,察知军警也不敢捉女学生,而首次闻一多主席之反日俄进兵东省大会筹备会,亦谭女士大呼几声便吓退共党也。

 

与闻函相对照,即是同一人,绝无可疑。这次大会主席李璜最后也是靠“谭慕愚女同志以身护之”,才没有被……打伤。

 

 

合读以上三种来源不同的资料,则谭慕愚在当时北京救国运动中为一叱咤风云的人物,已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难怪顾先生对她如此倾倒了。

 

第二阶段的交往在一九三〇年代,顾任教北平燕京大学,谭则供职南京政府内政部,南北互访,时复一遭,彼此之间的情感深化了。《与健常往来年月表》一九二八年条云:

 

予在广州,暑假中得高君珊女士信,悉健常在大学院作科员,不幸以党案被捕入狱,嘱予营救,予因致长信与蔡孑民、戴季陶先生,并发电,请其营救。与健常一函,托君珊转交,彼得此大哭,来书有“最知我者惟先生”之语。出狱后,东渡日本,学于东京高等女子师范。(是年未见面)

 

经过这一次患难,谭对他的“知己”之感自然加深了。当时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不仅共产党已成非法组织,反共的青年党也同样在取缔之列。所以谭被捕入狱。此案消解后谭才能正式进入内政部工作。

 

一九三一年一月顾先生到南京访谭,这是久别后很重要的一次晤面。头一天在火车上适逢大雪,他已心中忐忑不安,赋诗曰:

 

一天风雪冷难支,为约伊人不改期。我愿见时便恸绝,胜留余命更生离。(一月九日条)

 

第二天会晤后记:

 

不见慕愚,一年半矣。情思郁结,日益以深。今日相见,自惴将不止陨涕,直当晕绝。乃觌面之下,尘心尽涤,惟留敬念。其丰仪严整,消人鄙吝可知。今日天寒,南方诧为数十年所未有。彼为我买炭,手拨炉灰,竟六小时,我二人在一室中未曾移席。呜呼,发乎情,止乎礼,如我二人者殆造其极矣。(一月十日条)

 

可知谭慕愚自有一种高华的品质,使顾得儿女情怀升华为“敬念”,孔子所谓“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也许便是指这种精神境界。一个多月后他去北平整理谭慕愚历年写给他的信,对于她发出了高度的礼赞。

 

民十三(一九二四)迄今,慕愚寄我函件得九十三通,有许多未填写日期者,须考定其事实及所用函信笺,颇费事也。将慕愚寄我的信通看一遍,其人格直如晶莹之宝石,有良心,有志气,有魄力,洵为超群秩伦之材,而频遭夜行者之按剑,世无真知,我自喜为九方皋矣。

 

慕愚性格,备具男性的勇敢与女性的温存。故有坚决的意志与浓厚的同情心。上月我与之谈,谓我欲造成人才而别人诋我利用青年,我欲提倡学术而别人诋我好出风头。彼云:“假性情人是必不能了解真性情人的。”她所以知我为真性情,正因为她自己是真性情耳。(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日条。按:关于他们两人性情的异同,他后来做了一个详细的比较表,见一九三五年四月十日条)

 

由于顾先生对谭的爱情在无可奈何的现实中提升到了纯精神的层次,他在这次六小时的拨灰长谈后,想出了一个“精神之结合”的方式,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他记道:

 

久欲写慕愚信,今日忍不住了。信中劝其向世界史及中国国民生活两方面着力,将来好于我共作一部中国通史,我任上古至清,她任鸦片战争以后至现在。要是这个工作真能作成,我二人精神之结合将历千古而长存。不胜于百年之伉俪乎!只要她能答应,我的不安静的心就可安静了。

 

这是一封二千余言的长信(见二月五日条),竟很快收到积极的反应。二月十七日:

 

得慕愚书,承受了我的要求,自接信日期,每日抽出三四个小时读书,并作笔记,先从满蒙新疆西藏等问题做起。俟见解成熟,再作论文以锻炼发表能力。为之大慰。只要她的学问有成就,我的生命也就有意义了。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谭慕愚对边疆问题的兴趣此时已开始,后来更亲往绥远考察,并代内政部长写《内蒙之今昔》。这些活动直接影响到顾先生的研究方向。他告诉我们:

 

廿二年(一九三三)秋间健常随黄绍竑到北平,旋赴绥远,商议内蒙自治问题。过平时,健常曾至燕大我家一宿。自绥远归,又至燕大讲演,予受感动,遂有研究边疆问题之志。(《与健常往来年月表》)

 

甚至他最后决定到北京大学兼上古史课也是因为谭慕愚的关系。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条记:

 

张西山君转到健常信,悉健常以到内政部逾半年,例须由铨叙部审查资格,而渠已改名,恐北大预科毕业证书无效,嘱我向蒋、胡二先生言之。然我以耽浏览,来济(南)已逾期,审查期亦已过,怅甚。即写梦麟先生信,答应下学年在北大兼课事,请其即速证明健常资格。

 

为了代谭慕愚取得证明书,他不惜改变初衷,进入北大这块“是非之场”。胡适和傅斯年大概万万想不到,他最后答应来北大历史系兼任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吧。所以仅就谭对他的学术生涯所发挥的作用而言,研究顾的生平而不涉及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在第二阶段中,顾、谭交往的事迹很多,不能在此一一涉及。下面只谈两次比较有趣的聚会:第一是一九三二年顾先生面临失恋危机的情感波动;第二是一九三四年他们在西湖的唱和。

 

