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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的白杨——纪念父亲母亲诞辰100周年

--作者:谭黎明

前言

又到清明,又到了给故去父母上坟的时节。点上两注香烛,让蜡泪流,让轻烟飘,我总是思绪万千,想起他们生前的音容笑貌,我禁不住潸然泪

下。

苍海桑田,父母离开我们多少年了,每次想起都恍如在梦中。怀念日积月累,有增无减。但往事如烟,它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淡抹。

翻开那本尘封已久的相册,任思绪流动其中,照片只能固定历史瞬间,文字却能记录历史。写下一点回忆往事的文字,把它记录下来,也了却自己

的一个心愿。

谭黎明

二零一 七年四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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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看到白杨树,就想起茅盾先生1941年写的《白杨礼赞》中对白杨树的描述:“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朴质,坚强,以及力求

上进的精神。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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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父谭白杨,生于1918年1月18日,原名谭復初,谭峰,因故自改名。父亲改名时是否读过《白杨礼赞》?不得而知。

父亲生于湖南沅江一大户人家,曾祖谭华告时有田4000余亩,遍及沅江华容南县湘阴四县,祖父谭玉山,曾任湘军团长。祖母彭元满,育四子五

女,父亲排行第八。

父亲一生命桀。自小虽衣食无忧,但体质赢弱,不幸六岁丧父,家境中落,随即分家。因其年幼,所分田地由其大哥谭毓湘代管。十岁,父亲因

传染肺结核大病一场,一病几死,小小年纪即饱受病痛及恐惧的折磨,住院休学近两年,14岁才于沅江沅英小学毕业,即往长沙求学。被长沙广

益中学录取,广益中学是当时湖南最著名的中学,李立三、朱镕基等人均在此学习过。父亲在广益中学的六年中,成绩优秀,受到良好的教育,

20岁于广益中学高中毕业,遂与母亲袁玉蕴完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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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高中毕业照

母亲与父亲同年同月出生(1918年1月12日)。其时袁家家道殷实,外公袁君山原系长沙东乡农民,虽从未上学读书,但有经营头脑,后在长沙开

染坊兼做布匹生意,生意做得很大。外公育有一子六女,我母排行第三。外公特别看重子女读书,我舅是独子,所以一直培养他读到清华大学毕

业,据说我舅结婚那天,长沙城摆流水席,任何人都可以上席,此事当时轰动长沙,都说袁老板是个做大事的。母亲也于长沙明宪女中初中毕业

,长于女红,擅绘画,懂音律,知书达理,人也长的时尚漂亮。因日寇侵华,逼近长沙,长沙城内家家急于嫁女,促成了父母的婚姻。

新婚不久,即遇日寇侵华之长沙大会战,1938年,国民党为实行焦土抗战政策,制造了世界闻名的惨案——文夕大火,把长沙城烧了百分之九十,

全长沙烧死三万多人。父母当时住在沅江老家,父亲原想报考大学,因战难未能如愿。当时舅舅在位于桃江的湖南酒精厂任厂长,父亲即在酒精

厂任庶务,42年又被聘任沅江县政府会计室会计。44年5月沅江沦陷,日冦实行三光政策,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谭家举家逃难,遂趁夜将大

型值钱的红木家具、金银制品沉入池塘,租一条乌篷船,成天躲于洞庭湖的芦苇荡中。当时父母已有一女两男,逃难前,父母想出了一个妙法:

选一根竹棍把关节打通,将金首饰银元和现钞灌进去,用棉纱和蜡把口封好,逃难中棍不离手,既可用来做扁担又可做拐杖,看起来只是一根打

狗棍,却系着一家人的身家性命。一次,父亲带着竹棍去小镇上买豆腐,日寇突来,难民四处逃散,父亲虽逃得性命,惊慌中却将竹棍遗失,日

寇走后父亲又返回小镇寻找,那根不起眼的竹棍竟然还在地上,失而复得,有惊无险。有一天,谭家逃难的乌篷船躲在一个叫十一嘴的芦苇荡中

,遇日寇扫荡,因我二哥年仅四月,受惊哭闹,同船的大伯谭毓湘怕日寇汽艇发现,几次凶狠的要掐死他,母亲不舍,含泪坚拒,他们竟然趁我

父母一家上岸吃饭之机把船开走。此时,一家人担惊受怕,举目无亲,惶惶不可终日。后听说我外公一家也逃难到了安化东坪,无奈,父母又携

儿女经益阳,桃江,辗转逃到安化县东坪乡下,一路上,母亲背着女儿,父亲用竹棍挑着一担箩筐,挑着两个儿子,一家人风餐露宿,东躲西藏

,苦不堪言。有一天晚上,突然听说日本鬼子来了,吓得一家人往山里跑,第二天天亮才发现是睡在坟堆里,吓得半死,母亲自慰的说:这总比

被日本人抓住好。一路的生死逃亡,好不容易保住一家人性命。

到东坪与外公团聚。为了养家,父亲与外公商量,把外公带到东坪的布拿出去卖。父亲借了一个背篓,背着十几匹布,每天走街串巷,上门推销

。有了经验与本钱后,又开始长途贩运,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经父亲一年多打拼,他在此地生意越做越好,赚了一些钱。那时,父亲每天在外

含辛茹苦,奔波操劳,母亲在家一个人带三个孩子,洗涮做饭,操持家务。母亲最是心灵手巧,自小在外婆的教导下学会厨艺,做的一手好饭菜

,还特别会做针线活和绣花,全家人的衣裤都是母亲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缝出来的。45年9月,日寇投降,沅江县政府通知父亲去复员,父亲因经

商刚上路,还计划做更大的生意,加之逃难中因十一嘴的事与大伯产生隔阂,不愿再住沅江,即拒绝了。但是,父妹谭淑珍因朋友新任一学校的

校长,反复恳求我父帮忙教一个学期的书,父亲心软,便答应了,沅江小学便响起了父亲的教书声,我家后来子孙教书的多,经商的多,渊源在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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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老年照

1945年下半年,父亲为分家后的托管的田地收入与大伯谭毓湘撕破脸争执,抛弃了所分的田地,仅得到500担谷(大约1000光洋)的补偿,便弃家

离开了沅江到长沙,租住在长沙湘江别墅,并在县正街开了一家小杂货铺。

那是一段平静的日子,父亲守着那间杂货铺,没事时喝点小酒,拉拉京胡,自娱自乐。那年元宵,母亲生了一个小姐姐,可惜患病夭亡。因嫌租

别墅太贵,后在长沙南门口冯家湾花20光洋修建了两间简易住房。

外公的生日是农历除夕,每年大年三十,都正街千总巷都要张灯结彩,母亲七姊妹都要带着家人给外公拜年祝寿,因人丁兴旺,外婆照例要准备

两大桌饭菜作为团年饭。饭后守岁,出彩的节目就是唱京戏,父亲必然会带着他心爱的京胡,科姨子聪姨子京剧都唱的相当好,母亲也会唱几段

,一家人拉的拉,唱的唱,说的说,笑的笑,热闹非凡,真是一场中国家庭式的春节联欢晚会。

父亲与连襟们的关系较好,当时与连襟郭建中等人商议合伙筹办泰丰米厂,并经郭介绍加入了民社党。想当年我父不满三十岁,便成了泰丰米厂

股东,有了自己的事业,并在长沙有了自己的房子,羽扇纶巾,踌躇满志,生活充满了希望。

1947年泰丰米厂开业,谁知天时不利,乐极生悲,当时国民党即将垮台,通货膨胀,伪币急贬,上午卖出的米下午就买不回来,泰丰米厂开业不

足一月便因亏本停业,这样开开停停,48年初泰丰米厂关门出顶,彻底破产。父亲投入的1000光洋所剩无几.

这1000光洋对父母来说可不是小数目,它是这个家的基础,是做生意的本钱,也是父母的希望。受此重大挫折以后,父亲确实有些心灰意冷,但

生活还得继续,大生意不能做了做小生意,便又开始小贩生涯,在长沙贩小菜、干鱼干虾干辣椒。每天早上天不亮便起床赶早市,下午回家时沿

街叫卖,那时,民不聊生,生意难做,靠此养一家五口,日子过得十分艰难。49年10月,父亲肺结核病复发,吐血不停,但当时家庭生活窘迫,

又无钱住院,险些送命,幸亏母亲细心照顾,在家休息了几个月才好。那段时间母亲又要带小孩,又要搞家务,又要照顾病人,好不容易才挺了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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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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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1949年,长沙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急需金融人才,50年元月父亲投考湖南人民革命大学被录取,学习三个月后,又在省银干班学习半年,于

