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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纪念专辑:心中藏之 何日忘之 (上)


--作者: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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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影视编导、作家、出版人。1954年参演电影《祖国的花朵》,为主要小演员之一。1966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曾执导影片《漓江春》《追索》;电视剧《爱滋病的阴影》,纪录片《孙中山先生的足迹》等;并著有电影文学剧本《忠诚的战士》《作证》《黄山吟》《血门》等;其文学作品以散文为主。1989年移民加拿大,创办加拿大明镜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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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1951年出生于北京,1969年去延安一带插队;劳动中摔伤并落下腿疾,于1972年回到北京。后又患肾病并发展到尿毒症。曾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代表作《我与地坛》、《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等。20101231日凌晨因突发脑溢血逝世。

 

史铁生原声:

平等不是可以吃或可以穿的身外之物,

它是一种品质,

或者一种境界,

你有了你就不用别人送给你,

你没有,

别人也无法送给你。

怎么才能有呢?

只要消灭了“特殊”,

平等自然而然就会来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柳青。

 

史铁生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也是我的好朋友,他离开我们已经六年了;回忆起在他走前的七天 ,我与他面对面的谈心,至今仍鲜活着。

 

《心中藏之,何日忘之!》

 

这是六年前我写的一篇纪念他的文章。

 

我第一次见到铁生,他只有二十四岁。那时我刚分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回家探亲。是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刘瑞虎把我带到他家去的。他俩是清华附中同学,又同在延安插队。关于他瘫痪的故事我早已听说了,铁生的妈妈和他的朋友们都在想尽办法能帮他快乐起来,能对生活建立起新的希望。我也被他们“扩展”进去了。一进到他在前永康胡同的那间小屋里,大家就开聊,话茬儿从来没有落地过,大家尽其所知,尽兴之所在,一会儿就不分彼此了。我觉得清华附中的学生,是不大一般,虽说是老初三,知识面,兴趣面就是宽。我虽然比他们大八岁,没感觉相互之间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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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史铁生在雍和宫大街26号家中。

 

刘瑞虎也是个极聪明的人,是铁生的好朋友。我刚来北京时,他才一岁,我妈妈和他妈妈,两个单身母亲合租一处北房,合雇一个保姆做饭,两家人过得像一家人。不经意间,他已经长大,很多方面都超过了我。铁生的妈妈看我们聊得高兴,在我走出来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你多鼓励鼓励他,你们的话,他听得进去。没想到,这一声轻轻的叮咛,竟成了托付。当我听到他妈妈不久后因为肝病去世时,怎么也觉得她的一片期待落在了我的肩膀上。

 

那时,我也幼稚。鼓励铁生把知青的生活写成电影文学剧本。江青的文艺革命和样版戏使一些已经颇有造诣的老导演都不会拍电影了。我师从武兆堤导演,重拍《平原游击队》,以前郭振清饰演的带有“游击习气”的队长李向阳,是多么生龙活虎,可同是一个武导演,重拍时的李向阳只能是“高、大、全”,摆在那儿有点像“银样蜡枪头”。我师从王家乙导演写描写地质队生活的影片《踏遍青山》,故事原来是从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生平中获得启发写的,后来竟让改变为写反对走资派,两条路线的斗争。可以想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由这样的电影制片厂,这样的电影文学部审看的史铁生的剧本,会“指导”到哪里去。不过铁生认真地一遍一遍地写,我也一遍一遍地在中间传达长影审看者们的意见,终未有下文。

 