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顾从北平回苏州省亲,先在南京下车访谭。和一年前一样,他又忍不住心潮起伏,不知道应该怎样向恋人倾吐满腹离恨与相思。他在车中赋诗两首:

 

是乐是哀浑莫知,别期似暂又似迟。百千量度都须废,只此愁心不可移。

 

只缘思极心翻木,更以情多见总羞。拼把吾生千斛泪,年年倒向腹中流。(一月二十二日)

 

第二天上午他兴冲冲地去探望谭慕愚。日记说:

 

十一时,到政部访健常,与之同归其家,吃午饭,见其父母、妹及黄一中。……

 

他在日记之末写下对此聚的感想:

 

黄厚端,字一中,黄克强先生之次子,日本留学生,在内政部参事室任事。健常与之同事,且同乡,甚相契合。今日同在谭家吃饭,觉其人非浮夸之流,深喜健常之有托。予极爱健常,顾我义不当与之接近,且不愿彼为我而有痛苦,八年来之交谊率在躲躲闪闪中,未尝一自表白。予既不能施爱,复不望彼之受爱,故今日之聚,一方因以自悲,但一方亦甚为彼幸。且彼之得有安慰,即足使爱彼者亦得安慰,复何恨焉。所惘怅者,彼此友谊不得继续,即此躲躲闪闪之机会亦不易得耳。(一月二十三日条)

 

原来他乘兴来访,忽然发现所欢已为同乡而兼同事的黄一中横刀夺走,他此时心中滋味,可想而知。日记上的感想写得理情俱到,但其实不过是一种理智层面的自解(rationalization)而已,情感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十一年后(一九四三)他回忆此会,余恨犹在。他说:

 

一月,予南旋,访健常,承邀至家吃面,时黄一中君在座,颇相讽刺,予怫郁归。廿七日抵杭,翌日而沪作战(按:“一二八抗战”),予遂留杭。以此芥蒂,夏间此行时遂未往访。(《与健常往来年月表》)

 

当时座上受黄一中冷言冷语的讥嘲,一定深深刺痛了他。日记上不写,正见其情感上创伤之重,故避之唯恐不及。第二天他痛定思痛,找到了更多的蛛丝马迹,证明伊人的心已变了。他说:

 

昨在内政部时,健常云:“下午要不要找谢祚茝去?”予聆此言,即觉空气突变。及至谭宅见黄君,始恍然。今日果与祚茝同游矣。白门两度新年,竟是两种景色,令我长唤奈何。今晚归寓,馆役以健常及其父所赠苹果一篓、橘子一篓、荔枝一匣、桂圆一匣进,谓于下午二时送来,以我不在,约晚间再来。予在寓待之,终不至,益知其情矣。对此赠物,只是呆视。噫,橘其决耶?荔其离耶?然有桂圆,似犹有望也。予之希望筑在迷信上,亦无聊甚矣。然情之所驱,固不容不尔。且谶语实有奇应。予去岁住交通旅馆,门外有“别苑”一额。予默祷而卜之于《易》,得“黄离元吉”一爻,两占皆然。今彼果有黄君之丽矣。予亦果与之别矣。继今以往,不知天之安排我与颠倒我者将如何也?

 

他仍不死心,以至在谶语中找希望,这是显然可见的。但他最后分析谭何以终于弃他而去,则归结到他不能决断,不肯离婚:

 

予与健常交凡八年,可括以二语曰:“行乎情之所不得不行,止乎义之所不得不止。”此所谓义,当然是时代的。若社会组织既变更,彼不致因此而情感痛苦,且不致伤害别人,使别人为我而受痛苦者,我又何所畏乎!廿三日,围炉讨论国事,健常曰:“若处处审慎,顾忌太多,必不能成事。”此固论政府之不敢主战,或亦用以讥予。噫,予心之苦,健常安得知之乎!(我仅能打破旧道德,但终不能打破我的同情心)(一月二十四日条)

 

这段文字中的“害别人”、“同情心”等都是指他的夫人殷履安女士而言。他的爱情已奉献给谭了,但对教育程度不高而忠心不二的妻子他却割舍不下。其实这段分析很可能是他疑心生暗鬼,与谭的真实想法未必合得上。无论如何,他这次尝到了很深的失恋的痛苦,然而他还在继续挣扎,不甘全军尽墨。一月二十五日回到苏州之后,日记上说:

 

今夜写健常信,谢其赠物,且试探其此后是否不再与我通信。如其不来,我亦决不做讨厌人,扰乱他们的和平空气,惟默为祝福而已。

 

但是最后谭并没有嫁给黄一中,甚至谭、黄之间是否有过一段情缘,现在也找不到任何证据。所以这一不愉快的经验很可能是顾先生因爱生妒而作茧自缚。一九三三年以后他和谭又回到了原来的情感轨道。

 

一九三四年八月顾先生的继母在杭州逝世,全家南下奔丧,在杭州陪伴父亲住到十一月底。恰好在同一时期,谭慕愚也奉内政部之命到杭州考察浙江经济和行政,并为部长黄绍竑起草《内蒙巡视记》,在西湖住了一个月左右。谭因为时间匆迫,恐赶不及完成写作,再三求顾相助,因此他也参加了这一工作。这一段时间他们的来往是异常密切的。但无论是游湖或工作,都有其他人参与其间,似少单独相处的机会,这样的聚会对他反而是痛苦多于欢乐。十月四日的日记说:

 

与起潜叔(按:顾廷龙)、自明同到第一公园,雇车到俞楼,邀健常同游,到严庄、放鹤亭、平湖秋月、三潭印月、汪庄,到高庄吃饭。……与健常别,抵家已七时矣。

 