50年8月分配到津市人民银行,50年12月调到石门人民银行。母亲50年随父亲来石门后,隔年参加工作,在县贸易公司(后改为商业局)任会计,

后在县药材公司任主管会计。

父亲为人正直善良,待人热情,聪明豁达,乐观幽默,又懂艺术,吹拉弹唱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字写得相当漂亮,一米多长的算盘,打起来噼哩

啪啦的象放鞭炮一样,看得人眼花缭乱。高中文化在解放初的山区县也极少。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后来有人说,除了时局原因外,正是

由于这些导致了一生的坎坷。他的本职工作是人民银行信用合作股,管全县的信用社,经常下乡检查辅导工作。但能者多劳,他又兼管着储蓄宣

传、刻钢板、写标语、培训干部职工业务、教员工唱歌等一些别人做不了的事,甚至在储蓄柜台缺人时,他也抽时间去顶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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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父亲考省银干班准考证照

那几年,是父亲一生中最惬意的时间。全家虽租住在破旧民房里,但儿女渐大,工作生活稳定,全家人吹拉弹唱其乐融融。闲暇时,父亲开始写

历史小说《伍子胥之死》,写了几万字,还钻研苏联科学家米丘林的植物学,在银行种了许多菊花,做了好多试验,通过嫁接,开出了满院奇异

美丽的花。母亲此间生了一女一男,其男即我,可惜我那小姐姐因病不幸夭亡,无缘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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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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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合影——父母、姐姐谭菲玲、大哥谭唯准、二哥谭耕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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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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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姐弟叔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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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的大哥谭唯准

我小时候较胖,很淘气,因为父母都上班,没人管我,所以我经常闯祸,不是把人家的玻璃打破,就是把人家的小孩打哭,母亲不知为我给别人

陪过多少小心。但母亲从不打我。从小父母给我的第一个教育就是诚实,不能撒谎,第二就是节俭,绝不能浪费,一粒饭掉在桌上都要捻来吃掉

,父亲经常给我讲一些科学道理:天上为什么有云,为什么下雨等等,鼓励我多动脑筋。有一年夏天,母亲去常德开会了,我就在银行跟父亲几

天,父亲到离县城七八里地的二都信用社查账,只得带着我,那时没公交,回来时我走不动了,父亲就背着我,背不动了就牵着我,一边走一边

给我讲水浒英雄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使我忘记疲劳。哪知第二天我学水浒英雄,因银行对门新华书店一个经理的儿子欺负小朋友,我一石头

把他头上打了个洞,直流血,那经理找到银行告状,父亲知道后气得把我的头往墙上撞了几下,这是父亲唯一的一次对我的体罚。我以前看到父

亲和哥哥拉二胡,我就站在边上捣乱,父亲从不让我摸二胡,——一把二胡十几块钱,我那时只六七岁,怕弄坏了,父亲平时把二胡挂在高高的墙

上,我想拿拿不到,这次闯祸后,父亲把我锁在家里,不准出去,把二胡给我,教我拉二胡。可能我对二胡天生有缘,也可能因为我平日听得多

,音乐在我心上产生移默潜化,什么“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几天就学会了,后来,就连父亲的最高水平的“纺棉花”也拉得像模像样。再

后来,我下放农村凭二胡专长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混了好多工分。有几次从农村回家,晚上在院里乘凉时,父亲都要我拉几首他最爱听“良

宵”"二泉映月"等老曲子。二胡,成了我一辈子的“恋人”,是我渡寂寥,表情愫的唯一选择,并多次登台独奏,给我一生无限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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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3月我和父母

小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父母带我去长沙。我们家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长沙,不仅仅是因为长沙是大城市,而且长沙是他们的故乡,有自己在冯

