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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年华似水──从一场喜宴谈外省人的世界


--作者:杨雨亭

 

昨天(1224日)中午在台北车站附近的君品酒店参加作家王丰儿子的结婚喜宴,我这一桌的客人有前中华民国驻教廷大使、前总统府副秘书长戴瑞明,前总统府秘书长、前外交部长沈昌焕的公子沈大川,被民主进步党追剿而失去退休金的「高级外省人」郭冠英夫妇,前竹联帮大老白狼、现在是积极推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加上我这个已经列入「没落外省人」另册、中年读史且自认可能是台湾学界十年内最后一个中国共产党史的研究者。我们这一桌的客人组合实在有些异状,在过去是不可能的。

 

我左侧邻近的一桌,有前《新新闻》杂志创办人周天瑞,中国国民党籍立法委员费鸿泰,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李新,《中国时报》政论版副总主笔陈琴富,实践大学教授赖岳谦,这一桌的组合比较「正常」;靠近我们这两桌的右前方是主桌,有新郎新娘和双方父母家人,主客有前总统马英九,现任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新党主席郁慕明,前国立台湾大学教授王晓波。

 

王晓波的母亲章丽曼是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后在台湾遭中华民国国民党当局逮捕枪决,王晓波自幼在白色恐怖中成长,马英九执政后,王晓波成为马英九台湾史论述的主要执笔者,他本身是急统派,却由于和马英九的关系而成为马英九保守路线的辩护者。由此观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面向的,甚至于常常前后矛盾,这是人性的正常表现。前任国民党主席、现任新北市长朱立伦到达主桌致意,随后和我们这几桌的老人们一一握手后有事离去。主桌的组合引人注目,马英九身旁一直有几个安全随员随时出现。

 

敏感者注意到马英九和洪秀柱坐在一起,互动鲜少,我上前向二人致意时,也选择不同的时刻。我和二人短暂的交谈内容也不相同,我和洪秀柱是这样说的:「洪主席,我们支持妳,我们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国民党要回大陆。」洪秀柱点头称许说:「当然!」

 

马英九是保守的、现实主义的统派,他承继的国民党路线偏向蒋经国的大陆政策,以保台为优先,寄望在适当的时空、有步骤地谋求中国的统一,可是在国际与两岸现实中,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力日强,不统不独使得中华民国在台湾日益落入偏安的局面而有实质独立的倾向;洪秀柱是相对理想与激进的统派,主张在现阶段研拟两岸和平及中国未来统一的框架,台湾本土民意对她的主张有所疑虑,多数的台湾老百姓由于长期和中国大陆隔离,并不是坚持独立而是恐惧未知的命运,也就是说独立的深层心理是自保。台湾的蓝营或统派,除了左派,大抵踌躇在马英九和洪秀柱的路线之间。近日来,渐渐听见主张「武统」(武力统一)的声音,在海外、中国内地、台湾都有,这反映出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有升温的情形,战争与和平的地平线,慢慢地浮现在远方,可能终究不是海市蜃楼。

 

我和马英九三十多年前是旧识,我们都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美国东岸的台湾留学生,那时候我们属于国民党年轻一代的改革派,也就是所谓的革新保台派,现在回头看实际上是改良派,因为寄望在现体制下有所表现。当年的台湾独立派则是革命派,因为在当时的体制下难以出头,这两派的斗争延续了三十多年。

 

到今天,台独革命派占了上风,主要是我们体制改良派缺乏魄力改革而使年轻人普遍不予认同,以及我们在人才的补充上后继无力,而中共的力量日趋强势,逼迫国民党在对岸的话语空间日益窄促。1980年代,当年我们党内年轻一代大多数由于缺乏关系与奥援,而与台湾政治脱节,使得国民党的接班到我们产生断层,只有少数长青明星人物享受尊荣,掌握权力,成为人生胜利组,直到今天。

 