今日得与健常痛快游览一天,心神愉乐,一畅数月之愁郁。但分手之后,即觉百无聊赖,转较彼未来之时愁郁为甚。噫,既已有情,便当非离即合,今乃介于非离非合之间,此痛苦殆未易道也。

 

他把这种受压抑的情感比之于“相见怎如不见,有情还是无情”(十月九日条)。他有时甚至硬起心肠暗暗喊道:

 

唉,健常,你归去罢,我的感情已不能胜这痛苦了!(十月八日条)

 

但另方面,他看到谭慕愚忧虑日本对于内蒙古的野心,日以继夜地努力工作,又十分受到感动。他对谭的敬仰又加深了。日记中说:

 

健常真是一个人才,有眼光,有志气,有魄力,有胆量。予交游弥广,而可以与谋大事者甚寡。得此一人,又受性(别)的阻隔,其当捶胸一恸。(十月七日条)

 

这时他竟恨不得谭是男性,可以和自己“与谋大事”;他的“事业心”被激起了。与谭同来西湖的还有一位夏葵如,《日记》介绍他:

 

夏葵如君,北大同学,十四年救国团中,与健常同任文书,为共产党分子所攻击。日前与健常同来,住俞楼中层,助健常编纂《内蒙巡视记》。(十月十九日条)

 

夏葵如即夏涛声(见《与健常往来年月表》一九三四年条),他此时是否也在内政部工作,尚待考;但他已成为青年党第二代的重要干部,一九三三年即已具有该党中央委员的身份。从谭、夏合作的事来判断,则谭的国家主义信仰依然如故。《内蒙巡视记》便是谭、夏、顾三人共同撰成的。《日记》又说:

 

健常心底悲哀,时流露于篇什,慰之无从,使我更增郁抑。彼幸有事业心耳,否则体必不任。彼作事太刻苦,不要休息。而为我去,又欲伴我游,真使我抱愧。(十一月二日条)

 

所谓“流露于篇什”即指诗而言。可知顾在西湖作诗特多是由谭引出来的,所以西湖唱和成为他们心灵交流的主要方式。十月二十日的日记:

 

健常示近作云:“人事纷纭苦不休,暂停征马岛俞楼。此心已为飘零碎,怕看西湖处处秋。”嫌其萧瑟,和之云:“一天风露且归休,莫以伤时怕上楼,度尽寒冬花即发,何须重泪对清秋。”

 

又十月二十三日:

 

今日健常诵昨作一诗,其末二句云:“明知花事随秋尽,犹吊嫣红姹紫来。”葵如说:“这太消极了。”我说,“‘吊’字换了‘待’字吧,这一来便变得消极了。”归后因成一诗云,“莫将闲泪付秋思,大地春回已有期,试上逋翁亭子望,梅林待发万千枝”。又作一诗云:“夜夜西泠对玉盘,莫将圆缺定悲欢。劝君炼得女娲石,便补天倾也不离。”题为“莫将”,以表规讽之意。实在说来,健常之生活实为可悲,惟这一方面我决不能加以安慰,故唯有作壮语以激励之耳。

 

十月二十四日:

 

晨在车上得一诗赠健常,云:“朝朝祖逖声鸣鸡,羞说回文苏蕙机。取法英贤原不远,岳王墓在俞楼西”。盖彼患早醒,恒早四时即无眠也。

 

这是勉励她效法岳飞,期待之高可见。十月二十五日:

 

又续作《莫将》二首。一云:“漫漫平原渐渐津,莫将琴剑怨飘零。天涯须是飘零够,始把人生识得真”。一云,“同听边关笳鼓声,莫将痛泪洒新亭。肩头自觉竖如铁,要把河山一担盛”。

 

顾作《莫将》四首及车中一首都针对慕愚“明知花事随秋尽,犹吊嫣红姹紫来”两句而发,故作壮语以慰其怀。可知原诗决不是悲秋之作:“花事尽”乃伤中国或将亡于强邻也。谭救国心切,仍与十年前之“圣女贞德”无异,惟壮怀激烈已转化为中年的沉忧而已。

 

曲终人散之际,离愁终于爬上心头。十一月三日记:

 

前日健常作诗曰,“北风怒发厉于刀,万壑千峰尽痛号。可惜离人心底恨,不曾削得一分毫”。

 

自称“离人”自然有惜别之情,但是她的“心底恨”恐怕还是以“国恨”为多。此谭慕愚之所以为谭慕愚也。对照之下,顾先生则流露出更多的儿女情长。十一月七日记:

 

将二日看枫事写成三绝:

 

秋到人间且莫嗔,初凉景物胜于春。乍将夕照凝红树,忽有金凤舞白蘋。

 

姹紫嫣红垂尽时,青枫正是转丹期,似怜漂泊悲秋客,故故招邀去折枝。

 

摘来红叶纳书囊,如此深妍好久藏。过却十年重检视,依然颜色压群芳。

 

健常聪颖,必知予之怀也。

 

“看枫”事的背景如下:

 

湖上中山公园门内有枫树两枝,红叶之艳,所未经见,健常极赏之,徘徊而不忍去。(十一月二日条)

 