家湾的房子,有他们两个儿子,还有他们的亲戚朋友,有他们抹不去的童年、青年的记忆。那时候没有直达长沙的汽车,到长沙要先坐汽车到津

市,再从津市坐船,一天一夜才到,船没有座位,全是一条条的板凳,坐累了就站在船舷边看洞庭湖,有的地方像大海一样,水天一色,无边无

涯,有的地方洲港纵横,芦草葱葱,美不胜收。有时能看到一条条大鱼从水中跃出,令人兴奋。父母每次过沅江时都要说一声:到沅江了!不论

是吹风下雨还是夜半三更,都要去甲板上看看。沅江,给他们多少难忘的记忆,但离开后他们再也没回去过,就连1956年祖母去世父亲也未回沅

江,因家庭出身原因,怕单位有些人说还怀念地主阶级剥削生活,不敢去,但心里的牵挂,又岂是人为可以割断淹没的?一次,到沅江时去甲板

看风景,一件驼色的呢子大衣被小偷偷走。这是母亲最为心爱的大衣,在单位从来舍不得穿,就这样丢了,母亲几十年后还叨念着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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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 扎辫子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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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母亲工作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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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母亲姐妹及妹夫们合影


 三

据说,上帝给你一些东西,就要从你那里拿走另一些东西。上帝给了父亲聪明的大脑,完善的人格,幸福的家庭,可是,却把父亲健壮的体格拿

走了。逃难时由于操劳过度和营养不良,父亲三十几岁满口的牙齿全掉光了,而且做的假牙戴不了,不仅影响美观,还失去了咀嚼能力,没有了

口福。许多吃食只能脔吞,我不知道没有牙齿的尴尬和痛苦,但牙痛却感同身受,那真是痛起来要人命。一次,看见我吃油炸花生米,他羡慕的

说:真香啊,不知能不能用小碾子磨碎了吃。父亲年轻时即已近视,没有了眼福。一次冬天,他在房里烤火,火把袜子烧了个洞,漏出白皮,他

以为是袜子上贴了小块纸,反复用手去搣,半天才搞明白。廋骨伶仃的,戴一副1000多度近视眼镜,吃饭完全靠攭。这就是父亲的形象,也是典

型中国知识分子的样子。凭着这半残的身体,父亲经受着一次一次的磨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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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


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父亲参加工作后受到的第一次打击。当时石门县委为了证明自己的忠心和提高反右政绩,在全县开展了一次大的运动,据

说,银行邢**副行长提出我父思想右倾问题,理由好多,除了家庭出身不好,学历较高外,主要是储蓄宣传上的问题:

银行的储蓄宣传橱窗地处石门最热闹的街上,解放初石门街上本没什么可看的,这个橱窗就成了石门最吸人眼球的风景,每个月出2期,图文并茂

,都是些宣传储蓄政策,劝人储蓄的内容,根据后来形成的右派材料,我父有3个问题:一是污蔑人民币不值钱。比如画一个农民有了钱不知放哪

儿好,就藏在床铺草中,一天把牛系在床边,牛吃草时把钱吃了。二是宣传资产阶级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比如:一个小孩拔不起一个大萝卜,

一群小孩就把一个大萝卜拔起来了,图中把小孩画成人民币的形象,把萝卜画成闪光的手表。三是丑化职工大吃大喝铺张浪费,这个例子就太多

了。还有把红旗画反的,本应向左飘,画成向右飘,还有几次把工农兵形象画得廋骨伶仃,软弱无力。总之,每期宣传都是大毒草。此外,种花

成了资产阶级情调,就连给新调来的青年送粮票,给住院的农民送钱粮都安上了拉拢腐蚀贫下中农的罪名,等等。56年初夏,银行响应县委号召,

全体干部到白洋湖公社支农插秧,当时有个基层信用代办点青年叫胡春初,在插秧中突患重病,眼看就不行了,当时农村医疗条件不好,父亲把

他送到县医院,守了三天三夜,后抢救过来。像这种好人好事,那时却被当成罪名,真是黑白颠倒。只是那胡春初,此后不管什么情况,每年过

春节都要给我父亲拜年,在父亲最后的时间里,他陪了父亲的最后三天。此是后话。

那段时间,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写不完的认罪检查,那些无限上纲,莫须有的罪名,那些污蔑和侮辱的言词,是多么残酷无情,刺人心扉。据