1990年,我从美国回到台湾,选择参与整体中国人的命运轨道,然而二十多年来,我常常反省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更多的时候是否定自己早年的理想。经过多年来苦苦地挣扎和求索,我才认识到中国人与中国社会(包括台湾)性质的改善是一个非常长时段的过程,我个人短暂的生命落在这么一个长时段中,就如同庄子所说「井蛙不可语海,夏虫不可语冰」,我个人的选择无益于这个过程的加速,却使得我的家人受累,他们原本留在美国社会会有更好的人性发展。这些年来我不愿意家人在情绪与心理上卷入中国人、台湾人的惯性内斗漩涡,这样的内斗具有权力、利益、党派、族群的恶性,不值得参与,唯一的获益者是政客与名嘴。我的孩子们都不看电视名嘴叫骂,我们必须有智慧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拒绝参与恶质言行。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也就是说,道不行,哪里还有华夏?邦无道,怎么还是祖国?

 

我们外省人重复了两代人的挫败,第一次在1949年,国共内战国民党失败,我们的父母逃离祖国来到台湾。2016年这一次,我们可能会看见国民党的沉沦以及中华民国的衰亡,民进党不可能为中华民国拚命,外省人移民美国的太多,支持中华民国的力量反而多落在台湾本土有中国意识的同胞以及大陆与海外认同民国时代文化与精神的中国人身上。我有些朋友寄望由中共帮助剿灭台独,可是,这是仇恨,不是爱。晚明李贽在《史纲评要》中说:「秦败三晋之师于石门,赐以黼黻之服。前门拒虎,后门进狼,未知是祸是福。」

 

蒋经国过世以后,1990年代的台湾社会,对于许多外省人来说,产生了心理上与意识上的断裂,这些人为要免于这种割裂的痛苦,急于寻找一个新的、安顿的世界,经历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去中国化的十几年,外省人们寄望于马英九的领导与国民党的中兴。可是,马英九执政八年,国民党在2016年大选中失去了中央和地方政权,民进党执政后开始在各方面破坏国民党的基础以及消除中国意识,而中共则阻扰国民党回到中国大陆发展,只要求国民党作为消弭台独的马前卒。于是普遍的外省人失去了他们的舞台,他们没有可见、可望的目标,自然,他们难以团结,集体滑向历史的深渊。可惜的是,整体而言,两代台湾外省人是近代中国素质最好、文化最整齐、最接近民国时代气质的一批人,他们再过十年多数要消散了。

 

当然,在大时代中,也充分地显示出他们软弱、等待与不团结的性格以及官本位的封建性,没有如蒋介石、蒋经国强势的领导,将他们排序,给予任命,他们就无法自主自立地、团队地思考与行动。他们散成一盘串不起来的珠子,虽然他们普遍气质不错,时常微笑。

 

1949年后半个多世纪,外省人终于没有能够救赎他们在祖国严重挫败的命运,他们多数早已逃到美国(尤其是心理上),放弃了祖国与苦难同胞对他们的召唤。这使我想起《圣经》中的〈尼赫迈亚记〉:先知尼赫迈亚受神感动,召唤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城垣与家园,只聚集了五万人,前后十二年,最后勉为其难,仍然无法复兴以色列,大多数的以色列人选择留在被掳之地,因为生活可以安定与富足,而以色列啊!那是屈辱的记号,不要再提及。那么,对外省人提及中国,共同的记忆是什么?对外省人提及美国,共同的感受是什么?外省人集体的逃避性,决定了他们的平庸命运,因为普遍缺乏决心与勇气,在体制外难以生存发展。

 

回忆2006年,年初有一个机会陪一位朋友去看马英九,当时他是台北市长与国民党主席。我的大儿子翔翔满二十岁了,该让他见见世面,就把儿子也带着,儿子刻意穿着父亲传给我再传给他的旧皮夹克。约好晚上八点,马英九和一位主管将在台北市政府十楼会客室接见我们。正好当晚市政府一个单位尾牙,马英九喝了些酒、也唱了歌,以至于他迟了半个小时,当他走进会客室时,显得兴致勃勃,当时是他人生重要的一个阶段。他说话时温暖而尊重,他的话语里没有憎恨与批评,有许多的关怀与谅解,不像是一个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倒像是一个宗教家与教育家。

 