这大概是谭、夏、顾三人在工作之余常常结伴游赏的地方。第一首是劝她不要“悲秋”,第二首仍回到慕愚“花事尽”之句,“青枫转丹”既可代“嫣红姹紫”,则秋亦复可赏,末句可有两解:丹叶“似怜”慕愚这位“悲秋客”而“招邀”之,一也;顾参加写作为谭再三“招邀”所致,则受“招邀”者即诗人顾颉刚本人,二也。这是故弄狡猾,利用诗的“暧昧语义”(ambiguity)而作模棱两可之辞。若依第二解,则“折枝”更有深意,即所谓“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矣。第三首以“久藏”之“红叶”喻慕愚尤为明显,自一九二四年初识至此整整十年,而诗人心中更无他人。此诗必须与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日一条日记合读,其涵义始得全幅展露:

 

车中追忆一月中晤健常时,渠问曰:“近年有好的女弟子吗?”因成一诗记之:“樽前温语叩从游,欲吐衷情又咽休。旧恨苦多心苦窄,更无余隙种新愁。”……其实,我心头要说的话,是“除了你外更无别人”。所谓“美者自美,予不知其美也”。

 

所以能“压群芳”者,正以不知群芳之美也。

 

十一月九日已至曲终人散的前夕,顾先生写了六首诗为此次西湖聚会的纪念。兹分写于下,略加解说,作一结束:

 

黉宫灯火景山烟,往事依稀已八年。别后悲欢何可说,忽然相遇合相怜。

 

第一首从顾、谭北大订交始,回忆故都旧游。谭慕愚应青年党之召,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离北京,赴重庆任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教务长。行前一夕与顾先生全家同游北海,至此已整整八年。

 

黑水白山劫一空,忧心无日不忡忡。北疆又报蕃王变,为发轺车破朔风。

 

此诗前半指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事件,日本侵占东北,国难开始。下半指一九三三年日人筹划在多伦召开蒙古回忆,邀请蒙古王公参加。同时蒙古德王等也要求自治。危机紧迫,谭慕愚随内政部长黄绍竑等同往内蒙巡视。

 

制就长编十万言,要从笔底固边藩。几回写到伤心处,仿佛遥闻啼峡猿。

 

此首专叙《内蒙巡视记》的撰述过程,谭慕愚亦曾数度哭泣也。

 

四邻虎视久耽耽,国力空虚只自惭。斫地长歌悲塞北,祷天莫赋哀江南。

 

“四邻”实指日本与苏联。前者既占东北,又渗入内蒙,后者则既已控制外蒙,又复觊觎新疆。此时唯有希望南方不致遽临危境而已。

 

宋家宫阙久成尘,独有岳王庙貌新。联袂同来松柏下,正为识得古人心。

 

杭州即南宋之临安,亡于蒙元;岳坟离俞楼不远,他们当天便在岳坟附近吃饭,诗或即作于其地,故相勉以岳飞之心为心。

 

今日三人步履随,明朝三道便分驰。临岐相顾无他语,砥柱横流责勿辞。

 

“三人”者,共撰《内蒙巡视记》之谭、夏、顾也。这是最后一首诗,归结到“砥柱横流”,足见在这次合作中他的爱国豪情完全被激发出来了。这一天日记之末,他又说:

 

予本有一诗云:“媚人碧玉西湖水,落日黄沙大漠风。并落俞楼几案上,只缘我辈忽相逢”,欲以题照,因健常有“西湖朔漠两般秋,尽向俞楼砚里收”句,较此佳,即弃之。

 

谭诗两句极为凝炼,还非顾诗之松散可比。珠玉在前,顾先生自甘敛手,良有以也。《日记》中引谭诗太少,是一憾事。然仅就此寥寥数首已可见其才情功力之一斑。

 

纵观西湖一月之聚,顾先生心态有一显著的变化:最初六七日共游,他为私情所困,苦恼之至;但最后两三星期共同撰写《内蒙巡视记》,他的心态转换了,私情已退居次席,救国之念主导了他的情感。像一九三一年一样,谭慕愚再一次发挥了“消人鄙吝”的精神力量。

 

一九二三年夏天,胡适在西湖烟霞洞养病,住了三个多月,和他的表妹曹珮声之间发生了一段感人的恋情:胡写了许多诗,题作《山月集》,后来没有正式印出,诗多散佚了。十一年后顾颉刚和谭慕愚也在西湖俞楼有此一番唱和的因缘,真是先后辉映。我觉得顾、谭聚首为西湖增添了一段佳话,故略记其始末于上。

 

前面已指出,顾、谭的情感在第二阶段中深化了。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虽在这一深化阶段顾也未曾与谭真正“谈”过恋爱。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他在《日记》中说:

 

予与慕愚一段情怀,从未道破,近日颇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今晨醒来,天尚未明,思欲作书致之,以极简单之词约之曰,“我二人相逢已晚,无可奈何。然此世俗之常情,万流所共趋。以吾辈个性之强,自当超出恒蹊,别求慰藉。”终虑扰乱其心,不敢书也。

 

这已在他和谭南京重会晤的两个星期之后。当时他们两人“在一室中未尝移席”至六小时之久;然而仍“未道破”,所以他极以“发乎情,止乎礼”自豪。在整个第二阶段,顾对谭的“情怀”都是通过一种“心照不宣”,或“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的委婉方式表达出来的,诗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媒介。如果借用《兰亭序》的语言,我们可以说,他和谭诗中都自限在“晤言一室之内”的范围,却从不敢“放浪形骸之外”。这位“五四”健将受传统礼教的约束之深,实出人意表。这又再一次证实了傅斯年的反思:“我们的思想新、信仰心……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

 

但是“发乎情,止乎礼”含着高度的压制性。礼数构成“超我”(superego)的一部分,在显意识中发挥检察功能,使“自我”不敢轻越雷池半步。然而睡梦中的潜意识则往往不是“超我”的检查所能遍及的。“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发乎情”便未必能“止乎礼”了。下面让我们看看他在第二阶段的三个梦。一九三二年四月二日:

 

晨五时许,梦见慕愚全家避难至予苏州家,予留之。设三榻,其父东,其母西,慕愚中。予乃与慕愚同卧,然不及于乱。时慕愚正作中西交通史毕业论文,予助其集材,篇中称“顾师”云。此梦甚长,几历一小时。呜呼,仅梦中许作此温存乎!梦中又见灯甚多,镜甚多,不知主何识。将谓如镜中花、灯中焰之易灭乎,然此心此志则不易灭也。将谓明镜反映灯光,使其俞昭明乎,是固予之愿也。

 

这场梦做在他的“失恋”期。一月二十三日他在谭家午餐,第一次见到慕愚的父母,同时也遭受到黄一中的“讽刺”。这当然是他忘不了的日子。梦中父母同来也许是下意识里她希望得到他们的偏爱,因而携女来访?但“与慕愚同卧”则是首次在梦中出现,初步突破了礼教的防线。另外两场梦则发生在一九三四年,一在西湖唱和之前,一在其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昨晨梦与健常同游西北,予与同室,睨其睡,彼一笑,予亦一笑,心大动。忽念予坚苦自持十一年矣,不能败坏于今日,遂就别榻。继闻他人皆舍我等而先行矣,一怒而醒。予久不梦健常矣,今犹如此,足知情之牵缠,至今未灭也。

 

此梦已比前一次大大地跨前一步,徒“不及于乱”跃进到“心大动”的境地了。但“超我”尚有些微约制力,终于在梦中悬崖勒马。

 

最后一梦则在西湖别后两星期之后,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晨三时,梦见健常与予同床,彼起溺,旋就睡,呼予曰,“盍扪予乎?”予如其言,告之曰:“我一向以理智压制感情。”语未毕,彼怒曰:“弗尔,若然,我不将为娼妓乎!”予急谢之曰:“予虽一向以理智压感情,但至今日而已失败矣!”言至此,瞿然而醒。时凉月半床,旬又八日之夜也。回味梦境,惆怅不已。十一年来,此是第一回梦中定情。

 

第一次“梦中定情”,礼教的堤防终于完全崩溃了。由此也可见西湖一个多月相聚,虽然共同的关怀是国家的危难,但至少从顾这一方面说,他对谭的感情已发展到毫无保留的地步。梦中违礼的尺度恰好可以测量醒时情感的进度,所以从“不及于乱”到“心大动”,最后归宿于“定情”,层次井然。如果再以第二阶段的三梦与第一阶段的二梦互相对照,其阶段性的差异便更不可掩了。最后我必须郑重指出,以上的分析完全以顾的《日记》为根据,其片面性是无可避免的。至于谭的一方面是否在情感上也有相应的进展,由于全无资料可依,则只能存而不论了。

 

第三阶段只有一件大事可说,即顾于殷履安女士死后,正式向谭慕愚求婚,最后竟遭到拒绝。这件事必须从履安逝世说起。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的日记写道:

 

二时半,履安气短促,至二时五十分去世。……

 

今日一到家便见履安晕厥,然打强心针后转醒,神智甚清,问予是否今日归,并嘱自珍(按:顾之次女)为予理床席于其室。并谓予已要开会(六月一日边疆学会),何遽回来。自珍欲为量热,又谓身正发冷,量亦无用。方喜转机,孰意一转瞬间竟撒手而逝哉!履安与予结缡整整二十四年,今日乃永隔幽明,忍之痛绝。

 

殷履安自嫁到顾家之后,为顾先生先后侍奉祖母与父亲,抚育前妻遗下的两位女儿(自明、自珍),对顾本人的生活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试看当此弥留之际,她对丈夫外面的事业和家中的起居仍然想得十分周到。顾先生在她死后编了一个《予与履安同居年月表》(见同年五月三十一日条末),稍一检查,即可知她在这二十四年的婚姻生活中是多么任劳任怨。所以顾先生对她的死是非常悲痛的。六月十九日记:

 

得肖甫(按:赵贞信)信,谓崇义桥所中诸人闻履安耗皆唏嘘不置,盖履安之贤德有以深入人心也。予览此亦为一哭。

 

崇义桥即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之所在。七月二十七日:

 

徵兰(按:他的第一任妻子,姓吴)之殁,予仅哭两次,一气绝,一入殓耳。独至履安,则一思念辄泪下,今日又哭出,她对我实在太忠心了,叫我如何不想她!今日与伯稼谈履安事,又出涕,看《浮生六记》中记逝一章,又泣不可仰。噫,我心真碎矣。

 

八月一日记:

 

忆祖母死后虽有家庭之变,而有履安辅相,精神上尚不大难堪。今履安死,则“臣无以为质矣。”有生以来,从未有如此之伤心者也。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九日是履安逝世的阴历周年,请高僧来为她作超荐道场。日记中又说:

 

今日作法事时,二十六年中一幕幕之家庭情况映现予脑,履安克勤克俭及待余敦笃之情活跃幕上,使予又泪下不止,静秋以巾授予,为之湿透。噫,予何能对不起她,而烦两女之悬虑乎!

