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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与一场运动


--作者:陈四益

 

一本薄薄的书,那时的售价才柒角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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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叫《资产阶级语言学思想批判》,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教研组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出版。它保留了一段我曾参与的往事。

 

教育大跃进

 

我是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第一学年读了四门专业基础课,记得是《文艺学引论》、《语言学引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其余课程是政治、外语、写作、体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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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孔阳、濮之珍夫妇

 

两门“引论”分别由蒋孔阳与濮之珍伉俪讲授,所以系主任朱东润先生戏谓他们:居处可题额《双引楼》--“双引”者,两门《引论》也。两门“汉语”分别由胡裕树和张世禄两位先生讲授(现代汉语的语音部分则由许宝华、汤珍珠二位先生授课)。第一学年虽然有“反右”扫尾、“整风”补课等政治运动,但教学秩序基本没有打乱。

 

到了第二学年,形势有了变化。这年5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八届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一片沸腾。据说,“力争上游”这四字,是周谷城先生建议增加,复旦学子也觉得“与有荣焉”。

 

工业要“跃进”,农业要“跃进”,文教战线当然不能闲着,提出了在开展“技术革命”的同时,要开展“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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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的校园

 

这个“文化革命”当然不是1966年开始的那场“文革”,只是要求文化战线一要批判资产阶级;二要鼓足干劲,打破常规,以适应经济战线的“跃进”。

 

怎么才能实现教育的“大跃进”呢?发动群众,提出了种种办学的设想,说来话长,姑置勿论。

 

同教学相关者,即是学校当局号召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破常规,开展“创造性学习”。

 

破除迷信,就是要破除对老师、教授的迷信,破除对“权威”的迷信。解放思想,则是要相信青年必定胜过老年;学生定能超过先生。

 

这些意思,后来看到材料,方知是毛泽东在“八大”某次会议讲话中的意思。至于创造性学习,过去是老师讲,学生听,现在则要学生批判老师,叫做在“批判”中学习,或曰在“战斗”中学习。

 

过去老师发“讲义”,学生读“讲义”,考试背“讲义”,现在则要学生自己编写教材,写批判文章,自己上讲台讲课。以编的教材,写的文章为据,评定学习成绩。这其中可作笑谈的在这里无法细讲。

 

批判老师

 

只说“批判老师”吧。这是系里党组织已经预设了“靶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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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方面,“靶子”是蒋孔阳先生。蒋先生刚给我们讲了《文艺学引论》(有的学校称《文学概论》),讲义就是蒋先生已经出版的《文学的基本知识》。

 

当初教育部曾从苏联请来了苏联的毕达哥夫,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学概论》,全国许多高校都派相关教师前去学习。这是“向苏联学习”的措施。学成返校,便依样讲授。后来许多参加学习的教师都出版了《文学概论》教材,内容大同小异,其源盖出自毕达哥夫,而毕达哥夫的讲授内容,又大抵出自苏联季莫菲耶夫院士的《文学原理》。

 

比较起来,蒋先生这本《文学的基本知识》面向青年,写得更加生动活泼,而且在内容的中国化方面很费了些功夫。但是,1957年文艺界划了大批“右派”,成了“重灾区”,追根寻源,从苏联引进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成了重要原因,譬如揭露阴暗面呀,干预生活啊。这从周扬在文艺界“反右”之后的总结性发言--《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中可以探知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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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时同苏共的分歧还没有撕破脸,于是,当年奉命向苏联专家学习《概论》的老师反倒都成了批判的靶子,也所谓“隔山开炮”吧。蒋孔阳先生自然也就在劫难逃。奉命学习,又奉命挨批,亦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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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引论》是濮之珍先生讲授的。濮先生讲授的内容则基本是以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为纲。

 

那时苏共二十大虽已召开,但斯大林的威望在中国尚如日中天,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则是绝对机密,因此,语言学的基本理论仍是以斯大林的说法为指归。这样,语言学理论方面,濮之珍先生逃过一劫,而将张世禄先生有关普通语言学的早年著作和后来的讲义当靶子了。

 

我们进校后,张先生只为我们开了“古代汉语”一课,通过古文选读,讲授了古汉语语法、词汇、语音的一些主要问题,其中并未涉及普通语言学的理论问题,我们也没有读过张世禄先生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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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们批判他的资产阶级语言学观点,实在不知从何讲起。那时的“创造性学习”是有领导的,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也是有领导的。

 

中文系要批判蒋、张两位先生,全系学生不分高低年级都要参加。不知道从何讲起,怎么批判?无妨。自有系里组织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同学梳理、摘引,印成如“语录”一般的张世禄先生“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发给大家,然后有老师指导,分析错在哪里,最后则由学生分组分题讨论,再分工撰写批判文章。

 

我分到的题目是批判张世禄先生“汉语是列位语”的论点。对于“列位语”我并无所知,直到现在也不曾读过张先生的有关论著,更不用说张先生所依据的西方语言学家对汉语特点的论述了。

 

书中收录的那篇批判文章,只是依据摘引张先生的论点,把老师们所分析的理由,用我自己的话语串联组织起来罢了。最后居然被收入书中,颇出意料,大约是因为有低年级学生加入批判,可以表明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动员之广和参与的群众性吧。

 

终归于沉寂

 

批判运动潮起潮落,热了一阵,终归于沉寂。就像“大跃进”热过一阵后,也发现豪言壮语,群众浪潮,终于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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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在总体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外,大学里也开始强调“三基”,即所谓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学校领导也开始号召对老师要老老实实地学,恭恭敬敬地学,甚至说要有过去学徒为了学到本领,甘于给师父“倒夜壶”的精神。当然,也不忘交代,如果学了之后,能够把老师批倒,才算你学出来了。

 

据说,方向盘一左一右,才能保持向前的方向,但实际上,这种忽左忽右浪潮,常常是虚耗时间和精力。

 

待到认真静下读些书的时候,才知道,学术问题是不能靠群众运动和大批判来解决的,学术权威也不是靠政治口号能打倒的。

 

就如当初西方一些语言学家提出“汉语是列位语”的论点,确实是看到了汉语同印欧语系语言的一些不同特点。因着这些不同的特点,把语言分作先进的或落后的,自然是一种偏见,但要说明这些特点的意义与实际情况,则需要潜心的研究与分析。

 

随着中国语言学家对汉语特点认识的深入,西方某些语言学家在接触汉语之初所得出的某些论点显然已经淡出或被替代。

 

但这是研究深入的结果,而不是靠振臂高呼或一笔抹倒所能解决,也绝非只要念熟了某些政治词句,便可以“真理在手,所向披靡”的。

 

高等学校靠别出心裁的所谓“创造性学习”,靠开展“大批判”来实现学习、研究的“大跃进”,也被证明是靠不住的异想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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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本《资产阶级语言学思想批判》,作为一段高校学术批判运动史的遗存,还是有价值的。它告诉我们,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在中国的高等学校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今天看来似乎有点荒乎其唐,而当时却一本正经以为是在促成一次教育大跃进的运动经历。

 

转自《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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