说,当时全国50多万右派,其中自杀的有许多,父亲虽低下了头,但终于挺下来了。他知道自己没有什么错,也相信人民最终会搞明白他的问题

。母亲反右虽未受到冲击,但那些蔑视的眼神和窃窃私语的议论,无不冲击着人的心理承受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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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 母亲、姐姐和我

石门县终于完成了反右任务,父亲被带了一顶右派的帽子,工资和行政级别直降5级。从19级降到24级。这对父亲的打击太大了。58年父亲刚40岁

,正是做一番事业的时候,遭遇这种莫须有式的陷害,人生坎坷,诸多磨难,复何言哉。好在右派定性级别不高,仅为中右,没有开除工作和下

放,更没有抓进牢房,也算不幸中之万幸了。1961年组织可能考虑到我父亲打成右派一些事实太牵强,做出摘掉父亲右派帽子的决定,算是中国

右派中摘帽最早的。但工资却再不补了。

工资降级后,家庭生活只得一再降级。59年时我家有一女三子,除我尚在幼儿园外都在读书,未参加工作,负担较重,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机关

每天吃红薯米饭,一两个月才吃一次肉,那时机关食堂的肉是一毛五一份,每次吃肉,母亲都让我吃,她自己吃点搭菜。我们身上衣裤,都是新

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全靠母亲操持才得以度过那艰难年代。记得有一次药材公司一个同事去长沙开会,问母亲给在长沙读书的儿女搭点

什么,母亲说:搭几根油条。油条那时是奢侈品!父亲长期以来养成嗜好茶烟酒的习惯,茶酒能忍着不喝或少喝,烟却戒不了。父亲几分钱一包

的纸烟都舍不得买,买烟叶切成丝后抽烟斗,我那时六七岁了,有几次父亲叫我去石门大礼堂,趁开会的干部散会了去捡烟蒂,捡回后小心搣开

,放在烟斗里抽。别人看着弯弯的烟斗抽着很有派头,那知其中的苦楚!我哥在长沙读书时也每天放学后帮人推板车,每天拖着瘦弱疲惫的身躯

,一放学就到天心阁的长坡边,看见拉板车的来了,马上跑去卖力的推,推上去后有的给几分钱,有的还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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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春节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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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春节

1962年,父亲在摘帽后多次向银行提出退职申请,想拿点退职金去经商做生意,试想,家庭本出身不好,政治上又背着摘帽右派的头衔。做着重

要的工作,却拿着极低工资。坏事不想做,好事不能做,单位上只有幸灾乐祸的同事,社会上没有同情理解的朋友,瞻望前途,不寒而栗,以父

亲之清高,又岂能为三斗米折腰?但银行坚决不批准,并以革命意志衰退批判他,无奈父亲只得又为此写了几次检查,认命而已。

现在看来,父亲的退职的心情虽可理解,但此事还是不合实际,那时的中国,虽允许个人经商,但后来政策越来越紧,因投机倒把罪抓进大牢的

多的是,幸亏单位没批,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其实,现在来看,那时选右派实际上是选社会精英,应该感到荣耀,没有高文化、高水平、高能力

的人是选不上的。朱镕基那时也被打成右派,并被开除党籍下放农场劳改了三年。所以,只是那时思想受局限,看不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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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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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夏

令父母欣慰的是我姐和我两个哥哥都先后参加工作,我姐在中南矿冶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山西一矿山任技术员,我两个哥哥都在长沙中学教书。那

时父母分别住在各自单位,我随母亲住,单位没有住房,一间房,前面办公,中间用两个柜子隔着,后面放一张床,也没什么家具,吃饭到食堂

,我家全部家当就是一个藤条箱,64年,药材公司才分了一间住房,母亲给我铺了个小床,买了锅盆碗盏,星期天我家可以自己悄悄搞点好吃的

。母亲的菜做的好吃极了,就算是普通的萝卜,也味美无比,记得一次母亲做了一坛油泡山菌,我尝了一个,那味道真是太美了,后来我每天忍

不住偷吃,直到母亲发现坛子里少了许多菌子,才告诉母亲我偷吃了。后来,我们姐弟四个在各自家中都是掌勺的大师傅,这也是受母亲厨艺的

指点和熏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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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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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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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兄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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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谭唯准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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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谭耕砚读书时



1966年,文革开始,天下大乱,中国进入一个更加扭曲的社会。从破四旧立四新,批判三家村,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父母所在单位更是不甘落