 

我详引顾先生对履安德深切悼念是要他向谭慕愚求婚提供一种理解的背景。他在履安死后十六天便写信给谭求婚,无论就人情或习俗说,都未免来得太快,好像对死者过于无情。然而事实具在,他对履安的情感是十分真诚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和谭慕愚的精神契合也已二十年,发生了另一种情感。这两种情感之间当然存在着冲突,因而在他心中造成了长期的痛苦。一九三二年一月,他因疑心谭将弃他而去,曾感慨万千地说:“予心之苦,健常安得知之乎!”这句话便是情感冲突的明证。试问:如果不是他对履安也怀着深厚的情感,此“苦”又从何而来?所以自一九二四年以来,他一直在这两股情感中挣扎。但这并不是所谓“传统婚姻”与“现代爱情”之间的冲突。事实上,在这一“安身立命”的紧要所在,他仍然没有跳出中国传统的樊篱。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他写信给新婚不久的殷履安,鼓励她自修,将来可以和他站在同一层面上进行学问上的交流。他说,这是他一向羡慕的“以伉俪而兼朋友”的乐趣(《顾颉刚年谱》)。他所引的这句话,出于章学诚的《妇学篇》。章氏指出,最理想的男女结合是“以夫妇而兼朋友”,但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少,因此士大夫往往在伉俪之外别寻所谓“红粉知己”,即精神上契合的女友。在顾先生的理想尚未实现之前,谭慕愚已闯入了他的生命,“伉俪”与“朋友”终成二水分流。前面已引过他提议与慕愚同写《中国通史》的信(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他当时说:

 

要是这个工作真能作成,我二人精神之结合将历千古而长存,不胜于百年之伉俪乎!

 

很清楚地,他和履安是“伉俪”,和慕愚则是“精神之结合”,二者之间虽然极其紧张,但可以并存。通过章学诚,他在中国文人的传统中,找到了精神的根据。下面是他求婚失败的过程。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三日:

 

今日到江边送文珊,而遇健常,太巧了。健常将于下月初到甘、青、宁、绥四省视察新县制及户政,独身行,往返期五个月,勇敢可佩。渠于端节返北碚,闻衔晋言,乃知履安逝世。今日来吊,系由陈家桥乘汽车至歌乐山,坐滑竿至磁器口,乘轮船到柏溪,往返二百里,使我不安,然亦藉此得知彼对我无异于前也。年来少通音问,更鲜见面机会,今日得聚,使予又以兴奋而致失眠。

 

慕愚次日去后,他第二天(六月十五日)便开始写长信求婚。他说:

 

予与健常钟情二十载,徒以履安在,自谨于礼义,此心之苦非他人所喻。今履安殁矣,此一副心肠自可揭晓,因作长函寄之,不知被览我书,将有若何表示也。(此事本当少迟,以彼将有远行,不得不速)

 

这封信一直写到六月二十日才完毕。日记中说:

 

致健常信抄毕,共计十长页,每页四十余行,行二十余字,约共九千四百字,算是我近年的一封长信,把我三十年来不能揭开之生活小史都揭开了。此函共写六天,如无自珍之病则四天便够了。

 

他自己也感到这封信写得太早,但因慕愚即将远行,不得不尔。在这封万言书中,他大概把累积了二十年而“从未道破”的“情怀”都倾吐出来了,所以信才写得这样长。但二十六日谭的回信到了,反应却完全出乎他的意外。日记上说:

 

今日上午十时得健常信,态度甚冷,使我几晕。彼如何如此忍心?无意耶?弄狡狯耶?在柏溪时,折纸作两阄,一书谭,一书他姓,置于掌,祝而摇之,三次皆得谭。今夜复作两阄,一书成,一书不成,则三次皆得成。果尔,则健常此函特试我耳。

 

顾先生不仅一往情深而且一厢情愿,回信明明“甚冷”,他却宁肯相信拈阄,最后竟得到“特试我耳”的结论。因此一连两天他再接再厉,继续写信。六月二十七日的日记说:

 

晨三时半醒,想健常事,意不能自遏,天明即起写信。看今明两书达到后,彼将作何答复。

 

大概是由于思念太切的缘故,意中人竟入梦来。六月二十九日:

 

未睡,梦健常来,予臂挟《辞源》一册,与之偕出。何以挟《辞源》?殆为予与彼有讲不尽之话乎?夜作四阄,一书谭,一书非谭,一书成,一书不成,而三得“谭不成”与“非谭成”,疑此事了矣,天乎天乎!

 

这次拈阄倒是应验了,但由于过于一厢情愿,他释梦却离题万里。如果他的头脑灵活一点,他应该可以立刻想到:《辞源》者,谭来告“辞”也:此是“辞别”之“辞”,非“言辞”之“辞”。第二天谭果来“辞别”了。六月三十日记道:

 

健常来,同到金刚吃茶、饭。谈一小时。

 

午间健常之来大出予意外,渠云,为我想,须有子。为彼想,彼是一活动之人,不能管理家务。把她心中问题直接说出,反使予放心。予必设法,使彼此间相成而不相妨。

 

顾先生真是情痴,硬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在谭七月二十七日曰去西北之前,他又赶着做出一次巨大的努力。七月二十五日记:

 

到典试会,抄致健常函四千字。此函凡一万三千字。

 

这是比上次万言更长的一封信,所费心血和时间可想而知。七月二十六日:

 

将致健常书复看一遍,出,打长途电话与健常,则已行矣。

 

今日欲将致健常信寄出,而不知其何在,因打电话到内政部,则渠于今早进城矣。及晤镜吾,知数日前渠自城回部,车经歌乐山,仅下车与彼一谈,谓“事太忙,顾先生处不能去,以后通信罢!”镜吾知其飞机期为二十七,则今日进城便径赴西北矣。渠事固忙,然三次经歌乐山而不一来,又不寄一信,其有取瑟而歌之意耶?若然,则予既丧贤妻,复失良友,倒霉透顶矣!为此,下午及晚间均不能眠。