后来他选上了总统,阅读我2008年出版的《上校的儿子》,对书中我和太太谈论马英九的对话,引得他十分快乐,还用总统府信纸写了一封风趣的响应寄给我,看出他内心真诚的一面,又带有一些大男孩的味道。

 

等到他结束八年的总统生涯,经历过多少波涛汹涌的国内外与两岸政治斗争,到日前的喜宴上,我再见到他,虽然风采依旧,致词时仍然喜欢在公开场合讲不太好笑的笑话。但是我想,马英九已经不是过去的马英九,他看着我的眼神是陌生的,应该是完全想不起我是谁了?早年他的眼神中对人的热忱与感动,好像也不见了。他看着我,像是准备应付一个要来讨好他或是要批评他的人。他的默然与陌然,应该是他从并不适应的日日夜夜斗争中磨蹭出来的保护色吧!还是,这就是原本的他?

 

几十年来,我是庶民,马英九行在天上,我走在地上,并行线几乎没有交点,却因为一个喜宴,我们再见面,彼此走过了一大圈弯弯曲曲的人生路程,到这个点上,我们是平等了,虽然他可能不会这样地认为。我看他身旁几个随时出现带着紧绷神情的安全随员,似乎对于他已经是他身体的延伸,完全地习以为常了。也就是说,他已经不是以一个个人的方式与形态存在,而是以多层随员与国家安全体系和他共同组成一个阿米巴虫而行动,直到他生命的末了。这是尊贵的代价吗?由此,我庆幸自己的平凡与自由,我可以有完全私人的空间与时间,而他不容易做到。

 

一个人在历史的洪流里,除了随流翻滚,什么是他可以选择的?我在喜宴中,看着达官贵人与遭难的朋友们坐在一起,这许多外省人都走过了过去的三十年、四十年、半个世纪,我们由于不可知的命运,经由新郎倌父亲的费心安排,坐在一处,个人心里头想的是什么?岂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或者是有着相同的忧虑?我感觉寂寞。

 

新郎倌父亲王丰在喜宴下半场上台致词,内容令人感动,可惜马英九、洪秀柱已离开,在人声与杯觥交错中,我仔细地听他说话。王丰说:「我的父亲在1950年初,就知道以他家地主的成分,在共产党的治理下是活不了的,父亲决心离开湖北家乡。」王丰计算:「从老家到香港,直线距离1600公里,父亲一个人,日夜行走,绕开大路,估计走了2000多公里,走了大半年,到达深圳罗湖,游水到香港。父亲在香港人生地不熟,以一个公子哥儿,能做什么?当时香港正在兴建启德机场,父亲就以敲打石头的工作谋生。有一天,突然有一架飞机降落,飞机尾翼上有国民党的党徽,啊!是中华民国的飞机,从台湾飞来的,父亲立刻就哭了,一看,左右敲石头的工人们全哭了,原来都是从大陆逃出来的。」王丰父亲后来辗转来到台湾,王丰生在台湾。王丰说:「在我六岁生日那天,父亲给我一个生日礼物。我打开一看,是一张中华民国地图,父亲说一个人不能忘本,要饮水思源。」

 

我多年没有听见这么感人的故事,亡国在异乡的人们,居然还能看见党徽、国徽,国家没有亡,这是我们父母时代的事情,发生在一百多万外省人的身上。当时流亡在香港的人,一个一个以不同的方式到了台湾。我的母亲也是这样的:1950年她逃到香港,写一封信给父亲,就写父亲名字和大陆时奉职的单位名称,地址只写「台湾」两个字。父亲单位居然通知父亲有信,父亲拆开信,是我妈在香港,从老家逃出来了。父亲大哭,申请去香港,在十几万人居住的难民区调景岭里,一个一个找,找到了我妈。之后,我和我的妹妹弟弟们生在台湾。

 

半年前,王丰和我说,雨亭,我们是有祖国的,在我们的心中。王丰儿子喜宴后,我要加上一句,父母子女就是我们永远的家乡。而中华民国和国民党,是我们父母一代在故国沦丧风雨飘摇中的国与家。王丰父亲说一个人不能忘本,要饮水思源,我想,在我们有生之年,这是一个永远的承诺。

 

转自《第36個故事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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