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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严打”

 

【导言】:除了胡晓阳、陈小蒙等人外,在京津沪等主要城市的官二代、军二代聚居区,警车穿行,人人自危。天津枪毙了朱德的孙子朱国华以及天津警备区的军队子女等,杭州枪毙了将门之后熊紫平、熊北平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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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被枪毙的熊紫平、熊北平兄弟

 

1983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

 

这一年,全国刑事犯罪激增,不少地方发生犯罪团伙大白天公然侮辱、强奸女青年,拦路抢劫等恶性案件。从“镇反”到“文革”一路走过来的国人一直生活在相对“洁净”的社会风气中,“文革”时虽混乱,但强奸、抢劫之类犯罪并不多。这一年人们普遍感到缺乏安全感,很多女青年都不敢上夜班。这一年还发生了几起令全社会震动的大案,先是2月份发生的“东北二王”连环持枪抢劫杀人案,案子还未破,5月份,卓长仁等人又从沈阳劫持民航班机飞逃韩国。6月份,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又发生了“六一六”事件,8个尚未成年的“古惑仔”酒后滋事,强奸、轮奸多名女青年,还杀害了27人,其中有一名75岁的老人和一名2岁的幼童。三起大案终于促使决策层将本就握紧的拳头高高举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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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825日,《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的文件出台,并配套修订了刑法法典,新增了死刑罪种,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流氓、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拐卖人口、传授犯罪方法等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均可判处死刑,第一次“严打”由此拉开序幕。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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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严打”还打到了“大老虎”,被捕的是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等六位上海“公子哥”。为首的胡晓阳是胡立教之子(胡立教是走长征的“红小鬼”出身,前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小蒙、陈冰郎是陈其五之子(陈其五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曾是“一二·九”学运领袖,据说那句“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名句就是他喊出来的,后来还负责起草了著名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

 

六人中,陈小蒙是《民主与法制》杂志社记者,胡晓阳是深圳大学《世界建筑导报》记者,葛志文是上海新华香料厂工人,陈冰郎是中国民航一○二厂工人,陈丹广是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上海分公司船员,康也非是深圳华仪利能电脑工业公司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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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淫荡公子、三个帮闲混混,在父辈革命勋章的荫蔽下,厮混在一起,干的是拈花惹草、奸淫妇女人妻的事。这几个公子哥打着帮人办事的旗号,以招工、招干、调动工作为诱饵,以跳舞、谈恋爱为幌子,从1981年到1984年,共轮奸、强奸、猥亵妇女51名之多。陈小蒙出于记者的习惯,居然把采访用到了“采花”上,每一次事毕,都会与对方聊一会儿,然后把“采花”过程细节及“采访”内容如实记录下来,几年下来,竟然弄成了一本厚厚的《“采花”大纪实》书稿,而且还张罗着要出版。胡晓阳则爱好摄影,每逢淫乐之时,便会用携带的微型相机偷拍淫乱场面,供事后“欣赏”,甚至还拿出一部分照片作为陈小蒙书的插图,胡晓阳还故意拍摄了一些女性的裸照,用来要挟部分受害者继续与他行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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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蒙家的房子是部分强奸案的案发场所,他与胡晓阳等六人常带各形各色的男女青年出入,周围邻居都知道这是个淫窟,但因为陈小蒙、胡晓阳是高干子弟,谁也拿他们没办法。当时群众对上海市领导有“三个意见”,胡立教的儿子胡晓阳位居其一。一位被害者回忆,六人中绰号“小鸽子”的葛志文事后曾威胁她说:“我们都是高干子弟,你要告去告好了。”平民女子与一个高干子弟的强烈不对称关系,以及社会对强奸案受害者的不宽容,使大多受害女性最终选择了忍气吞声。

 

警方展开行动后,在搜查葛志文家时,取得重大突破,查获了一本记载着众多女性姓名和通讯地址的通讯录,根据这个线索,警方找到了大量的受害人,对六人进行指认,收集了充分的犯罪证据。

 

1985215日,六人全部被抓获。

 

19861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高级干部及其子女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现在确有个别干部子弟泄露经济情报,卷入了情报网,出卖消息,出卖文件。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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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启立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也说道:“现在要从抓大案、要案入手,特别是那些有高级干部及其子女插手的大案要案,一定要冲破阻力,一抓到底。杀一儆百,挽救一批干部。”

 

1986217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维持一审判决,以强奸罪、流氓罪判处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案犯陈冰郎、陈丹广、康也非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5年、3年。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权,核准对此三人的死刑,陈小蒙得知后说:“想不到现在共产党动真格的了!”经胡耀邦等领导人过问后,于19863月对三人执行枪决,此事引起社会轰动。

 

除了胡晓阳、陈小蒙等人外,在京津沪等主要城市的官二代、军二代聚居区,警车穿行,人人自危。天津枪毙了朱德的孙子朱国华以及天津警备区的军队子女等,杭州枪毙了将门之后熊紫平、熊北平兄弟……不少作恶的干部子弟在“严打”中落网,甚至被处以极刑,“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被认为是这次“严打”的一个突出“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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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圈中的为朱国华

 

被课以重刑的“流氓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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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严打”秉承的是“从严从重从快”的原则,在迅速打击了一批犯罪分子的同时,也“误伤”了一些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罪”的人。

 

最典型的、当时适用比较多的是“流氓罪”。1979年《刑法》第160条对“流氓罪”的规定是:“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流氓集团的首要分子,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为“流氓罪”的界定比较宽泛,特别是“其他流氓活动”的条文使这一罪名成为司法实践中的“口袋罪”,即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罪名。打架斗殴、男女关系不检点、同性恋等都被司法机关以“其他流氓活动”论处,成为实践中维护泛道德化社会的重拳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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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严打”时,以“流氓罪”被判死刑的不在少数。比较出名的要数电影明星迟志强,上世纪80年代初他是第二届“全国优秀青年演员”,还受到过中央领导接见,上过《大众电影》杂志封面。社会冰封初解时,文艺圈总是最先拥抱时髦的娱乐方式,早早成名的迟志强经常与一些青年男女一起玩,后来认识了一些部队高干子女,进入到他们的圈子,经常聚在一起看内部小电影、听邓丽君、跳贴面舞,今天他家明天你家,音乐一放,窗帘一拉,就开始了。在此期间迟志强还与其中一个部队高干家的女军官发生了性关系。

 

1982年,迟志强等人被邻居举报“跳光屁股舞”、“集体搞不正当男女关系”。迟志强在河北完县《金不换》剧组外景地被捕,完县看守所内与他同监的另外两个人,一个因为在女厕所偷看被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一个因强行搂抱了女青年被判4年。迟志强后来对媒体回忆,当时感觉这下活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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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公安部门因为他们的流氓行为没有受害人,都是几个人你情我愿,本来准备教育了事,不料有记者采访此事后,以《银幕上的新星,生活中的罪犯》为题虚构渲染了迟志强“强奸、轮奸”等情节。这篇报道在今天看来明显已构成侵犯名誉权,但在当时借助迟志强的知名度引起了轰动,结果很多愤怒的观众给南京公安局打电话,要求公审枪决“大流氓”迟志强。迫于舆论压力,迟志强与其他涉案人员均以“流氓罪”被提起公诉,所幸,迟志强只是被判监禁4年。

 

1986年出狱后,迟志强重新收获了爱情与事业,他根据监狱生活创作的《铁窗泪》,唱片销量超过千万。

 

转自《史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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