 

七月三十一日才得到关于慕愚出行的确切消息:

 

镜吾告我,渠前日进城,至曹孟君处,知健常飞机票都未买得,公司中嘱其于廿七日至站上待,是日孟君未送而彼亦未归,则即于彼日行矣。渠此行绝不告我,一个人倒霉时真无处不倒霉也。

 

这样看来,他那一万三千字的长信连寄出去的机会也没有。日记中连呼“倒霉”,即是承认“伉俪”与“朋友”已两俱失矣。

 

谭慕愚此行为期数月,踪迹不定,但顾先生仍未能忘情,还是随时注意她的动向,十月九日:

 

接九月廿二日张令琦来书,知健常已访其父鸿汀先生。

 

十月十日:

 

本日《大公报》载健常本月四日偕高一涵到西宁,九日回兰州,想见此行匆匆之状。甘、青、宁三省既俱到,谅本月内即回渝矣。

 

但他此时已从幻梦中醒来,再过三天(十月十三日)他便接受朋友的介绍,开始和张静秋女士交游了。一九四四年五月九日,与张静秋订婚一个月以后,顾先生写了下面一段日记:

 

与静秋同到宿舍整理衣服。出前数年日记及去年致健常书与同读,并谈论其事,直至五时。

 

与静秋续谈健常,直至十时。

 

静秋观予向健常求婚书,颇指摘其无情,又谓如此用情纯厚者能有几人。晚衔晋来,谓健常怂恿其妹打胎,且屡函其妹骂衔晋,挑拨其夫妻感情,前年内政部出一科员缺,又强迫衔晋往任之,天天寄快信。此等事皆不合情理,而出之于我挚爱之健常,真刺伤我心。因太兴奋,晚遂失眠,以无水,未服药。

 

这是第三阶段有关谭慕愚的最后一条日记,大概是向未婚妻详细交待他和谭的关系,所以谈得这样久。谭的拒婚无疑是顾先生一生在感情上受到的最大创伤,短期内很难平复。正是在这一心理状态之下,谭的妹夫(衔晋)对她的种种指摘,他才会照单全收。日记中“真刺伤我心”五个字其实只有用在拒婚事上才铢两悉称。

 

顾、谭的故事在这部《日记》中占有很中心的位置,故事本身的发展也使读者不断发生新的期待,然而它竟戛然而止,结束得教人泄气。这时一个典型的反高潮(anticlimax)。

 

在谭慕愚方面的资料完全缺席的情况下,故事只能就此落幕。故事结束了,然而还有余波荡漾,这是中国大陆天翻地覆以后的事,仍值得一记。

 

《日记》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九日:

 

览报悉健常在京为中苏友好协会理事,此次被派赴苏,为五一节观礼团员,长风万里,殊可羡。念五卅惨案时,渠为国家主义派,反共最烈,刘尊一为共产党,常与齕。其后刘被潘宜之逼为妾媵,堕落为富家妇,而渠一意奋斗,乃有今日之长征。世事变幻,宛然一梦也!

 

顾先生偶然在报上发现谭被派赴苏联的新闻,不胜惊讶和感慨,因此留下了这条日记。他惊讶的是当年“反共最烈”的人竟能获此殊荣,而同时与谭正面斗争的共产党员刘尊一却已没落无闻了。谭、刘是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三日与顾初次同游颐和园的北大女生中之二人,在学生运动中分别是右派与左派的领军人物。但一九五一年时两人的升沉荣辱却与当年的政治立场完全颠倒了。难怪他要发出“世事变幻,宛然一梦”的感慨了。

 

其实在顾先生写这条日记的时候,刘尊一(一九〇四—一九七九)已不再是“富家妇”,她在西南师范学院担任教育系主任的职位,与吴宓同事。吴宓对她作了一个简要的介绍:

 

年四十七岁,初嫁何,生一子。先在北大从李大钊游,遂入共党,同任要职。一九二七夫妇在沪被捕,何死;再嫁桂人潘宜之,生二子二女。约八年前,潘遇刺死。近其仇每以“双失节”讥之云。

 

《吴宓日记续编》有关刘的记述不少,因与此处的讨论无关,从略。无论如何,刘已边缘化,与谭之显赫不同,确是无可否认的。谭在此时何以能取得这样高的政治待遇,必须另作研究,不过我愿意提供一个可能的推测。我记得一九四九年秋黄绍竑是国民党的和平代表之一;他在北平还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小词。开首是“北国正花开,已是江南花落”。谭慕愚追随黄二十年,或即是当时随员之一。……派谭去莫斯科恰好可以昭示国民党及其他反共的团体和个人:像谭慕愚这样当年“反共最烈”的人都可以受到重用,你们还怕什么呢?姑至于此,以待将来验证。

 

一九五四年顾北行以后,与谭仍免不了在公共场合会面。这是因为顾的政治单位是“民主促进会”,谭则属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而两人分别在政协与人大。我在《日记》中只发现一条谭请顾午饭的记录。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

 

到惕吾处,长谈,留饭。

 

今午同席:曾萍、王伟、黄镜吾、谭家昆及其子女(以上客)。谭惕吾及其子利民、女静(以上主)。惕吾之母已于去年在京逝世。其子女二人则所抚孤儿也。

 

这时拜年而留下午饭并作长谈,距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拒婚之会已十二年了。谭始终不结婚,抚孤以代子女,可知她或早已抱独身主义。两人这次谈些什么,日记一字未提,甚为可惜。但这次相见之后,顾的旧情又有复发的迹象。一九五五年五月八日:

 

静秋加入妇女联谊会,今日会中同人到北海游玩,因邀同去。

 

在北海休树下,杨花扑面,忽起感伤,因改前人诗数字以抒予怀:

 

风光渐老见春羞,到处凝情感旧游。多谢长条似相识,乱飞烟絮上人头。

 

轻红桥上立逡巡,渌水微波渐作鳞,手拈柳丝无一语,卅年春恨细如尘。

 

噫,放翁行作稽山土时,尚感沈园之柳棉,况予耶!