后,首当其冲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标语。父母因出身不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下,造反派定了一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的身份,单位

的大字报多如牛毛,全是触目惊心的罪名,即使是平时谨言慎行的父母,也绝逃不了他们的检举揭发,比如,父亲在一次生活会上检讨说:学习

毛主席著作,要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我学毛主席著作就是没有用。这成了“恶毒攻击学毛主席著作没用。”诸如此类的检举揭发太多太多。就连

父亲教唱革命歌曲也被骂为:虾子头上顶泡屎——不知香臭。

一天,来了一群人开始抄家,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拿走了,我记得有几箱书,还有几块玉石,有几张解放初的100元纸币,一些老照片,都被抄走

了。父亲最心疼的是一把檀香扇,解放前买的,檀木刻的花纹特别精致,几十年了,一打开还是檀香扑鼻,泌人心肺,令人喜爱,抄家后再也没

有了,文革后也査无去向,真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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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父亲

66年,学校已停课闹革命,12岁的我非常苦闷:出身不好,父母受冲击,自己受鄙视,没有书读,不能招工当兵,没有前途。67年元月的一个晚

上,我和一同伴离家出走,不辞而别,父母发现我不见后急得要命,到处打电话找,还报告了公安局。12天后我们回到长沙,这时已临近春节,

父母第三天也来到长沙,父亲把我叫到一边,严肃的问我怎么回事,我如实的告诉他:我想去越南当兵。他也没怎么责备我,只是说前天哥打电

话告诉我回长沙,母亲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地。67年父母和我在长沙冯家湾过的春节。这个春节我十分沉闷,12个日日夜夜,我第一次经历了生

死考验,第一次吃了那么多苦,一个出身不好的少年第一次向命运抗争,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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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年文革大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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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年兄弟


春节后回石门,还像以前一样,母亲天天上下班,父亲星期天回来。68年,父母都被就关进了专政队,工资停发,每个月仅发十三块五的生活费

。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专政队其实就是单位设的监狱,一个单位三四十人,就有上十个牛鬼蛇神,分男女关在单位的仓库或办公室里,统一

吃住行,每时每刻都有人监视。那时,小学升初中要革委会推荐的贫下中农子女,我已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再去上学已不可能了。父母进专

政队后,我一个人在家,没有书读,没有事做,没有朋友,没有亲人,百无聊赖,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胡思乱想。几次看见母亲,都是在游街

时候,看到药材公司十来个人,都挂着牌子,有的还戴着高帽子,前面一个边走边打锣。当时我心里真难受,只能悄悄躲在角落里偷看,但我看

见母亲还是穿得干干净净的,面带笑容,没事一样。后来我想:是啊,父母已是老运动员了,见过多少大风大浪,自己一生没做过什么坏事,坦

坦荡荡,出身不好又有什么了不起?挂个牌子游街算得了什么!

那段时间父亲可一直没有见到,听说还关在单位写交代,并受批斗。那时候写交代,可不是容易的事,必须从祖宗三代写起,有什么亲戚朋友,

做过什么坏事,自己做过什么坏事,有什么坏的想法和念头都要交代出来,如果没有新的内容,是过不了关的。写了以后还要经造反派外调,自

己先要上纲上线批判自己,无非是说自己是口头革命派,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等等。在那个时代,那种处境下,人都被逼得说违心的

话做违心的事。好在父母在反右后一直谨言慎行,父亲文笔虽好,但从来不写日记和文章诗词,反右前写的历史小说也一把火烧了,他们也抓不

到什么把柄,只是把出身等一些陈谷子乱芝麻的事拿来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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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母亲和孙子们合影

其实,父亲是从内心热爱新中国,热爱共产党的,后来,他曾感慨的对我说,如果还迟两年解放,他可能就沦为城市贫民,去捡垃圾了。后来,

有次告诉我:舅舅是党员,出身不好,也可以入党。我当然知道他对我说这话的意思。

68年10月我看到满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标语时,我毅然报名下放到了本县杨坪公社,报名时想跟父