1978年,我从长影回京,到北京电影学院编剧进修班“回炉”,铁生给了我一个横格笔记本,上面是誊写的整整齐齐的短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我读了,立即就喜欢上了他的新尝试。文章的成熟、文字的简洁,立意的深刻,蕴藏的哲理,苦涩中的幽默,一下子就把我抓住了。我觉得它有一种俄国大作家果戈理小说的味道。真行啊!我感到铁生快“出炉”了。我已自愧不如,不像当初他写电影文学剧本时以为自己的有限水平还能帮上他什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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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柳青大力举荐,铁生的短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发表在创刊不久的大型文学期刊《当代》1979年第二期,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这部短篇已经写得精益求精了,无需改动一字,直接送到杂志社就行了。他看着我这种满打满算的样子,不知是高兴还是担忧,“行吗?”“准行!” 我不相信哪个杂志社能拒绝这么好的稿子。他写的这两个人物,就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缩影,画龙点睛,绝妙之极。法学教授“觉得自己一辈子不曾欺骗过任何人”; 教授夫人“认为自己一辈子不曾被任何人欺骗过”;“一位朋友,向这两位老人借了三十元钱”一直没还,这善良的一对“甚至不敢登那位朋友的家门了,因为怕人家以为是来讨账的”。 就是这样一对至真至好的人在刚刚熬过去的黑暗的七十年代,被中国的政治大环境摧毁了,以致家破人亡,读后让人唏嘘不已。其中精辟的语言诸如:“用自由的言论把言论的自由给弄丢了”,“这毛病,就出在--什么样的人是人民,什么样的人是敌人,没有一个严谨的法律标准,而是由那些凌驾于法律之上,逍遥于法律之外的人说了算,法律在这儿成了装饰,给瞎子戴一副眼镜,给哑巴的嘴上吊一个扩音器,却要把能看的眼睛挖掉,把能说的嘴巴缝上”。 一针见血呀!我多么希望能把这些话白纸黑字的登出去。小说的结尾嘎然而止:“死去的妻和狱中的儿,消灭的妖和还魂的鬼。怎样才能保证这一切不重演呢?——诸位看官,解教授为妻子陈谜送葬的时候,想的就是这些。”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明白我看过这篇文章的激动。我跑去找所有我认为能帮上忙推荐稿子的人。每当得到什么反馈和评语都迫不及待的跑去告诉铁生。大约等了两个多月,终于落实了。拿着印成铅字的杂志,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可以告慰铁生的母亲了。

 

因为对铁生的才能我从来没怀疑过。他只是得了他应得的。

 

我在日记上写下:“他已经成熟,很快会在文学界放出光华。我真为他高兴。”

                 

那时,还有一件困扰我们的事。铁生为此废寝忘食,我也被“卷”进去了。

 

他们一起插队的赤脚医生模范孙立哲,只因为被树成标兵的时候是“四人帮”当道的时代,在“四人帮”倒台后,被地方领导打成“四人帮”的“爪牙”,当时正处在危难当中。 孙立哲69年一月和铁生一起插队,三个月后,因为铁生突发的脊椎病症状,引起双腿行走困难,立哲和几个插队的伙伴护送铁生回京治病。他在乡下看到农民极端的贫困和缺医少药,知己的朋友又患了疑难病症,立志钻研医学。趁陪伴铁生在京治病期间,他去他姐姐的医院见习了两个月,回延安就带去了一些药品、器械,开始做赤脚医生。老乡问:“能治病了吧?”立哲说,“能治。”老乡们就来,那是什么样的信任,什么样的支持,又是什么样的无奈呀!老乡患了阑尾炎,拉来了,不开刀就会要命,立哲只能上马。铁生告诉我,做手术的第一刀,他是在自己身上试的。立哲可以治病,态度好,收费少,就这几条,他的名声就在延安地区传开了。一次抢救一位因宫外孕大出血的农妇,病人急需输血,立哲是O型血,当下就抽了自己的血输给病人。老乡们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在外面砸着窗户哭:“你要倒了,谁来给俺看病啊!”手术成功,孕妇给抢救下了。还有一次,一个孩子必须输液,没有输液设备,立哲就用大针管连续推,四十多个小时,累得跪在地上推,孩子平安了,立哲瘫倒在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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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1980年代,史铁生和孙立哲别后相逢,那时的他们,风华正茂!

 

他的种种事迹传遍陕北,1971年作为知青的赤脚医生代表回京汇报,他的讲话轰动了北京,惊动了中央领导。1973年中央30号文件,肯定了邢燕子、侯隽、朱克家,孙立哲等人的成绩和贡献。孙立哲虽说后来被提升为延安卫生局的副局长,但是他一直坚持在第一线,病倒时还在上山劳动,高烧41度。由急性黄疸型肝炎到肝昏迷,以致到亚急性肝坏死,不得不回京看病,竟被县里揪回去批斗。

 

立哲被关在冰冷的房子里,没有药物,甚至没有饭吃,逼着要他“交待问题”。如果此情继续下去,怕是要把命丢在那儿了。

 

铁生为孙立哲喊冤,写了为立哲请命平反的上诉信。他家里是聚会的点,那时没有电话,更没有伊妹儿,靠的都是跑路,见上一面,讨论救孙立哲的路子。山不能动,水动,铁生不能走,能跑动的就都聚到铁生那儿。一时间征集到了二百多位延安插队知青的签名。

 

这信也给了我一份。我托了一位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朋友、胡耀邦总书记搞拨乱反正时理论班子的笔杆子,他也被知青们的事情感动,附上自己的报告,把铁生和知青们的信交给了胡耀邦总书记和陕西省省长王任重。据说是胡耀邦批了这封信,孙立哲才得以释放。

 

转自《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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