 

三十年前是一九二五年,正是他和谭慕愚常常同游北海的岁月。放翁“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之句此时亦必往来胸中,不能自已。若更推之二十三年后(一九七八)题《日记》所写“五十年来千斛泪,可怜隔巷即天涯”之诗,那就和放翁“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棉”的心境完全合一了。

 

顾先生自初识谭慕愚,便为她的“勇猛精进”所折服,后来又一再称许她“有良心、有志气、有魄力、有眼光、有胆量”等等。他又说她“频遭夜行者之按剑,世无真知,我自喜为九方皋矣”。就此点而言,他确不愧为谭慕愚的知己。这些难能可贵的品质,在谭的晚年又有了一次最痛快淋漓的发挥。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顾先生在《日记》中告诉我们:

 

报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女生林希翎(亦名程海果)大发反社会主义谬论,渠曾住谭惕吾家,与黄绍竑亦有往还。予前览报,觉民盟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有组织,有阴谋,而民革若龙云、黄绍竑、陈铭枢、谭惕吾等不过说话随便,似不当同等看待。今观人大揭发,殆不其然。论世知人,戛戛乎难哉!

 

谭惕吾变成“右派”足证她仍然坚持着早年的某些理想,不可与随波逐流的“靠拢分子”相提并论。林希翎既曾在她家中住过一段时期,思想上的影响大概也不能完全避免,具体的情况,希望将来有人能发掘出来。我写这篇文字时,没有时间去追踪谭一方面的资料,是一憾事,但是由于偶然的机缘,我发现沈从文先生有一段对她的描述,恰好发生在她打成“右派”之后,姑且引在这里作为参考。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沈在青岛《致张兆和》中说:

 

耀平的上司林XX果然已露头角。这人和我在上海一处视察,样子就张扬不本分,不像个有学问的人,相反和个上海商人差不多。正如谭惕吾,给我印象即不好,一看就像个只想兴风作浪小政客,又没有什么知识本领,我还奇怪怎么这些人都是人民代表?

 

信中提到的林某一定也是“右派”,故称之为“已露头角”。沈先生是一位谨慎本分的人,一生不沾政治,因此与林、谭两人都气味不相投,对他们印象很不好。但他用“兴风作浪”四字形容谭惕吾,却值得注意。这就表示谭对当时政治很不满意,平时一定流露出不少批评的意见。最使我动容的是顾先生一九五八年四月尾的一条日记:

 

本月(按:四月)十八日到社会主义学院参观大字报,诸大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陈铭枢、李健生、黄绍竑、储安平、费孝通、钱端升、浦熙修、陈铭德、邓季惺、叶恭绰咸有,独不见龙云、章乃器、谭惕吾三人,盖彼辈不肯学习也。与伯昕谈,我辈要否去劝一劝。渠云不必,统战部曾召集右派分子开会劝导,谭惕吾发言仍强硬不服罪,毛主席说,让他们待着看罢。闻之殊为忧虑,今日何日,乃犹作死硬派耶!龙云年老不必说,章乃器、谭惕吾年均五十余,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可作为,乃将以死硬派终耶?……闻章乃器之妻杨美贞虽亦划为右派分子,但已与其夫分居,临别之际,章乃器斥之为“卖夫求荣”。

 

打成“右派”一年之后仍然不肯屈服、拒绝“学习”的只剩下三个人,谭即其中之一,她的志气、良心、气魄……已显露无遗。更出人意表的是,在统战部集会劝导的场合,谭慕愚发言“仍强硬不服罪”,……这已不是“勇猛”、“胆量”所能形容其万一。孟子所为“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和庄子所谓“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庶几近之。

 

顾先生相去劝她,可见关怀之情不减往昔。但是他们两人此时的思想距离,相去已甚远。谭负隅顽抗之际正值顾“向党交心”之时。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整风办公室编印的《自我改造大跃进快报》(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八日出版)上登出了下面的记载:

 

不少领导同志在竞赛中一再挑战加码。中委顾颉刚同志原交二百条,但他在翻阅自己解放头两年的日记后,感到要说的心里话很多,就主动提出增加指标到五百七十条,向杨东莼、严景耀同志和原来指标最高的陈慧同志挑战,陈慧同志以二百八十条应战。不仅比数量,还要比深、比透。(见《日记》一九五八年四月三十日条末)

 

……《日记》后来还有两次提到谭: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日,

 

予打电话与健常,未通,岂真有憾于我耶,抑他迁耶,今生尚得相见耶?思之怅然。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今日报载人大常委会中设立法制委员会,费孝通、谭惕吾皆在,知一九五七年之冤狱一洗而空矣。为之喜慰。

 

顾先生情有独钟,终身不忘,古今少见。但是从一九五八年起,他和谭慕愚已各自在人生道路上作出了明确的选择,“君向潇湘我向秦”,这是无可奈何的人间恨事,然而这应该怪谁呢?

 

转自《知识人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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