母说说,但找不到他们,直到临走的头天晚上,母亲才从专政队请假回来,满眼期待,默默帮我整理行李。也没什么话,给了我10块钱,就让我

走了。父亲还是一直没见到。就这样刚满14岁的我就走上了一条独立生活的艰难路。

69年,文革发展到揪走资派,搞派性搞武斗的阶段,整的对象不同了,原来的专政队撤销了,这些老牛鬼蛇神被强制劳动改造,母亲被安排到药

材门市搞营业员,71年,父亲被安排到本县官渡公社一个猪场喂猪。原来,这是银行专门为父亲安排的一个猪场,地处偏远,条件极其简陋,就

他一个人,要养几十头猪,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做事,挑水劈柴,煮猪食,喂猪,打扫猪圈,晚上半夜还在剁猪草,美其名曰改造资产阶级世界

观。71年5月,我在官渡修东泉水库时,专门请假去过猪场一次,那个猪场离官渡公社还有十几里路,四面没有墙,就是一个棚,臭气熏天,看着

年过半百的父亲黑廋的身子,戴着像酒瓶底一样的眼镜,围着一个脏兮兮的围裙,挑着半担水,站都站不稳,歪歪倒倒的,咬着牙前行。我看得

眼泪快出来了,赶快帮忙挑了两大缸水,父亲却没事人一样,他认为这里安静自由,不用搞早请示晚汇报,还很幽默的说自己是人民银行的司令—

—猪司令。在猪场吃饭时他还请来临近的一个慈利县的姓黄长沙下放女知青来一起吃。原来猪场就在石门慈利交界处,那个知青点离猪场很近,都

是长沙人,都是下放的,他们成了忘年交,正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971年底,银行因一信用社的账务差错,把父亲调回银行查账,把猪场交给了走资派邢**,从此父亲离开了那个猪场。那时,银行没分工行农行

,就一个人民银行,一个县银行下面还有十几个信用社,一个信用社下面还有十几个代办点,那些信用社和代办点,经常出差错,有的差错怎么

也查不清,但父亲一去不久就搞清楚了,他还总结了对“扎帐不平”的检查办法,编了一首打油诗,什么“查账第一要细心,收付先要对现金....等

等”。由此可见,父亲平时的工作态度是认真细致,兢兢业业的,还可见,父亲其实是银行的业务尖子,是银行不可或缺的人。

72年,父母在专政队时扣发的工资也补发了,母亲问我想要什么,我说想要个收音机,母亲就花了30几元钱,给我买了个2波段袖珍收音机,那时

30几元钱是多么不容易,那时的米只一毛四一斤,肉只六毛一斤,母亲一个月的工资仅三十几元。这个收音机是母亲一生中给我最大的礼物。我

每天带着,走路时背在肩上,下田做农活就放在田边,听样板戏,听音乐,甚至有时候也听听美国之音,这东西陪我度过那艰苦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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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年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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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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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年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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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年住银行顶楼

从70年起,知青组就陆续有人招工,那都是些有关系,或善于拉关系,走后门的人,而我们家没有关系,父母也从不拉关系,74年12月母亲为了

我招工,用退休顶班的政策,让我招工到商业局,被分到全县最偏远的供销社。其实,我们家就住在商业局的院子里,一些领导都认识,后来,

一个当时的商业局办公室主任对母亲说,为什么不去找我?找我了肯定分到城里。当然,如果分到城里,我的一生可能不同,但父母一辈子从未

给任何人提东西求人办事,当时我父母的想法就是八个字:听天由命,随遇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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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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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的母亲



父亲从猪场回银行上班后,就一心扑在工作上,不久,银行就分为工行农行,父亲分在农行。还是管基层信用社,还是住在单位,每天从早忙到

晚,没有什么上下班,早上上班后一直干到晚上睡觉,还经常下基层,搞检查搞业务辅导,那时他身体不大好,但每天想的就是工作,农行对他

的评语就是“革命事业心强”,且人缘也好,由此年年被评为先进。我在山区供销社时,有次回家他告诉我说他到过我工作的公社一个大队,我说

那里的路不好走,他说有个地方,山脊上一条小路,两边都是悬崖,他胆小不敢过,徘徊半天最后硬是爬过去的。这虽然体现了他对工作的忘我

的献身精神,但我真不敢想象他爬过那段路的情形。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社会明显宽松了,单位也不再时刻抓阶级斗争了。父亲的心情也好了许多。工作也更加舒心,那时他带了几个徒弟,

并经常给青年上课,还创造了一种零存整取计息法,在县农行系统普遍应用,而且在省“农村金融”上发表,此后又有多篇文章在业内刊物上发表

。他带的徒弟有一个还提为副行长。1981年,父亲被县人民政府授予荣立一等功一次,同年被评为省金融红旗手。这是父亲一生中得到的最高荣

誉。但父亲并不看重这个荣誉,我从来没听他说起过,但他听说我在太平供销社入了团并担任团支部书记时却喜形于色,嘱咐我一定要努力学点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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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年市银行工作会在桃源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正是父亲当时的写照。78年父亲满60岁,本可退休,但他还想干更多的事,加之银行蔚留,没有

退休,继续忘我的工作。81年下半年,父亲在一次下乡时,因坐公交车比较挤,回家后觉着胸部有点痛,以为是挤车时挤痛了,也没在意,但自

此疼痛再也没离开过他,经多次检查,年底被确认患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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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春节 父亲最后的照片

82年的春节父母在长沙渡过的,两个哥哥正是分新房,涨工资之时,姐姐也从昆明赶到长沙过春节,我因爱人怀孕待产,未去长沙,错过了一家

人最后一次团聚的机会。父母回石门后,父亲办了退休手续。他知道时日无多,开始思考生死的事,82年5月,他写下了这样两首诗:

闲意

病扶藜杖趁春晴 漫步寻芳澧水滨

风拂柳条轻着水 鱼苗驚散入浮萍

病中杂咏

春暖新苗破土生 秋深黄叶长离层

人生老死自然律 谁见千年不死翁


 父亲对生死看得很透,他曾对我说:人生七十古来稀,这句话在今天生活、医疗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已不适合了,但人生50不为夭这句话还是可以

说的。在患病的头一年里,父亲的精神还算好的,他说:癌症无非是吓死的,急死的,痛死的,我也不急,也不怕,要痛就吃点止痛药。他知道

癌症不可治也没有去搞什么化疗,电疗,减少了一些麻烦,每天还是写点东西,一是《考考你的思维能力》写了几大本,二是重写历史小说《伍

子胥之死》,一天写几百字。83年,父亲的右派问题彻底平反,但这时已无意义了,父亲的疼痛却一天比一天厉害,吃的止痛药一天比一天多。

父亲的病越来越严重,他放弃了其他写作,开始写遗嘱:

遗嘱之一

治丧原宜寂静哀 莫兴鼓乐莫宴开

死者何知生者痛 轻吹满酌为何来

之二

杯盘交错奠灵前 一滴何曾入九泉?

辛苦丧家宾客饱 虚名徒博子孙贤

之三

祭帐花圈不示哀 何需锦簇两边排

衷心哭我泪两行 胜似灵前祭十杯

之四

庸碌今年近七旬 无功羞见马恩翁

遗言火化廋皮骨 乱撒荒山瘠土中

之五

锦衣美木裹皮囊 占尽青山好地方

不如化作氮磷钾 亦为大地添光华

1984年5月父亲永远离开了人世,年仅67岁。

在送父亲上山的灵车上,抱着父亲的遗像,我泪如雨下,怎么都不能止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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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过世后,母亲一直跟着我生活。帮我做家务,带小孩。92年母亲在长沙菜市场买菜时被车撞伤,从此走路一瘸一拐,04年不能下楼,至06年

已不能下床,08年2月因心脏病去世

父母亲的一生,虽是平凡的一生,坎坷的一生;饱受磨难的一生。但也是勤劳的一生,奋斗的一生,高尚伟大的一生。作人之楷模当之无愧,为

人之典范授之有余。

1985年,我在供销学校学习一年,取得高中文凭,1987年,我通过自学考试,取得大专文凭,1989年考取律师资格,1994年加入共产党。我想,这父亲的遗愿,以此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人生的道路是曲折坎坷的,因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本身就是曲折坎坷的,人生,经受磨难也是必然的,关键的是在磨难中做到坚强不屈,百折不挠

,就像那高高耸立在大地上的白杨树,即使是贫瘠的土地,严冬酷暑,狂风暴雨,它依然挺拔,依然枝茂叶浓的屹立在大地上,为大地添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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